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pdf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它描述的是有关制度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转型下日本女性的生活处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个体化社会里,日本女性一方面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获得为自己规划人生的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又失去家庭和性别分工带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感,面临着贫困、孤立等风险。当日本女性逐渐脱离家庭和性别角色时,日本的政策和观念反而固守甚至强化家庭主义和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在自由与风险之中难以抉择。关键词 日本女性;个体化;家庭;性别角色;两难困境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23)01-0021-09收稿日期 2022-11-08DOI 10 19669/j issn 1009-5101 2023 01 003作者简介 曹有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社会性别、个体化问题研究(北京 102448);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日本社会性别、社会治理、少子老龄化等问题研究(北京 100007)。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变化。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构建起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已然崩溃,个体从中间集团中脱离,逐渐形成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在社会转型之下,日本女性的变化尤为明显。一方面“女性的时代”“女性的自立”等媒体用语似乎预示着日本女性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获得“为自己而活”的自由。另一方面 女性贫困无缘社会 等纪实文学又描述着失去家庭庇护的日本女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如何理解日本女性既拥有自由又面临风险的生活处境?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个体化描述的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个性化,而是有关制度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1235贝克将这一社会学的转变概括为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继而重新嵌合。在“抽离”和“重新嵌合”之间,现代社会削弱甚至摧毁了阶级、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等工业社会的基础,中间集团开始分化,个体逐渐裸露出来成为社会的最小单位。这一分化具有双重面孔,一方面个体从中间集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另一方面被分化的个体失去了中间集团的保护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简而言之,个体化给个体带来了“风险的自由”。个体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分析维度:其一是解放维度,即在支配、扶持等传统背景方面,脱离由历史赋予的社会形式与社会义务。其二是祛魅维度,即在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范方面,丧失传统的安全感。其三是控制或再整合维度,即一种新的社会约束。2155然而,日本女性经历过“解放”和“祛魅”却没有“再整合”,不得不在自由与风险之间挣扎。因此,本文将聚焦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即在社会转型之下日本女性形象有何变化;她们面临何种困境;为何会陷入困境之中。12一一、日日本本社社会会转转型型与与女女性性形形象象变变迁迁贝克理解的“解放”是一种脱离,个体脱离由历史赋予的社会形式与社会义务,这种解放需要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以实现。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构建出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将“团块世代”女性牢牢束缚在核心家庭之内,过着既稳定又束缚的生活。但是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出现松动,中间集团对个体的束缚减弱,“团块次代”女性获得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迎来了个体化社会,“平成世代”女性终于获得规划自己人生的自由。(一)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团块世代”女性纵观日本战后 70 余年历史,在 1955 年至 1973 年前后明显存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从宏观角度上看,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上有保守党与革新党相互对峙形成的“五五年体制”;在经济上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着年均约 10%的快速增长。正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中,日本顺利实现了“国民年收倍增计划”,让日本国民产生“一亿总中流”的意识。以微观视角来看,核心家庭取代大家庭成为人人向往的标准化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取得广泛认可,成为一种社会范式;终生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备受企业推崇,成为日本式经营的典型特征。就连居民的消费从“三大神器”到“新三大神器”中都能看出,这一时期日本人生活在一个“大家都差不多”的社会里。日本“团块世代”女性正生活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里。她们出生于战后初期的 1947年到 1949 年之间,等到面临就业、婚姻、生育等人生重大选择时,性别分工观念引导她们走上固定的“女主内”的人生轨道上。这一代女性把婚姻视作自己的归宿和终生的职业,在 20 出头的年纪早早把自己嫁出去,成为专职家庭主妇。婚后,丈夫作为“企业战士”在外奋斗,妻子作为“贤妻良母”回归家庭,将养儿育女、照顾父母、操持家务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团块世代”的女性们无论是否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都被嵌套在家庭之中,成为家庭主妇,过着安稳而又束缚的生活。(二)经济稳定增长期的“团块次代”女性1973 年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长达 18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由此进入稳定增长期。经济“换挡”带动社会转型。从家庭形态来看,日本的核心家庭占比在 1975 年达到峰值的 63 9%后开始逐渐下降。这说明核心家庭作为战后日本标准的家庭模式开始出现松动,不再是人人向往的家庭模式。从雇佣形态来看,日本企业经受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纷纷采取减量经营、职位调配、提前退休等方式来缩减员工数量。在 1986 年日本实施 劳动者派遣法后,企业更是争相采用非正规雇佣的派遣员工来降低用人成本。这一变化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构建起的终生雇佣体系开始瓦解。从性别分工来看,这一时期为补贴家用而选择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特别是 1985 年出台 男女雇佣均等法 后日本女性的就业率有明显上升。女性就业率的不断攀升说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也遭到挑战,出现松动。日本“团块次代”女性生活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松动的时期。她们出生于 1971 年到1974 年,成长于日本经济稳定期。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她们不甘心像母亲一样埋没在家庭琐事之22曹有顺等 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三大神器是指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此三件电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普及到日本普通家庭。新三大神器是指彩电、空调、小轿车。此三件电器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普及在日本普通家庭。中,立志要为自己而活。但是,当她们走出校门时正赶上泡沫经济崩溃,大量企业或裁员或倒闭。遭遇“就职冰河期”的她们无奈之下只能选择“M 型”就业模式,即从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以结婚或育儿为契机辞职回归家庭,等到子女上小学后再重新回归劳动市场。“团块次代”的女性虽然有“为自己而活”的决心和能力,但是她们迫于“就职冰河期”的无奈,只能在家庭和性别规范的束缚中争取些许属于自己的生活。(三)经济低迷期的“平成世代”女性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稳定的社会结构已经崩溃,日本迎来了个体化社会。个体化意味着国家认可的标准人生、参考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12这种崩溃首先体现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领域。1993 年执政38 年之久的自民党失去政权,标志着“五五年体制”的崩溃。此后“走马灯”式地更换首相,暴露出旧有体制难以适应个体化社会。同一时期日本地价持续下降,经济泡沫全面崩溃,日本经济由此进入低迷期。作为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相继失去稳定性,使日本社会丧失粘合力。个体逐渐从中间集团中脱离出来,社会的个体化特征愈加突出。核心家庭继续减少,夫妻二人家庭和单身家庭不断增多;终身雇佣、年功序列难以为继,就业形式呈现多样化、灵活化趋势;性别分工观念不再奏效,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等等。甚至连居民消费也呈现出个体化特征,市场上出现大量个性化产品并广受欢迎和追捧。“平成世代”的女性与日本迈进个体化社会处于同一时期。她们出生于 1989 年平成元年以后,成长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这一代女性深受西方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已经抛弃了“为他人而活”的价值观念。在择偶上她们更加遵从内心感受,一些人宁愿一直单身,也不愿将就过一生;在婚育上她们更愿意享受当下,不惜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在就业上她们更青睐于限制较小、管制较少的工作,等等。总之,“平成世代”的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她们早已打破“女主内”的固定人生模式,开启了“为自己而活”的新道路。二二、个个体体化化社社会会中中日日本本女女性性的的两两难难困困境境贝克所谓的“祛魅”并非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去神秘化”,而是原有的信仰和规范等失去效力,从而丧失传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对于个体而言,原有社会规范的丧失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自由,然而安全感与稳定性的丧失又意味着面临更多的风险。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一方面个体化将日本女性从固有的婚姻、家庭、工作等历史形式和社会义务中解放出来,是否组建家庭、是否生育子女、是否出门工作都成为她们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个体化又将工业社会的稳定性与安全感摧毁,使她们陷入贫困、孤立等风险之中。(一)婚姻自由与贫困风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当代日本女性的规范作用越来越小,婚姻已经从过去的“必答题”变为现在的“选答题”,并且“答案”也呈现多元化。首先,从日本女性的终生未婚率变化中便可窥见女性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结婚或单身。1950 年日本女性的终生未婚率仅有 1 35%,经过缓慢上升 1990 年达到 4 33%,随后迅速上升到 2020 年的 17 81%。3如果说 20 世纪 50 年代终生未婚女性是少数派的“离经叛道”,如今接近两成的女性选择终生不婚,这一事实说明女性已经不再把婚姻作为人生的必由之路。其次,从女性的初婚年龄变化中能看出日本女性拥有32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终身未婚率:总务省统计局根据国情调查报告计算出的数值,为 4549 岁和 5054 岁的占比平均值。何时结婚的自由。曾经日本女性的婚姻被比喻成“圣诞节的蛋糕”,过了 24 岁就“廉价”了,所以女性们纷纷在24 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然而当代日本女性早已摒弃24 岁前结婚的想法,相反晚婚更受大家的欢迎,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在此背景下,日本女性的初婚年龄也从1950 年的 23 岁上升到 1990 年的 25 9 岁,2020 年已经达到 29 4 岁。最后,从日本的离婚状况也能看出,离婚与否,日本女性越来越拥有足够的发言权和选择权。战后的 1950 年,日本的离婚率为 0 101%,1990 年上升到 0 128%,经过 2002 年的峰值 0 23%后有所回落,2020 年下降到 0 157%。当今日本社会对离婚持有比较包容的态度,离婚也不再是羞于启齿之事。另外,根据日本法院的统计可知,2021 年有 39 478 件离婚申请,其中有 25 780 件是由女方提出,4可见日本女性在离婚中掌握着主动权。个体化浪潮打破婚姻的束缚给女性带来自由,同时也摧毁了家庭的经济保护,使女性面临贫困风险。日本女性面临的婚姻自由与生活窘迫的矛盾体现在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上。2018年在 2064 岁劳动者中已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9 9%,未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15%,丧偶女性的贫困率为 23%,离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29 4%。5无论是未婚女性还是丧偶或离异女性的贫困率都远远高于已婚女性。老年人群体中更是如此,在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已婚女性贫困率为 14%,未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35 6%,丧偶女性的贫困率为 32%,离婚女性的贫困率为 41 5%。年龄的增长不但没有降低单身女性的贫困风险反而加大了与已婚女性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有相当数量的女性会因偏离婚姻机制而受到经济上的“惩罚”,被迫置身于贫困的风险之中。随着日本经济长时间走不出低谷,女性因离婚或作为未婚母亲的贫困风险还将愈加明显和深刻。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社会里,女性与贫困之间总是“只差一个丈夫”。2133日本即使进入个体化时代,婚姻机制依然是女性经济稳定的“压舱石”。虽然女性获得了婚姻上的自由,但是却丧失了经济上的稳定性,让她们陷入一种渴望婚姻自由与可能遭遇贫困风险的两难之中。(二)生育自由与老后风险京都大学的落合惠美子教授将日本战后家庭出现的稳定期称之为“家庭的战后体制”,在这一时期内大家都在适婚年龄结婚,建立一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不允许有特殊。6但是自1975 年以后,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出现松动,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社会规范日渐式微。首先,这种变化体现在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再一次下降上面。总和生育率是指15 岁至49 岁女性各年龄段生育率的总和,它能够反映每位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1955 年至 1974 年除个别年份,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 2 以上,意味着这一时期大多数女性都生育两三个孩子。然而从1975 年开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 2,近年来更是在 1 4 上下浮动,说明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社会规范在减弱,女性在决定生育子女数量上更加自由。其次,终生无子女的夫妇比例不断攀升也能体现女性生育的自由化。以往传宗接代是妻子的职责所在,但是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4549 岁的已婚女性中未曾生育的女性占比一直在攀升。1987 年该比例为 3 1%、2002 年上升到 4 2%、2021 年高达 9 9%。7如今约一成夫妇终生无子女,说明传宗接代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最后,女性的生育意识也突破了传统的束缚。最新的 出生动向基本调查 显示,赞成结婚后应该生孩子的女性仅有 36 6%,约有 2/3 女性并不认可结婚必须生育孩子的观念。日本当代女性在生育上,不管是现实情况还是思想层面都拥有充分自由。有学者表示,在日本生育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在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上日本女性有充分的发言权。8处于个体化时代的日本,无论是生儿育女的社会规范还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都失去效力,42曹有顺等 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生不生孩子已经成为女性的个人自由。但在现实中选择终生不生育子女的女性到晚年更容易遭遇生活困境。首先,终生无子女高龄女性在经济方面更容易陷入贫困。2018 年日本以 65 岁以上高龄女性为对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家庭形态中,“单身家庭”的贫困率居于首位,为46 1%;“三世代家庭”最低,为 10 3%。5虽然“夫妇二人家庭”的贫困率为 13 7%并不高,但是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且一般妻子比丈夫年轻。因此,“夫妇二人家庭”很容易转化为“高龄单身女性家庭”从而陷入贫困。其次,终生无子女高龄女性在养老护理方面更加困难。虽然日本有着较为完善的养老护理体系,但是还未完全实现养老护理的社会化,家庭依然承担着养老护理的重任。亲代抚养子代,子代赡养亲代是家庭代际支持的基础,选择不生儿育女的女性在晚年将无法获得家庭的支持。最后,终生无子女高龄女性更容易陷入社会性孤立。大型信息公司 瑞穗信息综研在 2021 年的 社会性孤立实态、要因等相关调查分析研究报告 中将社会性孤立者分为会话欠缺型、接受支持欠缺型(广义)、接受支持欠缺型(狭义)、提供支持欠缺型、社会参与欠缺型(广义)、社会参与欠缺型(狭义)6 种类型。其中无子女高龄单身女性仅社会参与欠缺型(狭义)低于设定指标,其他五种均高于指标。9可见,日本无子女高龄女性陷入社会性孤立的可能性比较高。日本的养老护理并未完全实现社会化,家庭的代际支持依然是养老护理的重要支柱。现代日本女性虽然拥有生育的自由,但是终生无子女的女性显然更容易陷入老后困境,女性在“生与不生”之间难以抉择。(三)工作自由与育儿困境日本在战后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存在丈夫在外工作,妻子照顾家庭的社会范式,但是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这种范式崩溃了。性别分工范式的崩溃,一方面体现在家庭主妇型家庭的减少和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上。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1980 年家庭主妇型家庭有1 114 万户,双职工家庭仅有 614 万户,但是到 1992 年双职工家庭(914 万户)超过家庭主妇型家庭(903 万户)并且差距越来越大,2019 年双职工家庭达到 1 245 万户,远远超过家庭主妇型家庭的 582 万户。10另一方面体现在女性就业模式从“M 型”向“梯形”转变。1981 年的日本女性就业率在 2024岁节点上迎来第一个峰值,随后迅速下降,到 3034 岁达到谷值,峰谷值超过 20%。35 岁以后女性的就业率开始缓慢上升,在 50 岁左右再次到达峰值,随着退休年龄的到来,女性就业率再次下跌,整个就业曲线呈现“M 型”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的“M 形”就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2021 年女性的就业率在 2529 岁前后达到峰值(86 9%),在 3539 岁前后达到谷值(77 7%),39 岁以后有小幅回升,在 55 岁左右开始大幅下降。11126纵观 2021 年女性的就业率曲线,虽然中间有微微塌陷,但是峰谷值仅仅只有 9 2%,与其说是“M 型”,不如说是“梯形”。日本女性在就业上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就业率的变动上,而且也体现在就业意识的变化上。根据内阁府的调查,2009 年认为“即使有了孩子,也要继续工作”的女性占比为 45 9%,2019年该比例超过六成达到 61%。12尽管个体化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就业自由,但是女性参加工作并没有减轻育儿压力,反而使她们陷入工作与育儿难以兼顾的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男性工作时间长,参与育儿时间少,女性难以从家庭内获得育儿支持。在双职工且有学前儿童的核心家庭中,在工作日期间男性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 2 分钟,育儿时间仅有1 小时10 分钟。13在休育儿假方面男性难度大,2021 年度男性育儿假取得率虽然达到历史最高,但也仅有 13 97%。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中,丈夫即使想帮助妻子分担育儿压力,也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社会育儿体系尚不完善,女性难以从社会获得育儿支持。2016 年“保育52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园落选,日本去死”入选 10 大流行语,以此为契机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待机儿童的广泛讨论。这也迫使安倍内阁在 2017 年提出“零待机儿童”的口号,增加预算扩建保育机构,加速解决待机儿童问题。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6 年有待机儿童 23 553 人,2017 年达到峰值为 26 081人,随后有所下降,截至 2022 年 4 月仍然有 2 944 名儿童处于待机状态。14个体化时代下的日本女性经历了一次人生轨迹的转变,她们越来越渴望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参与到劳动市场中去。然而符合个体化时代的性别分工机制又尚未建立,使她们在兼顾工作与育儿上疲于奔命,甚至一些人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三三、日日本本女女性性陷陷入入两两难难困困境境的的深深层层原原因因随着个体化时代的到来,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构建起的社会规范日渐式微,女性从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中逐渐被解放出来。贝克认为,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现了。”1236但是日本“新的整合形式”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女性面临的两难困境。究其缘由,笔者认为是由于日本的现代之路与贝克观察的西方国家不同,它的现代化进程经历过压缩。“压缩现代性”是指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过程中,经历了时空的非常凝缩的发展,并且,在这发展过程中很多不同的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复杂多元体系。15它虽然是由韩国学者张庆燮观察韩国社会提出的理论,但是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存在压缩现象。压缩意味着日本能够短时间内追赶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步伐,同时也意味着缩短了日本应对社会转型的准备时间。16因此,当日本以较快的步伐进入个体化社会后难免会出现制度、观念等与社会现实不符或准备不足的问题,这让日本女性陷入看似自由,但又难以选择的困境。(一)社会制度因素在工业社会里个体被嵌套在集体生活之中,阶级预设着核心家庭,核心家庭预设着性别角色,性别角色预设着男女分工,男女分工预设着婚姻。17因此,制度安排只要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核心家庭便能协调好矛盾,实现社会统合。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相继迎来个体化社会,核心家庭遭到分化,动摇了工业社会的制度基础。面对社会转型,西方国家纷纷开始了制度调整。例如,法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通过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扩大养老金覆盖面、出台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等措施,将社会保障的目标从团结和再分配转向责任和个体化,18成功地缓解了社会转型带给个体的冲击。与之相反,日本不仅没有借鉴欧美经验出台以个人为单位的制度,反而固守和强化以性别分工和核心家庭为前提的制度和体系,使相当数量失去家庭保护的女性陷入困境。第一,日本的就业制度固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日本长期以来男性作为正式员工被企业雇佣,领取工资被视作家庭的抚养者,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边缘化,成为被抚养者。即使日本政府在 1985 年出台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要求企业在人事安排上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时至今日,日本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改变。从就业形态上看,2021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就业者中有 53 6%属于非正规雇佣,而男性就业者中仅有 21 8%属于非正规雇佣,11128女性约是62曹有顺等 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待机儿童:由于保育机构满员而无法入园,一直处于等待的适龄儿童。男性的 2 5 倍。从薪资待遇上看,男性工资为 100 的话,女性仅有 77 5,男女相差 22 5 个点;从岗位晋升上看,美国管理岗女性占比 41 4%,而日本仅有 13 2%。19可见,日本女性无论在就业形态、工作待遇还是晋升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第二,日本的年金制度强化家庭和性别分工观念,让女性无法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1985年中曾根康弘内阁对年金制度进行改革,出台了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该制度将主要靠第二保险者收入维持生计的人定义为第三号被保险人,并规定年收入不满130 万日元的第三号被保险人可以免除国民年金的保险费。即,满足一定条件的家庭主妇,即使不缴纳年金费用,到晚年也能够领取一份国民年金。另外,根据厚生年金法,工薪家庭的男性去世后,作为遗孀的家庭主妇无须继续缴纳保险费,晚年也能领取一份遗族年金。日本的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遗族年金制度保障的是通过婚姻组建家庭,并遵守性别分工规范的部分女性,单身女性、自立型女性则不在保障的范围之内。第三,日本的护理体系具有浓重的家庭主义色彩,使女性面临育儿、养老双重困难。日本常常将“护理”理解为“照护老人”,实际上“护理的第一含义指的是育儿,之后才扩展到照料老人、看护病人、帮助残疾人、甚至心灵呵护。”20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近年来日本出台了 儿童、育儿支援法,不断修改 护理保险法,看似将护理责任从家庭向社会过渡。但是,无论从“待机儿童”“待机老人”的社会现实来看,还是从 儿童、育儿支援法 的基本理念是“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育儿具有第一责任”、护理保险法 是“以一定的家庭护理为前提制定的制度”21来看,日本的护理体系中,家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护理的家庭化,一方面让选择结婚、生育的女性在育儿时难以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让选择单身的女性在晚年无法获得充分的养老护理。总而言之,日本以核心家庭和性别分工为前提制定的制度难以适应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如今,日本女性终生未婚率高达 17 81%、“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婚”22等社会现实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或不能组建家庭;女性的高就业率和不断增强的就业意识也意味着“女主内”性别分工的崩溃。但是,日本的就业、年金、护理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却一直固守甚至强化着核心家庭和性别分工的前提,导致脱离家庭和性别分工的女性从制度的保护网中滑落而陷入困境。(二)性别分工因素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主要体现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稳定的社会结构里,丈夫负责挣钱养家,妻子负责养儿育女、料理家务,“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泾渭分明的性别分工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原先泾渭分明的性别分工界线开始模糊,性别分工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工作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工作是丈夫的事儿”这种思想观念已经过时了。根据总务省 劳动力调查 的数据可知,近三十年来劳动人口中的女性数量逐年攀升,2021 年已经达到 3 057 万人,占总劳动人口的 44 6%。23不仅如此,2021 年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的调查显示,15 岁至 64 岁女性的就业率达到 71 3%,11125意味着每 10 位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 7 人在工作。另外,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自 1973 年开始每隔 5 年对日本人的意识结构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调查发现 45 年间日本人对女性婚后是否应该工作的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支持女性婚后应该专注家庭的占比从 1973 年的 35%下降到 2018年的 8%,与之相反,支持女性结婚生育后也应该保持工作的占比从 1973 年的 20%上升到 2018年的 60%。241272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在家庭领域里,即使进入 21 世纪“家务是妻子的事儿”这种思想观念也没有太大变化。2013 年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进行了 现代的生活意识调查,其中有一个设问是假设夫妇做同样工作,家务、育儿在夫妻间应该如何分配。回答“仅由妻子一人承担”男、女各占 2%;回答“妻子中心、丈夫辅助”,男性占 64%、女性占 61%;回答“丈夫中心,妻子辅助”男性占31%、女性占 35%;回答“仅由丈夫一人承担”男、女均为 0%。25可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认为“家务、育儿主要是妻子的责任”的意识并没有太大改变。尽管 2018 年有 89%的人认为男性应该协助妻子育儿、做家务,2413但是 2020 年的调查发现,即使在没有工作的周末,男性的家务时间为 2 小时左右,而女性的家务时间为 5 小时左右,26男女的家务时间依然相差较大。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工作领域时,可以发现日本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已然崩溃,无论是女性的高就业率,还是不断增强的就业意识已经说明女性也开始“主外”了。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家庭领域时,“女主内”的性别观念却没有太大改变,女性在家务、育儿等方面依然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花费更多的时间。可见,随着日本社会的转型,性别分工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发生着非对称变化。即,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就业中去,而男性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家务中来。性别分工的非对称变化让日本女性既要“主内”,在家务、育儿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又要“主外”,和男性一样参与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从“女主内”到“女主内外”的变化加重了日本女性的负担。结结 语语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女性运动家、女性主义学者一直在思考和探寻日本女性走出困境的道路。日本政府也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不断出台男女平等、男女共同参与的政策和措施。例如,1994 年日本在总理府下设“男女共同参与室”“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本部”和“男女共同参与审议会”来共同谋划、构建“男女共同参与”社会。1999 年开始实施的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 提出把 21 世纪的日本建成“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2001 年日本进一步将“男女共同参与室”改组成“男女共同参与部”,并任命前首相福田康夫为首任男女共同参与担当大臣。2014 年安倍内阁更是提出“女性之力是我国最大的潜力”的口号,要努力构建让所有女性都能闪闪发光的社会,等等。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女性活跃”社会扫清了障碍。但是,社会转型下的日本女性一方面从家庭、性别角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为自己而活”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失去家庭和社会的保护,面临多重风险。无论是各大新闻媒体在报道中频繁使用的“女性贫困”、“家庭暴力”等词汇,还是厚生劳动省在调查报告中使用的“女性自杀人数连续 2 年增加”、“女性雇佣者显著减少”等用语都说明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已经愈加显现化、严重化。可见,日本政府的“女性活跃”方案以及性别平等措施离日本女性真正获得自由、摆脱困境的目标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然而,日本女性对自我人生和命运的选择、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苦苦追寻和不懈探索,对于我们破解女性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空间。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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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