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恨金石南天贫”——以清代岭南印信新发现为视野.pdf

106 /粤海风/2023 年第 4 期/“但恨金石南天贫”？以清代岭南印信新发现为视野文/冷东昭信守、防诈伪、辨等威、展风雅的印信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是社会治理的典型标识，其起源于商业活动，发展于行政管理和社会文化，各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至清代达到顶峰，遂成专学绝艺，亦为公私所珍视而竞相庋藏研习。长期以来，岭南印信研究逊于中原，故有龚自珍“但恨金石南天贫”之流传。龚自珍的遗憾主要是指文化印学领域，同样的遗憾也适用于商业领域。因为印信的使用是商业领域的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岭南首府广州是千年商都，在清代，广州十三行是岭南的名片，闻名世界的十三行商会组织和商人团体的印信标志却是空白，是不正常也不符合事实的缺憾，为此笔者决定尝试以此角度进行文献发掘和学术研究。由于十三行印信实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知所终，就是保留有印信印迹的文献能保存至今日者也相当珍稀，又分散于国内外众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之中，寻觅起来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个难题，本人及团队成员除了访问国内、广东省内及香港、澳门、台湾的档案文博高校有关单位，又多次出访保留广州十三行契约文献资料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美国、瑞典、丹麦、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高等院校及文博部门，经过十年的努力，这一冷门绝学已经在文献整理、学术研究和体系重构各个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一是文献资料的进展。在广州十三行商会组织方面，发掘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外洋会馆图记”印迹，当为出于消失已久的广州十三行商会印信。在广州十三行行商方面，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本篇有广东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考一章，记述历年中外文献所载洋行39家，茶行1家，合计40家。迄今已经发掘到其中34家行商即同文（孚）行、怡和行、天宝行、福隆行、广利行、资元行、义丰行、聚丰行、泰和行、裕源行、进丰行、逢源行、万和行、广顺行、源泉行、达成行、东生行、丽泉行、会隆行、西成行、同泰行、东裕行、东兴行、万源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孚泰行、同顺行、福顺行、东昌行、安昌行、隆记行的印信印迹，只有茂生行林应奎、万成行沐士方、义成行叶上林、而益行石中和、进丰行倪宏文5家行商暂时没有发现印信印迹。除了上述梁嘉彬提及的行商，在海外原始文献中还新发现了数十家十三行行商，即广源行、隆和行、怡昌行、和源行、恒益行、端和行、丰裕行、丰源行、广兴行、广益行、厚德行、晋孚行、晋元行、遂成行、远来行、正丰行、隆顺行、万孚行、丰顺行等。如何判定这些是新发现的行商，还是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行外商人，主要基于几个角度进行考证：一是处于广州十三行的存世期限内（16851856）；二是与外国商人有稳定长期直接贸易关系；三是有明确的以“行”命名的商号及商人名称（官）；而最重要的证据还是印信印迹的证明，这大大扩展了十三行行商队伍的规模。学术界把不同于各国东印度公司特许商人的外国个体商人称为“散商”，把不同于十三行特许商人的中国个体商人称为“铺商”。根据目前资料来看，这些中国铺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存世时间超过广州十三行的存世期限内（16851856），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个别到20世纪初期；二是与十三行商人保持贸易联系，只是负责为行商提供货物或者服务贸易关系；三是区域超出广州，扩展到福建、香港和澳门等地，主要与外国商人的联系为主。这些中国铺商也广泛使用了印信，如鸠挂（九官）、裕祥行、聚和号、益昇号、合益店、三广兴、盈顺隆、岁胜公司、瑞兴公司、沈瑞和号、沈顺兴、松盛号、遂合公司、文胜、益升店、保帝官、丰益号、梁永利、长茂荣号、POONQUA、安记、安泰、澳门新步街广盛隆、鲍廉、曾万丰号、王裕和号、昌顺、尘茂利记、陈伯玩、陈九香号、成号瑞记、大兴公司、东和号、范符务、福和号、（香港上环）福泰号、高利治公司、公源、广常泰、广成号、广发裕、兴盛利、香港广兴书柬、广珍源记、和发号、合丰号、瑛记、和和号、和隆号、（香港上环）和栈号、恒美号、溥记、二桅船恒兴、华丰号广告、焕记、怡泰、黄沛章、黄埔新昌、黄埔买办、会能铁铺、坤记、会记、胡裕大号、詹万号、金顺兴、金瑞庆、许成丰、镇泰号、全孚兴记、黎辉记、李益美号、李正茂、良昌、隆盛、隆顺公司、溥馨、永昌号、温敬官、广益店、船主党、合昌、泰隆、顺泰、陶海谦、天泰号、金合和号、同茂店、同盛店、万丰洋货店、万盛号、虞永春号、周祥茂号、鄢岳记号、吴和记号、维盛、卫广泰、仓记号、位记号、西盛店、福泰号、和合号、广盛隆、香港南记号、泰顺店、香港药馆、溢隆兴记、协成、协记洋货店、新广安维记、新金安恒记、亚中、杨中正号、怡兴号、万济堂、怡记、义聚茂记、义生祠、益记、源广和、源懋益记、张极记号、振泰号、周豫成号、瑞兴船、方遂胜、三广兴公司、生和店、协顺公司、郭和记、买办浩昌、买办亚宁、新兴栈、卢大昌、陆万顺、永昌生记、永祥盛、郭亚贵、罗谦泰、南昌、祺记、谦信、权记、荣昌、三柱、三和号、同升泰、吴亚弈、信宜公司、远芳斋、远利号、利贞号、忠信铜铁、老敏节官、亚辉、昌荣、宽和通事馆、李耀、裕生行AYUN、振泰聪记、建昌办馆、联昌单据、香港先施公司广告、宁号图记、长洲怡生源记、怡和保险图记（惕励），等等。原始档案提供了深化研究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的文献宝库，目前已经取得的文献成果有冷东、梁承邺、潘剑芬主编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冷东、潘剑芬、沈晓鸣主编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辑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其二是学术研究的进展。首先是商务印信使各级社科规划没有立项的局面得以改变，2019年广州大随笔快议 /107108 /粤海风/2023 年第 4 期/典项目广州十三行印章汇考、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先后立项并完成。冷门学科主要是指一些学术关注度低、成果产出难、研究群体小的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绝学是冷门学科中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很高、研究难度极大、研究群体很小甚至后继无人的濒危学科。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濒危语言（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等）、特色地域文化研究、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均属于冷门绝学的范围。研究专项旨在重点支持对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或填补空白，但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匮乏、研究断档、亟需抢救的冷门绝学，其侧重人文基础研究，鼓励学者根据学术兴趣和学术积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这表明广州十三行印信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推动这一学术领域攀登新的高度。其次是首届商务印信主题学术研讨会的召开。2021年11月6日，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课题组主办了“广州十三行暨商务印章印迹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荷兰及国内香港、澳门、北京、上海、山东、山西、安徽、河北、河南、福建、四川、西藏、广东等地的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本次会议作为国内外首次举办的商务印章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填补空白的有益尝试，初步勾勒出中国特色印信体系的基本框架、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有益于中国商业印信领域的深入发展，对本领域的资料收集、专题考证及完善研究方法、攻破薄弱环节、明确发展方向均大有裨益。再次是学术成果不断问世。冷僻的印信印迹，会导出研究之热点，爆出崭新的历史资讯，为“十三行”之名最早起始于何时，为何冠以“十三行”之名等学术界长期没有解决的历史疑案提供了全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冷东、罗章鑫“外洋会馆图记”之发现暨“十三行”正名考（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利用英国怡和洋行等中外档案，考证了“外洋会馆图记”印章，明晰十三行的正名应为“外洋行”，是广州十三行商业印信研究的关键性成果，衍生了考证十三行商会及具体商行印信系列成果。冷东、潘剑芬、沈晓鸣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辑考（全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对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资料室中收藏的736件中文档案，在彩色影印基础上进行了考证注释，这些集印章之大成者的商业文书，是研究清代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的关键性文献成果。此外团队成员还发表系列成果如邢思琳、冷东广州十三行之西成行补遗（暨南史学十七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冷东、邢思琳罕见广州十三行商签字画押的发现（当代广州学评论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冷东海内外中文文献发掘与天宝行印章印记研究（广州文博第十三辑，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获得“2020年广东方志理论研讨活动”征文一等奖，邢思琳、冷东英国发现清代嘉庆朝南海县衙告示考释（广州文博第十四辑，2021年版），沈晓鸣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评析（广州大典研究第六辑，2021年版），冷东广州十三行怡和行印章印迹研究（同上），邢思琳鸦片走私文献的铁证（同上），吴东艳飘扬的印记：广州十三行与中西旗帜文化交流（同上），肖楚熊广州十三行之东裕行（同上），冷东清代广州十三行之丽泉行印信与经营（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沈晓鸣1819世纪广州口岸中外艺术交流的印学领域（同上），邢思琳广州十三行同文（孚）行印章印迹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沈晓鸣“广州十三行暨商务印章印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冷东锭头金、天运纪年到德记图书新发现几则东南亚华侨文献管窥（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曾旭梅州客家民间商业文书用印刍议（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6期），冷东、谭经宇 南京条约上的印章签押（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冷东、邢思琳、沈晓鸣杜凤治日记印象（学术研究2022年第12期，获得广东省方志办公室“2022年广东方志理论研讨活动”征文二等奖），沈晓鸣、冷东东波塔档案印章印迹辑析（澳门文化杂志2023年第1期），沈晓鸣、冷东1855年的冰水及食品货单（广州文博第十五辑，2023年版），冷东、沈晓鸣美国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藏美国邮品（获得澳门文化局2023年千里传讯一线穿澳门邮政与电讯业图片展最受欢迎奖和记忆三星奖）等。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咨询报告，供有关部门参考，是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2018年3月5日，研究团队呈交的十三行印章重现天日的报告，获得广州市人大主任、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陈建华同志的批复：“十三行印章的发现，对推动十三行和清代广州外贸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应以此为契机，加强与学术界各方力量合作，共同开展与此相关的海内外广州历史文献资源的发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其三是体系构建的进展。印信制度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发达日臻完善，至清代达到顶峰；清代也是金石学和篆刻艺术的全盛时期，也使岭南文化印学的发展进入了高潮，扭转了长此以往的沉寂局面。但是清代岭南行政印信却鲜有提及，在文献和学术领域也是空白状况。十三行外贸体制是纳入清代官府严格管制范围的，清代前期中西贸易的封建外贸体制包括4个环节：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十三行经营对外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澳门为来粤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黄埔为西方各国商船停泊的港口。这体现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原则，同时国际贸易体系的口岸遍布广东省沿海，具体处理过程中必然与地方司法、行政、防务等各方面当地文武官员相联系，因此在海内外还发现了大量清代公务印信的遗存，这是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目前在档案上发现有两广总督关防印迹：“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关防”“广东广西总督关防”，广东布政使司印信印迹，广东巡抚程矞采、黄思彤印信印迹。在粤海关系统，除了粤海关监督关防印迹“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关防”，还有粤海关下属诸多关防印迹，如“澳门总口钤记”“粤海关澳门总口税务之钤记”“粤海关澳门船牌”“巡查虎门洋面委员钤记”“黄冈口图记”“北炮台口图记”“东陇口图记”“免钞专照”“行后口图记”等。广州府及南海、番禺、香山三县的衙门、澳门同知：及各级官员均会参与相关事宜，因此广州十三行档案中也有大量广东省各级衙署的关防印信印迹，如“广州知府”“广州府海防同知之关防”“广州府海防军同知兼管顺德香山二县捕务水利之关防”“广州府海防同知兼管番禺东莞顺德香山四县捕务水利之关防”“广州府海防同知兼管番禺东莞顺德香山六县捕务关防”“广东广州海防营右哨二司把总之钤记”“广东广州海防营左哨头司把总之钤记”“广州协镇”“佛山海防”“南海县印”“南海县卖主推照”“香山县印随笔快议 /109110 /粤海风/2023 年第 4 期/（江日暄）”“香山县印（彭昭麟）”“香山县印（陆孙鼎）”“署理广州府香山县正堂关防”“香山协镇府”“香山县分防澳门县丞之关防”“香山县典史之钤记”“广东香山协左营右哨头司外委把总之钤记”“广东香山协左营左哨千总之钤记”“广东前山营游击中军守备之关防”等。在鸦片战争中，保留下来和硕恭亲王、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海关、按察使司分巡台澎兵备道、福建都标中协、福建都标中军、福建水师营、福州府海防分府、提督福建全省水师军门、镇守福建金门总镇等钤印公文。此外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等条约中，盖有清朝皇帝玉玺及王公大臣的印信关防，研究成果在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一期发表，亦有助于清代岭南公务印信制度研究。清代公务文书上还存在着一些私人印信的踪迹，即存在“私印公用”的现象。这些具备公务印信功能的私印，或者说介于私印与官印之间的印信，一般被称为押章（牙章），它们多出现在机构内部的稿文或诉状等法律文书上。比如书办拟稿，由六房师爷核查后交相关堂官阅看画押，各堂官阅后用官印，有的直接手书画押，更多的则用私人押章，然后交发再校誊抄。因此一件稿文上，尤其是地方衙门机构的稿文上，通常会留下许多的押章，反映出该文拟办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有“登号”“内号”“登内号”“登内号记”“登内号讫”“护封”“记事”“食鹤”“通知”“五臼”“兴号”“弌点好心”及一号、府肃、笔录、对抄、抄白、勤朴、心存敬畏、慎余、虚衷应物、未名、禀缴领状等。这些新发现的公务印信印迹内容宏博，起到典章制度、文献资源、学术研究等领域的补充完善作用，填补了清代岭南行政印信的空白局面，堪为岭南行政管辖的典型标识，体现了主权国家对海外贸易管理的权力象征。历史上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四大印信文化，即两河流域古埃及印信文化，古印度河流域印信文化，古中华印信文化，古希腊罗马印信文化，经过长期融合，演变为东西方两大印信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外文献上还保留了诸多西方印信文化的内容及中西印信文化交流互鉴的启示。例如20世纪之前，方形印章是中国的不二之选，由于汉字本身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文字入印，汉字整体形状都成方块状，为体现对称之美，从秦汉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明清两朝临时派遣官员的长方形“关防”印章，也只是在方形基础上的变化。西方国家印章除文字外，通常还包含徽记，印章布局以徽记为中心，文字分上下两排从左至右环绕徽记，为追求对称故西方国家印章多圆形。此外还有在圆形基础上发展变化的椭圆形印章。而盖印原料采用火漆封印，在文件上具有明显的凹凸浮雕感，增加强烈的仪式感和庄重感。而清代香港总督及其他英国官员使用的印章也出现方形或为长方形，使用的是印泥而不是火漆，更适合中国社会传统。1719世纪从事中外贸易的数十家行商和数百家铺商，几乎全部使用印章，从发现的数千份文献中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方形或长方形印章，但也出现了圆形和椭圆形的印章，反映出吸收西方印章文化的变化。可见，近年来清代行政关防印信、商务印信文献发掘和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填补了空缺已久的学术领域。结合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印学的研究成果，得以重构清代岭南印信商贸经济、行政管理、文化生活、中外交流四位一体完整体系，不仅可以改变“但恨金石南天贫”的结论，而且可以提升为“喜献金石南天富”，重新审视岭南在中国印信史上应有地位了。结语人行路上，留有足迹；章钤契上，遗有印迹。希望这个大有可为的冷门绝学领域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参与和团结合作，力求达到器物（印）、制度（章）与文化（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开创清代岭南印信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新局面。本文系2023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扶持社会组织开展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附图一1832年广州十三行商会印信“外洋会馆图记”。出处：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2/3/3。附图三1841年同文行印信。出处：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 MS JM/H1/18/03。附图四1832年广州十三行商会印信暨行商画押。出处：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 MS JM/H1/49/6。附图二1729年外国岭南茶业广告“万国流香”。出处：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NL-HaNA_1.04.02_4374。附：附图五1777年清朝国丧期香山县印蓝色印迹。出处：葡萄牙东波塔档案编号1038/C0606 102/Cx.01，R.04/0491。随笔快议 /111112 /粤海风/2023 年第 4 期/附图五1839年两广总督关防。出处：英国国家档案馆FO 682/1972/40。附图七1843年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联合谕令印信。出处：英国国家档案馆FO 682/1992/115。附图八178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印信。出处：荷兰海牙国立档案馆The Hague（1781 Canton 291）。附图十1843年香港英国治安官方形印信。出处：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MS JM/H5/2。附图九1831年天宝行圆形印信。出处：英国国家档案馆FO 1048/31/10。（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