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黄金时代”发问——论1940年前后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pdf

引文格式:李云韬,孙拥军.于“黄金时代”发问 论1 9 4 0年前后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 0 2 3,4 4(4):6 2-6 8.于“黄金时代”发问 论1 9 4 0年前后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李云韬,孙拥军(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 5 4 0 0 0)摘 要:1 9 4 0年前后,丁玲在 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 夜 中书写了农村女性受到战争、革命、妇女解放、政治等多种经验冲击后的痛苦与挣扎,这些属于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不仅是丁玲“问题”意识之下的产物,也是丁玲思想深刻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是延安妇女解放运动及丁玲文学创作走向巅峰的“黄金时代”,本该忘情于“自由天地”里的丁玲,却不合时宜地在其作品中,追求、表达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大体相同,却又极具个人特色的艺术个性与独立思考。正是这种看似“唱反调”的行为,却预示着丁玲本人及农村女性参与革命的困难与特殊性。关键词:丁玲;延安文艺;农村女性主体中图分类号:I 2 0 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 0 9 6-7 6 5 9(2 0 2 3)0 4-0 0 6 2-0 7 学界对丁玲在1 9 4 0年前后创作的如 在医院中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三八节”有感 等几篇具有较大争议的文本进行了重新阐释。去“政治化”的批评在重估丁玲文学史地位、价值及解放其文本内部活力的同时,逐渐形成了稳固的“女性/革命”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一方面,“女性/革命”的阐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其文本暗藏的女性与革命、政治与性别等易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多重主题。另一方面,在讨论女性角色的主体性难题时,此框架不仅消弭了农村女性与知识女性的边界,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农村女性主体性难题与丁玲“问题”意识的联系。因此,想要打开丁玲“问题”意识的另一侧,即“新人”(农民英雄)在全新的社会结构下的“肉身”状态,需要结合相应的社会历史及文化语境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与探讨。一、“黄金时代”下的“问题”丁玲在“三八”节有感 中谈到,“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都幸福的”。1不仅如此,“她们已经没织弱羞怯的姿态,现在她们每人穿一身军服,雄纠纠,都是新时代的女性”。2毫无疑问,解放区的女性迎来了她们的黄金时代。实际上,也只有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女性,才有充分的条件去追求与实现自我价值,成为具有革命生产力的“革命主体”。丁玲也率先将革命根据地女性的主体动态纳入小说创作之中,而她能拔得头筹,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来自其对女性解放、中国革命的长期观察与亲身体验,正如张屏瑾所言,“她笔下没有一个字不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生成”。3作为“2 0世纪中国革命的肉身形态”,4丁玲的创作根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语境之中。此外,丁玲丰富的文学经验也足够支撑其将女性解放与中国革命结合 这一复杂问题转化为在艺术及思想上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其二,丁玲与深居延安文艺圈的作家不同,她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甚至还到了国统区西安,深入基层为她接触农民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丁玲研究的学术史来看,1 9 4 0年前后丁玲小说中知识女性的主体性难题,已与丁玲本人的主体改造紧密相连,成为补充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思想史的有机材料。然而,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女性在建构或是重整主体的过程中到底遇到了哪些难题,她们是如何克服的,这一系列结构于历史细部的问题,也是丁玲在1 9 4 0年前后除知识分子问题外的重要关切,却没有得到较为系统的解答。可以说,农村女性的思想及行动转变,即“人 民 大 众 的 斗 争 和 意 识 改 造 及 成 长 的 记2 0 2 3年 赣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4第四期 J o u r n a l o f G a n n a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J u l.2 0 2 3*收稿日期:2 0 2 2-1 0-0 3 D O I:1 0.1 3 6 9 8/j.c n k i.c n 3 6-1 3 4 6/c.2 0 2 3.0 4.0 1 1 作者简介:李云韬(1 9 9 8-),男,江西南昌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2 0 2 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延安文艺;孙拥军(1 9 7 8-),男,河南夏邑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录”,52 1 0-2 1 1 凝结了丁玲极具个性的观察与思索,即更为全面、主动地呈现了她由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两端出发,最终面向并服务于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问题”意识。这是一种在情感与精神上与农民群体的深刻互动,也是丁玲逐渐意识到农民群体具有强大革命潜力与历史创造力的重要转折。实事求是的说,延安妇运的全盛时期,即属于革命根据地女性思想进步、生活生产大解放的“黄金时代”。喜欢提出问题并想借着文艺反映、甚至解决问题的丁玲并不是一个多么讨喜的角色。那么,她的“问题”意识究竟指向了何处,以至招来了如此多的非议。探其根本,丁玲不仅颠倒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在革命政治与文学生产中的位置,亦缺乏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书写农民意识世界的形式感。正如李扬所说,丁玲此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比延安主流政治更为激进的文化政治主张的表达与呈现”。6“激进”一方面表明了丁玲赞同将文学政治化的观点,即“它不是左的便是右的便是很明显的事了”。71 3另一方面,激进也暗藏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偏离的危险。无论如何,1 9 4 0年前后,丁玲的文字饱含着生命真实的情感力量与深耕人性的价值追求。她在1 9 5 3年的回信中也肯定了这一点:“过去虽说不好,可是还有一点点敢于触到人的灵魂较深的地方”。8从歌颂一切到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丁玲的变化是历史性的。她在西战团工作的岁月,即其“一生中的黄金时代”,9使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独创性不断地恢复与成熟。当她在1 9 3 9年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时说到,“我来陕北已有三年多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也就缺乏追述的兴致。”1 0感情的变“粗”,意味着在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进行“规训”前,丁玲已经提前开始了对自我的重新建构与文学创作方式的重新调整。总结起来,1 9 4 0年前后丁玲的思维与创作呈现两个主要特点,于外,是其在表达形式上部分地重启“五四”文学话语。于内,是其在建立历史关怀时,着意“把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念放在特定的抗战阶段与时代环境中使其特殊化。”1 1换句话说,丁玲不是以哪种主义,特别是单纯的女性主义去表达或是解构延安主流意识形 态,正 如 她 自 己 说 的“我 卖 稿 子,不 卖 女字。”1 2丁玲大多时间专注于自我表达与自我言说,将她一以贯之的“革命”精神通过文学创作干“到底”。1 3 当然,丁玲并未任由自己的“问题”意识一路驰骋,而轻视社会实践与收集材料的重要性。她鼓励作家要与群众多加接触,并指出:“作家必须有计划地做着收集材料的工作。从这些材料中,培养出现实的也是自己的人物。”71 4-1 51 9 4 0年前后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女性不是“室内硬写”1 4的结果,而是在“一种严肃的,纵深的,整体的历史意识”1 5之下,对在地民众人性根底的严肃观察。虽然这种观察欠缺了一点了火候,但是不得不说,逐渐与农民打成一片的丁玲,更能在情感互动上把握与了解农民的心理动向与她们的感性结构。简言之,丁玲对其工作范围内的民风民情进行了初步的、整体性把握。那么,丁玲是通过哪些文本,或隐或显的传递出她的现实关切。1 9 4 0年前后,丁玲涉及农村女性题材的小说有:新的信念(原题 泪眼模糊中的信念1 9 3 9)我在霞村的时候(下称 霞村1 9 4 1)夜(1 9 4 1)。在这三部作品中,农村女性呈现出了改造自我、追求价值的主动性。比如,新的信念 中,“老太婆领着西柳村几十个妇女去开会,她们欢喜谈自己所负担的工作。”1 61 7 4或是如 霞村 里的贞贞一样,“送我到延安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我这样打算是为了自己。”1 72 4 1她们的生命与智慧不是被动地消耗在维护落后的封建伦理之上,而是用于积极主动地开垦民族救亡与自我觉醒的园地。拥有胆识、魄力、才干的农村女性逐渐突破封闭的家庭空间,在民族革命的历史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黄金时代”,各种各样的“问题”却暗流涌动于农村女性的主体内部,让她们进退失据,难以自适。这些问题并不是昭然若揭于纸面,而是隐藏在历史内部与文本的间隙之中,有待进一步发掘与阐释。二、“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许子东在重读 霞村 时指出,“新政权新文化理应批判乡民蒙昧,但又要顺应民风调控民情。”1 8显然,代表着民族革命及国家统一意志的“新的信念”与由乡村的人情网络及交往准则所构成的“旧的生活”之间,有着既对抗,又合作的微妙关系。这一现象与清末民初的历史进程不无关系,许纪霖曾说“在民国初年这个转型时代,中国突然失去了社会重心,没有了中心势力。”1 94 0 2众所周知,北伐并未打破由殖民统治与军阀割据所带来的“去中心化”格局,譬如,作为国民党实行党国制度及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没有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2 0薄弱的基层党建,意味着作为国民党维持统一的重要补充 “旧的生活”在“停滞着的广大农村”2 1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处于政权边缘区的西北农村自然也逃不脱“停滞”的历史宿命,正如 新的信念 中所提及的,“从有历史以来同外边很少联系,差不多过着原始人的生活。”2 21 5 9可以说,在36第4期 李云韬,孙拥军 于“黄金时代”发问战争到来前,大部分农民对政党政治并不关心,他们仍遵循着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提出的“小传统”或是“旧的生活”来看待周遭发生的一切。直到1 9 4 0年前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让新旧不同势力摒弃前嫌,暂时拥有了重叠性共识。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依然在不断的暗自角力,导致其所支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威”,在农村女性的主体内部不断地翻腾、搅动,形成了不同的主体性难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忽视了“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之间种种的复杂关系与具体作用在农村女性身上的机制,那么将如程凯所言,就不经意间忽略了“民族革命战争对民族和一般民众的意义”,也错漏了“将受害经验转化 为 更 积 极、更 具 普 遍 性 的 精 神 资 源 的 可 能性。”2 3 新的信念 中,“老太婆”从一位逃出敌营的“幸存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西柳及附近几个村庄的“革命导师”。妇委会让她“站在高处朝底下望”,1 61 7 4向已“挤到了远处墙根”1 61 7 4的人们,“讲述”着自己所遭受的屈辱,并对着年轻人喊道,“难道你们是为了受罪,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投生的么”,2 21 7 5这些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新时期以前,围绕着“老太婆”的“真”与“假”,学界提出了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是指责丁玲高估了普通农村女性在受辱之后的自我修复能力,进而脱离了现实;另一种是赞同丁玲,认为她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潜力与维护生存权利的自觉心呈现了出来。二者争论的核心在于:如果认为革命是需要浪漫主义的,那么“老太婆”的存在便有价值,即“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胜利”,52 1 0-2 1 1反之则不然。程凯跳出了隔绝二分的思路并指出,新的信念“它更是左翼文学所构造的 翻转 式革命理念的作品式(具象化)呈现。”2 3他将现实的革命技术与创造革命故事所需的艺术手段打通,辩证地看待“老太婆”身上缠绕的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中的“真”与“假”的理论问题,超越了此前将“老太婆”视为功能性人物的研究理路。上述研究从“革命”或“革命的文本”的视角出发,形成了较为宏观的结论。相应的,有人借用文化学者齐泽克关于性变态心理的观点,从微观入手,并套用“施虐者/受虐者”的理论框架,揭示了“老太婆”隐藏在正剧故事下的“不堪欲望”,2 4即通过“语言暴力”扭转“施虐者”与“受虐者”的地位。虽然这种研究方式足够新颖,但是直接借用西方性心理学的理论来考察“老太婆”心理结构的方式依然有待商榷。大体而言,对于“老太婆”的阐释,徘徊于“深度”与“过度”之间。作为“老太婆”思想及行为的根子 “旧的生活”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其如何承接、转化“新的信念”的动态过程也未展开阐释。如何在“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任意一套价值系统内部,或是二者的交叉处找到输出“耻辱”的现实出路,是“老太婆”最大的主体性难题。虽然作为处理“耻辱”的媒介,“讲述因而可以使讲述者获得一种充分的自我意识”。2 5但需要看到“老太婆”实质上处于“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的夹缝处,她需要精准地把握“讲述”的尺度,才能再获生存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老太婆”并不被动,早在妇委会邀请之前,她就在村子里到处巡视,并通过“讲述”与“指认”不断地还原日后容易被模糊疏漏的细节,以牢固日军暴行在民众脑海里的印象。除此之外,她还有策略地利用大尺度的“讲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她审查 那 些 人 地 脸 色,懂 得 什 么 辞 句 更 能 激 动 人心”。2 21 6 8乍看“老太婆”的宣传与组织能力都十分接近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 等文章中”2 6提出的“职业革命家”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他认 为 这 一 职 业 的 出 现“能 使 政 治 斗 争 具 有 力量”。2 7诚然,即便是丁玲自己也被夏济安定性为“业余革命者”,2 8何谈“老太婆”,这也是“老太婆”被指不“真实”的主要原因。但无论业余还是职业,在革命主体内部,情感与理智往往共同产生作用。当革命历史成为一种整体性的严肃经验被人们加以讨论时,“理智”的作用无疑被放大了,而当历史的选择被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人在其所熟悉的人情网络、行为规范中于瞬时所做的决定时,情感的作用可能会远远大于理智,这当然涉及两种全然不同的对于“革命”的理解。但也如陈志让教授所言,“最初基于感情上的原因认可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2 9从希望摆脱耻辱、并对敌人复仇的“情感”层面出发,“老太婆”的行为也并非天方夜谭。同时,“情感”不仅是贯穿 新的信念 的一条重要线索,亦是“老太婆”在两种势力夹击下,处理“耻辱”的巧妙穴位。在日本人结束扫荡后,陈家人的感情摇摇欲坠。但随着“老太婆”“讲述”范围及影响力的扩大,不仅在“倾听者”中出现了像金姑这样“腼腆的学着那些话”2 21 7 1的后继者,陈家两妯娌也共弃前嫌,一道加入到了言说“耻辱”的队伍中。范雪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即“新的信念 中本已几乎丧失交流可能的一家人,在抗战这个公共事件中生长出了新的共同关怀与情感。”3 0实际上“新的信念”所希求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宣传行为,在实际组织、动员群众时还要依靠在“旧的生活”中所通行的,类似农民“扯闲话”的情感交流方式。抽象晦涩的革命信念被“老太婆”重塑为与村民们感性结构相46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 0 2 3年符的具体形式,也许在操持着“新的信念”的人看来,“老太婆”只是一个有待改造提高的普通村民,但在这个村子或是陈家之内,“老太婆”无疑是一个维护家庭秩序正常运作的能手与老手。总而言之,丁玲让“新的信念”在一个类似于“诉苦会”这样戏剧化的场景中出场,无疑包含了丁玲作为一个“业余革命者”对“革命”片面的、不成熟的或是艺术化的理解。但不容忽视的是,丁玲在某种程度上触碰到了“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这一对“正反题”的隐藏“合题”,即农民运用“旧的生活”中的交往技巧将抽象的革命理论本土化、具象化,而“突击式”的革命宣传在“旧的生活”中有条不紊地被村民以自身的方式进行着接力与自我理解。如果说 新的信念 通过“翻转”结构促使人们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那么 霞村 便是按下了刹车键,让微妙的,或仅存于瞬间的情感体验被大大延宕。贞贞的主体性难题展示了丁玲对“反常识”的认识,“敌我”“善恶”这种在战争年代不需思考就可以做出结论的判断,偏偏在贞贞这里就变成了难事,当然“善恶”“敌我”本身并未丧失全部意义,只是在贞贞的世界里,它们本该连接的具体对象因各种原因而急速变化着。“老太婆”与贞贞都是直接与日本人接触过的归乡者,贞贞也是在对“我”的“讲述”中逐渐觉醒与重构了主体意识,但是二者的主体性难题的倾向有所不同。贞贞所在的霞村相较于刚刚被敌人屠戮的西柳村更为安全稳定,这使得“旧的生活”卷土重来,并进一步压缩了贞贞的生存空间。比如,村民们对返乡的贞贞的态度不是关心或是担忧,而是发出了“病得连鼻子都没有了”1 72 2 6“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 睡 过”1 72 2 6“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3 12 2 7的无端嘲讽。村民的自私愚弱与贞贞的坚强独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让过去的研究执着于鼓吹贞贞的“独异”性。但是贞贞“回来-又离去”,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精英式的文化改革,只是“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人”。3 12 3 2实际上,综合“我”的观察与贞贞的自述,可大致描绘出一个反常识甚至产足以生歧义的生命状态,其中不乏一些骇人的结论。在“敌”“我”关系之中,“边区政府便和日军一样,成为贞贞的利用者。虽然他们是对立着、厮杀着的双方。”3 2尽管边区是为了打击敌人,但是不能不说在贞贞的眼中,“敌”“我”的想象正在紊乱。耐人寻味的是,村民中并未有人认为她是叛徒,只是警觉与下意识地排斥她所携带的,与“旧的生活”极不协调的外来经验。换句话说,无论是“敌”还是“我”都没有绝对的排斥与接受贞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读者,贞贞的主体性纽结在几种更为复杂、暧昧的经验之中。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她的男人保护不了她,她的家人不理解她,组织也不能及时地照顾她。虽有少数同村年轻人表示同情,但是占据村中话语权的老一辈人对她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之情。在文章的末尾,贞贞失去了对村里人,亦是过去所熟悉生活的最后期待,做出了“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3 12 4 1的判断。道德情感和生命经验变得十分暧昧的贞贞,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与决绝。在“我”的眼中,当贞贞“说起她这段历史的时候,甚至使你以为在说旁人那样。”3 12 3 4近乎零度的输出生命经验的状态既是贞贞自我沉潜的过程,也是丁玲将“人性”主题推及到更微妙区间进行演绎的过程。从克服主体性难题的角度而言,贞贞一是不希望与过去,或是当下任意一种生活经验产生过多的呼应,她必须破除主体内对过往的一切留恋与期待才能进入新的生命状态,从而做出新的人生选择。二是贞贞平静客观的叙述,让主体性难题中更为敏感的部分得到进一步讨论与展开的可能。与日军的相处中,贞贞看到了这些平日里无恶不作的恶魔也有着含情脉脉的一面。日本人和中国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人性的“善”是否可以跨越家仇国恨,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这些在战争年代不合时宜的想法与发现,正是没有人照顾,处于“灰色”地带的贞贞可以提出的问题。当然,丁玲在文中对日军生活细节的描写,不是为其暴行开脱,而是让贞贞在不同阵营中获得不打折扣的“体验”并获得属于自己的答案,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却也正是丁玲的大胆之处。在贞贞的眼中,日本人与中国人,或是和她所熟悉的每个人在对待女人,处理家庭亲情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将一般的日本民众与军国主义者相区分,部分承认禽兽般的日本侵略者拥有“人性”,丁玲在话剧 河内一郎 中便有过尝试,但正如这种发现本身一般,不仅危险且稍显多余,河内一郎 也始终未能在解放区内上演。尽管贞贞描述的语气十分平静,但难以想象,如果她的倾诉对象不是“我”而是一般的民众,贞贞又会遭遇什么。如果说,丁玲借“老太婆”的主体性难题揭示出了“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二者的“合题”,即56第4期 李云韬,孙拥军 于“黄金时代”发问作者注:“突击式”这一说法,来自于周维东在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 中对延安文学生产与紧张的现实战斗生活关系的本土化概括,此处借用“突击式”的概念以描述革命政权在战时宣传革命理念的情态,即内在紧迫性、适时性等根据具体实践而进行较大调整与变动的性质,是希望与相对稳定的“旧的生活”内部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人情准则等进行对比。留存于农民群体对于“革命”这个“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3 3事务的适应力及创造与转化能力,那么,贞贞所经历的,即“敌”“我”关系与具体对象的不断翻转、置换甚至与具体实践的断裂过程,就形象地演绎了“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二者的不同“反题”。错乱的价值判断与难以捉摸的评价标准,这或许也是“革命”冷却降温后,拥有特殊经验的个体所需共同面对的主体性难题。三、“新人”在“夜”中 相较于 新的信念 与 霞村,夜 将更多精力放在了书写延安乡村的社会变革之中,相应的,其所呈现的女性主体性难题也与前者不尽相同。首先,在 夜 中的侯桂英已经不是“老太婆”及贞贞那种“背离了常人的理解和生活道路,但心中深藏信念的悲剧女性”。3 4在她们的世界里,抗战依然是故事的最大背景,也是理解其主体性难题来源的所在。当“全面性的冲突转变为 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争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3 5“老太婆”与贞贞被敌人奴役、凌辱,她们的身心遭受到了重压。她们不仅未能获得同情,还需要自己去摸索将“耻辱”变为生存合法性的路子。侯桂英的情况和她们不一样,在 夜 中,人民的生活世界成为了故事的主舞台。除此之外,“新的信念”已为更多人所接受,并获得了稳定的运作方式。那些在革命初创期的浪漫元素,逐渐被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民主生活所归置。丁玲此时关注到“新人”必须尽快脱离“旧的生活”以转入对“新的信念”的完全信服之中,可是新旧交替并非机械化的过程,皮肉与骨血都生长于“旧的生活”中的侯桂英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仅如此,写出 夜 的丁玲,已经不满足于将个别事例进行直接演绎,而着意于对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与现象进行整体把握,并通过男性的叙述视角及策略翻开历史的内页,进行更为综合、立体的时代书写,因此考察侯桂英的主体性难题需要将其置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史视野之中。实际上,侯桂英是一个谜团重重的角色,小说对她的描写极其有限,除了几次在夜晚主动跟着何华明出来喂牲口,并向他传递出疑似具有性暗示的动作与表情外,她的台词只有一句“你”3 62 1 9似乎侯桂英的存在只是为了和前面地主家庭出身,肉体饱满的年轻女孩儿“清子”及思想落后,年老色衰的“妻子”,连缀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欲望客体序列,为进一步书写“左翼男性主体 如何面对 夜晚 中的 欲望 问题”,3 7添加一个同为干部与“新人”身份的测量坐标,从而增添这一“难题性”3 7的层次感与历史性。显然在罗岗眼里,“夜晚”是这一难题得以完整,并获得某种意义的关键元素。许纪霖又说“真正的难题不在于革命本身,而是 革命后的第二天,革命固然 在 于 摧 毁 旧 秩 序,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建 立 新 秩序。”1 91 7 7 对于革命政权的建制来说,重要的是第二天干什么,而对于革命者的内心而言,无奈与彷徨、焦躁与不安等,这些将影响第二天“怎么干”的情绪在“夜晚”得以释放。“革命后的第二天”的前夜,即“夜晚”成为左翼文学及延安文艺的一项传统是 夜之后的事情。“夜晚”极具魔力,许多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将得到批判的事物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即便是少获褒义的“旧的生活”,在“夜晚”也会露出它温情默默的一面。正如在何华明在夜里所追忆的,“那时他才二十岁”“入赘在老婆的家中”3 62 1 5-2 1 6等。总之,这些刚刚“出世”的“新人”,在临界于“破”与“立”的“夜晚”里,思考与纠结于自身“新”与“旧”杂糅的历史。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新的信念”与“旧的生活”,如何处理二者的间隙与联系是他们共同的主体性难题,侯桂英也是他们的一员。具体而言,“新的信念”并不能将其在“旧的生活”中培养的沟通过去,承接上一代的能力完全取代,而这一部分经验作为其主体的底座,对研究侯桂英的主体性难题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想解开侯桂英身上的种种谜团,首先要对其进行充分的纵向理解。而要想廓清侯桂英这段可能存在的“前史”,就必须按照文本所给定的线索并结合当时社会的一般情况进行合理的推演。丁玲在文中提到,她今年2 3岁,还有一个1 8岁的担任青联主任的丈夫,而她一直在申请离婚但是未得到同意。那么,她为什么要离婚,这段婚姻内部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据洛川专署调查,1 5岁以下结婚女为4 5%,1 6岁以上结婚女为 4 9%,2 0岁以上结婚女为6%,而2 0岁以上者殆无初婚者”,通过洛川县志的记载,可以得知在延安地区,只有极少数女性在2 0岁之后还未成婚。侯桂英2 0岁时,彼时与她有着5岁差距的丈夫不过才1 5岁而已,这种年龄差无疑在暗示:侯桂英是其夫的童养媳。巧合的是,侯桂英最晚的成婚时间正好在1 9 3 7年前后,此时中共陕甘宁边委做出了 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其中规定“(四)领导妇女摧毁一切封建束缚反对童养媳”,3 8但到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即1 9 4 0年延安组织“冬学”的前后他们并未离66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 0 2 3年民国洛川县志:卷8 Z.民国三十三年。婚,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婚姻之实早于1 9 3 7年条例颁布,也进一步坐实了侯是童养媳的事实。那么,她几次三番提出离婚,难道是丁玲想借“新人”与农村的剥削阶级与落后民风民俗的彻底决裂,以暗示社会性质的剧烈变化么。值得一提的是,在彼时的陕北拥有童养媳的家庭并不能和剥削阶级直接划上等号,“从男方来讲,纳童养媳的不一定都是有钱人。有的人 家 娶 媳 出 不 起 彩 礼,大 大 节 省 了 开支。”3 9再者,阶级斗争也并非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的主要任务。侯桂英的离婚更出于自身的考虑,而在1 9 4 0年之前,边区政府在婚姻方面颁布的最为权威的政策条例是1 9 3 9年 陕甘宁婚姻条例(下简称 条例),自 条例 一出,边区的离婚率直线上升。侯桂英也并不例外,相信无论是童养媳的身份还是由此所带来的生命体验,都不太贴合作为“新人”的侯桂英的现实处境与需要。这种具有“耻感”的历史标签或许是她心中最深刻的一道裂痕,即便是成为了比“老百姓”妇女更有地位的农村女干部也无法让其心中的缺憾彻底释怀。所以,她想借着 条例 的东风一洗由旧社会所吹来的风尘。可或许是出于维护村内秩序的原因,侯的离婚请求被拒绝了。“旧的生活”给予了侯桂英不小的阻力与障碍,让她和烦躁郁闷的何华明一样,于“夜晚”出行,找寻将“新的信念”贯彻到底的方法。一个童养媳,一个上门女婿都因边区的政策而脱胎换骨,也都烦恼于配偶与婚姻,这实在是一种巧合,又或者说是丁玲早就精心设下的伏笔。除婚姻外,侯桂英在月下与何华明进行的对话,或许是解开其主体性难题的另一切入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及政治话语在重建文学与文化秩序、组织动员群众进行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话语,不免压抑或是难以满足农村女性在“人民的世界”进行对话的正常需求。这一点在 新的信念 中已初见端倪,当“老太婆”进入激昂的革命状态后,变得难以与家人沟通,他们也认为“老太婆”成了不可理喻的疯子。“老太婆”最初实际向内的“讲述”也通过模式化的“诉苦会”转译为了政治动员的革命话语。在 夜 中,何华明和侯桂英除了工作的必要交集之外,似乎难以进行正常的沟通与对话,而任何一种话语也必须在积极有效的对话中才能生效。但显然,同为“新人”的何、侯之间的对话是空白且乏力的,积攒许久的对话欲求被转化为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不由分说的自恋情节,正 常 的 沟 通 内 容 被 纽 结 在 一 句 戛 然 而 止 的“你”中。这种紧张的关系,显然偏离了何华明因村子“有着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就“格外亲切”的情感,或者说这种“家庭”的错觉来源于由革命话语所组成的修辞之中。由此可见,虽然“新的信念”将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聚于一处,但同志之间,特别是男女间显然缺乏“好好说话”的能力与展开对话的媒介与形式,这种缺乏彼此互信与理解的相处与沟通模式,或许也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一经发表之后,在边区内部掀起千层浪的原因之一。四、结语 从“老太婆”到侯桂英,她们的主体性难题在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上勾连与筑造起革命历史的“细部”,并打开了农村女性与革命、战争、政治等话题的问题空间。然而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俯视之下,无论是马列学说,还是民风民情,此时的丁玲对二者的了解与把握还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她依然凭借着在“五四”时期打磨、锻炼出的本能在进行创作。因此,无论是 新的信念 还是 我在霞村的时候,或是 夜 都或多或少偏移了4 2年 讲话 后,“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制度化的文艺生产与文艺战略中重要一环的方向与要求。丁玲再次获得塑造农民形象的合法权,是1 9 4 3年延安文艺工作者集体下乡之后的事情了。吊诡的是,“文艺下乡”的根本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体“打成一片”,相处出超越阶级的真“感情”。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情感才算是“真”,其界定标准似乎十分模糊。如果说,丁玲是因未能与农民打成一片才执着地在文本中对边区的种种进行“暴露”,那么这些分明从实际工作中得来的经验又该如何说明。知识分子与大众、革命与农民、情感与政治,这些包含着丰富历史内容的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总之,无论是丁玲的主体改造,还是知识女性、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或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体所构成的 “向工农兵学习”与“普遍的启蒙”的动态关系,都不应该局限地置放在现代文学的学科视角中去考察,或是做从一种“政治”到另一种“政治”的“再解读”或是翻案。而是应该将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多学科视角之下,进一步发挥丁玲作品与历史良好“互文”的内在特点,对“延安道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政治及文化做更为细致的考察与研究。参考文献:1 丁玲.“三八”节有感M/丁玲文集:第四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3 8 8.2 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J.中国妇女,1 9 4 0,1(8):1 7-2 2.3 张屏瑾,罗岗,孙晓忠.再论“丁玲不简单”“丁玲与当代文学七十年”三人谈J.文艺争鸣,2 0 1 9(1 1):1 3 1-1 4 0.4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J.读书,2 0 1 5(5):2 9-4 0.76第4期 李云韬,孙拥军 于“黄金时代”发问5 冯雪峰.丁玲文集 后记M/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3.6 李杨.“右”与“左”的辩证:再谈打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1 7(8):1-1 9.7 丁玲.作家与大众M/丁玲文集:第六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8 丁玲.致楼适夷M/丁玲全集:第十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5 9.9 蒋祖林.丁玲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5:2 4 9.1 0 丁玲.我是怎样来延安的M/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3 1 1.1 1 丁玲.“说话”要“到底”新的信念 中的女性觉醒及其历史语境J.妇女研究论丛,2 0 2 1(5):1 1 2-1 2 1.1 2 丁玲.写给女青年作者M/丁玲全集:第六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2 4 4.1 3 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M/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9 1.1 4 姜涛.室内“硬写”的改造:丁玲 一天 读后J.文艺争鸣,2 0 1 4(6):6 2-6 8.1 5 张永泉.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与超越者 丁玲与解放区文学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 0 0 0(2):2 0-2 8.1 6 丁玲.新的信念M/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1 7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M/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1 8 许子东.贞贞、“我”和“霞村”的三角关系J.文艺争鸣,2 0 2 1(1):1 4 5-1 4 7.1 9 许纪霖.家国天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7.2 0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北京:华文出版社,2 0 1 0:3 0 1.2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1 8 8.2 2 丁玲.新的信念M/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2 3 程凯.重读 新的信念 与 我在霞村的时候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1 3(6):3 8-5 1.2 4 周港庆.“失贞”以后怎样 论丁玲的“创伤书写”(1 9 3 61 9 4 1年)J.文学评论,2 0 2 2(2):1 3 8-1 4 6.2 5 冷嘉.战争、家国与“新女性”的诞生 论丁玲延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1 9(5):1 3 7-1 5 5.2 6 刘彦昌.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真谛与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永续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 0 1 3,1 7(1):4 0-4 4.2 7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3 8 6.2 8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M/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万芷均,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 0 1 6:1 4 8.2 9 陈志让.1 9 2 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 8 9 5-1 9 2 7年M/费正 清.剑 桥 民 国 史:上 卷.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1 9 9 4:4 9 5.3 0 范雪.谁能照顾人 丁玲延安时期(1 9 3 61 9 4 1)对人与制度关系的探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2 1(1):1 4 7-1 5 8.3 1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M/丁玲文集: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 9 8 3.3 2 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解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0 5(2):2 1 1-2 1 9.3 3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0 7:2.3 4 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 9 4 01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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