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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概述(1937—19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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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在中国,“他传”是十分古老的一种文类。现代他传文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发端阶段()、繁荣阶段()、分化阶段()。鉴于“分化阶段”()在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历程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从中国现代他传文分化之基本背景、书写之基本概况、创作之基本特征这三个层面,对 年至 年之间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之基本情况,予以概观,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 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概述;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在中国,“他传”是十分古老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中国他传文之萌芽,大致可追溯至我国最早的诗歌总

2、集 诗经。现代他传文的发生,大抵是在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之后。实际上,倘若进行细分,现代他传文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发端阶段()、繁荣阶段()、分化 阶 段()。鉴 于“分 化 阶 段”()在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历程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本文从中国现代他传文分化之基本背景、书写之基本概况、创作之基本特征这三个层面,对 年至 年之间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之基本情况,予以了一番概观。一、分化之基本背景无论是就“自传”,抑或是就“他传”而言,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一时期(年),现代中国作家们的“现代自传”与“现代他传”书写,均开始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化景象。细言之,就“他

3、传”而言,中国当代学者陈颐武先生曾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他传”,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走向 ():一种是以胡适的 李超传(写于 年)与 丁文江的传记(写于 年)为代表的对“个人主体”进行建构,张扬“新个性”的他传文;一种则是以李长之的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为代表的古代历史人物他传文,以及以丁玲的 彭德怀速写(写于 年)与沙汀的 随军散记(写于 年)为代表的英雄人物他传文。具体而言,这两种类型的他传文:“个人主体式”与“民族国家主体式”的他传文,前一种他传文倾向于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刻反思,以期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后一种他传文则倾向于以

4、建构“民族国家主体”的立场为出发点,试图去寻找“民族国家”的一种精神象征。也正因如此,第一类他传文,也即是“个人主体式”他传文所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通常是极富个人色彩的;而第二类他传文,也即是“民族国家主体式”他传文所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则通常是极富集体主义色彩,且能凝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中国现代他传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以胡适 李超传 及 丁文江的传记 为代表的“个人主体式”他传文创作,以丁玲的 彭德怀速写 为代表的“民族国家主体式”的他传文创作,如同两条红线一般,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的始终。然则,这两条红线,却并非总是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换言之,在

5、不同的时期,占优势主导地位的他传文类型并不尽然相同。细言之,如果说在上一个时期,也即是 年间的他传文创作是“个人主体式”的他传文创作占优势主导地位,那么这一时期(年)的他传文创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另外一条红线 “民族国家主体式”的他传文创作,则明显开始占据优势主导地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个人主体式”还是“民族国家主体式”,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创作目标,那便是,“现代理想人格”的建构。众所周知,建构“现代理想人格”,恰恰是中国现代“启蒙”与“救亡”工程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可以说,在中国,这种以“立人”为中心观念的“伟大叙事”,一直支配着现代中国作家们的现代他传文之创作 ()。不惟如此,这

6、一传统,甚至沿袭不到今天。二、书写之基本概况就“他传”而言,在中国,这一时期(年)的他传文创作开始进入比较丰盛的收获季节。其中,陶菊隐、朱东润、吴晗、张默生、骆宾基等人,都有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品问世。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传作品有:陶菊隐的 吴佩孚将军传(写于 年)、蒋百里传(写于 年)、六君子传(写于 年)、督军团传(写于 年)等近代名人的长篇传记;朱东润的 张居正大传(写于 年)、吴晗的 明太祖 由僧钵到皇权(写于 年)与 朱元璋传(完成于 年至 年间)、张默生的 义丐武训传(写于 年)等古代历史人物传记;骆宾基的 萧红小传(写于 年);萧红的 回忆鲁迅先生(写于 年)

7、;巴金的 纪念友人世弥(写于 年)、悼范兄(写于 年)、怀念(写于 年)、纪念憾翁(写于 年)、写给彦兄(写于 年)等回忆记亡类他传作品;由上海大时代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赵铁琳先生的 李仁宗仁将军传;由广州新中国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杨殷夫先生的 郭沫若传、吴其昌的 梁启超传(写于 年,只存在半部)、冯至的 杜甫传(完成于 至 年之间,后陆续发表在 文学杂志 新路 小说月刊 这 本刊物之上)、由重庆拔提书店于 年所出版的陆曼炎先生的 中外女杰传、由重庆文信书局于 年所出版的由朱德君先生所编著的 近代名人传记选、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郑学稼先生的 鲁迅正传、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由

8、卫聚贤所编著的 句践、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罗尔纲的 洪秀全、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由方豪所编著的 徐光启、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由黎东方所编著的 孔子;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张默生的 老子;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许寿裳的 章炳麟、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郑鹤声的 郑和、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王毓瑚的 管仲、由重庆胜利出版社于 年所出版的李长之的 韩愈。三、创作之基本特征与上一个时期(年)的他传作品相比,这一时期()的他传作品也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总体而言,它们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新型传主的出现;其二,新的他传文文体形式的出现;

9、其三,新的他传书写内容的出现。()新 型 传 主 的 出 现。与 前 一 个 时 期(年)相比,这一时期(年)的他传传主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细言之,这一时期(年),在解放区,出现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了大量的以“解放区各类英雄模范”为传主的“当代人物专访”与“人物速写”,我们将其统称为“人物通讯短传”。实际上,倘若按照传主来进行划分,此类“人物通讯短传”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以“革命领袖或高级将领”为传主的他传文、以“战时现实人物”为传主的他传文、以“普通人为传主”的他传文。第一类以“革命领袖或高级将领”为传主的他传文。总体而言,第一类他传文的传主,大都是在中国革命中冲锋陷阵的战士与一

10、代英杰。实际上,倘若按照传主之身份来进行划分,第一类他传文,又可细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一类是以我党或我军的领袖人物与高级领导干部为传主的他传文。总体而言,这类传主大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一类,则是以在战火之中所涌现出来的各个阶层的各类英雄模范人物为传主的他传文。总体而言,这类他传文的传主可以是士,可以是农,可以是兵,也可以是知识分子。概言之,就第一类他传文,即以“革命领袖或高级将领”为传主的他传文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萧三的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写于 年)、刘白羽的 八路军七将领(写于 年)记左权同志(写于 年)、何其芳的 记贺龙将军(写于 年)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写于 年)记王震

11、将军(写于 年)、周立波的 王震将军记(写于 年)徐海东将军(写于 年)聂荣臻同志(写于 年)田守尧同志(写于 年)王首道同志和别的几个领导者(写于 年)李先念将军(写于 年)、陈荒煤的 陈赓将军印象记(写于 年)刘伯承将军会见记(写于 年)等。第二类以“战时现实人物”为传主的他传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沙汀的 随军散记(写于 年)、周而复的 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写于 年)、丁玲的 彭德怀速写 等。第三类他传文。即以“普通人”为传主的他传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丁玲的一些普通人他传小品文、孔厥的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写于 年)、白朗的 一面光荣的旗帜(写于 年)等。总体而言,如上的这些人物通

12、讯类短传,就形式而言,大多篇幅比较短小;就书写内容而言,其对传主生平事迹的记载,大致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具有一定的当下性。细言之,它们往往会立足于眼前所发生的各类实际生活。其二,呈现出一定的片断性。细言之,它们要么是阶段性的片断,要么是局部性的片断。总之,这类人物通讯类短传,实际上兼具了“新闻”与“他传”这两大文类的基本要素。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他传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这种兼具“新闻”与“他传”两种文类基本要素的人物通讯类短传,倘若与以往的他传文进行比较,无疑是一种进步,更是一种创新。()新的他传文文体形式的出现,长篇他传文之正式登场。与前一个时期(年)不同,这一时期(年),在

13、中国,长篇他传文正式登场。细言之,这一时期(年),比较有代表性的长篇他传作品有吴晗的 明太祖 由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 与朱东润的 张居正大传。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年),长篇他传文的兴起是由多种原因所促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促成因素便是,他传文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具体而论,倘若说在上一个时期(年),众多作家们在“他传”是应偏于“文学性”,还是应偏于“史学性”的问题上,还有着诸多的摇摆。那么,这一时期(年),“他传”具有“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已然成为了作家们的一种共识。可以说,理论困境的解决,无疑是这一时期(年)长篇他传文得以正式登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概言之,这一时期(年),在他传

14、理论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应为朱东润先生。这一点,也恰如笔者在前文中所言的,朱东润先生在他传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针对以往他传研究者们对他传属性“文史之间”的各种徘徊不定,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他传”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属性。换言之,他认为,“他传”既属于“文学”,也属于“史学”。然则,尽管如此,需要注意的是,朱东润先生在他传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却并非止于此。概言之,在强调“他传”第 期王余鹃: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概述()既属于“文学”,又属于“史学”的同时,他亦注意到了,“他传”与“文学”及“史学”之间所存在的诸多不同之处。总体而言,他认为,“他传”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传叙文学”的价

15、值,全靠它的“真实”。可以说,“真实”,便是“传叙文学”的生命 ()。同时,他亦指出,“他传”亦不同于“历史”“一般的史学”的主要对象是“事”;“传叙文学”的主要对象则是“人”()。()新的他传书写内容的出现。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年),在解放区的他传文创作之中,无论是对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领袖人物,以及高级领导人的描写,抑或是对来自民间的普通人物的描写,他传作家们的叙事宗旨,最终都指向了理想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可以说,这种以“立人”为中心的现代叙事观念,一直支配着这一时期(年)解放区的他传文创作,并最终使得解放区的他传文叙事,成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叙事,甚至成为了一种能够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

16、“伟大叙事”。概言之,这一时期(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传作家有:朱东润、吴晗、张默生。质言之,他们的他传文创作具有如下几点共通之处:首先,就社会身份而言,这些他传作者都是“学者”。具体而言,从学习工作经历来看,朱东润、吴晗、张默生在当时都供职于大学,对中国的历史,对传统的国学都有着相当高的造诣。可以说,他们都属于“学者型”的他传作者。其次,就对他传文的传主选择而言,他们所选取的他传传主大都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他们所选取的他传传主,大多为历史人物;第二,他们所选取的他传传主,大都带有他们自己某种特殊的精神寄托。最后,就他传文之特色而言,由于学术的素养与自身的职业习惯,他们的他传文创作大致具有如下

17、的共同点:在追求历史真实的本相的同时,亦注重叙述的依据。例如,朱东润在 张居正大传序 一文之中曾自言,他担保,在 张居正大传 之中,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 ;吴晗也曾表示,自己的 明太祖 由僧钵到皇权 也力求做到“无一事没有出处”;张默生的 义丐武训传 虽然属于“辑录”,在写作上似乎也明显不如朱东润的 张居正大传 及吴晗的 明太祖 由僧钵到皇权 那么严谨,但作者在“附记”之中同样也特别地罗列出了“参考书目”。总体而言,这种注重“依据”的写法,显然是对中国史传文传统的一种继承。另外,倘若从读者的角度而言,也往往能给读者一种严谨、信实之感。四、小结如果说 年间的他传文创作是“个人主体式”的他传文创作

18、占优势主导地位,那么 年的他传文创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国家主体式”的他传文创作,占据优势主导地位。就这一时期 年,他传文创作开始进入比较丰盛的收获季节。其中,陶菊隐、朱东润、吴晗、张默生、骆宾基等人,都有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品问世。这一时期()的他传作品也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总体而言,“它们”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新型传主的出现。在解放区,出现了大量的以“解放区各类英雄模范”为传主的“当代人物专访”与“人物速写”。其二,新的他传文文体形式的出现。以朱东润的 张居正大传 及吴晗的 朱元璋传为代表的现代长篇他传文之正式登场。其三,新的他传书写内容 的 出 现。这 一 时 期(),在解放区的他传文创作之中,无论是对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领袖人物,以及高级领导人的描写,抑或是对来自民间的普通人物的描写,他传作家们的叙事宗旨,最终都指向了理想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参考文献 陈兰村 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 北京:语文出版社,朱东润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朱东润 张居正大传序 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 卷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责任编辑:周艳丽责任校对:周艳丽康国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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