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视角解读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pdf

第38 卷第2 期2023年4 月景德镇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ngdezhen UniversityVol.38 No.2Apr.2023从移民视角解读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汪晓东,郭欣馨*（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厦门36 1 0 2 1）摘要：明清时期，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随着人口迁移的路线，从徽州向我国的东南、西南地区传播。以人口流动为切入点，以徽商为主的社会群体为传播途径，以各类建筑为传播媒介，结合传播学的传授关系部析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的过程和结果，研究徽州马头墙的文化传播效应由“直线型”马头墙逐步向“曲线型风火墙的转变，探寻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在受传地形成的新范式与本体的渊源。关键词：人口变迁；马头墙；传播途径中图分类号：TU-8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 0 9 5-9 6 9 9(2 0 2 3)0 2-0 0 8 0-0 5徽州是一个移民高输出地区，据史料记载，晋末、唐末、宋末的几次北人南渡，导致大批人口外迁。移民的过程不仅是人的迁，还包括建筑文化、生产方式、习俗制度等文化性的迁徙与传播。本文从人口迁移视角解读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的要素和过程，从群体搬迁的过程中探寻徽派马头墙文化的传播效应，从传授关系分析建筑传播过程及其涉及的各类社会关系，研究受传地风火墙的建筑性和文化性的形成和发展，探索徽派马头墙在受传地区的是否产生变异与融合，对跨地域建筑文化信息交流也具有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一、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分析文化与人密切相关，人类创造并传播文化。马头墙形制文化属于徽州建筑文化，徽派建筑文化的传播可以说是徽州文化的传播。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最初由徽州移民开始，逐步传播到东南、西南等地区。从传播学的可行性、传播要素和传播机制等方面对其传播特征进行剖析，进一步阐明徽派马头墙这一徽派建筑符号的传播意义。（一)可行性。徽派马头墙构造既能满足人收稿日期：2 0 2 2-0 9-2 8项目来源：福建省社会科学项目（FJ2021B177）作者简介：汪晓东（1 9 7 3-），男，安徽宿松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研究。类活动需求，又能为与徽州相近的地域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马头墙不光是防火防风，还能起到保护建筑、分隔空间、调节气候等作用。技术进步与创新方面，表现为：徽派马头墙的建筑工艺相对完善，材料容易获取。同时，拥有一支善于建造的手工匠人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来看，历代帝王采取各种鼓励或限制各类社会群体的措施，比如，明清时期，大批徽州移民出于商贸谋生、文化交流等原因，沿着水路前往毗邻的江南一带开展活动。无论是从人类的基本需求，还是从技术层面，乃至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是充分可行的。（二）传播要素。徽派的“马头壁”是一种具有特殊象征意味的徽派建筑特有的文化形式，按照其自身的文化元素构成分为表层物质层、中层意象层、深层心理层三个层次。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表层物质层是通过视觉元素向大众传递情感和文化，而中层形象，也就是徽派马头墙的建筑技术、建筑制度、建筑语言、建筑艺术等深化大众对徽派马头墙的表象认知和心理认同，为后续深层形象的传播和交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三）传播机制。一般情况下，传播对象是徽2023年第2 期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媒介是徽派马头墙传递信息所依赖的物质实体，以会馆、民居、祠堂、书院等建筑形态为载体；传播者是最初踏出徽地的移民，受众作为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信息的接收端，对信息进行二次处理。此外，随时间的推移，建造材料的视觉特性和构造技艺的表现方法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催化马头墙的新范式。人类作为社会群体动物，必然会被生存环境所影响，烙刻着曾属群体的印记,所以，在移民过程中，徽州外迁群体必然携带着徽地的文化符号。徽派文化被移民带到新地区与当地建筑文化进行碰撞、认同乃至融合。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从地域上呈现出渐进式扩散，首先是江沪浙在内的江南地区，其次是鄂湘两地，传播的影响范围又经“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一路传播至巴渝，随着群体迁移对沿途受传地的风火墙形制文化产生一定冲击。二、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过程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与变异是复杂且长期的过程，主要从人口、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共同推动徽派马头墙传播到不同受传地，促使两地或多地间建筑文化进行跨区域文化交流，催生出新的可能性。移民所具有的建筑文化特征会投射到迁入地区的建筑上，从而产生不同的风貌。大量徽州移民经由水陆涌入各省市乡镇，特别是商业移民跨度和维度的扩展，或前往毗邻的江南地区展开活动；或继续南下前往湖广地区；或前往东北、西北等国内北方地区；或前往川贵等区域。在此过程中，徽人逐步向受传地的原住民渗透徽州文明，再加之商业利益的驱使，即资本投资方的建筑必然会烙印上作为资本输出方的文化特征。如徽州匠师在利益驱动下前往淮扬一带为徽商建造房舍，资本将二者紧密联系，共同促进着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从文化传播来说，徽州重儒、重教、重文的传统，借助马头墙得以在域外广泛推广，徽州文化也依靠建筑符号传播的过程和方式构成着文化。根据传播学构成要素对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过程进行说明：信息源是徽州建筑特征，徽州马头墙的初级传者可分为徽州商帮、仕官群体、宗族移民、工匠群体，受者则是受到传者影响的当地居民，讯息则是徽州马头墙形制文汪晓东，郭欣馨：从移民视角解读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81化，传播媒介分别是移民群体异地所建的建筑。传者与受者实为双向螺旋结构相互影响、协同进化，任何一方制约因子的变动都会引起自身形状的变化，这一方变化迟早会影响另一方形状的变化，势必会产生多样性的反馈。移民通过一轮轮的建造活动进行信息反馈再开展下轮传播，从而推动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的多轮传播，通过不断完成传播过程实现对外拓展，徽派建筑文化不断传入新地区并与当地建筑文化相碰撞。徽商崛起与徽州建筑文化兴盛可以说是同步发展，蓬勃的徽商经济作为徽州文化载体。他们在致富后往往选择将资本渗透到土地、宗族、文化等领域，因此，将徽州的文化信仰和营造技法带到往来地区，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随商人流动在异地展开的路径便有迹可循。徽商会馆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运河沿岸，沿江到岭南，往北部的经济发达区域零星分布。据统计明清时期徽商共建有徽商会馆1 7 0 多处，如苏州的安徽会馆、衢州的徽州会馆、上海的徽宁思恭堂遍及诸多省市。徽商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县、镇、庄的支柱性作用尤为突出，加之徽商家族日益增长的血缘人口以分家和迁徙方式分散出去，以宗族乡党结合起来谋生经营，培养本族子弟以谋大事。两淮两浙的盐商举家俱迁居多，如江村江氏、丰溪吴氏、潭渡黄氏、岑山程氏、潜口汪氏、棠樾鲍氏、蓝田叶氏他们不惜重金修建会馆，耗资打造私人住宅、家族宗祠等，这些建筑大量采用马头墙元素，影响着当地民居风貌。当地居民在传播中长期受徽州移民的熏陶，再以传者身份进行新一轮的信息传播必然会带有其文化印记。震泽古镇中三叠、五叠及组合式的马头墙高出屋面围合，层层递落，翱翔于天际。除跌落状马头墙外，亦出现了新变化。如独峰书院侧边山墙采用“马头墙+人字形（双垛头）”两种不同形式的山墙搭建（图1）；仁山书院的侧面由“马头墙+拱形”构成（图2）；新市古镇的马头墙出现曲直相融，曲线处理每阶转折处（图3）；杨家堂村的马头墙与土楼的内化性结合（图4），主要受徽州皖南文化影响，整体沿用马头墙结构，在墙体颜色和工艺上使用客家建筑的围合与制作方式。文化上，闽北跟古徽州、浙江较接近；交通上，闽北与江浙比邻。82图1 马头墙+人字形双垛头图3曲直相融徽商多分布在闽西北和闽东南沿海，尽管在闽活动远不及长江沿线等地活跃，但也是重要经营区域。举家搬迁的徽商亦不在少数，清顺治初期，从安徽歙县迁崇安的朱云龙以茶发迹。闽北作为直线和曲线过渡区，民居受徽派建筑的熏陶较明显，在本地文化基础上融合徽派建筑的青砖灰瓦或青砖黑瓦，这在南平、建瓯、顺昌多地都有出现。长江以南的江西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同时与徽州天然有着地缘联系和文化羁，徽商聚集并建有会馆、居宅、祠堂等，徽派马头墙在此传播影响广泛不足为奇，建筑形式与徽州地区旗鼓相当。赣派马头墙区别于徽派的特点，可以说是在用材用色方面：赣派马头墙的色彩对比没有徽州鲜明，保持砖石质朴的原色。徽商虽在沪活动频繁但少有徽派建筑，现可查证的风火墙形式主要以人字形、观音兜等圆弧形，仅存有少量马头墙样式。如今上海建筑的山墙很少见到纯古风的马头墙，风格更偏向现代简约。西安原城墙内有过类似的现代工业简约风的马头墙，其后新城内改造被取代。移民对江南地区的建筑风格趋向徽派起催化作用，特别对于马头墙形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意义重大。马头墙成为徽文化在江南地区的视觉载体和符号特色被大肆传播，基本以传统徽派马头墙为主框架，在结构外形、墙体构成、构件装饰等细节处进行改变。偶有组合形式出现，但并未形成规模。湖广地区是仅次于江南地区的第二大徽商聚集地。湖北的徽商在武汉曾建有新安街、新安马头、紫阳书院等的徽派建筑，可谓是巨观。从光绪二年湖北武汉全图可观察出，汉口当时的风火墙建筑居多，沿街鳞萃比栉。徽商在此购置田景德镇学院学报地，招揽徽州工匠，鄂西南的宅邸或祠堂中往往出现风火墙，且装饰远大于防火。投资修建的诸多建筑成为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媒介，推动该地建筑文化呈徽汉合流，形制发生了变异与融图2 马头墙+单弧拱形合，也出现了“马头墙+单弧拱形”和“马头墙+拱形+人字形”（图5），出现在同一建筑立面上，可谓是徽派文化、巴楚文化与当地环境交融后的结果。另一徽商影响地一一湖南的马头墙弧度明显，翼角起翘曲线优美，外墙砖色本色或粉饰；下落叠数尺寸对称或不对称；山墙墙头、头、檐图4 内化结合型（图源网络）2023年第2 期下等部位或灰塑或彩绘。赴湘经营的徽商在湖南境内开启了初轮建造传播，原住民进行观摩与模仿由受者转变为传者，通过建设活动持续扩大徽派马头墙的影响。湖南的风火墙露头部分少于徽派，起翘弧度皆高于徽派，二马组合更丰富，墙面细节差异明显，相比徽州做法更显开阔。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辐射到两湖后，由于各地文化底色的不同，表现在建筑文化上也会不同。两湖地区的马头墙融合了鄂、湘建筑特色，墙体色彩鲜明、翘脚上扬明显。不论是从装饰纹样的表达、选材用料的变化，构造形式的多样，都说明了该地建筑融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建筑文化。图5 马头墙+拱形+人字形（图源自摄）经由两次“川盐济楚”影响东至两湖及赣、徽，北至豫、晋，可以说是内陆因贩盐经济活动影响范围最广的线性传播形式。其中，徽商作为川盐主体之一大举西进，他们作为传播者首先开启了徽派建筑风格在此处的传播与蔓延，可以说徽派聚落的衰败和马头墙在巴蜀聚落的兴起在时间上存在传承关系。徽派马头墙形态的变异程度一般随徽商西进程度增强，但实际情况是该地风火墙形态变化颇丰，大致可分为直线型、曲线型、曲直结合型。例如，徽州胡氏创办的徽商会2023年第2 期馆融合了川北特色与徽式风格，其中马头墙以短平的直线型为主；重庆湖广会馆的风火墙造型有“马头墙+衮龙形”（图6)；成都洛带古镇建筑中风火墙更是千姿百态，其中不乏同一立面中出现曲直相融的类型。“上曲下直”（图7）是最高阶为半圆形，下阶为直线型、“曲直交替”（图8)是圆弧与垂直线型交替出现。据笔者推断成因是经历五次迁徙后镇内多方文化汇聚，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各类移民群体间的杂处反映于建筑样态上呈多元化。重庆真武古镇“上直下曲”（图9)最高阶为直线型，三阶屏风呈“凸”字，下接两级弧线形。图5 马头墙+衮龙形（图源网络）图7 曲直交替（图源自摄）正常来说，川、渝、云、贵等地是无法自然孕育马头墙，因为这一建筑构造并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而盐道上却有出现，这显然与商业移民在经营地进行修造活动有关。川盐古道串起西南发展纽带的同时，也是串起徽文化与川、渝、黔多方文化融合的纽带。川盐线路由长江展开，其沿岸的城镇建筑形式相对统一且沿途盐运古镇出现的风火墙数目也最多。随着盐业移民进入巴蜀的长江主道及各支流沿江城镇的南北陆路通道的深入，距经商线路中的盐业集镇愈远，风火墙愈少。此传播进程中，五方杂处，徽派建筑文化无法占据主导地位，相较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大幅度减弱，徽派马头墙文化效应随之削弱。在巴蜀等西南地区的风火山墙上翘程度加剧，用色较湖广地区更为鲜艳，且墙脊绚丽多彩，内容繁杂。该区域内的风火墙形制已超越江南地区，不局限在徽派马头墙框架中，而是打破徽派的固有风韵与立面的阶梯轮廓。不仅是相似型的细节汪晓东，郭欣馨：从移民视角解读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图6 上曲下直（图源自摄）图8 上直下曲（图源网络）83差别，还是大刀阔斧的整体革新。以徽商为纽带串联起北京、山东、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经济文化，同时这些地区亦受“湖广填四川”波及，造成不少徽州移民和湖广移民迁入。陕西石泉县汪氏民居作为典型徽派建筑民居，据村民所述由汪氏靠种地和做生意盖起的豪宅。同在陕西的汉中佛坪何氏民居则是何家兄弟特地从安徽请来家乡工匠修建，房屋外墙砌马头墙，墙面呈淡黄粉彩，墙覆小青瓦，墙边绘瑞草纹。商洛地区的商贸频繁，该地区经历过多次人口迁移，资本往来无不影响着当地原住民的建筑思想与技术，所以风火墙的构筑形式各异。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陕西，河南等地的徽商会馆数量较少，徽商在燕京四省的影响力逐步式微，无法与江南地区的市场网络体系相匹敌，所以徽派马头墙的文化传播效应未能造成大规模影响，仅出现在建筑单体或建筑群。异地建筑中的徽派马头墙承载着徽州移民的精神信仰与文化内涵，一定程度上隐喻了移居地和原住地的文化特征。移民将徽派建筑样式仿制至各受传地区，向当地居民传达极具徽州地域特征的建筑文化。此传播过程中，徽商活动路线常与出仕群体、工匠群体、宗族移民的轨迹重合，商贸频繁地区必然涉及大量人口流动，诸多活动需依托商业移民展开。出仕群体多与徽商群体的活动范围吻合，这与徽州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有关；工匠因其职业流动性，往往追逐利益进行建造活动；宗族迁徙高峰(1 5 5 0-1 7 0 0 年）与商业移民（1 5 5 0-1 6 0 0 年）兴起在时间上也存在重叠，不论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这些传播路径都为马头墙的传播与变异提供了条件。三、徽派马头墙形态的变异与融合对徽派马头墙形制文化传播后的反馈信息实行归整，即对其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信息内容和所附着的信息内涵被吸纳重组后产生的变异与融合进行归类。以徽州为传播中心，利用传播学的构成要素分析人口移动徽派与马头墙形制文化相互作用，发现马头墙形制文化越外延，其内核越丰富。徽商作为主要推动力，其余群体或与徽商群体的传播路径相似或依附于徽商共同传播与反馈信息，马头墙形制文化在受传地发生变异与融合，即新范式的产生，结果大致归为相似型与组合型两大类。其中，组合型又分为内化84组合和外化组合：外化组合是指在同一建筑立面上体现为“马头墙+人字形”“马头墙+拱形”“马头墙+人字形+拱形”；内化组合则指同一山墙上出现“上直下曲”“上曲下直”“曲直交替”。外化组合更像是各种风火墙在一起的拼合，而内化组合指在一面山墙之上出现多种线条交融，各类造型并汇，融为一体，无法简单地按照现有的种类进行归类。即前文所述的建筑立面中出现多种山墙组合形式，看似矛盾实则可理解为多种建筑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经济社会层面来说，将与徽州联系密切的江沪浙地区作为影响组，将两湖地区、巴蜀地区、北方地区等作为对照，通过横向对比各受传地区的徽州马头墙文化传播效应，其传播效应从中心区到过渡区再至边缘区整体呈现由强到弱，多地建筑文化的融合与变异呈反相关增长。从徽州主文化区由东南、西南的各次文化区的传播中，呈现形式为马头墙形态由直线逐步向曲线变化，江南地区以相似型居多、两湖地区以相似型与组合型势均力敌、川渝地区以内化组合型为主。参考文献：1周媛.奔腾不息的马头墙.中华民居,2 0 1 1(0 3):4 9.景德镇学院学报2宋尧,周学鹰.徽州马头墙文化及其价值.江淮论坛,2 0 2 1(01):109-110.3丁汉青.重构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关系一“传”“受”关系的生态学观点.现代传播，2 0 0 3(0 5):2 7-30.4黄劭彦,李蔚青.古民居的地域性差异一一以徽派、闽派马头墙为例.现代装饰(理论),2 0 1 4(0 6):2 5 1.5荣侠.1 6-1 9 世纪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文化比较研究 D.苏州：苏州大学,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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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e Huizhouhorse-head wall culture and finds that Hui-merchants were the major disseminators and their buildings were themain media for spreading the horse-head wall culture.Besides,it also reveals the causation of conversion fromthe linear-style horse-head walls to the curve-style fire-like walls and regional factors leading to the newpatterns of the horse-head wall culture.Key words:population change;horse-head wall;transmission 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