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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陈云同志《党员对党要忠实》有感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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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1940年，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实》一文。在这篇不到1800字的短文中，他不惜笔墨从不同角度强调党员的忠实，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则：党员对党要忠实，“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
陈云的这篇党建文献，写于党的组织快速发展的延安时期。1940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虽然在物质上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但在政治上却是影响不断高涨，延安成了人民向往的圣地，大批有志之士纷纷涌向陕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期间，党员人数由1937年年初的4万，发展到1940年的80多万，不到4年时间激增了20倍。在这种情况下切实保持党的纯洁性，强调党员对党的忠诚，就成为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由于两个党员向陈云报告了对党隐瞒的事情，陈云有感而发，敏锐地发现了当时党的建设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在党的事业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党员对党隐瞒这种事情，不仅有，“而且还不少”。这使党的纯洁性面临着新的考验，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陈云在同剥削阶级政党进行比较后，对共产党的行为作风特点进行了这样的定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他据此明确了对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共产党内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并特别强调，“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
虽经78年的岁月洗礼，陈云在这篇文献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举措，仍然发人深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他还特别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然而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忘记了入党的初心，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嘴上高喊忠诚，行动只谋私利。这种“伪忠诚”的作风，中央纪委和党报、军报都曾明确批评过。
习近平指出，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是一名机关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作为一名乡镇主要领导，无论搞建设、促改革、谋发展，政治立场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要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XX市、XX县区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决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歪了，更不能走错了。只有在道路上深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牢记为民宗旨，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都紧紧围绕为民这个原点，落实好XX市、XX县区的战略部署，才能更好的推动松下港区建设，促进港城联动。“工作无小事常常是大事要事交织、急事难事叠加，任何思想上的麻痹松懈、行为上的偏差纰漏都可能影响工作运转，甚至影响大局。”
因此，在处事过程中要提高对工作的整体性认识，始终牢记“细节决定成败”，深入一线调研，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尽心竭力做好每一项工作。面对乡镇各种繁杂的工作事务，要做到小事不嫌弃，大事敢担当，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磨砺自己，锻炼自己。立足实际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情况想全想透，把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确保安全、顺畅、可靠、稳固。同时，结合以往工作中的不足，充分发挥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将好的工作方式方法形成习惯，进一步提升自身处事能力。
在脱贫攻坚路上，不难发现，“伪忠诚”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伪忠诚”者都是政治投机者、行动两面派、道德伪君子。在党的组织中，“伪忠诚”如同病菌，不及时“治疗”，就会慢慢吞噬肌体中好的细胞，最终解构组织成员共同的信仰与价值观，削弱党的执政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安徽XX县区和XX县区等地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中的官员，从某个角度讲都是“伪忠诚”的表演者，对我们党的公信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恶劣。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伪忠诚”是政治生态最致命的污染源之一，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一度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大小小的关系网、“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都可以从中找出“伪忠诚”的影子，不仅玷污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更严重损害了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一个系统的政治生态。当年苏共亡党不是败于敌对势力的武装进攻，而是败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伪忠诚与假信仰。“伪忠诚”导致亡党亡国，殷鉴不远，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厚德才能远行。厚德源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源于对党性觉悟的锤炼，源于对人格品行的磨砺。讲道德、有品行，是做人之本，更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党员干部讲道德、有品行，必须树立更高的标准，自觉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立身之本、立身之魂，作为百德之首、百德之帅，把讲忠诚大德、树忠诚大德、行忠诚大德作为第一位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到实际行动上，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成为砥砺品德的表率。在对党忠诚的问题上，一定不能含糊，要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反对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忠诚，彻底清除掺杂在忠诚中的杂质，做一个对党坦白、绝对忠诚的共产党员。
篇二
1940年陈云发表的《党员对党要忠实》，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党建文献。虽经78年的岁月冲洗，仍历久弥新、熠熠生辉。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重温陈云当年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举措，更是发人深省。
一篇价值不凡的党建文献
陈云的这篇党建文献，写于党的组织快速发展的延安时期。1940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虽然在物质上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但在政治上却是影响不断高涨，延安成了人民向往的圣地，大批有志之士纷纷涌向陕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政治进步的标志。党员人数由1937年初的4万，发展到1940年的80多万，不到4年时间激增了20倍。在这种情况下切实保持党的纯洁性，强调党员对党的忠实，就成为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由于两个党员向陈云报告了对党隐瞒的事情，他有感而发，敏锐地发现了当时党的建设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在党的事业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党员对党隐瞒这种事情，不仅有，“而且还不少”。这使党的纯洁性面临着新的考验，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从党性角度分析，这些对党隐瞒个人事情的党员，动机各不相同。一种动机“是想在党内吃得开”。这样的党员对自己的隐瞒行为，会感觉“亏心”，属于“党员的幼稚”，是可以教育的。另一种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对党隐瞒是心怀“破坏我们党”的不良动机，在政治上别有企图。还有一种人对党隐瞒是出于投机，想取得组织信任，爬上领导岗位。这后两种人对党作假是其本性，他们不仅不会感到“心亏”，反而还自以为得计。对这些人“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而在党组织方面，陈云还发现标准不清的问题。比如，部分党的工作人员对党的纯洁虽然很重视，但理解简单化，把党的纯洁仅仅看成是年龄轻、家庭社会关系或本人社会经历简单，偏离共产党纯洁性的基本精神。由此也影响了对入党者的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家庭社会关系或本人社会经历较为复杂的人，为入党而对组织采取隐瞒行为。所以，他明确指出，共产党的纯洁，是“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这不仅赋予党的纯洁以明确的内涵，也对党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陈云这样通过党员对党忠实状况的系统分析，把忠实上升到党的纯洁的高度，为党员对党忠实划出高线、底线和红线，还是第一次。
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则
共产党作为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员在行为作风上必须言行一致。陈云在同剥削阶级政党进行比较后，对共产党的行为作风特点进行了这样的定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据此明确了对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并特别强调，“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之所以在这篇不到1800字的短文中，他不惜笔墨从不同角度强调党员的忠实，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则：党员对党要忠实，“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
党员对党的忠实，直接影响着党的内外关系。党是党员在信仰一致基础上自愿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党员之间的互信非常重要，这是形成统一意志的基本条件和保证。陈云指出，如果不是这样，允许党员对党讲假话，党员之间当然也会相互欺骗，“那末，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党内和谐的氛围就难以形成。对外，党员对党的忠实，关系着党的形象，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正如陈云所强调，如果允许党员对党讲假话，讲假话就会形成风气，那就难免不欺骗人民，这样的政党“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很难被人民群众所拥护。
党员对党的忠实，决定党的兴旺发达。就党的自身发展看，党员对党是否忠实，决定着党的发展前景，党员对党忠实的程度，体现着党的建设质量。党是政治组织，党的生机和活力是建立在党员主体意识基础上的，如果党员对党不忠实，对党组织有保留、有距离，党就不可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整体，就不可能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当然，仅有党员对党的忠实并不能保证党就一定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一定兴旺发达，因为事关党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还有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因素。但党员的忠实却是基础性因素，犹如木桶理论中的那块短板，如果大多数党员对党不忠实，党的团结一致肯定要受到伤害，党的事业肯定不可能健康发展。
一个执政党建设的长期课题
陈云所强调的党员对党的忠实，包含诚实和忠诚两个境界不同的层面。诚实，就是党员对党要讲真话，只要是党组织需要了解的，党员必须如实向党组织报告，不能有任何隐瞒，更不能故意作假，这是党员对党忠实的底线。忠诚，则是党员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党的兴衰当作自己的生命，在维护党的声誉和利益上自觉、忘我。两者有联系，但党性境界不同，前者可能是出于纪律的约束和强制，而后者则是以自觉为基础。对党诚实是对党忠诚的基础，虽然党员对党诚实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对党忠诚，但党员对党如果连诚实都做不到，肯定不会有忠诚可言。
当年陈云所聚焦的是解决党员对党不忠实的问题，强调的是党员要光明磊落，对党讲实话，讲真话，不讲假话，不欺骗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但他也注意到了党内还有一种“伪忠诚”问题，就是在原则问题上言行不一，或者是有口头，没行动，所以他才强调“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他认为这些“伪忠诚”的党员可能是政治上别有企图的分子，比如自首变节的分子、叛了党的内奸和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目的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党。也有一些是投机分子，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常常会采取隐瞒的态度。因为艰苦的革命环境，当时这种投机的情况有，不过还达不到成为聚焦点的程度。尽管如此，陈云认为，“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就是红线雷区。
防范各种对党不忠实是长期执政环境下党建的新课题。分析党员对党忠实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了前面的“伪忠诚”，还有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变种：“空忠诚”，即缺乏基础支撑悬空的忠诚。有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拥护党的，有的甚至不能容忍那些对共产党的诋毁。这看起来对党是忠诚的，但在牵涉到自己利益的时候，遇到能捞好处的机会时，他们对党的忠诚就开始变味了。他们拥护党似乎是“发自内心”的，利用党的地位谋取个人好处更是内心真实的想法。由于这些人骨子里是“靠党吃党”，在捞取个人好处的时候是不会顾及党的形象和声誉的。也就是说这些人表面上对共产党是拥护的，但却不以实际行动去维护。他们的拥护，因夹杂了杂质而不纯粹、不彻底。还有一些政治觉悟淡漠的“普通人”党员，尽管他们不违纪，却很少为党传递正能量，对诋毁党的言论听之任之。从发展和危害看，如果不进行有效治理，这种“空忠诚”者遇到机会就会成为党内的蠹虫，并扩散蔓延，对党更具破坏性。
篇三
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关系着组织和党员的纯洁性，并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陈云强调党员对党忠实，是为了党能够在动荡严苛的历史环境下保持自身纯洁性。对那些对党不忠实的党员，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定要严格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忠实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
1940年，陈云基于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写了《党员对党要忠实》一文。在他看来，党员对党忠实，就是向党组织讲老实话，特别是政治性的问题，对组织不应该有任何保留。对党不忠实的人，“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还是不够格的”。至于那些为了骗取党的信任，以爬上领导岗位，则属于投机分子。对于这种不忠实的人，“必须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利用任何机会破坏党的事业”。因此，忠实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
陈云认为，党员忠实对党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如果我们的党员也染上了这种恶习，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
陈云还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这里的言行一致首先是在党内的言行一致，就是对党要胸怀坦荡，对党组织不隐瞒任何个人的问题。所以，“忠实于党”应该是党性修养的核心内容，也是选用干部的第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组织的纯洁，“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这也是陈云眼中党员对党忠实的更高境界。
党员的忠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
延安时期，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大量的发展党员”的要求。为此，陈云亲自撰文，专题论述党员对党的忠诚问题，这表明他已把忠诚看成了党的建设的基础性问题。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陈云更把对党忠诚与否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将党性教育视作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当然，党员对党忠诚与否，既体现着政党的品格，也展示着党员个人的品质。对此，陈云明确指出，如果“党员可以说假话”，可以欺骗自己的组织，又怎能不让群众怀疑这个政党会欺骗自己从而不信任这样的党组织。正如陈云所言，这样的政党“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因此，党员对党要忠诚，只有这样，才能获取群众的信任。
对违法乱纪者，必须严办
在党长期执政背景下，党员的“假忠诚”问题开始突出，识别真假忠诚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那些对党不忠实的党员，陈云态度非常明确，一定要严格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那就必须接受党纪制裁。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拥护，但行动中不维护，搞两面派，这种党员干部的危害更深。
因此，陈云在1971年就指出，党员对党不忠，“有公开的，有搞两面派阴谋的，但是更危险的是后一种”。目前我们党员队伍参差不齐，有大量的先进分子，他们忠诚于党。同时也有不少党员的政治觉悟比较淡薄，对党的忠诚度不高。陈云强调，只有“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者，才是真忠诚。
区别对待，实行不同党员不同要求，是陈云处理这类问题的原则。要通过经常性的党性教育，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强化道德意识，让那些对党讲了假话、言不由衷的党员感到“心亏”，从而使他们能够自觉改正自己的错误，然后，觉得“对党没有一点亏心的事了，痛快了”。对那些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作假成性的党员，则应按照党章规定办理，甚至予以清除出党，绝对不能迁就变通。
篇四
作为一名党员，首先必须要对党忠诚。我们党是一个先进的组织，是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奋斗目标的政党，任何时候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党要求党员要有党性，要把群众放在心上，其实也是要求党员对党忠诚作为先决条件的。对党忠诚是一名党员的生命线，如果作为一名党员对党都不能忠诚，那么还指望他能百姓好吗。自己曾经宣誓要加入并忠诚的党，为党的事业可以献出生命。而如果不忠诚那还谈什么事业、谈什么党性。所以，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对党忠诚。在此基础上，我们才会奉党的意志、按照党的的指引，去干有益于党的事情。
对党忠诚才会做一名干净担当廉洁的干部。一个干部廉洁不廉洁，主要在于他对党的事业心强不强，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对党的责任心强，对党忠诚，这样的人他还会拿党的利益交换个人利益吗。我们说一个人的党性过硬，也就说明这个人党的忠诚度高。这样的人一定会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把维护党的纪律作为自己天生的职责，不仅自己不会违背党纪，还会对那些破坏党纪的人同仇敌忾。因为他是党的一分子，为着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生的。
作为一名党员必须对党忠诚，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党员，对党忠诚，就会热爱群众、就会热爱祖国，因为党、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十八大提出要实现的中国梦，其实就是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只有把自己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目标一致，方向一致，努力一致，摒弃一切杂念，抛弃个人利益，我想，中国梦一定会实现，当我们党强大了、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
篇五
1940年，陈云基于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写了《党员对党要忠实》一文。在他看来，党员对党忠实，就是向党组织讲老实话，特别是政治性的问题，对组织不应该有任何保留。对党不忠实的人，“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还是不够格的”。至于那些为了骗取党的信任，以爬上领导岗位，则属于投机分子。对于这种不忠实的人，“必须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利用任何机会破坏党的事业”。因此，忠实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
陈云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这里的言行一致首先是在党内的言行一致，对党要胸怀坦荡，对党组织不隐瞒任何个人问题。“忠实于党”是党性修养的核心内容，也是选用干部的第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组织的纯洁，这也是陈云眼中党员对党忠实的更高境界。
对党忠诚才能获取群众信任
延安时期，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大量的发展党员”的要求。为此，陈云专门撰文论述党员对党的忠诚问题，这表明他已把忠诚看成了党的建设的基础性问题。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陈云更把对党忠诚与否上升到党性高度，将党性教育视作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
当然，党员对党忠诚与否，既体现着政党的品格，也展示着党员个人的品质。对此，陈云明确指出，如果“党员可以说假话”，可以欺骗自己的组织，又怎能不让群众怀疑这个政党会欺骗自己从而不信任这样的党组织。党员只有对党忠诚，才能获取群众信任。
对“假忠诚”的党员必须严办
对那些对党不忠实的党员，陈云态度非常明确，严格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必须接受党纪制裁。
区别对待，实行不同党员不同要求，是陈云处理这类问题的原则。要通过经常性的党性教育，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强化道德意识，让那些对党讲了假话、言不由衷的党员感到“心亏”，使他们能够自觉改正错误，然后，觉得“对党没有一点亏心的事了，痛快了”。对那些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作假成性的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办理，甚至清除出党，绝不迁就变通。
篇六
1940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基于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写了《党员对党要忠实》的文章。这是一篇论述如何保持党的纯洁、划定党员忠诚底线的重要文献。陈云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
当年陈云之所以格外关注党员对党的忠实问题，除了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问题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深刻影响，还因为他看到了忠实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忠实问题关系到党员的党性修养，必须更明确地强调，党员对党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能敷衍组织，更不能欺骗组织。
陈云同高岗在东北共事多年。高岗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主持编制五年计划，陈云不仅在工作上注意配合，而且对高岗一直是尊重的。但是，当他发现高岗在私底下进行串联后，便义无反顾地加以揭露。对这件事，陈云作了这样的叙述：“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195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
陈云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党的原则是立党之经、护党之法。党的原则是严肃的和不可违背的。党员中间也有朋友之间的情与义，但其情其义都应服从于党的原则。如果只讲个人之间的情义，而不顾甚至违背党的原则与党的利益，对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也不去揭露和批评，明明是真理性的东西也不敢去追求和坚持，那么党内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失去统一团结的正确基础，党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先进的组织，而会变成“哥老会”一类的江湖帮派。
篇七
忠实、诚实、老实，永远是最可贵的品质。
明代思想家薛瑄有句名言。“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
的确，诚实，是永远明亮的一面镜子。一切矫揉造作、虚假伪装都会在其面前露出马脚、现出原形。可以说，诚实，才会真实；真实，才可踏实；踏实，才能结果实。
历代做官者，很多人凭着忠诚老实，赢得上下信任，留下一番事功，成就一段佳话。
《玉堂丛语》记载了宋景濂诚敬的故事。宋景濂在明太祖面前说话，“不为文饰隐蔽，虽家事，苟有问，亦一一道之。”一次，朱元璋问他：“昨日饮酒否。座客为谁。馔为何物。”宋景濂都以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卿饮时，朕令人视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朱元璋因此越来越相信他的诚实。
宋景濂就一场酒宴，毫不隐瞒，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诚实得可爱，他因此深受朱元璋信任，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为逃避纪律约束，搞地下饭局，在内部食堂接待，甚至到老板家里吃请，至于吃什么、喝什么，更是包裹得严严实实。此种行为，就是欺骗，就是不老实。比起宋景濂的坦诚，着实应该感到汗颜。
汉光武帝时期，XX县区令刘昆在任时，一处地方突发火灾，他闻讯赶赴现场，忽然天降大雨，不一会儿就风平火熄。后来刘昆调任弘农太守，当地猛虎横行。在弘农当政3年，又出现了一桩奇事——“虎皆负子渡河”。光武帝刘秀听说后便召他入宫询问，刘昆说：“这只是巧合，发生大火的那天本就乌云密布，大雨将至。老虎外逃是因为当地人口增长，生存困难，臣只是正好在当地任职。”光武帝称赞刘昆是个诚实的人。
刘昆本可以顺杆往上爬，但他没有这样做，恪守了诚实为官的信条，不贪无名之功、不采不实华名，给后人作出了示范。
很多为官者，因为诚实，其为官之路得以平坦。相传陈执中做宰相的时候，有人举报陈执中“非宰相器”，但宋仁宗仍坚持己见，更加重用陈执中。有人问原因，仁宗一句“执中不欺朕耳”堵住了那些非议者的嘴。这个故事也告诉人们，天下大德，莫过于诚。人有一诚，胜过任何乖巧；官有一诚，胜于任何伪装。
比起封建时代官员的诚实，共产党人应有更高的境界。1940年，陈云写了《党员对党要忠实》一文。陈云认为，党员的忠实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事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忠诚敦厚，人之根基也。”共产党人的诚实，就是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事实上，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只有绝对，没有相对；只有100%，没有99%。“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竹签钉入十指而永不叛党的坚定……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
现实生活中，对党是否忠诚，可以很好地判断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那些刻意进行档案造假的人，那些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人，那些总想躲避纪律、打“擦边球”的人，那些顶风作案、不收敛不收手的人，说到底是不忠诚、不老实，也算不上是合格党员，发展到最后可能就成了“两面人”“伪忠诚”。
“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做合格党员、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必须选择忠诚老实，做到“三严三实”。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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