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新阶段_赵福超.pdf

1 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立国、立党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第 25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遵义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Zunyi Normal UniversityVol.25,No.1Feb.2023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新阶段赵福超（遵义会议纪念馆,贵州 遵义 563000）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的 14 年中，教条主义的盛行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遵义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中断，客观上甩脱了共产国际这根拐杖，根据中国的国情、红军的军情，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决定、决策、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作出了渡江入川的战略决策，彻底批判和否定了“以俄为师”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了解中国情况”的积极防御军事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决策、决议，正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的，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关键词：遵义会议；决定；决策；决议；共产国际；毛泽东；独立自主中图分类号：G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583（2023）-0001-05TheZunyiConferenceOpenedaNewStageofIndependencefortheCPCZHAO Fu-chao(Zunyi Conference Memorial Hall,Zunyi 563000,China)When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to the Twen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sist on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and“firmly hold the destiny ofChina 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our own hands”were emphasized.During the 14 year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o the con-vening of the Zunyi Conference,the prevalence of dogmatism caused great losses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Due to the interruption ofradio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mintern,the Zunyi Conference ob-jectively threw off the crutch of the Comintern,made decisions and resolutions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China s national conditionsand the military situation of the Red Army,established Comrade Mao Zedong s leading core position in the Party and the Red Army,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cross the river into Sichuan,thoroughly criticized and denied the left-wing opportunistic military line of“taking Russia as a teacher”,established Mao Zedong s active defense military line of“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in China”and beganto lead theParty CentralCommittee withthe correctlinerepresented by ComradeMaoZedong.The strategic decisions,resolutionsmadeat the Zunyi Conference,as pointed out i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Significant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s Centennial Struggle,opened a new stage for the Party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dependently.Zunyi Conference;decision;strategy;resolution;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Mao Ze-dong;independence收稿日期：2021-10-29作者简介：赵福超，男，贵州遵义人，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央红军长征史、遵义会议史研究。【主持人语】本期刊发的赵福超的 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新阶段 一文，通过对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作出实际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核心地位的决定、渡江入川汇合四方面军的决策以及形成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 遵义会议决议 的分析，向读者阐析了遵义会议究竟是如何开启了我党独立自主新阶段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其明白条畅、深入浅出的文风很值得提倡。红军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留下了许许多多遗址遗迹，它们是伟大长征精神的宝贵载体，参观、瞻仰长征遗址遗迹是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途径。因此，红军长征遗址遗迹研究是长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期刊发的裴若君、胡安徽的 红军长征遗址遗迹研究综述 是一篇研究视觉独特的好文章。本文对学界关于红军长征遗址遗迹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综合，指出了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和学术界对红军长征遗址遗迹研究考证和开发利用的关注。红军长征遗址遗迹和红军长征奇迹般的史实具有相互印证的作用:整理和研究红军长征遗址遗迹，有利于加强对红军长征艰苦卓绝革命史迹的证实和确认；红军艰苦卓绝的革命史迹、伟大长征精神又得以在长征遗址遗迹的整理和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传承，同时有利于促进长征史的整体研究。然而深入推进红军长征遗址遗迹的研究并非易事，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更多的部门加入，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推进长征遗址遗迹的研究考证和保护利用。诚希本文能起到这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杨丽艳等的 长征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三重路径 一文，论述的虽是一个老问题，但也属老题新作，不乏自己的独特见解。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思政课、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路径传递长征精神，有助于在高校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培养造就时代新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唐正芒）2 第 25 卷第 1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2 月告中谈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回顾遵义会议开启独立自主新阶段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把共产国际比喻成中国革命的“先生”，把中国共产党比喻成“学生”。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这个“先生”手把手地教读书、写字，但是这个“先生”限制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当时我们这个“学生”遇到中国革命中的棘手问题时，总是从马列主义的本本和苏联的经验当中寻找答案。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成熟，正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的，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一、遵义会议前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的神圣化，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的，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用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模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教条化指导，特别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也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命的势力非常强大，工人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力量很弱，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力量，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同盟军。共产国际的实践主要以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为样本，共产国际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真正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建党到 1935 年召开遵义会议长达 14 年的时间中，我们中国共产党好像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一样，还处于幼年、少年时期，1922 年中共二大加入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决策、重大方针、重大问题、重要人事都要共产国际审批同意，中国的同志没有了解“中国的情况”，马列主义的光芒没有和“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在回答怎样认识和运用马列主义的“时代之问”上，犯了本本化、教条化、神圣化的严重错误。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派代表米夫指导会议，米夫和王明颇有渊源，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过王明的授业恩师，在米夫的鼎力扶持下，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在会上作了让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主题报告，让“左倾”机会主义成了党内的主流思想。以王明为代表的这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共产党人，身上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口里喊着马列主义的口号，手里举着马列主义的本本，干的却是依葫芦画瓢和留声机干的事情，就是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在中国推行“城市中心论”的革命路线，也就是要攻取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首先夺取一省或数省，然后夺取全中国。特别是那个既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军委成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1933 年初从苏联的远东经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在总书记博古的支持下，成了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在军事上也照搬照抄苏联红军的正规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也不管中国红军的训练水平、装备情况、战略战术和苏联红军如何的不同，这不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吗？短促突击是苏联哥萨克骑兵的经典战术，就是骑兵埋伏在步兵战壕之后隐蔽起来，当敌人的步兵或者骑兵向我方阵地发起冲锋到 200 米左右时，我方的重武器封锁住敌人的退路和阻断后面敌人援军的支持，然后哥萨克骑兵从战壕后面突然冲出来，砍杀敌人，苏联红军用此战术屡战屡胜。李德也要求中国红军使用短促突击战术来和国民党军作战，但是红军马匹少、骑兵少，而且缺乏重武器，当国民党军冲到红军阵地前200 米时，红军缺乏重武器封锁敌人的退路，也无法阻挡敌人的援军源源不断地冲上来，很多时候敌人反而冲上了红军的阵地。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李德要求红军也打阵地战，国民党军修碉堡，李德要求红军也要修碉堡。李德还习惯用军用地图加标尺指挥红军打仗，每次战役开始前，李德用标尺在军用地图上一量，长宽高以推算，就规定红军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展开进攻或是防守，他不知道红军走的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还是水流湍急的水路，也不设身处地地考虑红军也是人，累了要歇脚、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这种纸上谈兵、犹如儿戏 3 式的所谓正规战的战略战术，怎么能够指挥红军打胜仗？就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一般号召不能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措施替代了指导原则，变成了干涉各国党内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1二、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扰，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决定遵义会议撤销了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军委成员的李德参加的“三人团”，恢复军委最高领导朱德、周恩来对红军的指挥权，增补毛泽东同志为常委、协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红军作战，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1934 年 6 月，负责和共产国际进行电台联络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负责秘密电台的李竹声、盛中亮被逮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叛变，交出了秘密电台和密码本，自此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1934 年 6 月，中央为了应对战略转移的危急形势，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诸如战略转移等重大问题既不经过政治局会议、也不经过军委会议研究。在“三人团”这个最高领导机构当中，总书记博古负责全面工作，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军委成员的李德负责军事工作，而在党和红军中担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如此重要职务的周恩来却只负责军事计划的执行。长征之前的“三人团”实际上是凌驾于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会议之上的太上皇，奇奇怪怪，极其不正常。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博古、李德等“左倾”中央领导人没有找到解决被动局面的路径和战略决策。面对 40 多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对此全军官兵是有着强烈期盼的，这个强烈期盼就是红军要打胜仗，只有打了胜仗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个期盼就是最大的党心、军心，它又推动着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去反思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略方针和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道路和方向。尤其是湘江战役红军折损过半，几乎走向绝境，几万红军官兵牺牲在这里，血的教训使广大红军官兵对王明“左倾”路线产生了怀疑、不满，在广大红军官兵的心目中，已经感觉到不改变军事领导体制，就无法挽救红军的危亡，这个情绪几乎达到了临界点。按照以往的惯例和正常程序，要变更中央主要领导和撤销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需要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但是红军处在国民党 40 万大军的包围之中，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天大的问题、刻不容缓的问题，必须要马上解决，不解决就会流血，就会死人，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缓一缓、以后再解决。以前遇到重大问题、紧急问题还可以求助共产国际，现在电台联络中断了，何况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我们中国共产党就只能自己干了，自己救自己了，因此中央政治局在 1935 年 1 月 15 日-17日在遵义一个叫柏辉章的黔军师长的私人住宅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扩大到军团首长，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扔掉了“共产国际”这根拐杖，抛开了“共产国际”这个先生，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提供过有益帮助和指导，但后来就变成了坐机关下命令、瞎指挥，限制了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毛主席在 1963 年 9 月接见外宾时回忆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3三、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扰，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决策遵义会议否定了长征出发前确定的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是湖南西部的湘西，战略目标是汇合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的战略决策，根据敌情的变化，重新确定了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由于王明、博古“左倾”中央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 年 10 月中央红赵福超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新阶段 4 第 25 卷第 1 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2 月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是湖南西部的湘西，汇合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站稳脚跟之后，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但是，蒋介石早就察觉了红军的战略意图，已在中央红军去湘西汇合贺龙、萧克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了湖南军阀何键的湘军 9 万多人和中央军薛岳的 11 万人，共 20 万大军高沟深垒、以逸待劳，准备围歼中央红军。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已经没有担任军职的毛泽东同志在通道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提出了放弃原定去湘西汇合贺龙、萧克的计划，进军贵州东部，寻求新的主动和战机，“左倾”领导人博古、李德既不愿意完全听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又碍于形势，最后决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去黔东、再择机去湘西汇合贺龙、萧克。1934 年 12 月 18 日中央红军攻占黔东的黎平之后，召开了黎平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汇合贺龙、萧克的计划，去贵州北部和西北部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不去湘西，重新开创川黔边根据地，新的根据地能够建立起来吗？后来的实践证明建立不起来。建立不起来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有三点：政治上遵义是一个新区，没有革命基础；经济上遵义很穷，无法支撑 3 万多红军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地形上遵义处于长江（赤水河看成长江水系）和乌江的夹江地带，易于国民党围剿红军，而红军没有战略回旋的余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遵义会议上向毛泽东同志建言，四川乃富庶之区、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加之有红四方面军的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应积极寻找有利战机、创造有利条件，渡江入川，汇合红四方面军，毛泽东、周恩来深以为然。1935 年 1 月 20 日发出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2由于蒋介石判断红军的意图是渡江入川、汇合红四方面军，把布置在黔北的重兵调到了泸州一带的长江沿线，红军在泸州一线渡江已经有巨大的困难，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妙地调动敌人，乘敌人重兵集中在川南的长江沿线、黔北空虚之际，回师黔北、二战遵义，再渡乌江、威逼贵阳，调出滇军孙渡部救援贵阳之后，乘云南空虚之际，入云南渡金沙江入川。虽然行军路线有所改变，但渡江入川汇合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没有改变，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四、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扰，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决议在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指挥前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创建了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等革命战争理论。但后来遭到“左倾”路线的否定和抛弃，遵义会议在经过失败的教训之后，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王明、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像留声机一样高举马列主义的本本，不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毛泽东没有喝过苏联的洋墨水，没有上过正规的军校，没有见过世面，是土包子，是山沟沟里面的马列主义，把毛泽东同志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说成是经验主义的守株待兔，把前四次反“围剿”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的“运动战”说成是游击主义的打圈圈。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左倾”领导人的打击排挤下，通过 1931 年 11 月赣南会议、1932年10月宁都会议、1933年1月反“罗明路线”之后，毛泽东同志被解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到福建的福音医院养病，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也被否定和抛弃。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情况，国民党 40 万大军企图歼灭红军于黔北地区，遵义会议只开了三天，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书面决议，红军就向赤水河转移了，准备北渡长江。会议责成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的重要发言，在行军途中起草完成了书面决议，并提交1935年2月8日的扎西政治局会议通过，这就是党的历史上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 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 彻底批判和否定了博古、李德照搬苏联模式的“左倾”单纯防御军事路线，认为这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遵义会议决议 充分肯定并高度赞赏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等原则，认为这是红军过去打胜仗的重要法宝，是红军今后对敌作战的重要原则。2遵义会议决议 系统论述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的一 5 贯作战思想。由于当时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和红军力量的弱小，面对数倍以至数十倍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应以精干的一部分兵力牵制和阻击敌人的一部分或数部分兵力，而集中红军两倍或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包围敌之孤立突出兵力、弱势兵力而歼灭之，在整体兵力弱于敌人的情况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才能粉碎敌人对红军的长期“围剿”。遵义会议决议 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同志运动战原则。运动战是红军的特长，就是包围敌人的重要据点，攻其所必救，调动堡垒里面的敌人来救，然后在有利的时间、地点歼灭一路敌军。敌人原来龟缩在坚固的堡垒里面，不好打，把敌人从坚固的堡垒里面调动出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就容易得多。对于运动战，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必然是战胜堡垒主义的重要法宝。遵义会议决议 论述了毛泽东同志辩证唯物主义军事思想。反动派力量的相对强大和红军力量的相对弱小，中国的革命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对于敌人围剿红军的持久战，红军必须集小胜为大胜，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来应对。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等原则的军事路线，是在创建根据地和苏区的斗争实践中，是在前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实践当中建立起来的，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红军军情的、行之有效的、经过残酷战争检验的、能够取得胜利的正确军事路线。五、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中共党人丢开了共产国际这根拐杖，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扰，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彻底批判和否定了以苏联经验为样板的，以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为典型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能够指挥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军事路线。教条主义的“左倾”军事路线认为客观上国民党的力量过于强大，全国的革命力量薄弱，红军的力量过于弱小，以及白区的工作没有做好，这种观点在遵义会议上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2毛泽东军事路线认为，目前党和红军还没有大规模的大城市工人武装暴动的配合，以及较多的像十九路军那样的受蒋介石排挤的国民党地方军阀的起义支持，红军力量还比较弱小，革命根据地的地盘还很小、力量还很弱，红军就连步枪、手榴弹都不充裕，更没有装备精良的飞机大炮，红军大多数还处于内线作战的情况下，当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围剿的时候，红军要运用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速决战等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原则。2长征初期红军大搬家式的转移，红军曾经把在瑞金印钞票的石印机，一块 300 多斤的石头搬到了遵义，这一块石头搬到遵义不知道流了多少血、多少汗。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同志运动战思想的指挥下，丢掉了一切坛坛罐罐，就连没有炮弹的重炮也扔进了赤水河，轻装前进，红军战士的生命最重要，只要有了人，只要能够打胜仗，武器弹药还可以从敌人的手里夺取，红军获得了新生，处处主动、进退自如，四渡赤水之后，二渡乌江、威逼贵阳，吓得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忙调出滇军救援贵阳，红军乘虚进入云南，从云南的金沙江渡江入川，把国民党围剿红军的 40 万大军甩在了黔北、川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遵义会议否定了原定战略决策，作出了渡江入川、汇合红四方面军的决策。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等积极的防御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参考文献：1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 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3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责任编辑：娄刚）赵福超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