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彦升生平与著述考论.pdf

戴彦升是清嘉道年间一位秀颖特出的学者、诗人和戏曲家。他幼承庭训，资敏学博，后受知于姚文，在时彦集会中成名，被邓廷桢聘延入署，然科场落拓，常郁郁不得志，英年病逝。戴彦升著述颇丰，旁涉四部，但仅有为数不多的诗文见存于世。陆子新语序为其唯一存世的诸子学文章，涉及陆贾新语成书始末、篇卷流传、全书十二篇篇旨、其书归类、作者学派划分以及所传谷梁义等问题，考据详密，论断条析，其成果多为后来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关键词：戴守梧；陆子新语序；瑞芝山房文钞；瑞芝山房诗钞中图分类号：12 0 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 7 2-3 6 0 0(2 0 2 3)0 5-0 0 5 7-0 5戴彦升（18 0 4 18 2 8），原名守梧，号桐孙，后更名彦升，改字桐生，又字防伯，别号敬子，附学生，清丹徒（今镇江市）人。自幼颖异，泛览经史，专考据之学，能作诗填词，精通音韵，深受姚文田、周系英、谈承基、邓廷桢、宋翔凤诸公赏识，为清嘉庆、道光年间秀颖特出的一位学者、诗人和戏曲家。戴彦升著述颇丰，旁涉四部，现今则仅有部分诗文见存，其中陆子新语序因屡屡见引于王利器新语校注而最为著名。然遗撼的是，戴彦升去世二百年来，其学行嗨而不显，以至时下已几乎不为人知。英才早天，著作灭，人所同悲，故不瑞陋，特为钩稽其生平与著述并略加考论，冀微者不灭而晦者复显，亦使后人受其沾溉爲一、戴彦升生平经历考略（一）幼承庭训，资敏学博据乃侄戴燮元所撰从父桐孙公家传，知戴彦升卒于道光戊子（八年，18 2 8）春，享年二十五岁，则他生当嘉庆甲子（九年,18 0 4）。戴彦升幼小聪颖，随其父廉石公读书。廉石公讳濂，号墨庵，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善书，能为诗，居家授徒前后数十年，素有经师之称。戴彦升幼承庭训，“年甫馨，即专考证之学。日者廉石公与诸徒讲说经义,君侍侧,引某书某说为证。廉石公奇之，知其非凡才”1卷六从父桐孙公家传。在父亲的教导下，戴彦升治学以考据为门径，而所专精用心者特在经史之学。多年以后，他追忆其事说：“就傅而后,过庭之训,惟命治经以求道径,考史以观成败，不令涂泽虚辞，滑其情识。”1卷二三适斋诗自序至于诗词、歌赋、传奇等娱情之作，则只能“逮乎志意稍定，始有述造”1卷二三适斋诗自序，故对所撰楚雨词诸篇不无遗憾地辩解称“彦升仍世淳则，束身名教，少志六艺，学尚书以求古圣制作度数之原，左氏传以通人事酬蕃变之故，雅不欲作章句小儒，况不幸为词人乎”1卷二楚雨词自序家庭的教育和熏陶，确立了戴彦升的学术根基和研究趣尚，对其一生影响甚巨。二十四岁在宁国郡斋时（18 2 7），他写下一组诗歌寄慨平生，对这段经历仍记忆犹新，如宁国郡斋，以少孤为客早为韵，得古诗五首，非一时作，体制微别一诗：束修治经术，暇日苦下惟。家法今古文，儒说前后师。派别判沮漳，依据扶芗兹。古训通其意，大略乃可窥。行河禹贡道，断狱春秋词。旁逮诸子流，一一穷叶枝。下搜百代史，灿灿列目眉。短书及所记，默识皆靡遗。万言力自诵，一物耻不知。学成未见用，出门迫寒饥。得交当世豪，语我何扶持。与语其笑,谓我姑置之。坊州求杜若，怪鸟问。何代乃无贤，自苦空尔为2卷五收稿日期：2 0 2 3-0 2-2 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诸子学通史”（19 ZDA244）；南阳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课题“陆贾经学探微”（2 0 2 0 ZX025）作者简介：瑞松森（19 8 6 一），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博士后。戴燮元从父桐孙公家传作此，然燮元辑瑞芝山房诗钞载“戴守梧”小传则云“号防伯”。2023年58商丘师范学院学报据此，可见戴彦升治学之所宗尚，以及其勤苦博学之至。总之，聪颖的资质，加上乃父的训导和个人的勤奋，使戴彦升成为一时俊才。他在十五六岁时，就做出禹贡注一书三十余万言。是书“首列古义，次列正义，次列异义，疏证明审”3 卷三十四戴守橘传而戴彦升也因此受到名公姚文田的赏识。（二）受知名公，宴集成名年十九（18 2 2），戴彦升受知于姚文，得补邑弟子员。姚文（17 5 8 一18 2 7），讳文田，字秋农，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庆四年（17 9 9）已未科状元，是时提督江苏学政。戴彦升持所撰禹贡注就正于公，姚文极赏其精确，欣然为之作序。道光三年（18 2 3），姚文充经延讲官，本欲携禹贡注之京城，嘱戴彦升从祖羡门尚书公戴三锡（17 5 8 18 3 0，字晋藩，号羡门)代为刊刻，但因无副本而不果。虽然如此，姚文到京城后犹对尚书公称道“君家出一大才人，三年后当来此比”卷六从父桐孙公家传，意谓戴彦升考试必定连捷登榜。而新任江苏提学湘潭周系英（17 6 5 18 2 4，字孟才，号石芳）下车伊始，命题观风，以试全省之士,亦拔其为冠军,另加青眼道光乙酉（18 2 5），戴彦升参加江苏省试，假馆于谈承基(字念堂)家。谈念堂本知名士，与戴彦升相见恨晚。一日，谈念堂做东招名士宴于小桃源，与会者百余人，或讲论经义，或谈评诗词，或解说字学、算学，彼此迭相问难，而戴彦升都应对如流，未曾屈穷。当时宋翔凤（17 7 9 18 6 0，字于庭）亦在座中，不禁赞叹道：“吾阅人多矣，如戴子者，求之古人亦不多靓，淘奇才也。”门卷六从父桐孙公家传此乃戴彦升与宋翔凤之初识，当时宋翔凤四十九岁，而戴彦升年方二十有二。宋翔凤于宴席上作赠戴桐孙（守梧）一首赠之,对其才学推赞有加。其词云：斯世论经术，遥遥接汉京。六书先就理，七录渐能明。事半功当倍，横平市息争。但求材杞梓，不叹路榛荆。江上成羁旅，林间得友声。颛门逢小戴，夺席失诸卿。学以尊闻贵，词无剿说轻。知言删俗论，思古出幽情。发轨行千里，端居面百城。照来光奕奕，养此气英英。久矣迟酬战，怀哉觅主盟。鲛宫迷海若，东避掩星精。自结差池恨，难寂寞名。余年美初日，宵景和秋声。好积胸中甲，休抛墙角。著书期有用，雄剑莫空鸣4142一年以后，宋翔凤复作寄戴桐孙诗来回忆当日情形“去年同住青溪曲，见面已知非碌碌。目光盈尺气如虹，广座数言清夏玉”4 12，不仅于戴彦升的学识和风采印象如新，还对其飘零身世与时赛运惩抱以深切的同情。在当年的宴集中，戴彦升给诸位宾客留下深刻印象，为他自己挣得了极大声誉。然而，他在考试中却不如意，作有省试被放诗表达了落选后极度愁苦的心情。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宴集成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种机会（三）被延皖署，英年客逝道光六年（18 2 6），邓廷桢（17 7 6 18 4 6，字维周、筠)抚皖，闻戴彦升才名，于次年便延其入署。邓廷桢为作赠丹徒戴桐生彦升明经诗，至有“谈经夺席寻常事，如此年华我欲惊。过目真成十行下，论才不万人英。漫劳马价求唐肆，已有鸿文丽汉京 5 17 之句，对其颇为推重。两人朝夕论文，甚为相得,后邓廷桢荐其校宁国府试卷，主持盱眙书院讲席。虽然深受长官器重，但戴彦升仍时有郁郁孤莹、流离伤悲之感。他在宁国府期间作诗宁国郡斋，以少孤为客早为韵，得古诗五首，非一时作，体制微别云：“蝎来宣城郡,厄仰公厨。物交引耳目，中战分肥。寡营绝世扰，甘寂良自娱。在丑不表异,抱独慎所趣。”2 卷五又又日：“酬亦云众，形神弥觉孤。安得脱，言归伏蒲。闭户谢外人，著论希潜夫。”2 卷五盖科场落拓，就食公卿，不免寄人篱下之思。这年岁，戴彦升总结年来漂泊生活道：彦升自伤孤露，遂罕家食；今岁飘蓬，尤无定所。由江宁而太平，而旌德，而安庆，而宁国，由宁国又至安庆，由安庆又至旌德，正岁出门，冬尽未返。以高密拜衮之年，积仲宣登楼之感，四顾茫茫，作此寂寂。其间道途之困顿，人事之乖，不得已于中者，率寄诸讴咏。有作轭写，所得不多，信美之才，不逮鹰扬凤仪，而其为天涯羁旅则一也。【卷二三适斋诗自序戴彦升多愁善感,加之赋性傲岸、不拘流俗，难免遭人所忌，故而心情抑郁。道光八年（18 2 8）春，戴彦升离开安徽署衙北上，道出沐阳，以肝疾殁于厚邱旅次，年仅二十五岁。妻李氏，以守节被旌。女一，适副贡生柳堃元。二、戴彦升著述钩沉戴彦升学术根于考据，而尤邃经史之学，兼以省试被放诗日：“早是西风落叶时，一宵绿忽成丝。巨编空献金刚杵，浊酒频玉练槌。春梦婆休提往事，秋坟鬼只唱新诗。平生温饱原非志，此日跨踏转费思。”详参瑞芝山房诗钞卷五。戴彦升撰有谢邓中丞荐校宁国府试卷启以致谢忧，文载瑞芝山房文钞卷二。59瑞松森：戴彦升生平与著述考论第5 期诗词歌曲靡不精究，著述颇为丰富。今就其可考见者，略依清光绪丹徒县志所著录作品之部次，分别叙列如下：经类著作有禹贡注三十卷，戴燮元从父桐孙公家传、光绪丹徒县志均有著录。然其书早已亡，故瑞芝山房文钞卷首“例言”云：“又桐孙伯注禹贡等书稿亦遗佚，仅存行筐中文数则。”大概亡于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即戴燮元所云“吾郡遭兵劫”时也。按瑞芝山房文钞所存禹贡“陇山”证尧典“九族”征文释“蕴”说“古”“故”“话”字亦解经之作，而前者或其遗文！子类著作有莲花字母，著录于光绪丹徒县志，然亦亡佚。戴燮元从父桐孙家传称：“君又精说文、音韵之学，有二十四莲花，讲音韵较三十六字母既便且确。”1卷六知其为讲论音韵之书。此外，戴彦升还曾校注陆子新语。据所作峨眉亭怀虞忠肃公诗自注云“时余将至太平，依友人舟中校注陆贾新语”2 卷五峨眉亭怀虞忠素公，可知也。按时间前后推求，此诗当作于省试落榜之后至应聘邓廷桢皖署之前，即道光五年（18 2 5）至道光七年（18 2 7)之间。又按道光六年十月所作陆子新语序云“彦升是正粗毕，乃括体要，别白群疑，为此叙录”6 2 19，,则彼时校注工作殆已全部完成。戴彦升是年成陆子新语序，次年夏四月到旌德访宋翔凤并呈示之。宋翔凤所校刻新语中有咸丰三年(1853)题记日：岁丁亥（道光七年）孟夏，桐孙自丹徒来，访余于旌德学舍，出所作陆子新语序，考据详密，论断条析，尝手录之；而余固自校此书，以后求其续稿，则已失去，在湘中刻新语时，不能录入,颇以为憾。6 2 0当时戴彦升被邓廷桢延请入皖，访宋翔凤即其所谓“由江宁而太平，而旌德，而安庆，而宁国，由宁国又至安庆，由安庆又至旌德”1 卷二三适蒂诗自序其期间之事。而据宋翔凤校刻本新语道光七年闰月题记，戴彦升旌德访宋翔凤时除了呈示陆子新语序外，还带有图书与宋翔凤相商讨。按宋氏题记云：戴桐孙携孙渊翁家藏子汇本（万历四年刻)及旧影抄明胡维新本（序作于万历间），抄本内有朱笔添改处，渊翁跋云：“不知何人据别本所增（余校中所引别本指此），两家互有详略，群书治要所不载者，两本差备，然皆不能无肥改也。”6 2 2 0据此，戴彦升校注新语曾用子汇两京遗编两本校勘。又按陆子新语序云“资贤（贤，今本误作执，依玉海及汉志考证）”6 2 18，知其所用底本为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时宋翔凤亦正在校勘新语，并于当年闰五月刊行。宋翔凤曾抄录陆子新语序，惜其刊刻新语时抄稿丢失，所以并未录人。直到二十六年后（咸丰二年，18 5 2），宋翔凤检点旧稿才又发现戴彦升这篇陆子新语序，故次年重刊新语乃冠之于卷首。宋翔凤犹称“闻其于全文皆有注释；然桐孙之没，年甫弱冠，如假以年寿，则深造于道，又何可量哉 6 12 0,其怀念与推重之情甚股。戴彦升所校注新语早已灭，唯其序赖宋刻本而得以流传，后人得借此窥其新语研究之崖略。至于集类著作，光绪丹徒县志著录有陈集青萍剑传奇桐孙行草陈室遗稿（一卷）等四种；而本传（丹徒县志戴守梧传）亦云“著陈集，友人刘静斋为刻遗稿数种（遗稿柳序）”3 卷三十四守格传。按戴燮元从父桐孙家传所载作品既多且详，称戴彦升“尝填青萍剑传奇四十八阙，虽精于倚声者不能增损一字，盖其通于九宫谱者深矣。君殁后，吾郡遭兵劫，所著书多散失，今存有陈筐室遗稿刊行于世；又存有三适斋诗草二卷、楚雨词一卷、桐生试贴一卷，藏于家”1卷六从交制孙公家传，计有五种。又考戴燮元所辑瑞芝山房文钞，于“戴守梧”名下注日：“按桐生公陈室文稿乃客皖时所刊，以应求者。故文虽不多，而各体俱备，淹丽宏博，略见一斑云。”所载尧典“九族”征文禹贡“陇山”证释“蕴”说“古”“故”“话”字三适斋诗自序楚雨词自序皖上修图序谢邓中丞荐校宁国府试卷启白莲花赋初月赋，涵盖各体，或即是集。此戴彦升集部著作之大略也。戴彦升所撰诗词、歌曲、时文等略如上述，其存于今者唯瑞芝山房诗钞卷五所收诗10 8 首，瑞芝山房文钞卷二所录文10 篇，镇江市图书馆藏清同治元年（18 6 2）刻本戴桐生遗稿1卷，以及宋翔凤校刻本新语所录陆子新语序1篇。其中，陆子新语序为戴彦升诸子研究的仅存硕果，颛赖此篇以窥其新语研究之成绩三、陆子新语序述评戴彦升陆子新语序一文，涉及新语成书始末、篇卷流传、十二篇篇旨、其书归类、作者学派归属宋翔凤有戴桐孙（守梧)归舫载书图一诗记载其事，参见洞箫楼诗纪卷十。602023年商丘师范学院学报及所涉谷梁传传承等重要问题，最后还就校勘条目进行举例，并交代校注本末，条分缕析，历历分明，实为新语学术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可以说，陆贾新语及其研究史中的重要论题，本篇均已涵盖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兹依原文次序评述如下：戴彦升首叙陆贾作新语之始末，根据史记陆贾传的记载，认为陆贾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面折汉高祖，最终受高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之命，然后“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大为高祖听受赞叹，命之日新语。后汉书论衡亦载其事，莫不视新语为汉代之典章、朝廷之鸿业。盖陆贾著书乃有为而发，所指陈者皆汉初政治当务之急，绝非空言无实者所可比也。这种对新语的看法，被清末学者唐晏新语校注所继承，如今已渐为学界共识。对新语篇卷、流传问题，戴彦升所论包括两点：一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陆贾二十三篇”即新语，其中“二十三”当为“二十二”，盖刘向校中书时将每篇析为上下，而非如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盖兼他所论述计之”。二是，新语至唐代未有阙，而宋世缺五篇，至明而全本复出。其第一种观点属推测之词，实际上并无确切证据。戴彦升不同意四库馆臣的看法，但也未解释诸书所引不见于新语者的出处问题，故不免失于武断。其第二种看法,从古韵一律、指鹿为马事非后人所能伪、唐宋众类书所引与明本多相合三个方面论证，认为明本新语较宋王应麟所见本多出者非“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则证据确凿，精当无疑。然而，新语在宋世不曾缺失五篇，观南宋黄震黄氏日钞所引者可知也。陆贾新语在宋世尚有完本，唯王应麟所见者偶为不全之本，戴彦升轻信王应麟之说遂而致误。仅就这点而言，戴彦升之论不如前辈严可均新语叙精审。至于新语部次归类问题，戴彦升态度鲜明地将其归入儒家类，认为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归之杂家实大谬不然。为此，他逐条概括了新语篇旨，如谓“道基篇原本天地，历叙先圣，终论仁义，知伯杖威任力而亡，秦二世尚刑而亡，语在其中，盖即面折高帝语，退而奏之，故为第一篇也”6 2 17，“慎微篇言修于闺门之内，行于纤微之事，故道易见晓，而求神仙者，乃避世，非怀道，此亦取鉴秦皇，而早有见于新垣平等之事也”6 12 18，等等，皆并其要旨与价值一齐点出。戴彦升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解释，总在说明陆贾新语其书“从容风议，博我以文”的儒家特点。在戴彦升看来，新语其书既归人儒家类，则陆贾自当为儒者，而断不能如司马迁仅目之为辩士。戴彦升服膺班固对陆贾的评价和定位，如答宾戏称“陆子优游，新语以兴”，将陆贾与董仲舒、刘向、杨雄诸儒相提并论，汉书高帝纪将“陆贾造新语”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等量齐观。他还明确地说：“彦升以为陆生犹及见未焚之书，及七十二子后学者,在贾、董诸人之先,西京儒者,未能或之过也。”6 2 19据此，知戴彦升研究陆贾新语颇有会意处，实深得陆贾之心，而非过誉之也。然亦应当看到，诸子学派划分是仅就学者主要特质而言，汉初儒者继承战国以来百家争鸣遂至彼此融合的余波，在思想上往往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性，对这些思想内容尚需作具体的细致分析，而不宜笼统定性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谷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汉初陆贾不及见之，所以新语所引谷梁传当出于依托。戴彦升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从三个方面进行辨驳：首先，据汉书儒林传及楚元王交传，可推知“谷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申公，申公受之浮邱伯，浮邱伯为孙卿门人，今荀子礼论大略二篇具谷梁义，则苟卿谷梁之初祖”6 12 18，而苟子晚年废居于楚，陆贾为楚人，或听闻其谷梁义。第二，依桓宽盐铁论毁学与陆贾新语资质所载浮丘伯事，推测“陆生盖尝与浮邱伯游，故称其德行，或即受其谷梁学”。第三，陆贾新语所用谷梁义,或见谷梁传，或否，是因为谷梁传著于竹帛出自后师，而陆贾所说之义实受自谷梁先师，二者容有不同。戴彦升所论可谓原原本本，有理有据，极为精当。至民国间，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陆贾新语，论证加详而遂成定，使陆贾新语传谷梁义之说广泛为人信从。然追根溯源，余嘉锡的观点乃至思路皆出自戴彦升这篇序文。最后，戴彦升还举例就其校勘情况作了说明。如术事篇“禹沈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句，以太平御览相校；辨惑篇“夷、狄之民何求为”句，用谷梁定公十年传相校，等等。戴彦升所用底本为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而以子汇两京遗编为校本，还参采谷梁传太平御览等经典和类书，则所著新语校注虽亡佚而其大略尚可推知也。总而言之，戴彦升陆子新语序具有鲜明考据责任编辑：郭德民）61瑞松森：戴彦升生平与著述考论第5 期学特征，由此足其治学门径与特色。他重视利用多方材料进行校勘，着重对陆贾新语研究史中重要问题进行考辨，都是从考据学出发来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从西汉国家典章制度层面来看待和评价新语,并从经学史脉络中把握陆贾在汉初所传谷梁义的价值和意义。若非精于经史之学且能深契先哲之心，断不能有见于此，更无由道之如是。戴彦升的这些成果，在学术上颇具开创意义，对后来唐晏、余嘉锡等研究新语产生直接影响，至今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四、结语戴彦升资质聪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自身勤勉好学，最终造就其为秀异特出之材。他所交往者，如汤攀龙、陆继、管同、郭承恩、吴山锡、瞿冶模等，亦皆一时之选。戴彦升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俊才，同时被姚文田、周系英、谈承基、邓廷桢、宋翔凤诸名公推重和奖掖，可谓非常幸运。但令人婉惜的是，功名场上的失意落拓,现实生活中的孤流离，多愁善感而又傲岸不俗的性格，以及虚弱多病的体质，最终过早地使其摧折世。他英年早逝，但仍给世人留下丰富的著述，旁涉经学、诸子、音韵、诗词、古文等领域。戴彦升治学深受家学影响，路径方法主要是考据，而其擅长则在说经与考史。从今存四篇经解及唯一诸子文章中，可见其在学术上特别是新语研究的特色和创见。宋翔凤婉惜其英才早天，谓若天假之年则深造于道殆不可量。今更可婉惜者，在戴彦升学术著作几乎散佚靡存，不然后人定能更全面地了解他，从而给予其在清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参考文献：1戴燮元.瑞芝山房文钞 M.广陵愚斋，18 7 7.2戴燮元.瑞芝山房诗钞 M.广陵愚斋，18 7 5.3何绍章，冯寿镜等.（光绪）丹徒县志M.丹徒官刻,18 7 9.4 宋翔凤.洞箫楼诗纪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 1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0.5邓廷桢.双砚斋诗钞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 2 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0.6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 8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