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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那座山,那片海
十八岁那年,我师范毕业,去东连岛小学任教。那是一个近八百人的小渔村,在鹰游山的东边,寂寂无名,处于连云港市的最东端。每天晨昏间白云沧海,雾气氤氲。黎明破晓时分,常听见几声鸡鸣犬吠,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湾地,泊着近百只船。
个子矮小的我,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为了在学生面前树立一点威信,常会穿着高跟鞋站在台阶上,训那些我眼里的顽童。往往不经意间,又流露出一丝慈爱和嗔怒。那时我带三、五年级两个班的语文,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兼管图书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平时学校工作的要求是没有一点“水分”的。病了没人代课,只能撑着。几个班干,不知什么时候在一旁已经偷眼学会了用蜡纸刻试卷,用油印机印试卷,晾晒好以后监考,批阅,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全部代劳。甚至于,我去挂水,班长在教室里带领大家归类复习,个别辅导,有板有眼,自己私底下也从心里认为不比老师上的差了。
再后来,到了复习阶段,为了辅导转化,我常常周末不回家,住校补课。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晚上停电之后,只好在黑夜中摸索着穿过崎岖的山路去小卖店买蜡烛。听着浪花拍打着暗滩,风声混着潮声,心里常会生出没来由的恐惧。往往会有几个女孩抱了铺盖来寝室陪我睡觉。谈笑声中,不知不觉就睡熟了。而我,也会在回家的时候整理一些学生喜欢的名著带过海。
可能是水土不服,加上常熬夜,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患上了内分泌失调,一直吃中药。每天进教室前,把煎好的药倒进杯子里,上课时,眉头不皱地喝掉。那几个嘴馋的小家伙,以为是咖啡,偷了喝,吐了一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孩子对我的“黑饮料”感兴趣了。
记得一次周五的晚上,我又留下准备第二天的辅导。几个男孩带了一篮的闸蟹来作宵夜。我从筷笼里抓了一把筷子,就被里面的蜈蚣(海岛腥味重)狠狠地蛰了一口。一瞬间,手指乌黑,又粗又肿。我忍住眼泪,疼得额头直冒汗,顾国(一个男孩)掏出打火机,取一根针在火上消毒,挑破了手指,将黑血放空,用白酒消毒创面,又拿了一盒“田七”中药牙膏,厚厚地涂在手上,整个动作娴熟、老到,简直就像个地道的郎中。没到一个小时,手上的血色又回复了,肿也消了。那一刻,我的脸都有些红了。
总是极力地试图摆正自己的角色,但又似乎从来没有做到过。也许,在学生的眼里,我从来就不像个地道的老师,师道尊严,像个慈爱的长者。在我这里,为什么就颠倒了呢?
一直都有批日记的习惯,经常被孩子们文中老到的句子吓住,自觉惭愧,告诉自己一定要成熟坚强。遇到困难时,自以为隐忍得很好,可晚上一人面对学生的日记,还是忍不住落泪。
毕业聚餐会留言时,我看到了扉页寄语:老师,你在我们心中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究竟是我教育你们,还是你们在教育爱护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师生还可以这样做的。心疼是爱,彼此的关怀和守望成了我脑海中最深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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