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事件中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及伦理反思_范玉吉.pdf

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一、研究缘起自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提出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以来，国际传播学界便一直在探讨“策略性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s）的理论框架作为理解软实力的视角和路径。学者们通常视其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进行意义构建和议程设置的重要工具，能够有效地提升国际传播的话语感召力和舆论影响力。1有学者认为，策略性叙事强调沟通过程中“包装”原有的内容，通过强调一部分内容进而隐蔽另一部分，使叙事以特定的形态呈现出来，从而控制受众按传播者希望的方向去完成对这个议题的理解。2尽管学界提出的“策略性叙事”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中的叙事，但在众多的国内舆论事件中，同样存在与之类似的叙事方式，通过特定的叙事技巧来引导舆论，促使大众朝有利于叙事者的方向进一步思考和发声。在这一情境中，策略性叙事的叙事主体从国家逐渐延伸至舆论事件中的媒体和个体，尤其是社会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一类人。本文所涉指的“策略性叙事”，在我国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逐渐成为舆论事件中网络抗争和弱者维权的主要手段。西方对于传统社会抗争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条理论脉络进行探讨和发展：阶级论脉络、情感论脉络、理性论脉络。在网络抗争层面，曼纽尔 卡斯特指出，互联网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日益得到应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3蒂利指出了社会抗争在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认为网络抗争是身体缺位的虚拟表演，这种虚拟表演导致在参与广度上获得了关注，代价却是降低了参与的效度。4但从中国网络抗争的实践来看，由于制度化参与水平和民主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理性参与和制度化参与都显得先天不足，互联网常被人诟病的“隐蔽性”“虚拟性”等特性，在中国反而被认为是激活网络抗争的驱动力。基于此，国内学者围绕网络抗争性行动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和相关的概念性表达，诸如“公民闹大抗争”“以媒抗争”“表演式抗争”“依网抗争”“草根动员”“媒介动员抗争”等。从早期的邓玉娇案、涂远高案，到近年来的“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这些舆论事件中暗含着这样的共同事实：有技巧的策略性叙事可以作为一种抗争武器。那么在网络维权抗争中“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何以能够作者简介：范玉吉，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治传播、传播法。俞仁杰，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治传播。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传播权视角下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理论范式与秩序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9YJA86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舆论事件中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及伦理反思范玉吉俞仁杰摘要：从理解软实力的视角和路径到舆论事件中网络抗争和弱者维权的主要手段，“策略性叙事”概念的外延逐渐扩大。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何以可为？可以从集体认同、文化霸权和叙事框架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策略性叙事作为抗争手段可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伦理风险，包括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对他人名誉和隐私的侵犯以及引发网络民粹主义等。关键词:网络抗争；策略性叙事；新闻伦理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5079（2023）4-0008-05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媒介叙事8传媒论坛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有所作为，以及它背后可能存在哪些伦理风险，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众多具体的网络抗争实例，从集体认同、文化霸权以及叙事框架等三个方面对策略性叙事作为抗争手段何以可为进行分析。在策略性叙事作为抗争手段的伦理风险方面，则主要从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对他人名誉和隐私的侵犯以及引发网络民粹主义等方面进行探讨。二、策略性叙事作为抗争手段何以可为策略性叙事成为舆论事件中网络抗争和弱者维权的主要手段，往往表现为通过对“弱者”形象（如女性、小孩、老人、社会底层人员等）的塑造与构建，获得公众的集体认同，在网民间形成底层群体情绪，使得原子化的网民个体成为抗争群体中的一员。究其实质而言，策略性叙事是对传统精英话语体系的颠覆与重构，它解构了精英文化在网络空间的文化霸权，并积极重塑了以“草根文化”为主流的网络文化霸权。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策略性叙事通常采用二元对立的冲突框架，辅之以悲情叙事，在新闻标题、信源和情感基调上做出一定的取舍，甚至是夸大、歪曲新闻事实，从而激活网民情感，获得公众同情。（一）集体认同：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 斯科特在东南亚考察底层农民抗争精英群体时，提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的，更重要的是理解农民日常形式的反抗，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或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5在此基础之上，学者董海军提出了农民的另一种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即指出弱者身份即是一种武器，而不完全是一种听任的被压制的对象。这种“弱者身份”在今天的舆论事件和网络抗争过程中，是受众在围观网络舆论事件时与叙事者建立情感联系而形成的构建性产物，而并非日常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通过各项指标测量来评判的个体。策略性叙事通过塑造这类“弱者”符号，直接与抗争对象形成对照，展示自身的弱势，反衬对方的强横，往往能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与扶助，在网民间形成底层群体情绪，集体认同随之产生。集体认同大体分为两种：情境认同和常态认同。情境认同是指网民容易受到网络热点、网络新闻、网络谣言的影响，建构的短暂的、不稳定的、不平衡的、与网络事件极其相关的认同。常态认同则是在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作用下，形成的较为长期和稳定的社会认同。6在单一的舆论事件中，网民与事件中的“弱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并不是直接参与者，但是他们可能有与“弱者”相类似的经历。基于普遍的社会关切，策略性叙事的受众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映射到网络“弱者”上，对事件中的“弱者”产生同情与共意，对这一想象的“弱者”就形成了情境认同。在众多采用策略性叙事作为抗争手段的舆论事件中，网民基于“弱者”的想象，形成普遍性的同情“弱者”、敌视强者的界限分明的情感，由此划清了“弱者”抗争群体的边界，建立了群体的常态认同。2021年10月13日，由津云新闻发布、多家媒体转载的报道19岁四川男孩看守所死亡，父母均为残疾人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事件于2021年10月14日11时达到全网传播热度的高峰。话题“成都公安通报19岁男子看守所死亡”登上微博热搜榜第2名，而话题“看守所死亡男孩家属曾一度拒看监控”也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16名，当地公安部门对此迅速做出回应并进行了情况通报。该事件有此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使用了“弱者”形象塑造的策略性叙事有密切关联。不论标题中的“男孩”“看守所死亡”“残疾人”，还是具体抗争文本内容中的“孩子的肋骨像鸡骨架一样”“要为孩子讨说法”，都可以发现，对“警方”强者身份与“男孩”弱者身份的充分对比是引起这次网络舆论事件的关键。网民就此次舆论事件的话题讨论，主要集中在同情男孩及其家属、质疑看守所存在虐待行为、讨论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等方面。策略性叙事将对“弱者”身份的同情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关联起来，成为构建集体认同的关键。（二）文化霸权：话语体系的解构和重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统治精英不仅控制着物质生产领域的霸权，也控制着文化领域的霸权。7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文化生产者一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而绝大多数公众只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打破了过去由精英阶层控制、引导的文化生产机制，提供了普通大众生产文化的公共平台，形成了草根文化和精英文化相互竞争的格局。这一竞争格局是伴随着精英文化不断被解构、草根文化不断争夺网络文化霸权而推进的。由于网络文化生产的“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精英作为文化生产的中心地位持续下降；精英话语的权威性在“弱者”天然蕴含的道德潜力面前遭到瓦解；通俗易懂、在网络空间中占据主流的草根话语模式也不断冲击着精英文化的表达方式。与之相对应的，互联网意见领袖成为网络文化生产的中心，底层群体在网络空间的文化优势不断增强，以道德为评判标准的话语体系逐步建构。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媒介叙事9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策略性叙事的本质，就是在这一此消彼长的话语秩序变化中，重新构建话语权，成为舆论事件中网络抗争和弱者维权的主要手段。斯科特认为，底层只能通过假装顺从、装傻卖呆等不经意的小动作进行抗争，难以实现更为公开的抗争来挑战霸权。但是在网络抗争过程中，策略性叙事促使传统意义上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在道德和情感上处于劣势地位，而网络“弱者”反而成为拥有道德“特权”的群体。在2009年的涂远高案发生之后，“政府买人命”“凌晨抢尸”等谣言传得沸沸扬扬，线上线下的传播导致酒店门口和主要路口聚集了上万名围观群众，最终于6月20日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在此期间，网络舆论从最初简单的案情讨论，逐渐过渡到官商勾结、社会公平等话语体系，袭警的行为在网络空间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指责，反而被认为是正确的，是一种反抗不平等、不公正的正义之举，由此策略性叙事作为一种抗争手段，实现了对传统精英文化霸权的颠覆和对话语秩序的重构。（三）叙事框架：悲情叙事大行其道悲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题材之一，在文学创作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情感动员中的典型叙事模式，悲情叙事在网络抗争活动中同样得到广泛的运用，它所具有的情感渲染力和话语想象空间在激发网民的情感认知和集体参与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悲情叙事框架主要表现为：以悲情作为整个新闻报道的感情基调，将新闻主角定位成弱者、受害者，通过具有强感染力的笔法叙述新闻对象的悲剧性命运。8在这一叙事框架下，抗争主体为了引起广大网民的同情和怜悯，激化网民对抗争客体的愤怒情绪，往往会强调二元对立的冲突视角，如“官民”“警民”“贫富”“城乡”等，充分利用“仇官”“仇富”“仇警”“仇垄”等负面社会情感体验，极力展示抗争主体和抗争对象的身份和地位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模糊淡化核心事实的同时侧重铺陈相关事实，造成公众对事实认知的偏差，以此来达成叙事者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对于“19岁四川男孩成都看守所死亡”舆情事件的报道文本分析，可以进一步明晰悲情叙事是如何唤起读者的悲剧性体验以及用带有感情色彩的偏见来引导舆论的。在报道标题的设置上，记者使用“19岁男孩”一词，而我国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就意味着死者作为嫌疑人应当履行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不再享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但“男孩”一词将他标记上“弱者”的符号，将他描述成了“成人”世界的对立面，为他带来了身份照顾上的暗示作用。标题后半句提及死者的家庭背景均为残疾人的父母痛失爱子，同样渲染悲情氛围，唤起网民的同情与共意。在新闻信源方面，记者在报道中用死者亲属的视角贯穿全文，文章里只出现了山浩（死者的大姨）对事件的陈述及情感表达。对于死者亲属讲述的“警方不承认死者精神残疾认定证明的有效性、不为死者办理取保候审”等关键信息，记者并没有深入调查警方采取如此举措的原因，也没有咨询专业人士来获知精神残疾认定证明的使用范围和明确家属取保候审办理流程中的阻力来源。单一的信源导致报道文本着重突出了事件悲情的一面，却弱化了事实真相。这则新闻的悲情叙事不仅体现在标题和信源，同时也体现在具体的行文内容上。文章开篇第一句话是对死者大姨的原话引用“孩子的肋骨像鸡骨架一样，肋骨一根根的，皮包骨头回忆起易思忛最后的样子，山浩依然难忍悲痛。”通过文字和图片相结合的形式，以部分带有悲剧色彩的事实掩盖整个事实真相，在这样的情感塑造下，受众很容易就被带入悲悯、伤感的色彩，进而对事件的另一方看守所代表的公权力产生戒备与不满。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依靠对“弱者”形象的塑造引发网民的集体认同；它颠覆与解构了传统的精英话语体系，重塑了以“草根文化”为主流的网络文化霸权；它采用同情弱者、激化冲突的悲情叙事框架，成为网络抗争活动中实现叙事者自身利益诉求的有效手段。三、策略性叙事作为抗争手段的伦理风险策略性叙事作为抗争手段在网络空间的应用进程中很好地发挥了利益表达的功能，帮助叙事者获得社会关切和媒体聚焦，加速维权进程。应当承认的是，不同于通过法律诉讼或程序以及上访等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策略性叙事在现阶段的国内网络空间确实有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以至于产生了“信法不如信访”“上访不如上网”等不正确的观点。但是，策略性叙事的滥用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伦理风险，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线。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就明确规定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努力到一线、到现场采访核实，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报道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并且还要求“坚持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统一导向要求、管理要求”，不能因为新媒体对时限要求高就放松对真实性的要求。新闻的真实性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细节准确真实；二是新闻报道的事实和客观事实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媒介叙事10传媒论坛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总体上看要达到基本一致；三是要揭示事件的本质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现象。杨保军指出：“新闻真实是真与实的统一，新闻真实首先要求报道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真实的事实基础。”9事实并不等同于真实，新闻报道的目的就在于揭露现象背后的“真相”。这就要求媒体在对事件进行报道时，其记叙的事件要保证客观真实性。但是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在其应用过程中，往往会隐瞒或忽略部分新闻事实，抢占舆论高地，实现“弱者”符号的建构，以求强化叙事者的“弱者”身份，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悲情叙事框架下，叙事者会采用夸张、虚构等手法营造出社会悲情，通过激起读者的同情心进行情感动员，以此掩盖事实，罔顾真相，恶意引导舆论，这无疑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以及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一方面，网络抗争活动中采用策略性叙事的抗争主体通常不是专业记者，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因而抗争议题的生产和网络呈现很难按照“客观理性”的原则进行；另一方面，网络抗争中使用策略性叙事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其网络表达必然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2016年10月29日山东电视台生活帮栏目报道了“纱布门”事件：“潍坊妇幼保健院在给产妇徐某行剖宫产术后，竟然忘记取出纱布，将纱布留在子宫，引起患者疼痛难忍。待患者发现后，医院甚至隐瞒推脱，不告诉家属检查结果”该节目一经播出就将医患关系推向对立。节目中产妇哭诉“51天了，我每天都疼得饭都吃不下疼得我好几回想跳楼自杀”，而产妇的丈夫则讲述称其妻多次爬上窗户都被家人拽下，孩子也面临母亲因情绪问题影响奶水的情况，产妇的大姑姐告诉记者这一切都起因于留在产妇子宫里的那块纱布。从2016年10月29日11月6日，该栏目对“纱布门”事件进行了多次报道。随后各类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相继跟进，或转发或爆料新内容，引发了网民对医院的强烈不满，形成激烈的舆论风暴。10随后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完整报道却显示，纱布实为医院抢救时的必要措施，并非疏忽遗忘。策略性叙事通过对素材的取舍、夸大和歪曲，借题发挥，重构新闻事实，不仅是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同时也是对媒介公信力的损耗。（二）对他人名誉、隐私的侵害名誉权和隐私权都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格权利。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对其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不被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的权利。隐私权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和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不被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的权利。在新闻报道中，事实有其复杂性，由于信息公开量、媒体获得量以及报道准确度等因素而与事实本身产生或多或少的偏差。而情绪则往往有其简单化的一面，随着价值立场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会产生不同的判断。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在获取媒介关注、引发公众讨论之后，会将抗争主体和抗争客体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过多关注和曝光会给涉事当事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困扰，进而造成对他人名誉、隐私的侵害。在“南大周恒侵害女生”事件中，举报者王某某声称周恒在2018年利用职务之便强暴了她，后来导致她怀孕流产，同时在网络上附上了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事件初期，舆论哗然，2022年11月8日，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中国妇女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新闻晨报、潇湘晨报、每日经济新闻、澎湃新闻、观察者网、凤凰网视频等多家媒体对相关内容进行跟进转载报道，网友评论五花八门，网络形成首次舆情波峰。11无论是南京大学还是周恒本人都受到了猛烈的舆论攻击，网上对周恒和南京大学的报道也充满了讽刺和批判。随后事件出现反转，举报者不仅被发现是男生，还患有精神类疾病，举报动机是因为自己没被评上奖学金而对老师产生不满。虽然事件最后发生了反转，但是周恒的人格和尊严在这起舆论事件中受到了严重侵犯，可见策略性叙事作为一种抗争手段，在情感表达和动员时极易对抗争客体的名誉和隐私造成侵害。与之类似的还有弦子诉朱军案，朱军最后胜诉了，但是其名誉和职业生涯也已经毁于一旦。（三）引发网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最早起源于19世纪后期，代表性事件有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人民党激进运动以及19世纪后期俄国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民粹派运动。其核心思想是“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12网络民粹主义本质上仍是民粹主义，它不仅具有一般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社会政治倾向，也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与传统民粹主义不同的是，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明显的非核心性信息的开放式传播使得每个传播者既可能是“人民”,也可能是“领导者”。13在网络空间，使用策略性叙事的抗争主体往往借用弱势群体、人民大众的名义进行利益表达、散布言论，故意制造大众与精英、民间与政府、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信任和仇视,在客观上造成了激化社会矛盾、撕裂社会的后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媒介叙事11传媒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124期）（上接第7页）果。作为抗争手段的策略性叙事，在网络空间不断解构精英阶层，“官员”“富人”“专家”“教授”等都已经成为网络空间中的敏感身份群体，它带来的网络民粹主义延缓了中国制度理性的建设进程，阻碍了社会法治化的推进。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高发期，“社会稳定”“社会风险”等都成了高频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多次提到“风险”（16次）、“稳定”（20次）、“安全”（91次）等词语。社会发展必然会给不同政治圈层、经济圈层和文化圈层带来某些变化，并对某些利益格局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和影响。随着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些影响都会慢慢消除，从而达到不同圈层利益的统一。但是民粹主义却借助互联网强大的舆论动员力，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话语加大了不同利益圈层之间的意见分歧，激化了不同利益圈层之间的矛盾，在造成社会对抗的同时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四、结论纵观近年来的舆论事件，我们都能找到利用策略性叙事进行抗争和维权的痕迹。必须承认，在中国现有的程序性维权的框架下，依法维权和依规维权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且维权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同时，公民理性与法治意识的相对薄弱，制度化参与渠道的不足，都促使策略性叙事成为网络空间底层群体利益诉求和维权抗争的主要手段。如何辩证地看待策略性叙事的优势与风险，如何对它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治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也预示着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方向。参考文献：1史安斌，廖鲽尔.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路径重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0):25-30.2史安斌，王沛楠.国际报道中的策略性叙事：以纽约时报的南海报道为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104.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M.郑波,武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50.4郭小安.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略与剧目J.国际新闻界，2013(12):56-69.5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9.6高文珺，陈浩.网络集体行动认同情绪模型的理论构想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67-1767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9-201.8刘洋，王超群.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及其负面效应J.青年记者，2018(18):30-31.9杨保军.新闻真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0陈思.网络舆情反转现象探析以山东“纱布门”事件为例J.东南传播，2017（4）：63-65.11温晓岚.网传南京大学老师周恒曾致女学生流产舆情事件分析EB/OL.2022-12-23.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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