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视阈下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研究_曹若男.pdf

历史与文化研究语言人类学视阈下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研究曹若男(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摘要:库尔德族群有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基于语言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通过分期爬梳探寻语言对库尔德族群精神和身份归属的影响脉络，可以勾勒出具有明显内在逻辑的族群身份认同中的语言驱动力。库尔德语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与宗教实践和政治权力息息相关，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彰显了库尔德语对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力，库尔德语言变体的发生和消长是社会语言形态对典型历史事件的动态回应。以语言的历史演化为切入点论证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的发生过程，有助于了解语言与库尔德社会历史文化各个变量间的关系，有利于创新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路径。关键词:语言人类学;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库尔德语作者简介:曹若男(1977)，女，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语言与民族、国家问题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项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19JZD043);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2018VJX086)。DOI 编码:10.13356/ki.jdnu.20950063.2023.02.012中图分类号:H7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063(2023)02010312收稿日期:20220605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库尔德人(the Kurds)与世界宗教、历史、文学、语言以及军事等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外学者针对库尔德问题研究颇丰，内容涵盖库尔德人的历史起源、地缘纠葛、政治纷争、文化诉求、传统习俗等多个维度。在历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当首推荷兰学者马丁布鲁因森(Martin V Bruinessen)的著作 阿迦、谢赫和国家:库尔德斯坦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该书对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考察，基于库尔德人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深入分析了库尔德族群的凝聚力问题，并提出“原始忠诚(primordial loyalties)”的概念，亲属血缘、等级制度和宗教关系等因素又往往使库尔德人采取有悖于其客观利益的实际行动;其次是阿米尔海森波尔(AmirHassanpour)的 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和语言:19181985，该书以较为宽广的视野探讨了库尔德历史、民族主义、语言、性别、媒体等问题，开辟了库尔德问题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路径;此外，2011 年杰弗希赫里斯拉米(Jaffer Sheyholislami)主编了 库尔德身份认301第 43 卷第 2 期大庆师范学院学报Vol43No22023 年 03 月JOUNAL OF DAQING NOMAL UNIVESITYMar，2023参见 Martin Van Bruinessen，Agha，Shaikh and State: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Kurdistan，Londonand New Jersey:Zed Books Ltd，1992参见 Amir Hassanpour，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in Kurdistan:19181985，San Francisco:Mellon esearch U-niversity Press，1992同、语篇和新媒体一书，基于社会语言学视域较为写实地讨论了库尔德人的语篇结构、身份话述和媒体观照。国内学界有关库尔德问题研究自 20 世纪末至今成果丰硕，主要聚焦于宗教冲突、历史源流以及中东四国库尔德问题的产生和流变过程，但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库尔德族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相关成果，尝试以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视阈和理论范式，从语言的历史演变与社会文明、文化的肌理关系入手，讨论群体身份如何通过族群语言在历史进程中完成系统建构并与族群底色交融共生，分析作为话语赋能、社会实践、文化交流、历史镜像的语言是如何与各个社会历史文化变量交互作用、博弈前行，以期从语言破题的视角创新当下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路径。一、上古时期库尔德语的社会实践溯源语言之所以在多数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实践产物，其实证基础之一就是世界上存在着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不同的语言反映出人们认知、理解这个世界的不同视角，是“数千年来人们对复杂环境所做出的适应性选择”。库尔德语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发展处处与人类文明、文化相映生辉。首先，透过语言人类学的视角，语言是一种文化概念，语言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对库尔德语的源起考察即是对库尔德族群文明演进的考察。有关库尔德人的历史起源，既有神话追寻也有考古发现。在神话故事方面，西方学者如大卫麦克道尔(David McDowall)进行过各式各样的神话搜集和传说整理，无论这些故事怎样的离奇和怪诞，无疑都是一个群体好奇于自身身份的产物，亦是为了探寻一个民族源初的神秘容貌，这个容貌、这些神话都专属于库尔德人自己，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身份根基和认同价值。在考古实证方面，目前已知关于库尔德人的来源，最早可追溯至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人(Sumerian)的一块黏土上提及的“卡拉达之地”(the land of Qarda)。尽管古叙利亚语中的地理名词“卡拉达”很少为现当代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所使用，但是经考证，“阿拉拉特山”(Mount Ararat)所在之地“卡拉达”确在如今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由此可见，库尔德人是非常古老的族群，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学界对于库尔德人的历史起源尚存在争议，其中一种较被认可的观点是:库尔德人乃是米底人(the Medes)的后裔，而米底王朝(约公元前 678公元前 549)则是建立在现今的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交汇地带。据此，库尔德人世代生活的土地堪称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因为众多璀璨的世界文明诞生于此及相邻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the Mesopotamia)、赫梯文明(the Hittites)、胡里特文明(the Hurrites)、米坦尼文明(the Mittanis)、帕提亚文明(the Parthians)以及萨珊文明(the Sassanids)等。库尔德401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2 期Journal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2，2023参见 Jaffer Sheyholislami，Kurdish Identity，Discourse and New Medi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参见 Pepter Mhlhusler，Linguistic Ecology: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 egion，London:outledge，1996，p 270参见 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3rd edition，London:I B Tauris，2004，p 4参见 G Driver，“The Name Kurd and its Philological Connexions”，The Journal of the oyal Asiatic Society of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 3(Jul，1923)，p 393参见 G Driver，“The Dispersion of the Kurds in Ancient Times”，The Journal of the oyal Asiatic Society of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 4(Oct，1921)，pp 565566参见 Philip G Kreyenbroek，“On the Kurdish language”，in P G Kreyenbroek and S Sperl，eds，The Kurds:A contemporary overview，London:outledge，1992，p 54人的聚居地自古就为异常丰富的人类古代文明所包围，而语言的出现自然而然地成为族群文明发展的伴生现象，因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非本能的、借助一系列自然产生的符号来表达思想、情感和需求的手段。语言是文化符号的具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明产物，由此承载了特殊的符号功能。其次，语言人类学在通过溯源历史找寻语言和人类的共存关系时，宗教因素一直是公认的焦点所在。通过史料不难发现，库尔德人生活的地方与世界一众古代宗教紧密相连，比如兴盛于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的密特拉教(Mithraism)，这个古代神秘宗教主要崇拜密特拉神(太阳神);又如创立于公元前 5 世纪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作为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它是摩尼教(Manichaeism)之源，在古代中国被称为“祆教”，也是当时中东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再如众所周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有这些宗教都是世界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与当时的人类文明交相辉映，这些宗教的诞生和辐射区域都能看到库尔德人的身影，因此，库尔德人不但是人类宗教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更是丰富而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亲历见证者。由于库尔德人的历史可回溯千年之久，学界有关库尔德语的准确起源目前仍缺乏详实证据，但是库尔德斯坦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多种宗教共生共存的土地，而曾经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兴盛的琐罗亚斯德教采用阿维斯塔语(the Avestan Language)记录，因此阿维斯塔语被诸多学者推断为古代库尔德语(the Old Kurdish Language)的重要来源之一，且众多库尔德文人也不断致力于创建庞大的阿维斯塔语料库，力求探索更多的渊源内理。在库尔德斯坦东部出生的学者艾玛达丁多拉沙海(Emadaddin Dolatshahi)曾对一些山脉进行过系统研究，发现这些山脉的名字皆经由阿维斯塔语流传至今，并且已经有较多文献学的论据表明，这些山脉正位于今天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由于琐罗亚斯德教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凭借阿维斯塔语进行教义传播和信息交流具有较为充足的历史逻辑。该论断表明，外部环境对语言的影响需要社会和文化充当介质，当某一群体对外部世界的某一方面发生兴趣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被使用、借以命名;但与此同时，只有当这一命名的精准程度可以满足该群体需求的时候，这一命名才会获得通过。再次，语言人类学家秉持语言乃是一种社会日常实践的重要观点，身份认同的发生源头应当视作习性行为的沉积，而语言实践则构成了这种意识行为沉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作为最重要的语言实践者在语言人类学家中备受推崇，他认为语言绝不是一个抽象的、规则林立的系统，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日常实践，与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具有区分度。布迪厄引入“惯习(habitus)”的概念来诠释习性行为，意指个体通过不断重复使用语言以及开展其他社会实践，从而塑造出独特的存在方式;但是个体参与的、构成其惯习的实践因人而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社会阶级、生活经历等，无一不显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浩瀚长河中。语言人类学家在对“库尔德(Kurd)”一词做词源学考察时发现，“库尔德(Kurd)”与“卡拉达(Qarda)”两个词的衍生关系非比寻501语言人类学视阈下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研究参见 Edward Sapir，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New York:Harcourt Brace，1921，p 7参见 Garnik Asatrian，“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the Kurds”，Iran and the Caucasus，vol 13，2009，p 6参见 Bahman Karimi，Joghrafi ye Mofasal e Tarihi ye Gharb e Iran，Tehran:Sherkat e chapkhane yefarhang，1937，p 85参见 Edward Sapir，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New York:Harcourt Brace，1921，p 13参见 Pierre Bourdieu，“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s”，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 16，no 6，1977，p 645常，二者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在短元音的缺省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此外，学界普遍认为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下伊朗语族的西伊朗语支，此论断表明随着库尔德族群稳定社会结构的确立，源于日常惯习积累而产生的库尔德语言系统不断进化，并区分于与之临近族群的语言，表现出库尔德族群对一方世界的临时性解读，语言对族群的标记功能可见一斑。当语言使用者选择加入某种特定活动，或者选择归属于某类实践社群团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时，这是一种社会化过程，而非一次性事件，它是贯穿于我们生活的一种现象，但首次加入社群实践的社会化过程对于个体交际及其他文化技能的获取至关重要。人类之所以拥有语言技能，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对符号象征意义的操控能力以及人类具备在社会交往实践中的合作能力。唐纳德莱科克(Donald C Laycock)在讨论人类语言的缘起时，认为语言就是群体身份的显著标志，是基于创造显著的区分度而刻意为之，即语言实践绝非偶然。古代库尔德语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早期宗教因素的显性作用下成为人类智慧的产物之一，从口头开始生成和传播，进而发展为书面语言，演变为库尔德族群进行生活交流的媒介和工具。通过史料解析和逻辑推理还原库尔德语的宗教实践溯源，可以论证语言对古代族群的凝塑功能。语言是个体通过社会化融入特定社群的主要手段，也是个体表达意义和彰显需求的重要方式，更是创造群体身份认同的关键源头。二、中古时期库尔德语的身份索引指征在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者眼中，米底王朝的覆灭宣告了库尔德族群辉煌远古历史的终结。之后库尔德人生活的土地目睹了众多帝国的更迭，包括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the 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 550前 330)、波斯第二帝国帕提亚王朝(the ParthianEmpire，公元前 247公元 224)、波斯第三帝国萨珊王朝(the Sassanid Empire，224651)、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3951453)、阿拉伯帝国(the Arab Empire，6321258)、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12991922)、波斯第四帝国萨法维王朝(the SafavidEmpire，15021736)以及蒙古帝国及其余部(the Mongol Empire，12061635)。在众多帝国权力跌宕、兴亡起伏的过程中，影响库尔德人身份指征的重要源流当属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异军突起。中古时期，库尔德族群的语言形态出现明显的分化印记，这种分化直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差异，即便在非穆斯林内部，也表现出不同宗教团体对语言形塑的影响，由此可见，语言的内在能量承载了身份认同的指涉要义。首先，公元 7、8 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展使库尔德人的宗教信仰结构发生了质变，与此同时给予库尔德语言变体萌生的条件和环境。从 7 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迅猛崛起，且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形成较大的聚合态势。632 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之后不久，阿拉伯601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2 期Journal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2，2023参见 G Driver，“The Name Kurd and its Philological Connexions”，The Journal of the oyal Asiatic Society of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 3(Jul，1923)，pp 400401参见 Etienne Wenger，ichard McDermott and William M Snyder，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2，p 29参见 Donald C Laycock，“Diversity in Melanesia:A tentative explanation”，in A Fill and P Mhlhusler，eds，The Ecolinguistic eader:Language，Ecology and Environment，London:Continuum，2001鉴于本文的研究语境和立论框架，此处采用安东尼史密斯(Antony D Smith)针对民族主义分类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提法，旨在更加具体地描述库尔德斯坦地区特殊民族主义意识的萌生和发展。Antony DSmith，Nationalism:Theory，Ideology，History，2n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人高举伊斯兰旗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征服运动，库尔德人被卷入战火之中。事实上，库尔德人对新宗教的抵抗持续了数个世纪，后来逐渐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领库尔德斯坦后，他们把当地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在内的其他宗教都视为“异端邪说”。那些仍然笃信自身传统宗教的库尔德人只能秘密践行和守护他们的宗教信仰，于是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库尔德融合宗教团体，比如雅兹迪(Yazidi)、雅尔桑(Yarsan)、阿勒瓦(Alevi)、沙巴克(Shabak)、萨达依(Sarayi)、巴吉弯(Bajwan)、哈卡(Haqqa)等。针对伊斯兰教，一方面穆斯林库尔德人采用阿拉伯语作为他们的宗教语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使用库尔德语作为主要的社会交往手段;另一方面，对于非穆斯林库尔德人，虽然他们身属不同的地方宗教团体，却都使用库尔德语作为发扬宗教传统的工具语言。逐渐地，库尔德语的变体在宗教教义的传播中以不同形式固定下来，并在社会交际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比如宗教团体雅兹迪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秘密文字，并用该语言来编写经书。又如宗教团体雅尔桑，在抄写宗教诗篇时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的波斯语书写方式，被称作“戈兰尼方言”(The Gorani Dia-lect)。彼时社会影响力较大的 萨兰严姆(Saranjam)一书，被认为是素丹索哈克(Sohak)用戈兰尼方言所著，行文以押韵散文为特点，内容主要涉及雅尔桑人的历史起源和宗教信仰，这些完全押韵的篇章又被称为“克莱姆”(Klam)，百姓通常需要背诵下来且配置旋律后再予以诵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戈兰尼方言逐步成为古代库尔德文人喜用的写作语言，雅尔桑宗教团体中著名的诗人皆用戈兰尼方言进行创作，比如 8 世纪诗人巴巴雅迪噶(BabaYadigar)的优美诗歌，9 世纪诗人巴巴拉西赫梅达尼的史诗文学，以及 10 世纪诗人巴巴塔赫来乌里安(Baba Tahir Uryan)的洋溢诗篇等。语言人类学家借助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开创的将逻辑学视作嫁接符号之间纽带的纯形式科学的路径，深入挖掘语言符号在实践中的标记体指涉功能。不但相涉物体之间的意义关联被有效应用于社会和思想意识领域，而且语言的索引力量直指身份研究，语言使用者通过一系列符号联结方式架构出特殊的表达路径，借此间接地表明个人立场或社会身份。由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鲜明差异，库尔德语的变体发展演变出强烈的辨识要素和指征功能。虽然身披同一族群烙印，身居同一地缘区域，但是宗教信仰的异同直指身份归属的窠臼。当个体选择加入某一言语社群时，他们不是被预设的或可识的同质要素所驱使，而是遵从了信仰的指引，由此语言和身份认同密切联结，作为区分“我者”和“他者”的显性标识。其次，在阿拉伯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建国运动中，穆斯林库尔德人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属意使用统治者的语言也成为库尔德族群的语言实践标签。事实上，库尔德人在东方世界军事史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比如中国史籍中称作“黑衣大食”的阿拉伯帝国第二个王朝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 Dynasty)在公元 750 年创建之时，其开国功臣就是波斯呼罗珊农民起义领袖 库尔德人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718755);再如中世纪穆斯林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the Ayyubid Dynasty)的首任素丹 萨拉丁701语言人类学视阈下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研究参见 Michael Silverstein，“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of Gender:At the Intersection of Structure，Usage，and Ide-ology”，in E Mertz and J Parmentier，eds，Semiotic Mediation: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Orlando，FL:Academic Press，1985，p 222参见 Elinor Ochs，“Indexing Gender”，in A Duranti and C Goodwin，eds，ethinking Context:Language asInteractive Phenomen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 338参见 Alexander Mikaberidze，ed，Abu Muslim Khurasani，Conflict and Conquest in the Islamic World: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vol 1，Santa Barbara，CA:ABCCLIO，2011，p 23(Saladin，在位 11741193)也是库尔德人，1187 年萨拉丁集结军队进攻十字军中最强的耶路撒冷王国并取得胜利，从而将该地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对弈天平瞬间反转，使埃及重新被伊斯兰教逊尼派掌控，并夺取了叙利亚等地，确保埃及和西亚周边地区重回同一政权的领导之下;又据一些学者的考证，波斯第四帝国萨法维王朝的首创者伊斯梅尔一世(Ismail I)的父系血脉亦是库尔德人。在特殊的历史境遇里，库尔德族群的语言变体归因于多种宗教的融合碰撞，却丝毫没有阻挡库族与他族的交融进程，这正是语言人类学家所致力于剖析的身份辨识和社会归属的复杂交互关系。彼时在异族文化和异质文明的冲击下，部分库尔德人的社会归属感不是简单地追逐身份同一，而是处于心理上有意回避异质性而创造同质性的交相建构过程中。在库尔德斯坦的土地上，随着波斯和阿拉伯文化的经年影响，部分库尔德文人更加偏爱使用统治者的语言著书立说，比如 1314 世纪的库尔德历史学家伊本阿瑟(Ibn alAthr)、语言学家伊本卡里堪(Ibn Khallikn)和地理学家阿布菲达(Abu alFid)等，这些学者的语言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库尔德族群的生存境遇，他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来源于可依附的强大帝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语言形态深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制约，时而是羁绊，时而是生机。反之，社会文化诸要素对语言的赋能促使语言展现了特殊的动态属性，因为即时发生的事实、思想和事件需要借助新的语言表征得以阐发。整体上，中古时期库尔德族群的语言分化现象，即族群、宗教、教派对语言变体的影响反映出该社群的社会文化现实，而且实际上也构筑了这一现实。语言的交际作用和社群身份标识作用互为补充，既可纳己亦可排外，促进社群团结和协作，同时在资源匹配和权力分布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索引力对于社会群体而言与权力的天平息息相关，语言通过重复使用造成模式化的意义传达效果;而语言符号和具象意义的关联并非无倾向性而是高度政治化的，不少学术研究都充分印证了语言符号进入权力关系的发生过程。正是因为有关语言的观点亦是有关语言使用者的观点，所以语言符号的权力论述体系与身份认同建构密不可分。14 世纪后，由于新一阶段高度政治化的语境和权力关系的到来，库尔德语得到了充分的滋养，由此奠定了库尔德族群坚定的语言身份认同根基。三、库尔德族群权力迁移和语言地位的自洽关系库尔德族群的政治权力变迁与语言变体发展相得益彰，这一过程中必须溯及主要库尔德王朝(dynasty)或公国(principality)的发展历史，而关于库尔德众多王朝及公国的历史信息可以追溯至 8 世纪。由于 10 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名存实亡，大小王国忽生忽灭，所以在 10 至 11 世纪期间，部分库尔德王朝接管了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力。但是之后不久，这一众王朝便由于 11 至 12 世纪期间塞尔柱人的入侵以及 13 世纪蒙古人铁骑冲击而多数消亡殆尽。15 至 17 世纪，库尔德公国以地方政府(hukumats)的形式存在于奥斯曼帝国和萨801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2 期Journal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2，2023参见 Vladimir F Minorsky，“Kurds and Kurdistan:Origins and PreIslamic History Up to 1920”，in Encyclope-dia of Islam，New edition，vol V，Leiden:E J Brill，1986，p 1130参见 ichard Tapper，Frontier Nomads of Iran: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Shahsev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 39参见 Paul V Kroskrity，“Language Ideologies”，in A Duranti，ed，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p 501参见 Amir Hassanpour，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in Kurdistan，19181985，San Francisco:Mellon esearch U-niversity Press，1992，p 50参见 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3rd edition，London:IB Tauris，2004，p 21法维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权力。在彼时库尔德文人学士的眼中，多少透漏着期盼地方自治可以转变为一个库尔德国王统治下的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家，遗憾的是未能如愿以偿。这一阶段随着众多库尔德公国的声势起伏，库尔德族群语言和权力的互动关系表现得生动而又具体。首先，在库尔德公国的权力迭更中，阿达兰公国促使库尔德斯坦东部和南部的戈兰尼方言的影响力持续扩散。公元 14 世纪，巴瓦阿达兰(Bawa Ardalan)创立了库尔德阿达兰公国(Ardalan Principality)，彼时戈兰库尔德人(the GoranKurds)的家园，如扎拉迪阿瓦(Zardia-wa)、卡纳琴(Khanaqin)、科库克(Kirkuk)和开弗拉(Kifri)等都归入该公国的领土范围，首都设在沙拉朵(Sharazour)。索拉尼方言(The Sorani Dialect)，亦称作中库尔德方言，原是当地百姓的通行语言，但由于雅尔桑宗教位居阿达兰公国的官方宗教地位，而这个宗教和戈兰尼方言一脉相连，故而戈兰尼方言超越索拉尼方言成为包括阿达兰公国在内的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体语言。此外，雅尔桑宗教隶属社会性宗教，影响力广泛，其信徒不乏库尔德社会的下层民众，因此戈兰尼方言在贫苦百姓间也迅速生根散播。在雅尔桑宗教团体中，著名文人如倍吉扎夫(ElBegi Jaff，14931554)以其在东方世界的寓言而著称于世，而他只用戈兰尼方言进行创作。从雅尔桑宗教势力以外的范围看，享有盛誉的库尔德什叶派诗人麦雷卜森(13561431)亦偏爱使用戈兰尼方言写诗，尽管他对雅尔桑宗教有所介怀。由此可见，当时戈兰尼方言的影响已非宗教因素所完全左右，而是政治权力的助推。在政治化语境的历史叙写中，族群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自洽态势油然而生。在阿达兰公国，文学与音乐相生共荣，音乐是雅尔桑宗教社群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戈兰尼文化繁衍和传播的库尔德斯坦东部和南部地区，百姓把歌曲也称作戈兰尼，戈兰尼方言有效加速了当地语言的兴盛和文化的繁荣，所有库尔德知识分子皆为之自豪。在强大的阿达兰公国和雅尔桑宗教的助力下，戈兰尼方言在库尔德斯坦地区传播甚广。在语言人类学家眼中，语言如何拓深社会政治含义是其发展的要务之一，不少学者都曾做过卓有成效的探索，结论是思想意识可以架设并组织所有的文化信仰、社会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而由于权力既是社会现象又是意识核心，因此语言与社会、文化、政治息息相关，身份认同则是如上要素交相作用的必然产物。其次，库尔德自治政府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政治联姻致使库尔德斯坦北部方言 库尔曼奇方言(The Kurmanji Dialect)迅速崛起。由于奥斯曼帝国归属逊尼派，而萨法维王朝推崇什叶派，且大多数库尔德自治区都依附逊尼派麾下，所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由于宗教信仰上的同步而轻松结盟。除此之外，彼时的萨法维王朝想攫取除了信奉雅尔桑宗教的阿达兰公国以外的所有库尔德自治区的领导权力，因此与众多库尔德公国发生激烈冲突，导致众多库尔德人遭到驱逐，甚至殒命。鉴于以上两种原因，库尔德自治政府与奥斯曼帝国并肩作战，1514 年库尔德人积极参与了查尔迪兰战役(Battle of Chaldiran)，与奥斯曼人联手击败了伊斯梅尔一世统治下的萨法维王朝，占领并摧毁了其首都大不里士(Tabriz)。作为回报，奥斯曼素丹萨里姆(Salim)承认了十余个库尔德公国的自治权力，足见库尔德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之901语言人类学视阈下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研究参见 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3rd edition，London:IB Tauris，2004，pp 2728参见 Amir Hassanpour，“The making of Kurdish identity:Pre20th centu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discourses”，in AVali，ed，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Costa Mesa:Mazda Publishers，2003，p 109参见 Jan Blommaert，ed，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9参见 Amir Hassanpour，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in Kurdistan，19181985，San Francisco:Mellon esearch U-niversity Press，1992，p 53间政治结盟的稳固。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交迭变化在语言传播和文化沉积中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体现，库尔曼奇方言的影响力从博坦公国(Botan Principality)北部开始，逐渐扩散到整个库尔德斯坦北部，并跃居为书面交际语言。当时库尔德公国中的知识分子首次萌发出强烈的族群身份认同意识，受过教育的有识之士开始关心他们自己的母族语言和文化传统，并努力传播他们的思想内涵。1591 年，伊莱泰达马克什使用库尔曼奇方言完成了第一部阿拉伯语语法书，而他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让库尔德学生使用这本教材来学习阿拉伯语，书中详述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库尔德语的语法体系，并将三种语言比肩评述而不论高低。库尔德穆斯林神职人员麦雷耶希兹瑞(15701640)为族群的语言和文学发展更是添砖加瓦，他认为自己创作的库尔德诗歌与著名的波斯诗人哈费兹施拉兹(Hafez Shirazi，13151390)的作品平分秋色。在诗中，他挥笔高歌:“我身在博坦公国似天界般的花园，我就是库尔德斯坦大地上那盏黑夜中的烛火。”此外，诗人法克塔兰(Faqe Tayran，15901660)也积极通过自己的诗歌为库尔德语的发展献技献力。彼时库尔德族群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勃发之势已然彰显出族群语言对族群精神的架构之力，此番史实论据也支撑了约翰赫尔德(Johann G Herder，17441803)有关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二元对等的观点。再次，库尔德族群在自身语言变体发展的过程中，同步表现出持续的、受到统治国语言侵蚀的影响印记。1596 年，库尔德彼得里斯公国(Bidlis Principality)的库尔德王子兼学者沙拉夫可汗(Sharaf Khan Ibn Shams alDin Bidlisi)推出了一部名为 荣耀之书的著作，内容新颖有趣、细致生动，主要讲述了库尔德公国的发展历史，并深入描绘了库尔德人的传统习俗。但是从这部作品使用波斯语写作的事实来看，当时受过高阶教育的部分库尔德精英更倾向于使用统治国的语言而非母语进行创作。17 世纪初开始，尽管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宗教信仰上针锋相对，但二者却逐渐选择摈弃仇恨、相互联合，掠夺了库尔德公国的内部主权。1639 年，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联合起来，根据 扎霍条约(Zahaw Treaty)将库尔德斯坦拆解。这是库尔德斯坦历史上的第一次地缘肢解，这条完全源于人为因素的边境线致使库尔德民众之后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裂变。在中古中东向近代中东的转变阶段里，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叙写促使思想意识在暗处施为，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的胶着状态自然而然地诉诸于语言自洽的表现形式，库尔曼奇方言的崛起是政治语境的推力，语言符号透过思想意识而主导实践，对于此种社会示例，语言人类学家给予“像似化”(iconization)的称谓，并对像似化符号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特征探究，也因此将皮尔士逻辑学中的“像符”(iconic sign)一词拓展至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不容忽视的是，这个阶段一些库尔德贤人依然偏爱使用统治国的语言011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2 期Journal of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2，2023参见 Michiel Leezenberg，“El Teremax and the Vernacularization of Medrese Learning in Kurdistan”，IranianStudies，vol 47，no 5，2014，pp 719720参见 EIMulla Ahmad bin elMulla Muhammad eIBuhti elZivinki，EIIqd elJawhari fi Sharh diwan elSheikh elJizri，voI 2，Kamishli，1959，p 824参见 Thomas Bois，“Kurdish Folklore and Literature”，in Encyclopedia of Islam，New edition，vol V，Leiden:E J Brill，1986参见 Joyce Blau and Yasir Suleiman，“Language and Eth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