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七个星佛寺名称源流考_田璐.pdf

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35 焉耆七个星佛寺名称源流考文 田 璐 内容摘要七个星佛寺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焉耆国最重要的佛教遗址。20 世纪初，各国探险队曾造访过此地，由此其文物发掘品散落世界各大博物馆，并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系统中，七个星佛寺的名称都不尽相同。本文将以各国的探险报告为基准，试图厘清七个星佛寺不同名称的源流，为日后焉耆相关研究奠定一些基础性工作。关键词七个星佛寺 锡格沁 锡克沁 焉耆 丝绸之路一、七个星佛寺遗址概况七个星佛寺位于古焉耆国（英文称Karashar），现隶属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焉耆回族自治县，是焉耆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遗址（图1）。1玄奘就记载“出高昌近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表明焉耆曾是古代新疆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站点，正好处于古国高昌和龟兹之间。2如今七个星佛寺只遗留断壁残垣，而在一千多年前，焉耆古国佛教寺院的繁荣程度远超想象。数千年来，丝绸之路连接着世界多样的民族与文化，佛教也正是通过这些商队贸易路线从南亚经由中亚地区，再至东亚生根发芽，至今仍是许多地区的主要宗教。从地理位置来看，焉耆盆地地处天山南麓，东面和南面被疏旷的库鲁克塔格山和博斯腾湖所包围。3据法显记载，它“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说明 5 世纪时焉耆应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有四千多名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僧侣在此修行。4长期以来有很多证据表明，七个星佛寺即是焉耆地区最重要的佛教遗址，而焉耆的本土语言为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A，就是在此地发现了吐火罗文本的弥勒会见记。5季羡林明确指出，吐火罗文曾被用来翻译佛经，最初译为汉文的一些佛教术语，就是通过吐火罗文作为媒介，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北道丝路上的焉耆也曾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6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 20 世纪初曾造访焉耆，他记录到，当时焉耆的人口组成非常混杂，大部分是蒙古人，但是汉人和维吾尔族定居者也同样存在。他还记录，焉耆地区的丰富水源有助于农业灌溉，因此自汉代以来，该地区一直是传统的农业地区。7尽管水源有利于灌溉和耕种，但该地区似乎并没有像它可能的那样繁荣发展。正如斯坦因所推测的那样，焉耆的地理位置在任何时候都非常不利，它靠近山区，因此对游牧民族有着致命的吸引。8整个寺院遗址主建筑群的范围从南到北约 470 米，从东到西约跨 200 米。中部有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并将主建筑群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基于此，以闫文儒和黄文弼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将这两大区域分别称为北大寺和南大寺；然而如今河水已完全干涸。9在主建筑群共有 90 多个用于宗教目的的建筑，它们都为黏土砖建筑，且形制繁多，根据功能和用途可分为佛堂、经堂、禅堂、僧房和墓塔五类，分别作为礼拜或住宿的场所。由于寺庙建筑群破坏严重，现存大部分遗迹为佛堂。10此外，在西北方向的山丘边缘上，有 13个凿在岩石上的洞窟（见附录），这些石窟距离主寺院建筑群约 1 公里，位于南北向山脉的西坡上，其高度都在 20 30 米并向南递减。11大多数石窟朝向西边或西南边，只有少数洞窟面朝东向。其中第 3 窟双窟（据德国队编号）是整个石窟群中最大的一个窟，朝向西南；它的入口处还遗留着浮雕的痕迹，两边立起的墙面也将双洞窟与其他空间区分开来。12七个星石窟群遗址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建筑类型，根据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尔德的描述，第一种类型为小禅窟（德国队称kleine Hhle），长廊左右两边各有 3 个间隔相同的小空间，其大小刚好便于僧侣进行禅修；第二种建筑类型由一个带有主佛塑像的正方形前室与狭窄的后道组成，应是向右绕佛巡礼的场所；第三种类型则为一个方正小空间，类似于 3c 窟，格伦威尔德推测极有可能是临时用来存放手稿和行李的。13整个石窟群的破坏也非常严重，据各国探险队的历史照片可判断，在 20 世纪初，石窟已经由于火灾或劫掠被多次破坏过了。与中亚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焉耆国也几经起伏，数次从占据优势的主权国转变为屈服的附庸国。14斯坦因认为该寺院的使用时间跨越了 700 年（约 3001000 年），他将该寺院的废弃时间定在 10 世纪下半叶，大概率是被古代游牧突厥语民族的葛逻禄人的入侵所摧毁。15再加上许多建筑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倒塌，今日的七个星佛寺基本只剩下废墟。16许多新疆佛教的研究中只有龟兹、高昌，而无焉耆，是由于龟兹、高昌的材料多，而焉耆材料少。作为龟兹和高昌之间的一个站点，焉耆从未像这两个地区那样强大，在丝路交通上重要性未可与之比拟，但焉耆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南通鄯善，北经银山可到达草原，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甚至在719年，焉耆被唐王朝列为安西四镇之一。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或宗教作用在很大程度被忽视了。特别是在语言学和视觉文化的层面，焉耆相关的材料还挖掘得远远不够，17笔者尤其注意到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对七个星佛寺的称呼尤为混乱，故谨以拙文略叙源流，抛砖引玉，方便日后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二、七个星佛寺名称的源流20 世纪初，瑞典、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和俄国的探险队先后经过此地考察并获得了一些残破的文物，如今这些文物都保存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图1七个星佛寺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佛教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49 页。美术大观美术研究136图 2 斯坦因手绘地图局部，Stein，Marc Aurel.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Bd.5.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Plan 49物馆等。其中源自主建筑群（Ming-oi）的大部分文物流向了英国与俄国，而石窟群（Shorchuk）发掘出的大部分文物则流向了德国。20 世纪 20 年代后，中国的考古队以闫文儒和黄文弼为代表，也曾对七个星佛寺进行过调查发掘。18因此，不同国家的考古资料中对七个星佛寺建筑群有着完全不同的命名方式，根据这些报告，可将这些相差迥异的命名总结为如下几组。德国（维吾尔语）：肖尔楚克（英文的各种变体包括但不限于 Shorchuk/Schortschuk/or uq/Schortjik）。英国（维吾尔语）：明屋（Ming-oi/Min-uj）、喀喇沙尔（Karashar/Karasahr/Karashahr/Qaraahr）。俄国（蒙语）:七个星（Shikshin/Schikchin/Shikchin/Shiksha）。中国:七个星/锡格沁/锡克沁（音译自 Shikshin）、喀喇沙尔（音译自Karashar）、焉耆、乌夷、乌耆、阿耆尼。肖尔楚克的名字出现在德国队和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中，这个名称来源于建筑群周围的盐沼，维吾尔语本意为盐峰。据格伦威尔德记载，距大湖区巴格达沙赫里（Bagdad-Shahri）西南方向约 25.75 公里的地方，在霍尔拉和焉耆县之间有一个由商队驿站组成的小村落叫肖尔楚克，这个村落是以当地土壤中冒出的盐分而命名的。19斯坦因也在报告中描述，七个星佛寺主建筑群（斯坦因称之为明屋）位于肖尔楚克村落西北方向的 5000 米处，而紧临主建筑群后，长长的山脊上开凿有许多个洞窟。20斯坦因沿用了维吾尔语的习惯，他将整个地面寺院遗址称为明屋。然而维吾尔语里的 Ming-oi 是“千间房子”的意思，这个称呼其实是对大型寺院建筑群的泛称。21蒙古语的名称“七个星”取自俄国考察队的资料，与肖尔楚克类似，此名称最初指代的是建筑遗址周边西北方向的蒙古族聚落（可参考斯坦因的手绘地图，图2）。22据蒙古学学者姑茹玛的说法，蒙语 Sigecin 是Shikchin 的变体，出现在 16 世纪末至 17世纪初的各种蒙汉历史资料中，且主要在喀尔喀蒙古人的群体中使用。它是指代蒙古人的身份、地位和职位的术语。蒙古学家 Henry Serruys 认为，Shikchin 应当是源自维吾尔语igi的一个外来词，而维吾尔语igi从根本上来说源自唐朝对地方官员的称呼“刺史”。23自 17 世纪末，这个名称才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证据。玄奘曾记载焉耆有“伽蓝数十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意味着在玄奘时代古焉耆国实际上有十余座佛寺，阿囒拏寺只是其中一个，但是否七个星佛寺就刚好是所谓的阿囒拏寺呢？未可确定，有学者就认为，霍拉山佛寺遗址才是古代焉耆王族的寺院。26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七个星与焉耆常被当作同义词而使用，但焉耆实际上指的是丝路北道上的古国。虽然焉耆县普遍被认为是古都焉耆的现代代名词，然而后者的位置明显在现代焉耆县更以西的地方，那里才有几处古代遗址，如博格达沁古城。27因此，将七个星的指代范围与古焉耆国或是焉耆县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合适的。汉文的历史文献中，此地古国的正式名称为焉耆，很可能源自于阗语的 Argi 或吐火罗语的 ri。此外，著名僧人玄奘在其游记中将这一地区称为阿耆尼，“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阿耆尼音译自梵语 Agni，本身为火的意思。29伯希和认为，阿耆尼只是该地梵语化后的名称，长期以来为该地确立的普遍名字应为焉耆。他还注意到，许多诸如乌夷、乌耆的记录是由于混淆而产生的，原本当地的常见名称应为焉耆。30这个名字甚至在公元前就已经出现，直到唐代还在被广泛使用。31目前很多外文研究中，焉耆与喀喇沙尔也常作为同义词出现。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研究，喀喇沙尔在维吾尔语里是“黑城”的意思，其名字在 9 世纪的一份手稿里才首次出现；伯希和还证实，这个名字的词源很有可能是其墙壁和房屋并不整洁的外观。英国语言学学者 Harold Walter Bailey 也论证过，虽然喀喇沙尔是焉耆的维吾尔语同名地名，但历史上来看不如焉耆合适。33本土一直沿用下来的名称确为焉耆。总体来说，德国、俄国和中国的资料对建筑遗址的称呼更为准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不同的称谓从根本上来说都不是错的，它们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一定程度上指代了不同的地理、文化和历史空间。为了保持日后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本文特此梳理七个星佛寺不同名称的源流，并倡导日后将整个佛寺遗址称为七个星佛寺，而其对应的古国称为焉耆。在更进一步准确地描述建筑群内的遗址时，石窟群应依照德国考察队的传统称为肖尔楚克逐渐被清代的管理机构所取代。中文里的七个星或锡克沁就是由此蒙语音译而来，很可能在晚一些的时间，即蒙古人定居该地区后这个名称才出现。此外，中国学者李锦绣曾论证，七个星佛寺的古代名称为阿囒拏寺。24阿囒拏来源于梵语 aran3ya，原意是森林或是一个远离喧嚣、适合冥想的地方，此名称在续高僧传 中与乌耆有关的条目出现，里面记载着：达摩笈多又至沙勒国。同伴一人复还本邑。余有三人停在王寺。谓沙勒王之所造也。经住两载。仍为彼僧讲说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为讲如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又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间行至乌耆国。在阿囒拏寺。讲通前论。25续高僧传中提到的阿囒拏寺正是七个星佛寺的说法，非常有突破性，但对焉耆七个星石窟各国编号对照表34德国俄国中国英国9111K8102793A684B575C466D3b5a7E3a 与 3b之间的窟5c8F3a5b9G4H2310I1211J小禅窟（kleine Hhle）112无编号Art Pan rama美术研究 137（Shorchuk），而主体寺庙建筑的遗址则按照英国考察队的传统称为明屋（Ming-oi）。本文的细节之处得益于许多同仁的指导，特此感谢潘涛、AbuduxikeerAierken、谢艺、王芳对本文的帮助，由于笔者非语言学出身，难免有纰漏错误之处，望斧正。注释：1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和现代的地名有时相同而难以辨别，如焉耆县和焉耆国，然而它们指代的地理范围并不一致。2 玄奘：大唐西域记，商务印书馆，1936，第 5 页。3 Rhie,Marylin M，Karashahr“.In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720-848.Leiden:Brill，1999，720.于文胜、刘加蓉：西域文物考古全集，克鲁格出版社，2014，第 582 页。4 T51，no.2085，p.857a24-26.5 现已知的吐火罗语可分为两种：一类是在龟兹地区便用的吐火罗语 B，另一类是源自焉耆的吐火罗语A。据吐火罗语学者推测，两类吐火罗语之间的差异在于，吐火罗语 A 是一种纯粹的礼仪性语言，而吐火罗语 B 则是生活中的日常用语。Peyrot，Michal，Tocharian B Inscriptions from Quin Q in Kocho，Turfan Region“.In The Ruins of Kocho:Traces of Wooden Architectu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2016,127.Ogihara，Hirotoshi.Fragments of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A“.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15(2014)，121.Bailey，H.W，“Recent Work in榖Tokharia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947，127.Pelliot，Paul.“A propos du Tokharien “.Tong Bao 32，No.4(1936)，360.6 季羡林：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孔子研究 2005 年第 6 期，第 30 页。7 胡笳纳兰：西域诸国今何在：焉耆，初中生辅导2011年第 31期，第 44 页。8 据斯坦因的观察和他在当地逗留的个人经验，这里的气候明显比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和南部边缘的绿洲要更湿润。Stein，Marc Aurel.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Bd.3.5 Bde.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1179-1180.9 Stein 1921:1179.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佛教遗址，科学出版社，2016，第 448 页。11晁华山：新疆焉耆县锡格星石窟，载 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第 475 页。格伦威尔德还记录到，除了 3 号双洞之外，所有的洞窟都距离地面约 10 12 米。参考 Grnwedel 1912:194-195.Dreyer，Caren.Abendteuer Seidenstrasse: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Leipzig:Seemann Henschel，2015，17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佛教遗址，科学出版社，2016，第 476 页。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中的石窟号采用德国的编号。13Yaldiz，Marianne，oruq/Karaahr,“In Arch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Xinjiang).Leiden:Brill，1987，113.14Yu,Liu 2014:585.15Stein 1921:1187.各个学者对寺院遗址的断代持有不同意见，林立将七个星佛寺断代在 7 世纪至 13 世纪，使用时期分为四期：7 世纪下半叶；8 世纪下半叶；9 世纪上半叶；9 世纪下半叶至 13 世纪。参见林立：焉耆锡格沁地面寺院，西域研究 2014 年，第 40-53 页。16Yu,Liu 2014:585.17德国出版的Tocharische Sprachreste系列中收集了焉耆出土的吐火罗文手稿，并指出焉耆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主要属于声闻乘，同时也已经渗入了大乘佛教的元素。Lore Sander 曾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部分解读。日本语言学家荻原裕敏和 Hiromi Habata 也为解读吐火罗语 A 做出了贡献。参考 Sieg，E.，und W.Siegling，Ed.Tocharische Sprachreste.Bd.1.Berlin and Leipzip:Vereinigung Wissenschaftlicher Verleger，1921.Sander，Lore.“Tocharische Dokumente im Museum fr Indische Kunst，Berlin“.In Tocharisch:Akten der Fachtagung der Indogermanischen Gesellschaft，Berlin，September 1990，93104.Reykjavk:Hskla slands Mlvsindastofnun，1994.Ogihara，Hirotoshi.“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Tocharian A Literatur“.In The History Behind the languages，253榖62.Shanghai: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Ogihara，Hirotoshi.“Fragments of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A“.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15(2014):103129.18具体各国考古队的发掘过程请参见考古队的原始材料，对此过程的短小总结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佛教遗址，科学出版社，2016，第 448 页。中国队的发掘物在抗日战争时转运到汉口保存，不幸毁于战火，只有极少数的文物被保存了下来，如今藏在新疆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19Rhie 1999:730.20德国考察队喜欢用周围村落的名字来命名中亚地区的寺院。Grnwedel 1912:191-192.21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藏锡克沁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17 页。据闫文儒记载，在维吾尔族的传说中，关于“明屋”有一段缠绵的爱情故事。据说古代中国有一位王子叫“巴尔哈达”，康国有一位公主叫“丝纶”，他们彼此相爱。巴尔哈达是个能工巧匠，为丝纶造了千间房子，最后巴尔哈达被杀，丝纶也自杀而死。人们为了纪念巴尔哈达的劳作，将善于劳作的形象都称为巴尔哈达的像，多间房屋的遗址就被称为是巴尔哈达所造的千间房子。参考闫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 1962 年第 7-8 期，第 53 页。22Rhie 1999:730.23Serruys，Henry.“The Mongol Term ig in/Sig in“.Monumenta Serica 30(1972):62231.Henry Serruys认为，ig i 可能是中国皇帝赐给一些突厥人的称号，突厥人用 ig i 体现在他们自己的名字中。同时参考 Clauson，Gerard.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417.姑茹玛认为，“蛇进”这个词来源于汉人的“舍人”，而舍人在蒙语中写为Sigecin 参考姑茹玛：喀尔喀蒙古“蛇进”考，2015 年，https:/ Abuduxikeer Aierken 讨论后得知，蒙语中的附加后缀 n 用于指代一个地方，因此 Sig in“可以翻译为“有特殊职务的蒙古人所居住的地方”或“属于有特殊职务蒙古人的地方”。24参考李锦绣：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名称试考，载 探索西域文明，中西书局，2017，第 326-338 页。梵语的 aran3ya，中文译为阿兰若或阿囒拏，原意指的是适合清修的地方，但自唐朝以来，这个词已成为佛教寺庙的代名词。25T50，No.2060，p.435b3-12.关于 破论 著作的细节不详，但其与 如实论 并列，可以推测该论内容与唯识学派或瑜伽行派关系比较密切，指的是破斥小乘学说的论述。26牛耕、覃大海：新疆霍拉山佛寺遗址出土“目连降服龙王兄弟”壁画解析，法音 2018 年第 7期，第 32页。27Watters，Thomas.On Yuan Chwang 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A.D.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04，47.28于阗语的 Argi，吐火罗语的 rsi 和梵语的 Agni 都指的是古焉耆国。参见 Pinault，Georges-Jean，und Werner Winter.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Tocharian A.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Verlag，2009,48.Bailey，H.W.Indo-Scythian Studies: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V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6.29Pelliot 1936:265-266.30Pelliot 1936:275.31Pelliot 1936:280-281.32Pelliot 1936:275.33Bailey，H.W.“Recent Work in Tokharian“.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947，127.34本表格由笔者多次校对各国探险报告总结而成，德国、俄国和中国的编号尤为重要，且拥有绝大多数石窟群遗址的藏品。英国斯坦因探险队获得的藏品主要是来自“明屋”，即主体寺庙建筑遗址。总的来看，20 世纪初时，各国探险队在七个星佛寺发现的石窟遗留总共有 13 个，而表格中画有斜线的位置表示的是各国探险队当时出于条件限制而不小心忽略的洞窟。（田璐，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艺术史，柏林古代学研究院项目“丝绸之路上的语言和文化”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