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pdf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3）03-0011-15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特邀嘉宾：原新1杜鹏2童玉芬3陆杰华4（1.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老年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2.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老年学研究所，北京 100872；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70；4.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主持人语：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为此，本刊特邀原新、杜鹏、童玉芬、陆杰华四位资深人口学家就人口负增长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进提供智识参考。原新教授从演进视角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指出要积极寻找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杜鹏教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分析了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人口变化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阐释；童玉芬教授则在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综合人口现象的基础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对策；陆杰华教授考察了曾先于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应对经验，并给出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优化人口素质结构，为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贡献。主持人：尹德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关键词：人口负增长；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新人口机会；人才红利；人口素质收稿日期：2023-05-06作者简介：原新（1962），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杜鹏（1963），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老年学研究所教授；童玉芬（1961），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陆杰华（1960），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1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原新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 175万人，比上年末净减少 85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956 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正常发展状态下的首次负增长。总人口看似只有-0.60净减少的微小变化，却预示着常态化、稳定的和长期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已定。人口负增长所呈现新的人口特征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一、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我国生育率水平自 1992 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就一直在低生育率轨道上持续波动下行，2020年已降至超低生育率1.3，并在此后进一步走低，人口的惯性增长势能已经势穷力尽，人口开启自然负增长状态。只要生育率水平不能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就会持续下去。在几乎不受国际迁移人口影响的封闭人口状态下，总人口常态化、稳定的、长期的负增长就是大势所趋。（一）人口负增长开启人口新时代人口发展一般分为正增长、零增长和负增长三个阶段。人口正增长的历史最长，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历程。新中国成立时，人口总数5.4亿人，随着人口转变快速完成，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高速增长后，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并逐渐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从13亿人增至14亿人用时14年。人口零增长是负增长的准备和短暂的过渡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总人口正负增长的过渡时期，一般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一段时间。我国2021年净增加48万人和2022年净减少85万人，均是总人口在零增长附近的波动。考察未来一段时间，促进生育率回升的力量和维持低生育率的力量共同存在。促进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力量有：党的二十大报告已将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化、规范化、常态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塑造了积极生育政策的外生性力量；依法促进生育的制度安排，如2021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二次修正，提出取消生育处罚措施，倡导积极生育政策；省级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纷纷制定了经济激励、时间支持、技术保障、优质服务、环境友好等方面的具体落地措施；部分家庭会在疫情期间暂缓生育计划而推迟至疫情结束之后再安排生育等。维持低生育率的主要力量有：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内生性力量继续指向低生育率；生育人数、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晚婚迟育的消极影响；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企；疫情已使部分人选择终生放弃生育等。因此，短期内的出生人口变动走向尚不确定。尽管促进生育和阻碍生育的因素同时存在，但我国常态化、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已是大势所趋。（二）高度关注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口负增长的表现截然不同，要遵循人口变动规律。近期观察，负增长早期阶段的各项人口要素变化是温和性的，基于零增长时期人口规模达峰的巨大惯性，人口减少的速度相对缓和；远期观察，维持低生育率的人口迭代效果开始显现，人口数量巨大的惯性终将势穷，负增长远期阶段的人口变动表现尤为剧烈，生育率越低且维持时间越长，人口数量减少越严重。联合国不同人口预测方案的结果清晰展示了这个特点（见表1）。通过不同的预测方案可知，总人口开始负增长的时间、负增长的速度和程度有较大差异，但是各个方案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和远期阶段的表现本部分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22ZDA098）除特别说明外，本笔谈采用的 2022年及以前的人口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数据和 中国统计年鉴2022；2023 年及以后的数据均来自 U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22）.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2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基本一致。以生育率的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三种不同的增长速率计算显示，20202050年间总人口规模分别缩减 13.9%、7.0%、0.1%，预测 2050年总人口依然将分别保持在12亿人、13亿人、14亿人以上，下降程度和速度相对温和。2100 年，低、中、高三个预测方案的总人口将分别为4.88亿人、7.67亿人、11.53亿人，分别比2050年总人口减少59.9%、14.6%、18.3%，落差较大，而且生育率越低，落差越大。负增长远期阶段（20502100年）人口缩减的幅度和速度均数倍于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20202050年）。可见，如果超低生育率水平与超长周期汇合，形成“超低生育率陷阱”，将引发人口总量和结构危机，由此造成人口负增长问题的“近忧较小，远虑很大”。二、人口负增长系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将伴随着总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综合素质跃升和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一）总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以上分析可知，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正是总人口数量从峰值下落的“高原期”，沿袭了人口规模“达峰”的巨大惯性，人口缓慢缩减，规模依然保持巨大，即便按照低方案预测，至本世纪中叶的总人口依然在12亿人以上。全球看，印度人口将于 2023 年年内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到本世纪 6070 年代，我国仍然是全球两个十亿级以上的超级人口大国之一。国内看，我国人口负增长正在由点及面不断扩张。例如，上海市户籍人口自然变动早在1993年就由正转负，但是，受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持续补充，至今常住总人口还在增加。截至2021年，已有13个省份进入了人口自然负增长，覆盖6.0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2.2%；受省际迁移流动人口影响，常住人口负增长省份已达16个，覆盖人口合计6.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6.2%。因此，无论是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还是常住人口年度变动，人口负增长由点及面的趋势已现，以人口规模巨大为背景的人口空间再布局会出现新局面。（二）人口老龄化加速从当前到21世纪中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在2054年达峰值5.2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升至40%以上，均比2020年增加一倍，步入超级老龄社会，其特征表现为老龄人口规模超大、老龄化速度超快、老龄化程度超高、老龄社会形态超稳、老龄群体内部差距超大。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整体年龄结构的变化，不能只看老年人口的变动。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庞大。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早在2011年就达峰值9.4亿人，2012年开始连续性负增长，2020年降至8.9亿人，2050年将降为6.5亿人，但总量比届时发达国家总和还多。第二，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在老年人口总数翻倍的同时，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数量将从1.5亿人增至2050年的2.1亿人，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特征创造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窗口期，也增加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机会。第三，在少年儿童人口、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一稳一增一减”的过程中，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2020年，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少儿人口数量，家庭和社会由传统的养“幼”为主转为养“老”为主；21世纪中叶以前，少儿抚养比（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1559劳动年龄人口数，全文同）徘徊在20上下，但老年抚养比将于 2035 年以前超过 50，2051 年达到 80，2073年超过100。必须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养“老”的人均社会支出远超养“幼”的人均社会支出。（三）人口综合素质跃升一是居民健康状况大幅改善。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婴儿死亡率、5岁表1 中国人口总量变动预测（2020年2100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U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22）.World PopulationProspects 2022；作者计算年均增长率。注：生育率的中方案是在2020年1.3的基础上，假设生育率缓慢提升，2050年为1.39，2100年为1.48；低方案假设生育率继续下降，2050年为0.89，2100年为0.98，这是预警方案；高方案假设生育率较快提升，2050 年为 1.89，2100年为1.98，这是“天花板”方案。年份20202035205020752100总人口（亿人）低方案14.1213.5912.168.384.88中方案14.1214.0013.1310.297.67高方案14.1214.4014.1112.5711.53年均增长率（%）低方案-0.26-0.74-1.49-2.16中方案-0.06-0.43-0.97-1.18高方案0.13-0.14-0.46-0.35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3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分别下降至5.0、7.1和16.1/10万，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二是教育发生质性飞跃。2021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步入稳定的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全年研究生毕业人数，普通、职业院校本专科毕业人数，以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人数约1388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9年。2022年末，中国累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4亿人，占到总人口的17.0%。人口的综合素质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日渐雄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动力源。（四）人口向城镇集聚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日益活跃。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大幅扩增，从2010年的2.21亿人增加至2020年的3.76亿人，十年净增加 69.7%。2021 年，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到3.85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2%，即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流动迁徙，且很大一部分在向城镇或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集聚，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盘活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激活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既提高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空间再布局。同时，促进了要素低流动且分散的“乡土中国”向要素高流动且聚集的“城镇中国”转型，既对二元体制之上所构建的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治理体系提出新挑战，又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对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出双向挑战。三、人口负增长早期的新人口机会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和基础性要素，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从人口机会与人口红利分析框架的底层逻辑判断，中国的人口机会正在转型而非消失，与之对应的人口红利也在跟随转型而非消失。中国人口负增长阶段的早期，具有综合型新人口群体特征下的新人口机会，为可持续释放新时代人口红利奠定基础。溯源人口红利概念，它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而创造的分析框架。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是两个意义不同、密不可分的概念，前者是人口学概念，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后者是经济学概念，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出，比如GDP、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但是，人口机会绝对不会自动地转化为人口红利，二者之间的中介因素或者转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和环境，例如健康改善、教育提升、社会性别平等、充分就业、经济决策、社会管理等。如果人口机会不能被有效地转化为人口红利，那只能说明是对人口机会的浪费，绝不是缘于人口红利本身的消失。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同的人口机会，必须高度重视人口机会的转型。因此，在讨论人口红利时，要十分注意避免混淆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两个概念。回顾过往，改革开放40余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并达到峰值，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铺就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型人口机会基础。在经济社会决策方面，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坚持对内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共进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推动人口乡城转移，大力倡导健康和发展教育，改善综合人口素质；坚持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化进程，广泛吸纳外资、外企，建立各级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把中国建成“世界加工厂”，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尽可能地创造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采取充分就业战略，广泛吸纳就业，通过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长达 40 多年，GDP 总量年均增长率为 9%左右，从1978 年约占世界 GDP 总量 1.7%，到今天占世界GDP总量的18%左右，与我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在15%到27%之间。展望未来，我国人口机会正在转型。以综合 数据来源于对以下文献的综合分析：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 2004年第5期，第2-11页；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 2005年第6期，第21-27页；王丰、安德鲁 梅森、沈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 2006年第3期，第2-18页；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人口学刊 2010年第5期，第15-24页；杨成钢、闫东东：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人口学刊 2017年第5期，第25-35页。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型人口机会为特点，表现为人口规模巨大、人力资源庞大、人力资本增强、人口流动活跃、长寿机会开放共同组合的规模型、资源型、素质型、配置型、长寿型的综合型新人口群体特征，正在形成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人口基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的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牢固树立“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的观念，辩证认识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明辨解析、客观研判人口负增长阶段性特征；主动适应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的人口负增长客观规律，顺势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决策主动适应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形势，充分挖掘利用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在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迁移和素质等全要素与经济社会要素整体联动中寻求积极应对的策略，奋发图强，把人口要素作为谋划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因素，通过全面布局以积极应对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杜鹏2022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这是中国人口发展一个方向性、历史性的变化，也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动分水岭。我国人口发展同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明确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下的人口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为新时代的人口发展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人口素质、规模、结构变动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明确将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五大特征中，人口规模巨大是首要特征。在各国现代化历史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英国、美国，抑或其他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它们的人口规模均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其人口规模均未达到中国这样的体量。2022年中国人口规模达到14.1亿，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3个欧盟或4个美国的人口，甚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规模的总和。人口规模逾10亿的巨量级现代化，必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必将会创造世界现代化的新历史，开创人类现代化的新纪元。此次人口负增长是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是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的必然结果，是人口惯性增长效应消退后人口必然经历的阶段，具有长期性、难逆性的特点，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后，或迟或早都会发生人口负增长，这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负增长后，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会消失。根据联合国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2022（生育率的中方案）预测数据，我国 2022年开始人口负增长后，人口负增长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非常巨大。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维持在14亿；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仍将保持在13亿以上。因此，从现在起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口规模巨大本部分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1ZDA106）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5都将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鲜明特征。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我们亟需探讨的是，在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人口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变化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风险？如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转向人才红利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也是影响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但是人口的增长和减少并不必然等同于经济的增长或停滞，更不会在短期内就显现出明显的经济社会影响，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人口变化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长期性、全局性影响。当前人们对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人口负增长是否会使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是否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第二，中国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是否能够承受？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配置中，中国又如何找到新机遇？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同样，当前由于多年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负增长也是许多世界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必然结果。人口本身的规模和结构变动并不直接意味着经济的后果，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学概念能否得到实现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改革开放前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并不是后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原因，1979年以前中国在人口迅速增长时期也并没有表现出人口红利，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优势，使庞大的劳动力潜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中充分释放，这才收获了人口红利。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变化并非只有人口负增长，还有很多同期的其他变化同样值得重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国家政策也会对未来人口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劳动力数量仍然非常庞大，劳动力素质在提高。2020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有 8.77亿，其中经济活动人口依然保持在 6.56亿的规模。人口负增长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已经促使我们更加重视日益增长的、数量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群体，如果他们获得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就能使劳动力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更加紧密的结合。因此，不能简单比较劳动力数量的增减，更要重视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结构以及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等方面因素的变化。其次，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具备实现人才红利的坚实基础。中国目前的8.77亿劳动年龄人口中，绝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长到近 11年。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而中国一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在1200万人左右，如果实现充分就业，绝大多数新增就业人口都将是高校毕业生。未来劳动力数量虽然会逐渐减少，但劳动力整体素质在迅速提高，人才队伍在扩大，庞大的接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技术训练的劳动人口是中国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基础。再次，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机制的日益完善可以促进劳动力供给和就业需求实现更好的匹配。在以往促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随着农业富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到城镇，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未来随着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经济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技术密集型发展模式，市场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人口负增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对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要求是同步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灵活就业，降低竞争压力。因此，未来我国劳动力队伍依然庞大，劳动力素质持续提升，这会促使高素质劳动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互相紧密结合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转向人才红利，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二、长期低生育率成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风险挑战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挑战，提升生育率也就成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最主要发力环节。“少子”是人口负增长的最主要动因，因此未来几十年生育率能否得到有效提升是有效应对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这个“提升”并不是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甚至更高的状态，而是至少不再进一步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降，同时使得有生育意愿的人们能够充分实现其意愿。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会成为常态化的人口国情，力争生育率不出现急剧下降，不出现新出生人口数量的长期低迷，才能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少子”和生育率下降背后有多方面因素。第一，居民生育动机和需求转变，育龄夫妇不愿多生孩子。新时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民、走向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功能弱化趋势下，养老不再仅依靠子女，生儿育女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情感体验，受到生育经济成本和家庭成员期待的影响，一孩生育普遍但二孩生育动力不足1。第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结构老化等人口过程的周期性特征使得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自2012年起逐年下降，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在20152022年平均每年下降超过500万2，即使各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水平保持稳定，每年的出生人数也会下降。第三，初婚和初育年龄加速推迟，进度效应拉低了同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我国男性和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020年分别为29.4岁和28.0岁，相比2010年分别推迟了3.63岁和3.95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初婚和初育年龄仍然有推迟空间3。第四，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无法抵消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一孩总和生育率自2012年起呈下降趋势，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二孩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反超一孩总和生育率4，随着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生育政策效应消失，未来生育率仍有下降可能。第五，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加重了就业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中国社会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和父权制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长期存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从1990年的73.09%下降至2021年的61.3%，但依然处于高水平。就业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女性不愿生、不敢生。第六，减量保质观念和育儿焦虑情绪降低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近几十年来的政策引导，民众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高昂，尤其在城市地区，育儿的更高期待和现实生活的落差难以弥合。综合来看，生育动机降低、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孩次生育率变动等人口学因素，叠加家庭性别不平等、生育成本攀升、生育观念转变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推动中国近年来生育率走低，并使得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创下了新低。由此，能否有效提升生育率也需要从积极应对上述问题的起点来着手。人口政策应着眼整个家庭发展实施提高生育水平的措施，在大力提升婴幼儿托育服务能力的同时，坚持长期的政策支持，从韩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的经验看，长期和不断优化的家庭生育政策支持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以系统观念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眼光统筹谋划人口政策。三、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建立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人口负增长的认识也应当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视域与要求下进行重新审视和判断，建立新常态下的人口发展观念。要转变人口应当一直增长的惯性思维，客观看待人口负增长及其与经济社会要素的互动机制；要从战略上关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大力促进生育率的提升，以大人口观完善人口发展政策；要加强对各年龄段人口发展的统筹规划，结合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实施系统、综合、全面的人口政策；要博采众长，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取舍和实践，走出一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中国道路；要坚持人才强国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第一，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许多人看待人口变化的思维仍旧限于人口正增长的趋势环境下，误以为只有人口增长才是经济社会繁荣的表现。因此，需要加快转变观念，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口不会无限制增长下去，人口达峰是必然的，但人口变动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人口素质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机制变革等诸多因素才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本质的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TLF.CACT.FE.ZS?locations=CN，访问日期：2023年2月20日。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7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印度将在2023年内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事实上，由于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数下降到1000万以下，而印度人口出生数保持在2300万左右，2022年印度实际人口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人口数量。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中国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人口负增长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更可持续？人口规模结构变化会带来哪些优势与挑战？从优势方面看，无论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女性就业比例还是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国比印度都更高。从挑战方面看，中国的生育率较低，人口老龄化较快，也意味着需要以更大投入去提振生育水平，扎实解决托育、养老、教育公平、地区间和城乡间差距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从高质量发展的视域来审视人口变化，利用自身优势和发展势能，立足中国人口结构与质量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不能固守传统思维，更不必拘泥于人口规模的排名。第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就要推进教育公平，降低人民的教育焦虑。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流动人口聚集在相对发达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有关，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从中国人口发展历程看，1963 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2012年之前出生人数都还在1500万人以上，2022年降到了956万，未来少儿人口的大幅增加也不太可能。而 2023年我国有 1158万高校毕业生，继2022年之后，可能会再次超过当年出生人数；少儿人口如果长期没有明显增长，将加剧基础教育资源结构性过剩的风险，并对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供给质量和精细化发展等提出更多挑战。未来人口负增长过程必然会伴随着教育竞争压力的降低、人均教育资源的增多。我国应当借此机会采取措施尽快改变教育内卷化趋势，实现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并轨和自由选择，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化，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推进教育公平。从注重劳动力数量转变到重视发挥科技作用、人才作用，更好地落实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更要注重发挥人力资本和人才红利的作用，推进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平衡。中国人力资本丰厚，这是家庭和国家在教育上最大的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同时，年轻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对提高生育意愿、提升生育率也有积极的作用。第三，全面贯彻积极老龄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客观的人口现象，不能单纯用人口变动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危机和负担，会忽略人口老龄化背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成就，不利于引导公众科学、客观地认识人口老龄化趋势。本世纪初，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就是旨在扭转公众对人口老龄化的消极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现了满怀信心、积极主动、全力以赴、切实可行和锐意改革的理念与精神。我国要尽快适应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的趋势，并通过国家战略的实施和社会政策的完善来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比如，应尽快构建年龄友好和性别友好的就业支持体系，推动有意愿、有条件的老年人和女性人口参加劳动生产、灵活就业，合理利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各类潜在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在我国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不断向好的背景下，要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和其他社会参与方式进一步拓展途径，扫清障碍，为有能力和有愿望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创造相应的机会和通畅的就业渠道，充分挖掘老年人口所蕴含的巨大人才资源。第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统筹解决各年龄段的人口问题。包括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实现人才红利、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发挥年长人力资源优势、建设终身学习的体系更新劳动者知识和技能、创新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的机会平等减少子女教育焦虑、完善流动人口市民化待遇释放教育红利，统筹规划，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口都构建适合国情和年龄特点的政策体系与社会环境。第五，进一步完善移民政策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制度，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法国、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探索实践中，都将吸引移民和外籍劳动力作为重要手段，大力吸引人才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国家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中国人口虽然进入了负增长阶段，但在中国境内的外籍劳动者也在增多。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移民和吸引外籍劳动力措施，我国现在也有必要在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政策研究和实践探索。第六，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才强国战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1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3期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童玉芬伴随生育率持续走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快速转变。2022 年成为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的元年，中国人口迎来百年未有之变局。人口负增长是指在一个封闭人口假设下，总人口的出生率低于了死亡率，导致总人口规模由增加转向减少的现象。国家统计局 2023 年 1 月 17 日公布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的总人口规模为141 175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85万，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正常状态下（除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由自然灾害原因导致负增长的特殊情况）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和民众对于人口负增长后果的担忧。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核心要素，在国家全局发展中占有重要战略性地位。及时并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现象以及负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对于促进人口、经济和社会等相适应、相协调，推进我国整体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来讲具有重要意义。一、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人口现象进入人口规模出现负增长以后，人口总体特征也将会伴随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总人口呈现负增长而且可能会长期持续。根据联合国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2022 及结合国内一些学者研究预测，到2035年我国总人口将减少但依然保持在14亿人上下，205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减少到13亿人左右。第二，少子化特征持续加重。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之后并长期保持很低水平，到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的极低水平。因为生育、养育、教育和住房等经济负担的不断加重，以及婴幼儿抚育照料方面的困难、女性面临着就业与生育抚育之间矛盾等多重原因，造成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很低；同时受长期低出生水平下的队列推移影响，育龄人群尤其是育龄妇女的人口规模持续减少，也进一步加剧了出生人口的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我国育龄妇女人数 2021年为 3.17亿，比 2010年减少了6300万人，年均减少569万人左右，其中2034 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减少 2700 万人，年均约减少247.6万人。另外，育龄人群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