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籍的性格与命运_刘俏到.pdf

龙门阵王籍的性格与命运文 刘俏到文学史上以一文一诗奠定地位者不少，王籍就是其中一例。他曾在吴越之地为官，纵情江南山水之乐，留下著名诗篇 入若耶溪，中有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种以有声写无声、以喧闹写寂静的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王维名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即属风格相延、高明互见。若耶溪位于绍兴，王籍之后，名人咏诗若耶溪的很多，如唐代孟浩然、李白都有，但再无耳目一新之作。直到宋代，王安石还对王籍诗作念念不忘，写下“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之句。这鸟鸣与不鸣之间，明显是跟王籍抬杠的意思。可惜王安石的抬杠无人喝彩，黄庭坚说他“真点金成铁手也”。王籍存诗仅二首，却享誉如此之高、影响如此之远，原本足以宽慰人心。但与其妙笔生花相比，他的官运却相当不佳，倾其一生只做过亲王幕府的七品小官，担任过几年县令之类的实职，这令他的内心多有抑郁不平。王籍出身于琅邪王氏，那是山东临沂自古以来的名门望族。东晋以后“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的年代里，学习再好也不如家世好。与王籍平辈的王骞一种“有限的会盟”。春秋242年间的战争达483次之多，而在这些战争背后，朝聘会盟也有450次。关于会盟，强国是想利用“盟主”地位实现争霸意图，弱国则是努力在夹缝中折冲樽俎，赢得喘息之机。正如第二次弭兵之会前晋国的考量，晋国卿大夫韩宣子（韩起）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国同意进行弭兵也是更担心如果楚国率先召集诸侯弭兵，晋国便会失去盟主的地位。秦晋之“好”战也频繁，和也频繁，这是春秋时期各国关系的常态。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是春秋各国邦交的唯一原则。除了与楚国始终缠绕，晋国还与秦国在不断的联姻与冲突中努力维持霸权。“（秦穆公）四年（公元前656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这是有记载的秦晋第一次联姻，秦穆公迎娶晋献公的女儿为妻。这段政治婚姻被视作“秦晋之好”的开端。后世常用“秦晋之好”形容婚姻，多含褒义。但从一开始，“秦晋之好”就不单纯。就秦国而言，要想东出中原，东面的晋国是绕不过的障碍。晋国实力强大，和胜于战；对晋国来说，此时国内爆发“骊姬之乱”，更东面的齐国逐渐崛起，若要稳定局势，避免腹背受敌，与秦联姻是更好的选择。联姻后的秦、晋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后世晋国的吕相回忆起这段时期，概括说道：“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婚）姻。”秦穆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灾荒，向秦国借粮。秦国“以船遭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相传，这次运粮船队从秦都雍到晋都绛，沿途数百里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留下一段守望相助的佳话。但这样的联姻势必存在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讽刺的是次年秦国也发生了灾荒，向晋国求援时不仅遭到了拒绝，还被晋国趁机出兵攻打，爆发韩原大战。韩原大战中，晋国惨败，秦国获得河西之地，并与晋国第二次联姻。而秦国主动发起这次联姻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晋国的储君以便日后控制晋国，秦晋的关系也逐渐恶化。随着“晋公室卑而六卿强”，秦晋邦交关系逐渐被秦与韩、赵、魏三国关系代替，“秦晋之好”也成为过眼云烟。55历史龙门阵曾经告诉自己的儿子们“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这是毫不掩饰的“凡尔赛”，显摆名门子弟好做官。王骞这话不是吹牛。南北朝时期只要身出名门，做官就不是问题，想不想做官才是问题。比如王骞自己就做了梁朝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王骞有个远房亲戚叫王锡，主动谢绝了尚书吏部郎中的任命。这种背景之下，只要王籍有想法，肯定能入仕为官。而且很显然，王籍也想做官。据说王籍自幼好学能写颇有才华，沈约、任昉都是梁朝的文人高官，对王籍诗文都有很高评价。如果王籍对做官没有兴趣，他应无须与这些高官文人来往。但遗憾的是，他最终并未达到如其他王氏子弟一样动辄出将入相的程度。入若耶溪 里那十字名句后面，紧接着还有两句“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已充分暴露他毫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可是，好文人就一定适合做官吗？老天给了王籍一个士族出身，给了他年轻时代的名声大振，又让他得到当朝文坛领袖兼宰相沈约的奖掖，称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但王籍却并无踏实为官的心性。他给湘东王萧绎当幕僚，纵情山水“累月不还”，虽然留下名篇佳句 入若耶溪，却似乎正好印证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再后来湘东王萧绎换了封地，他跟着到了荆州方向“带作塘令”，到职后“不理县事，日饮酒，人有讼者，鞭而遣之”，明显的不作为乱作为，还对百姓态度不佳。平心而言，有个好心态真的很重要。文化功底再强，想要做官还得脚踏实地嘛，怎么能一心只想做大官掌大权，却不肯认认真真先把县令做好呢？“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身为年轻人，成天想着一步登天，对职务不满意就要消极怠工，却不想想还有多少庶族，除了干活交税没有任何其他出路。更不用说后世还有多少“老虎”“苍蝇”，都因为人心不足这四个字栽了跟头。南北朝时期与王籍类似的还有个何逊，同样自幼好学能诗，同样得到过沈约赞赏，同样仕途并不得意。但何逊的心态相对好得多，他在诗里写道：“吾人少拘碍，得性便游逸。”显然，他对自己的个性是非常清楚的。对了，何逊是山东郯城人，如今同属临沂，虽然没有王籍那样的名门望族作背书，但祖上三代也都为官。何逊同样写得一手好诗，对唐代杜甫、李商隐和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有影响，杜甫甚至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此处的“何”即指何逊。当然，客观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荡，给文人们的内心世界带来了更多不安。我们不能强求古人的心脏都有多么强大，因为，即便是曾经提携过王籍、何逊的知名文人沈约，日子过得也非常抑郁，甚至更为艰难。沈约虽然长居高位，虽然梁武帝把他视作自己称帝的功臣，虽然他后来活到了 73 岁高龄，但他最终却死于“惧”。梁书 记载，梁武帝因某事大怒，多次派人去谴责沈约，结果他“惧遂卒”。死得那么突然那么戏剧，还真不如幕府小吏王籍活得率性：游便游了，酒也喝了，诗也写了，死便埋了，管他春夏与秋冬。王籍的一首 入若耶溪 诗，让唐宋诗人不断模仿比试。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