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阐释的文本到文本的阐释——读格尔茨《论著与生活》.pdf

152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3 期从阐释的文本到文本的阐释 读格尔茨论著与生活周靖凯 摘要 民族志写作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连接着人类学家“去那里”的远方田野经验与“在这里”的知识生产。随着学科发展与时代的推移，在人类学内外产生了对于民族志生产合法性的质疑与反思。格尔茨的论著与生活一书，承接着其人类学的阐释路径，将民族志者视为作者，从修辞学的角度剖析民族志文本（即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回应民族志合法性的争论，并将其阐释人类学路径更进一步，实现了从民族志作为文化事项的阐释，到对于民族志分析的阐释。关键词 人类学；民族志；写作；格尔茨；阐释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23）03-0152-09一、民族志：人类学研究的聚焦点人类学是什么？将这个问题不断切割，不断细化，我们就可以找出其核心所在。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科，在传统的定义中，包含语言、考古、体质与社会文化四个研究维度。在这其中，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al-culturalanthropology）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此领域下，最核心的知识生产便是民族志。一位人类学者去到异文化之中遇见“他者”，之后返回书斋，将远方的生活记录并分析、转译回来，这个过程的生产便是民族志的生产过程。如此，“人类学是什么？”可以化约为“民族志是什么？”19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末，起初的民族志知识的搜集与生产存在区隔，造成早期人类学理论分析与民族志记录割裂。早期人类学诞生于西方现代社会，冒险家与传教士去到远方将“异文化”记录下来并带回西方，这些原始材料经过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在书斋中进行整理、分析，最初的民族志才得以产生。虽然自 19 世纪末以来人类学家如哈登、里弗斯、塞里格曼等开始走进田野，进而打破了人类学与民族志的割裂。a但在彼时的语境下，民族志更似一种专注非西方土著社会的文本，不具备人类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意义。20 世纪 20 年代，以马林诺夫斯基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年）为标志，人类学提出规范化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在机缘巧合之下，马氏于梅鲁岛和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了两年的实地调查，作者简介 周靖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助教。a 胡鸿保、张丽梅：“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世界民族，2010 年第 1 期。书 评153提出了科学民族志的生产方式，开启了人类学知识生产革命。民族志学者要亲自去到远方，进入田野，遇见他者，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保持至少一年完整的生产、生活周期，获取本地人的想法（nativespointofview），并在如实记录成志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分析。由此，民族志不仅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成果，更具有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意义。在此意涵上，人类学确立了要从“去那里”（beingthere）记录到“在这里”（beinghere）分析的工作模式，二者之间的桥梁便是民族志。民族志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成果，并且在人类学的职业操守与学科规范的保障下，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科学性。人们长久以来聚焦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而忽视民族志如何被生产，这也间接引发了后现代话语的讨论。民族志工作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其何以代表“他者”的想法？人类学的根基也随之动摇。从田野调查到民族志写作是一个人类学者的必经之路，是一条线性的路。借用格尔茨的观点，研究者先要“去那里”参与观察并记录，然后再“在这里”参与写作并分析，连接两地的关键点便是“写作”。格尔兹的论著与生活（WorksandLives:TheAnthropologistasAuthor,1988）一书集中讨论了人类学知识生产，即民族志写作的可靠性来源。a他将人类学聚焦为民族志或民族志写作的文本，本文试跟随着格尔茨的视角，分析民族志写作之于人类学的立身意义，尝试对人类学与民族志写作再思考。二、理解格尔茨：“志业”与“生涯”现当代人类学中，如果有一个引用率最高的名字，那一定是格尔茨，甚至没有之一，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促生了新的知识生产范式。在他以前，民族志是科学的范本，直白的文风，平铺的叙事，整洁如实验报告的文本，这是人类学科学性的保障。而格尔茨开启了全新的人类学风格，他不避讳人类学文本的故事性，不否认民族志中故事的编排。这一点，从他深层游戏（DeepPlay）一文的文本编排得以窥见b。读者一开场并没有看到一幅直铺的巴厘岛人生活的画卷，而是跟着两个身处巴厘的美国人类学者，不经意地陷入一场因被当地警察发现非法斗鸡而逃跑的危机。这种情节的设计，让读者不禁紧张起来，不由地跟随作者进入叙事，好像与作者一同遭遇危机，闯进远方的生活。毫无疑问，这与以往的人类学文本是迥然不同的，故事、文本与情节的编排推向了民族志的最前沿。格尔茨聚焦写作及文本革新范式。在他拆解讨论民族志书写的论著与生活一书中，每个词的选择也几经推敲，充满了双关与隐喻。仅看书名，“Works”一词既可指“志业”又指“作品”，“Lives”可以是作为常人的生活（life），亦可是学者的学术生涯（career）。所以，书名可以理解为人类学家的工作与生活，或者是他们的著作与职业生涯，或者是他们的作品与生命历程的关系。这种文本的多重阐释维度正是格尔茨式人类学的出发点。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在田野之中追随（after）的事实（fact）固然重要，田野之后（after）的分析凝练更具有意义。这个过程往往就是写作，显然人类学几乎完全属于“文学”话语而非“科学”话语（格尔茨论著与生活英文 1988 年版第 8 页。下文来自该著作的a Clifford 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b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Basic Books,Inc.,1973:412-417.从阐释的文本到文本的阐释154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3 期引用只注明页码）。在不同理解深度上有不同的阐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修辞学的抽丝剥茧，人类学的工作大抵如此。鉴于此，笔者结合他“地方知识”（localknowledge）的格调，从原文（格尔茨文本中的“地方”）中摘出一些关键词，并对其进行阐释，试图去理解格尔茨文本书写的意义。（一）学术生涯：作为作家的人类学家1926 年 8 月 23 日，克利福德 格尔茨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的中产阶层家庭。他在二战期间（1943 年至 1945 年）在部队服役。退伍后，他借着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入读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AntiocCollege），取得文学与哲学学位（1950 年）。可是在实际接触到哲学后，他厌倦整天在脑海里思辨令人迷醉的概念，而是更偏向经验性地认识这个世界。在苦恼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克拉克洪的人类学理念，并且由玛格丽特 米德邀请他进入人类学这个陌生的领域。起初他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否适合做人类学研究，米德则说：“随你去做吧，就管它叫人类学，能得到你想要的自由。”a就这样，一位人类学的搅局者出现了。至少在文本写作这一点上，格尔茨的确是一个人类学的搅局者。由于格尔茨的文学与哲学训练背景，他的文本可以说无可挑剔，极具思辨性。那些带有散文性质的作品似乎都充满了隐喻、双关，修辞学与文学史相关的知识浮现在文本之上；文字犀利，极具张力；文本编排，篇章结构精巧无比。对格尔茨来说，人类学是另一种实验哲学，更是一种文学的延续。比起人类学家，格尔茨更喜欢标榜自己为民族志作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只不过碰巧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写作。”（二）学术志业：作为阐释学的人类学格尔茨是人类学界最频繁出现的名字，而他最被人所熟知的一句话则是“人类学不是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b。这为人类学的人文取向开启新篇章，其研究可以称之为“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anthropology）或“文化阐释学”（culturalhermeneutics）。现代人类学与科学民族志发端于英国，彼时马林诺夫斯基确立了人类学研究的范式，奠定了科学的基调。研究者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便可生产出近似于自然科学实验报告的精确文本，具备确定性。英国人类学大师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人类学的工作就是去到远方，作为一台靠谱的记录仪（recorder）而非独断者（arbiter），进而收集纷繁复杂的资料，之后从中进行裁剪，完成一份有关某社会规则（law）探索的文本，这种文本的写作即民族志，是一个从“work”（田野作业）到“works”（论著）的过程。并且，他还强调经由严格训练的人类学者，去到某地进行长时间科学的田野作业，不论是谁都会得出相似的结论，几乎不可能在事实上犯错，这便是人类学科学性的保障。c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对于人类学科学的预设提出质疑：人类学作为阐释性的学科，不同的田野工作者为何会生产出同质化的民族志书写模式？他质疑了“记录仪（recorder）”与“照相机（camera）”的区别。埃文斯普里查德将人类学的工作比作“记录仪”，这代表了民族志工作的可靠性，做到真实地记录。针对民族志工作，格尔茨却持有审慎态度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照相机”，他认为人类学者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记录上。在构建阐释人类学大厦的地基时，他引用了赖尔“心”的概念进a 理查德 汉德勒、艾石：克利福德 格尔茨访谈录，民族译丛，1994 年第 5 期。b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Basic Books,Inc.,1973,p5.c E.E.Evans-Pritchard.Social Anthropology.Routledge,2004,pp64-86.155行阐释。a对于“眨眼”这一动作，人类学若只进行简单的记录，便会丢失背后更深层次的意涵，要将“眨眼”放置到当时的情境（context）中去理解。“眨眼”这一动作可能仅仅是个体生理上眼睛不适，也有可能是挤眼传递主观的信号。人类学者的工作就是阅读情境，将其中的意义拯救出来。阅读，即阐释，有深度的差异，民族志写作要做到深描（thickdescription），尽可能地去用文字呈现田野工作中的理解深度。在面对后现代写作的挑战时，格尔茨提出民族志修辞与署名并非由作者独享，而是他人共享。后现代话语对民族志的批评集中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失真。后现代人类学认为，民族志工作者的田野与写作过程包含着权力、偏见与政治等不平等的因素，文本的书写是执拗的、主观的、任意的。人类学家的位置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学者为什么可以代表“他者”的生活，即明明是“他者”的生活，可是经由人类学者的书写与修辞，而署名便归于学者，而不是实际生活的人，这在后现代人类学看来是荒谬的。某种程度上，格尔茨是后现代讨论的发起人，因为他将民族志的故事性推至前台，可是他却从未沦陷于后现代的正面论战。他认为民族志工作的确代表不了真实，但是可以无限逼近真实。民族志作者的写作并不是任意的文学创作，而是依据扎实的田野，结合自身的经验与学科的话语生产出文本，因此修辞是共享的，并非独断的。这个过程隐含了其“近经验”（experience-near）与“远经验”（experience-distant）的愿景，即不断贴近文化持有者的解释世界。这也极具阐释学的意味，人类学要贴近真实，修辞的意义不是远离真实，恰恰相反，修辞的过程是对真实的迫近。此处也是本书生产的原点，以往格尔茨仅是对田野工作中的文化事项进行阐释，在本书或言其阐释人类学大厦中，他更进一步，聚焦于田野工作的成果民族志的生产进行阐释。三、署名权：民族志书写与“作者功能”一份实验科学的报告的可信性，由背后可检验的科学实验团体作背书，而一份田野报告或民族志的可信则来自何处？对于这个问题，格尔茨不改以往的态度，将人类学视作“文化科学”，引入福柯、罗兰 巴特等人修辞学的概念，指出人类学的可信度实际上是建立在“作者功能”之上，即一个民族志文本的权威性要确认文本的署名后才可以判断，这在实验科学中则不存在。因此，人类学的核心落在本书标题的最后一个词上：作者（author）。格尔茨想讨论人类学家在作品中角色是什么？在开始这个问题之前，格尔茨先回应了人类学家写作的最主要成果民族志是什么？在本书一开篇，格尔茨便说：“民族志是一种有关将奇风异俗分类整理成一种熟悉且有序的分类的幻想早已破灭。”（第 1 页）然而什么是认识的替代品依旧模糊。对于格尔茨而言，“民族志是什么”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自己也是因为米德的一席话，误打误撞进入了人类学之中。在他看来民族志有统一的写作手法和风格才是个问题。面对目前花样繁多的民族志形式，格尔茨列举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在他看来都没有落实在点上，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相信人类学写出来的就是真实？a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Basic Books,Inc.,1973,p6.从阐释的文本到文本的阐释156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3 期马氏及其弟子的大量的材料堆积方法似乎是一个答案。这却导致了人类学论述能力与表述的精确性不再紧要，而是让人们相信作者曾经真正去过那里（beenthere），以另一种方式渗入当地社会而产生的相关说辞似乎更加重要，这就是写作开始的地方（第 25 页）。一直以来，人类学相关研究都走进了一个误区：通过文本阅读，我们好像是在观摩研究者（observer）与研究对象（observed）的关系。实际上，我们透过文本看到的是作者（author）与文本（text）的关系（第 910 页）。因此，在民族志中作者意味着什么。格尔茨首先借用福柯的什么是作者？（WhatIsanAuthor?）这篇文章来明晰一个现象：随着科学观念逐渐被接受，人们认同在科学中的真理可以具有匿名性；真理的立脚点在科学语境下工作的人们话语体系，而不是某一个体的话语。而对于文学来说，一首诗、一本小说或一小段文本，人们总是要问这些文字出自谁之手、谁在什么情况下写作出来、作者如何构思、作品与社会关联性等等问题，在明晰了众多的问题之后，这些文字才立得住脚。这种文本与作者个人密不可分性被福柯称为“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第 78 页）。在格尔茨看来，从文本的角度来说，人类学既不是实验科学，更不是彻头彻尾的文学。一方面，民族志的可靠性似乎总是归属于写作者个人，而非一个科学话语下群体检测的结果，作者的名字与文本或思想理论紧密相联；在另一方面，人类学的写作虽做不到自然科学的严谨，更不是随意的文学创作，民族志作者需要对于话语进行选择，甄别出更有学术声望或者说符合学科语境的表达。因此，在民族志作者这种选择中，他们的话语夹在了依托于群体规范的科学话语与纯粹“作者功能”的文学创作之间。如此一来，民族志文本这种尴尬的定位就导致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民族志中的“作者功能”如何体现？或者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民族志写作者算是独立的“作者”吗？（2）民族志作者创造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既不是实验报告，也不是文学作品，那是什么？格尔茨给出的答案是：（1）署名（signature）问题，关乎作者自身建构；（2）话语问题，关乎作者对于文本修辞与编排的选择。所谓署名问题，某人对于其合法产出的物品或者文本的所有权。民族志中的这种作者的所有权需要让外界相信他的作品具有“合法性”。民族志作者需要通过话语的编排突显其文字的“合法性”：确认作者的在场性。这不仅仅是描述性的问题，更是认识性的问题。至于话语问题，民族志作者不仅仅让我们相信他们去到过那里，而且他们做了一些符合话语的尝试，如果我们也去到那里，也会见他们所见，得出他们所得到的结论。因为作者具有署名权，这往往会开辟一种新的话语。有些作者的话语可能仅仅存在于文本中；有些则实现了超越，完成了一种理论层面或者范式的话语，为后来的作品提供讨论的基础。前者是绝大多数的作者；后者则是“话语实践开启者”（foundersofdiscursivity）（第 18 页），他们的写作也是一种符号或权力的构建，创造了话语的无限可能。譬如，马克思主义便是脱身于马克思的话语，其不仅仅是马克思本人的话语，而是其所启起的无限讨论与思想，在一片崭新的空间中具有无限可能；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也具有类似的功效（第 1821 页）。面对这两种作者的区分，格尔茨引入了罗兰 巴特（RolandBarthes）的作者与写手（AuthorsandWriters）来对这一问题深度思考（第1820页）。巴特将“作者”与“写手”分离出来；有时也将“论著”（work）与“文本”（text）区分开来，分别对应“作者”与“写手”。他认为前者发挥着一种功能，157而后者只是单纯的行为。“写作”，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是关乎作者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是一种指向心灵的思考，超越语言的一种活动；对于“写手”来说则是及物动词，指其具体书写的文本，是一种思想的表达与落地，其依旧是以具体的语言为载体。在此基础上，格尔茨联想到了兰德尔 贾雷尔（RandallJarrell）的小说学校风云（PicturesfromanInstitution），他将其中的观点带入民族志写作的作者的划分（第 19 页）。在小说中，有一位讲授“创意写作”的女教授提出将人划分为“作者”（author）和“大众”（people）a，作者是大众的一员，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作者。回顾人类学议题，有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学中，有些人只充当了“写手”或者“大众”的角色，按照“作者”所制定的话语实践着知识的探索。“作者”用话语划分了知识景观，分化了话语领域。然而这种单纯的“作者”与“写手”的划分已经不能体现人类学话语的模糊性，许多追随者已经超越了模板的独创性，例如弗思与马林诺夫斯基、福蒂斯与 R布朗、克虏伯与博厄斯。民族志目前的实践者的身份逐渐变得模糊，成为一种“作者写手”的新类型。他们一方面要写出富有创造性的话语进入“话语剧场”，另一方面也要将模式化的话语与客观实际勾连起来。人类学家在这种穿梭之中乐此不疲。这便是人类学家在作品中的角色：“作者写手”。当然这个答案也颇具格尔茨特色，结论不能简单定义，意义重叠，答案也在穿梭之中。四、阐释的文本与文本的阐释如前文所述，在本书中格尔茨试图将自身的阐释大厦更进一步：从对“在那里”（beingthere）的田野中文化事项阐释（阐释的文本），到对“在这里”（beinghere）民族志写作的阐释进行修辞阐释（文本的阐释）。因此，不妨对本书从文本与修辞角度进行阐释之阐释。全书大概做了一个总分总的结构，格尔茨首先将人类学的研究引到对于研究作品的分析，即对学术专著进行文本考察。他列举了 4位不同作者的修辞风格，分别是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马林诺夫斯基和本尼迪克特，讨论他们所树立的人类学传统的文本范式，涵盖了法、英、美三大现当代人类学传统。其中前四篇曾在 1983 年他应邀参加芝加哥大学HarryCampMemorial讲座上发表过。起初并不包括对于美国人类学传统即本尼迪克特的讨论，也不包括最后一篇对于后现代人类学话语挑战的回应。按照格尔茨的思路，从文本出发（textuallyoriented）分析人类学家是如何写作的（howanthropologistswrite）（第页）。如此文本编排的结构也具备阐释的空间。（一）阐释人类学理论推进论著与生活一书相较于文化的解释（1973）、地方知识（1983）、尼加拉（1999）等构筑阐释人类学大厦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来说相对冷门。然而此书可以视作“阐释”大厦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努力，即从自身经验研究或者说民族志田野调查中抽离出来，从“阐释的阐释”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研究的结果民族志，进行文本阐释。换言之，民族志不仅仅是对于“他者”的阐释，a 方静文与黄剑波的中译本中将“people”翻译成“人”，而杨清媚曾翻译成为“人民”，笔者认为目前中译不大得意，故在此翻译为“大众”，以做区分。参见：克利福德 格尔兹：论著与生活，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杨清媚：指向心灵的阅读读格尔兹论著与生活，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 4 期。从阐释的文本到文本的阐释158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3 期更是作者对于自身阐释（民族志文本）的阐释。按照这一思路，格尔茨开始了对这个学科工作的基石民族志如何被建构的阐释，以及这一建构又如何形塑人类学知识再生产的再阐释。在自我层面，他开始把研究视野回归到人类学家自身所做的事情民族志；渐渐地从最具有哲学关怀的社会学、民族学发源地法国的思想过渡到英国，最后反射自身（美国）a，是一个由远及近、由彼及此的过程。（二）语言风格与署名的来源从写作来看，人类学家除了要呈现远方的生活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让读者相信他们可以代表那里的生活，其方式就是在此处（beinghere）用写作的方式证明他们曾去过那里（beingthere）。对于不同写作风格，随着篇章的推移，格尔茨的文字愈发地嘲讽与轻蔑。在提及列维斯特劳斯时，在理论上，他承认对“结构主义”持保留态度；在写作上，他对列维斯特劳斯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第 27 页）。本书副标题为“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格尔茨坦言，如果以作家的文本原创性为第一标准，列维斯特劳斯无疑是最佳的（第 27 页）。书中，格尔茨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举例，其文本并不是线性的推进，而是堆叠的、离散的，可以有至少 5 种剖析文本的方式，分别为游记、民族志报告、改良主义宣传册、文学作品，并且超越这单一文本，并置在一起（第 44 页）。列维斯特劳斯的所有著作也不是线性，而是堆叠的呈现模式。这使读者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阅读（lookthrough）远方的生活，而是观看（lookat）列维斯特劳斯式的旅行（第 29 页），关注到作者及其文本的在场。也就是说，原本应该无限接近透明的文本透镜被突显了出来，夹杂着作者性，这与紧邻着出场的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文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文本极致简约，力求客观。在书中，格尔茨不禁对这种伪装的客观打趣。一位极具教养的英伦的爵士（Sir），书写的文本中作者性却被匿藏了起来，没有英国文学华丽的辞藻，语言精炼，用词简单，只有一个客观的讲述者为读者构建一张张类似幻灯片的精确图景。格尔茨抨击了“幻灯片式精致的图景”，这种“幻灯片式文本”纯粹是用语言构建出来，具有诱导性与欺骗性。普里查德式的文本是英国人类学成熟的产物，高度模式化，学科塑造明显。格尔茨笔锋一转，回溯到现代民族志在英国诞生的样子，即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文本。彼时民族志文本刚刚成型，格尔茨借马氏写作风格，剖析民族志早期的探索路线，并且讽刺了如今还在追捧马氏文本的作者们。在此书出版前不久，马氏的“日记”刚刚面世不久（1967 年），马氏的民族志文本写作，乃至整个人类学学科陷入丑闻。马氏的风格是将自我提前，摆在所有论述的开端，说明自己客观性的追求，在写作中放弃自我，全然投入到另类的生活（第 77 页），以证明其田野写作的客观性。因此，马氏及其追随者使读者相信他们曾去到那里（beingthere），具有可信性的方法是塑造书写者的为人是可靠的，进而表明其论述是可靠的（第 78 页）。这样一来田野真实性转变为一种文本建构，反思性也由此开端，民族志的成功与否是与“我”（I/eye）直接相关的。“我”亲眼“目睹”（eye）记日记，记录琐碎的生活，所以证明“我”去过远方，进而可以讲说另一种生活。这是另一种“署名”的可靠性。a “U.S.”与“us”属双关的用法，在讨论本尼迪克特的篇章标题里可以窥见。159到了本尼迪克特这里，格尔茨表现出对其写作手法的不屑，本尼迪克特总是以“美国/自己”（U.S./us）为中心下判断，做对比，模式僵化。除此之外，格尔茨还带有对于人身攻击的不敬，他总是讽刺米德与她微妙的关系。而到了最后一章，格尔茨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后现代”的挑战，从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来他有多么不屑一顾，所谓的挑战根本不足挂齿。后现代主义认为修辞是掩饰主观性的伪装，而格尔茨认为修辞是民族志作者、他者与读者在不同的关系中所共享的。人类学者做好本职工作：好好田野，好好写作就足够了。（三）阐释的深度与风格列式与本尼迪克特式的写作风格是两个极端：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不论多么纷繁复杂、结构杂糅，最终都可以回到一个离散模型，即对于深层结构的追寻；本尼迪克特则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径：一个跨文化并置的公式应用到所有的文本。至于夹在中间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则是不论写什么都是一种“幻灯片”的格式。格尔茨在书中提到的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文章实际上与人类学无关，是一个军旅体裁的纪实文学，然而最后读完还是让读者觉得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呈现出一幅幅民族志的图景。尽管军旅题材的文本是不再局限于民族志的范式，但是还是隐藏了埃文斯普里查德一直以来的客观阐述形式，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民族志的客观性是因为其自身具备客观性，还是埃文斯普里查德就是如此风格的作者？马氏及其追随者尽管都在标榜科学性、客观性，可是翻看他们的文本总是觉得是在写日记，通过文本的堆砌说明自己曾去过远方，是一种披着客观外皮的主观文本。简而言之，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个纷繁的世界进行有绝对客观标准的拆分，本尼迪克特则是对这个世界进行绝对主观的跨文化并置比较，埃文斯普里查德与马氏以他们的主观与客观理念夹在其中。所谓的“主观”是本尼迪克特以研究者的角度随意树立标准，世界总是被分为“Us”与“NotUs”，即“我们”与“他者”，“美国”与“别处”，并且总是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跨文化并置研究；而列维斯特劳斯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人类统一的心智结构，从本体论出发，对文化编码进行深层次的拆分、重组，各民族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并置法也成为空谈。五、结语格尔茨以修辞学的方式打开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开启了人类学阐释的沉思。首先，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边界在何处？格尔茨式的阐释之阐释，为人类学带来了另类的整体观。相较于其他与人类学行为相关的社会科学，整体观是人类学最引以为傲的立足点。格尔茨将民族志者视为作者，将修辞视作所有人共享的符号，将民族志的整体观视角放大到生产过程。民族志创作不应该否定或忽视“墙”（主观性）的存在。类似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格尔茨倡导打破“第四堵墙”，更全面地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去。有关“异文化”的发现不局限“在那里”的探索，也包含于“在这里”的写作。其次，怎么理解文本的不确定性与叠加态？某种程度上，格尔茨是后现代论战的先驱者，却从来不是参与者。他提出了民族志文本中存在着修辞学与阐释学的问题，这种阐释之阐释性颠覆了以往民族志确定性与科学性，研究对象被埋没在深描之中，阐释的界限难以琢磨。这间接引导了“写文化”从阐释的文本到文本的阐释160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3 期的出现，但他自己没有正面回应。他的弟子拉比诺就极其不满其导师的行为，认为他没有学科的责任意识，只知道沉浸在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不断逃避。a最后，民族志作品中署名的空间有多少？提到结构主义，自然而然想到 忧郁的热带，想到列维斯特劳斯郁郁寡欢的航海旅行；提到阐释人类学，就会想到深层游戏，就会看见格尔茨在巴厘“落荒而逃”的样子。人类学文本夹在“科学”与“文学”之间，二者像是一张纸的正反面，一面有浓厚的“作者功能”性，一面完全没有。人类学如何把这张纸从中间剥开？人类学知识或理论要写名字吗？写的话，把名字写在哪里？总之，论著与生活一书初版于 1988 年，实际上相关议题的论断可能要更早一些。彼时人类学正经历阵痛，或者说现在依旧没有从阵痛中走出来。从民族情绪高涨，反殖民浪潮涌动；从马氏“日记”的披露，到后现代话语冲击，学科的立足点逐渐被瓦解。本书的出版是为了从另一种路径打开“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回应后现代的话语冲击，将人类学拉回到从“去那里”到“在这里”，并用写作连接起来的工作模式，开启了一种民族志的文学之根。不可否认，如今再刻板地将“他者”“远方”与“写作”放置在人类学中心讨论，多少有些食古不化。此书的相关讨论早已内化到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之中，相关的议题依旧有助于我们思考人类学的意义所在。责任编辑：王素珍 a 张海洋：好想的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