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pdf

心理学报 2023,Vol.55,No.10,16621676 2023中国心理学会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1662 收稿日期:2022-08-23*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JJA140666)。通信作者:张姝玥,E-mail:;许燕,E-mail: 1662 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 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徐科朋1,2,3,4 欧倩倩5 薛 宏1,2,3,4 罗冬丽1,3 张姝玥1,2,3,4 许 燕6(1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2广西高校认知神经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3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4广西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桂林 541004)(5深圳大学心理学院,深圳 518060)(6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摘 要 宠物与人类的关系日益紧密,宠物的道德地位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本文通过预研究将宠物分类成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并通过研究 13 探讨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传统宠物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该差异由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中介;(2)比起非传统养宠人,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两者感知到的非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无显著差异;(3)动物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宠物内部存在道德地位差别,表现为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联系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关键词 道德地位,养宠人,宠物,宠物依恋,同理心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宠物与人类的关系日益紧密。预计到2024年,我国将拥有2.48亿只宠物猫狗(潘仪洁 等,2022)。宠物不仅能带来温暖的陪伴,还能在精神上给人们带来健康益处(Grajfoner et al.,2021),例如减轻消极情绪(Janssens et al.,2021),增强主观幸福感(Xin et al.,2021)。尽管没有特别指明,但提到宠物时人们最先想到的是狗或猫等传统宠物。传统宠物是指为了玩赏、做伴而被有意地饲养的动物(郭世平,2010),多是在家庭中承担“看家护院”的角色,而现代逐渐转变为“家庭成员”的情感陪伴角色(罗小燕 等,2021),并达到广泛流行的水平(Reaser et al.,2008)。近年来,饲养蜥蜴、蛇、小香猪等非传统宠物也成了新时尚。非传统宠物是区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宠物群体,它们以品种新、样貌奇、功能特,即“新、奇、特”的风格赢得了更多青睐(杨珍,2016),但在普通大众中尚未达到受欢迎的程度(Reaser et al.,2008)。结合前人的定义与本研究的预实验结果,本研究将传统宠物定义为陪伴人类且广泛流行的宠物;非传统宠物被定义为区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独特、新颖的宠物。两类宠物均能够满足养宠人的社交与情感需求,因此逐渐成为养宠人的精神寄托。1.1 宠物的道德地位感知 具有道德地位的实体是指可能在道德上受到伤害的,值得人类做出道德考虑的实体(Schnfeld,1992;Singer,1979),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和动物都应具有道德地位。然而,人们并不会同等对待所有物种成员,例如,宠物在动物道德等级中高于其他动物,这种倾向被称为宠物物种主义(Caviola&第10期 徐科朋 等: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1663 Capraro,2020),宠物物种主义也可能存在更为具体的表现,即一些宠物在道德等级中高于另一些宠物。在决定保护和珍视哪些动物时,人们会考虑动物的特质属性,这是区别对待不同动物的基础(Piazza et al.,2014)。即宠物类型导致宠物特质属性的差异,通过对特质属性的评价,最终影响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被人类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动物道德地位的特质因素上。首先是能动性(即更高的智力和人类理性),能动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有更高的道德地位(Carruthers,1992;Kant,1981;Steinbock,1978)。比起猪,狗被认为拥有更高的智力能力,因此儿童倾向于视狗的生命如同人的生命,而不是猪(Wilks et al.,2020)。其次是感受性(即承受、经历痛苦或快乐的能力),感受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道德地位更高(Bentham,1996;Korsgaard,1996;Schnfeld,1992;Singer,1979)。例如,狗主人可能认为宠物狗拥有类似于伴侣或知己的理解与共情等情感能力,因此愿意将宠物狗作为自身情感表露的接收者,与其倾吐心声(Evans-Wilday et al.,2018),而啮齿和爬行动物被认为更不可能具有情感(Wilkins et al.,2015)。心智能力(包括能动性和感受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更值得人类做出道德考虑,与对动物的暴力行为呈负相关(Potocka,2021)。除此之外,Piazza等人(2014)认为,危害性是预测动物道德地位的第三个独立因素,正如伤害他人的人不值得被道德考虑,同样的思维也被应用到动物身上。不同于传统宠物为主人带来身心益处(Grajfoner et al.,2021),非传统宠物一般是未经驯化的,更有可能对其他物种造成伤害行为以及带来共患病,如果被释放到非本地栖息地,还存在破坏生态系统的风险(Schuppli et al.,2014),一些有毒的非传统宠物更会对主人造成伤害,甚至危及生命(Ng et al.,2018)。综上,传统宠物可能因为其高感受性、能动性及低危害性,从而被人类感知到比非传统宠物更高的道德地位。因此,我们提出 H1：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该差异由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中介。1.2 养宠人身份对宠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影响 导致潜在道德地位差异的因素除了宠物特质,研究者发现,宠物接触越多的群体中越可能被观察到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敏感和保护态度(Zen et al.,2009),更多的宠物接触预示着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更加认同与保护(Heiss&Hormes,2018;Rothgerber&Mican,2014),这表明养宠人身份可能影响人类认知宠物的道德地位。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比起非养宠人,养宠人认为宠物在道德等级制度中更高,表现出宠物主义(Xu et al.,2022)。这可能是因为养宠人认为他们的宠物是独特的社会情感支持来源,与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同等重要(Meehan et al.,2017)。Tzivian等人(2014)在此基础上发现,对宠物实施安乐死的宠物主人在宠物接近死亡的短时间内,感受到相似于近亲或朋友死亡后的悲伤。这表明养宠人把宠物视为重要他人,并与宠物发展出亲密依恋关系(Guo et al.,2021;Liu-Pham et al.,2022)。宠物依恋(Pet attachment)是宠物和人类之间亲密而持久的情感联系(Johnson et al.,1992)。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部分养宠人表示他们会返回疏散的灾难地点去营救宠物,这是由宠物依恋驱动的(Every et al.,2016)。尽管存在宠物虐待和遗弃的现象(Araujo et al.,2021),但对于绝大多数养宠人来说,他们的宠物是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以上研究对人宠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养宠人对自己与宠物关系的感知(Bouma et al.,2021),以及情感依恋水平各不相同(le Roux&Wright,2020)。绝大部分鸟类主人(34.2%)是因为“爱上了宠物”而选择饲养,而爬宠主人(47.1%)更多的是因为“觉得酷或特别”而饲养宠物(Klaphake&Smith,2002),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不同的饲养动机,导致多样的人宠关系和情感依赖(Shukhova&Macmillan,2020),传统养宠人的宠物情感依恋高于非传统养宠人。养宠人对宠物不同的情感重视程度代表了对宠物的不同价值取向,进一步导致了对宠物意义和地位的不同理解(Blouin,2015),因此传统养宠人可能认为自己宠物的道德地位高于其他宠物,而非传统养宠人则没有这样的感觉。与宠物的亲密关系导致养宠人对其他动物的态度更积极,即“宠物使者”理论(Serpell&Paul,1994)。许多研究支持了这一论点,例如,个体与宠物的亲密关系预测了对动物的亲社会行为意图(Auger&Amiot,2019),与宠物的情感依赖使人们对动物,特别是其他宠物的道德判断和决策更积极(Possidnio et al.,2021)。综上,比起非传统养宠人,传统养宠人与他们的宠物之间有更深的情感联系,这种人宠情感联系可能会影响个体对其他宠物的道德认知。H2：养宠人身份调节了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影响;其中,传统养宠人感知到传统宠物比非传统宠物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具有相似的道1664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德地位。1.3 宠物依恋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的预测作用 宠物依恋与对动物的道德关注和低水平的物种主义呈正相关,且正向预测宠物关心程度,导致对其他宠物更积极的道德判断(Possidnio et al.,2021),因此传统养宠人对宠物的依恋可能引发对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判断差异,更强的宠物依恋导致传统养宠人感知到更高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时期饲养宠物的数量与成年后对动物产品的拒绝程度呈正相关,而这种关系是由亲动物态度介导的(Heiss&Hormes,2018)。与此同时,童年时期的宠物依恋会导致成年后的肉类回避行为,动物同理心起中介作用(Rothgerber&Mican,2014)。同理心(Empathy)是指个体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从而产生与他人相一致的情感反应和体验,包括认知层面(如识别和理解他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层面(如体会和同情他人的情绪感受)(Ghasemi&Kyle,2021)。宠物接触通过培养与宠物的亲密关系,进一步预测了更积极的动物道德态度,包括更低的物种主义水平,更高的感知动物温度、动物评价、动物道德担忧以及动物亲社会行为意图(Auger&Amiot,2019)。正如Hawkins和Williams(2016)指出的,宠物依恋促进人们对动物的道德关注,故更强的宠物依恋可能会导致更强的动物同理心。同理心与对动物福利和权利的道德关注相关(Ruckert&Arnold,2018),对动物的高同理心降低了个体的道德推脱能力,导致较低的肉类消费(Camilleri et al.,2020)。对动物的同理心促使人们认为动物值得道德关注(Ghasemi&Kyle,2021;Gruen,2007)。故对动物的同理心程度可以引发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差异。因此,我们提出 H3：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正向预测传统宠物道德地位,同理心起中介作用。综上,本研究拟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宠物分类,探讨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预研究立足当代文化,对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立下定义;研究1考察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验证H1、H2);研究2在控制潜在混淆因素(基本道德取向)的前提下,重复验证养宠人身份和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作用(验证H2);研究3探索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通过影响对动物的同理心,进而影响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的作用机制(验证H3)。2 预研究：宠物类型分类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的分类因文化、时代、个人喜爱而不同。为了更好地立足当代文化,对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下定义,我们进行了预研究。2.1 方法 2.1.1 被试 通过Qualtrics在线招募被试,最终的总样本量N=29(养宠人：9,非养宠人：20;男性：9;女性：20),参与者年龄2027岁(Mage=23.31;SDage=1.73)。2.1.2 研究设计 我们搜索了主流社交平台上关于“宠物”的词条,整理了目前所有被作为宠物饲养的动物,按照类别做成宠物列表。在问卷的开头我们引用了前人关于传统与非传统宠物的定义,但没有提到具体的宠物类型,目的是在不引导的前提下让被试对宠物分类产生概念。根据被试写出的非传统宠物特质词,我们对本研究中的传统与非传统宠物做出概念定义。2.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回答基本人口信息后,需从宠物列表中选择出他认为的传统宠物,接下来需要写出他认为的非传统宠物特质词。2.2 结果分析 采用SPSS中的分层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program),选择最大距离法(Furthest neighbor)进行分析,以确定宠物的分类。结果表明狗类、猫类、鸟类、鱼类、龟类、兔类为一类,其余宠物为一类(见图1和图2)。因此在本研究中狗类、猫类、鸟类、鱼类、龟类、兔类被定义为传统宠物。对于非传统宠物,出现得最多的特质词是“独特”、“新颖”、“新奇”。除此之外,还有“追求特别”等。我们结合出现频率最高的特质词和中外研究者对于传统与非传统宠物的分类和定义(Bush et al.,2014;郭世平,2010;罗小燕 等,2021;Rachel et al.,2017;Reaser et al.,2008;杨珍,2016),最终将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被定义为“陪伴人类且广泛流行的宠物”;非传统宠物被定义为“区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独特、新颖的宠物”。3 研究1：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感知 3.1 方法 3.1.1 被试 使用G*Power3.1(Faul et al.,2009)进行先验分 第10期 徐科朋 等: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1665 图1 宠物分类谱系图 图2 宠物列表中被认为是传统宠物的人数百分比 1666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析,设定效应量f=0.25,显著性水平=0.05,统计功效power=0.8,组内相关系数correlation among repeated measures=0.5,所需总样本量为120。我们使用滚雪球抽样技术,通过Qualtrics在百度贴吧在线招募被试。根据预实验的宠物类别区分以及被试填写的“您养的宠物是什么”,选取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被试,排除了家人养宠物的被试后,再通过两个问题“您喜欢养宠物吗？”“您想要养宠物吗？”,筛选出没有养宠物倾向的非养宠人。最终样本量N=146(传统养宠人：41,非传统养宠人：53,不养宠人：52;男性：69,女性：77),年龄1838岁(Mage=21.75岁;SDage=3.94岁)。3.1.2 研究设计 采用2(宠物类型:传统宠物vs.非传统宠物)3(养宠人身份:传统养宠人vs.非传统养宠人vs.不养宠人)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被试间变量为养宠人身份,被试内变量为宠物类型,因变量为道德地位评分,中介变量为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评分。3.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后,对道德地位问题用15李克特量表评分(1=一点也不,5=非常),所有题目顺序随机化。然后,对宠物的特质用14李克特量表评分(1=强烈不同意,4=非常同意),包括能动性(有智慧、聪明、成熟、有创造力、好奇);感受性(有忍耐性、能体验痛苦、能体验快乐、情感脆弱、敏感);危害性攻击性、刻薄、有敌意、平和(反向计分)、温和(反向计分)。道德地位、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的题目改编自Piazza等人(2014)的研究。3.2 结果分析 3.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虽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控制,但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我们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共提取了10个因子,特征根均大于1,首因子的解释率为28.45%,小于临界值40%,即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2.2 方差分析 对道德地位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宠物类型主效应显著,传统宠物(M=4.14,SD=0.73)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M=4.00,SD=0.77),F(1,143)=16.95,p 0.123)。宠物类型和养宠人身份交互作用显著,F(2,143)=6.46,p=0.002,2p=0.08,95%CI 0.01,0.1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传统宠物上,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养宠人(p=0.016)和不养宠人(p=0.009),F(2,143)=4.17,p=0.017,2p=0.06,95%CI 0.00,0.13,非传统养宠人与不养宠人无显著差异(p=0.810)。在非传统宠物上,传统养宠人(p=0.014)和非传统养宠人(p=0.043)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高于不养宠人,F(2,143)=3.60,p=0.030,2p=0.05,95%CI 0.00,0.12,传统养宠人与非传统养宠人无显著差异(p=0.558)(见表1)。表1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平均值和标准差 宠物类型 养宠人身份 M SD 传统养宠人 4.42 0.46 非传统养宠人 4.05 0.84 传统宠物 不养宠人 4.02 0.74 传统养宠人 4.18 0.72 非传统养宠人 4.08 0.81 非传统宠物 不养宠人 3.78 0.73 为了进一步明确传统养宠人、非传统养宠人和不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差别,我们对传统养宠人、非传统养宠人和不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传统宠物被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t(40)=3.08,p=0.004,d=0.48,95%CI 0.16,0.80;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被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无显著差异,t(52)=0.53,p=0.601,d=0.07,95%CI 0.34,0.20;传统宠物被不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t(51)=4.32,p 0.001,d=0.60,95%CI 0.30,0.89。3.2.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宠物类型与能动性和感受性呈显著负相关,与危害性呈显著正相关;能动性和感受性与道德地位呈显著正相关,危害性与道德地位呈显著负相关。第10期 徐科朋 等: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1667 表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 变量 M SD 1 2 3 4 51 宠物类型 0.50 0.50 1 2 能动性 3.01 0.58 0.18*1 3 感受性 2.97 0.52 0.16*0.65*1 4 危害性 2.21 0.51 0.21*0.40*0.29*1 5 道德地位 4.07 0.75 0.09 0.53*0.43*0.35*1注：宠物类型为虚拟变量,传统宠物=0,非传统宠物=1,均值表示非传统宠物占比,*p 0.01。3.2.4 宠物类型与道德地位：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宠物类型显著负向预测能动性;能动性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地位,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0.23,0.05);宠物类型显著负向预测感受性;感受性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地位,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0.08,0.00);宠物类型显著正向预测危害性;危害性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地位,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0.10,0.02)(如表3),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作用路径图如图3。因此,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在宠物类型与道德地位之间起中介作用。表3 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95%下限 95%上限 占总效应比率总效应 0.14 0.09 0.31 0.03 直接效应 0.05 0.08 0.11 0.19 能动性间接效应 0.10 0.04 0.18 0.03 70.87%感受性间接效应 0.03 0.02 0.08 0.00 23.60%危害性间接效应 0.05 0.02 0.10 0.02 37.07%图3 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在宠物类型和道德地位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图 注：*p 0.01,*p 0.01,*p 0.05 3.3 小结 研究1验证了H1和H2,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中介了这种道德地位感知差异。养宠人身份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比起不养宠人,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当我们对养宠人进一步细分时,发现传统养宠人表现出对传统宠物的偏爱,比起非传统养宠人,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而在非传统养宠人身上没有观察到对非传统宠物的偏爱。除此之外,根据伦理立场理论(Ethics position theory),人们对造成伤害或与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不一致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取向,理想主义取向(Idealism)强调依据原则进行决策,而相对主义取向(Relativism)则强调对于既定的道德准则持有怀疑的态度,不同道德取向的个体可能对宠物持有不同的道德观念(OBoyle&Forsyth,2021),因此更理想主义的养宠人在做决策时可能会依据自身与宠物的情感,更强烈的人宠情感导致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更相对主义的养宠人在做决策时可能会权衡各方利弊,人宠情感不会导致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为了进一步证明结果的稳健性,研究2将基本道德取向作为协变量,重复验证养宠人身份和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作用。4 研究2：重复检验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4.1 方法 4.1.1 被试 使用G*Power 3.1(Faul et al.,2009)进行先验分析,设定效应量f=0.25,显著性水平=0.05,统计功效power=0.8,组内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among repeated measures=0.5,所需总样本量为98。我们使用滚雪球抽样技术,通过Qualtrics在百度贴吧在线招募被试。根据预实验的宠物类别区分以及被试填写的“您养的宠物是什么”,选取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被试。最终样本量 N=148(传统养宠人：72,非传统养宠人：76;男性：74,女性：74),年龄1746岁(Mage=25.28;SDage=6.01)。4.1.2 研究设计 采用2(宠物类型:传统宠物vs.非传统宠物)2(养宠人身份:传统养宠人vs.非传统养宠人)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被试间变量为养宠人身份,被试内变量为宠物类型,协变量为伦理立场,因变量1668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为道德地位评分。4.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后,我们使用伦理立场问卷测量被试的基本道德取向(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EPQ-5)(OBoyle&Forsyth,2021)。量表中列出了一系列道德观念,共有10条目,被试需回答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理想主义或相对主义程度更高。道德地位问题与研究1中相同,所有题目随机化。4.2 结果分析 4.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虽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控制,但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我们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共提取了7个因子,特征根均大于1,首因子的解释率为24.76%,小于临界值40%,即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4.2.2 协方差分析 对道德地位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宠物类型主效应显著,传统宠物(M=4.42,SD=0.66)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M=4.29,SD=0.69),F(1,144)=4.34,p=0.039,2p=0.03,95%CI 0.00,0.10。宠物类型和养宠人身份交互作用显著,F(1,144)=5.83,p=0.017,2p=0.04,95%CI 0.00,0.12。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传统宠物上,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养宠人,F(1,144)=4.68,p=0.032,2p=0.03,95%CI 0.00,0.10。在非传统宠物上,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无差异,F(1,144)=0.03,p=0.864。养宠人身份主效应不显著,F(1,144)=1.45,p=0.231(见表4)。表4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平均值和标准差 宠物类型 养宠人身份 M SD 传统养宠人 4.59 0.44 传统宠物 非传统养宠人 4.26 0.78 传统养宠人 4.34 0.62 非传统宠物 非传统养宠人 4.23 0.75 为了进一步明确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差别,我们对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传统宠物被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t(71)=3.94,p 0.001,d=0.47,95%CI 0.22,0.71;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被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无显著差异,t(75)=0.45,p=0.652。4.3 小结 研究1和研究2共同验证了H2,比起非传统宠物,传统养宠人表现出对传统宠物的偏爱,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在非传统养宠人身上则没有观察到这种偏爱。我们认为养宠人对自身宠物的情感态度能够扩大至自身宠物的所属种类,这可能是因为养宠人对自身宠物的情感态度会影响其对动物的感知,体现在对动物的同理心上,进而影响对自身宠物的所属种类的情感态度。因此我们在研究3中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偏爱的作用路径。5 研究3：传统养宠人感知宠物道德地位的路径分析 5.1 方法 5.1.1 被试 我们使用滚雪球抽样技术,通过Qualtrics在百度贴吧在线招募被试。根据预实验的宠物类别区分以及被试填写的“您养的宠物是什么”,选取传统养宠人被试。最终样本量N=202(男性：94;女性：108),年龄1759岁(Mage=27.40;SDage=6.35)。5.1.2 研究设计 自变量为宠物依恋,中介变量为动物同理心,因变量为传统宠物道德地位。5.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后,首先完成动物同理心量表(Empathy for Wildlife,EW),改编自Ghasemi和Kyle(2021),我们将量表中的“野生动物”改为“动物”(即本研究中的Empathy for Animal,EA),以测试对动物的同理心,共有10条目,从强烈不同意(1)到强烈同意(7),得分越高表示对动物的同理心越高。然后回答宠物依恋量表(Lexington Attachment to Pets Scale,LAPS)(Johnson et al.,1992),以测量个体与宠物的依恋程度,共23条目,包括两道反向计分题,采用4分量表(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问卷分为3个维度：一般依恋(General attachment)、个人替代(People substituting)、动物福利(Animal rights/Animal welfare),得分越高表示对宠物的依恋程度越高。根据以往研究,养宠人大 多 把 宠 物 视 为 重 要 他 人(Guo et al.,2021;Liu-Pham et al.,2022),且研究2中的人宠关系调查第10期 徐科朋 等: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1669 结果显示(见表5),大部分养宠被试把宠物看做家人或朋友,因此本研究选用个人替代维度(psLAPS)进行测量。道德地位问题同研究1。表5 传统养宠人与宠物关系调查表 人宠关系问题 选项 人数（百分比）非常赞同 31(43.1%)有点赞同 22(30.6%)中立 10(13.9%)有点不赞同 8(11.1%)是否赞同把宠物视为儿子女儿、弟弟妹妹、或其他假想亲密伴侣 非常不赞同 1(1.4%)家人 32(44.4%)朋友 31(43.1%)把宠物视作什么角色 只是宠物 9(12.5%)有 69(95.8%)是否给宠物起名字 无 3(4.2%)5.2 结果分析 5.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虽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控制,但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我们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共提取了8个因子,特征根均大于1,首因子的解释率为19.49%,小于临界值40%,即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5.2.2 回归分析 用宠物依恋变量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进行一元线性回归,采用进入法(Enter)建立模型,结果发现宠物依恋解释拯救宠物程度的3.1%,F(1,200)=7.47,p=0.007。宠物依恋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我们把动物同理心作为中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5.2.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6)：宠物依恋与动物同理心、道德地位呈显著正相关;动物同理心与道德地位呈显著正相关。表6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 变量 M SD 1 2 31 宠物依恋 3.07 0.471 2 动物同理心 5.38 0.860.24*1 3 道德地位 4.44 0.530.19*0.25*1注：*p 0.01。5.2.4 宠物依恋与道德地位：动物同理心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宠物依恋显著正向预测动物同理心和传统宠物道德地位;动物同理心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地位,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0.02,0.12)(如表7),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作用路径图如图4。因此,传统养宠人的动物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04%。表7 动物同理心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效应值Boot 标准误 95%下限 95%上限占总效应比率总效应 0.21 0.08 0.06 0.37 直接效应 0.16 0.08 0.00 0.31 间接效应 0.06 0.03 0.02 0.1227.04%图4 动物同理心在宠物依恋和道德地位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图 注：*p 0.001,*p 0.01,*p 0.05 5.3 小结 研究3验证了H3,对动物的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关系起中介作用,这与研究2结果共同表明传统养宠人把传统宠物当作与家人、朋友同等地位的重要他人,进一步揭示了传统养宠人与宠物的依恋关系不仅有利于人宠双方,还有利于对其他传统宠物道德地位的感知。6 总讨论 本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区分了传统与非传统宠物,系统考察了养宠人身份与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宠物特质、伦理立场、宠物依恋、同理心在其中的作用。发现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对宠物的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这表明传统宠物依恋与同理心使养宠人更能感知并尊重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1670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6.1 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人们重视宠物,并认为其价值高于其他动物,这被称为宠物物种主义(Caviola&Capraro,2020)。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倾向具有更为细致的区分,宠物物种主义也存在于宠物内部,即“传统宠物主义”,人们更重视传统宠物,将传统宠物置于非传统宠物之上,传统养宠人尤甚。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宠物与人类的相似性是人们决定优先考虑哪些物种的主要预测因素(Tisdell et al.,2006),人们倾向于在心智能力上更接近人类的动物,如更喜欢哺乳动物而不是鸟类。但我们注意到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还包括龟、鸟、鱼,因此另一个可能性是传统宠物更多地被接纳进入人类生活,在人类与传统宠物的共同进化与驯化过程中,交流协调的能力不断得到强化,人类与宠物因此建立起稳固的情感联系。在传统养宠人把传统宠物作为倾听者,与其进行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尽管宠物无法在语言上给予回应,但其行为表情依然可以让养宠人认为自己被理解和倾听,因而传统宠物被感知到更高的心智能力,人们不愿意伤害有思想的动物(Bastian et al.,2012)。与此同时,传统宠物大多因其温和性和可控性,经过多年的驯养从而被人们选择成为伴侣宠物,而非传统宠物则会对环境、其他宠物、人类带来更多的潜在危害(Ng et al.,2018;Schuppli et al.,2014)。抛开潜在的危害性因素,对许多人而言,非传统宠物如蜥蜴、宠物蛇、宠物蛙是长相怪异的生物,冷酷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而传统宠物如宠物狗、宠物猫则以其可爱、乖巧的形象深得人心。正如Tisdell等人(2006)所说,对人类的吸引力和其本身的亲和力影响物种的被保护程度,因此传统宠物被感知到更高的道德地位。6.2 养宠人身份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养宠人身份对宠物道德地位影响分析发现,比起不养宠人,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人类对宠物的态度与行为是社会习得的(Wilks et al.,2020)。养宠人与非养宠人存在着一部分不重叠的社交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形成个人宠物观并不断得到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 这 一 结 果。这 也 可 能 与 心 理 亲 属 理 论(Psychological kinship;Bailey,1988)有关,养宠人不考虑实际的遗传关系,在认知和行为上把宠物视为家人。在本研究中,大多数养宠人会给他们的宠物起名字,这可能代表了一种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Finch,2008;Gerhards&Hans,2009)。养宠人更可能会把他们的宠物视为与人类地位同等的“个体”,而不是普通的“生物”,并据此将他们的宠物划分为内群体,形成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比起非养宠人,养宠人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宠物看作重要他人(Xu et al.,2022),因此养宠人对宠物的态度更为积极。此外,人和动物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Amiot&Bastian,2017),尽管群体间存在偏见(Brewer,1979),但这种偏见可以通过增加群体间的接触来减少(Allport,1954)。由于本研究中选择的不养宠人既没有养宠物,也没有养宠物的倾向,我们认为这部分人群对宠物并不感兴趣,不会主动地寻求宠物接触。相比之下养宠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与宠物接触的机会,更多的宠物接触预示着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更强的认同和保护程度(Heiss&Hormes,2018;Rothgerber&Mican,2014)。养宠人与饲养的宠物所属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交流互动中养宠人对其产生了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推广到其他没有直接参与最初接触的外群体成员,即所有的宠物。在对养宠人进一步细分时,我们发现这种积极态度在传统养宠人身上更明显被观察到,传统养宠人表现出对传统宠物的偏爱,体现在对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感知,这与前人研究一致(Serpell&Paul,1994),而在非传统养宠人身上并没有发现对非传统宠物的偏爱,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尽管确定群体身份可以在自我和内群体之间产生心理联系,但这种心理联系可能存在主观差异性,个体的群体分类不等同于把特定的内群体包含在自我概念中(Sani&Bennett,2009)。对于那些亟需获得社会认可(Social approval)的人来说,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想要避免不被接受、体现自身价值和被他人喜欢,因此不会完全地表现自己真实的想法(Venaglia&Lemay,2017)。非传统养宠人可能感知到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传统宠物是“奇怪的、另类的”,非传统养宠人为了避免负面评价导致产生的社交焦虑(Watson&Friend,1969),选择迎合大众的观念,不表现出对非传统宠物的偏爱。导致非传统养宠人对两类宠物感知道德地位的相似性可能是因为缺少情感联系,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