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生死辩证与人文内蕴_周晓坤.pdf

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周晓坤(1996)，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王羲之:兰亭集序，房玄龄等撰:晋书(全十册)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2099 页。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0 页。陆机:文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7 页。欧阳修:祭石曼卿文，(清)张伯行编选 唐宋八大家文钞 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1 页。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生死辩证与人文内蕴周晓坤(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摘要 中国现当代忆悼文丰富多彩、蔚然成风，在散文史、文学史、文化史乃至生命史上都有独特价值。学界祭悼文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古代，对现当代忆悼文却少有问津。近百年中国忆悼文在曲折中发展，总体趋向抒情自由、文体解放、哲理思考，树立了文约意丰、合情入理的抒情典范，其实用性既能抵抗虚无，在跨文本互动中又能派生出学术场域。现当代忆悼文汇集了多元的生命智慧，其中的生命循环展现了东方人的生死辩证，包含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与人文精神;“贵生”观念的现代性延伸及西方生命观的吸取转化，也增添了生命思考的厚度。忆悼文也有情感失衡、外在化、自我彰显过度等缺憾，需要通过蕴聚智慧和澄明心灵等方式进行超越。关键词 现当代忆悼文;生死辩证;人文内蕴;东方智慧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23)06005209“死生亦大矣”，生死之别向来最易牵动情思。古今中外不乏祭悼文佳作，如潘岳的金鹿哀辞、陶渊明的 祭程氏妹文、归有光的 祭外姑文、雨果的 悼念乔治桑、萧伯纳的贝多芬百年祭 等，皆为明珠翠羽。中国现当代忆悼文，是指以散文式文体，对死者表达追忆缅怀和做出评价的一类文章。它与带有明确实用目的的讣告、唁函、遗嘱等有别，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文学性。与古代祭悼文的文类繁芜、多溢美之词、重功能性表达不同，中国现当代忆悼文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更趋向多元深入，情感表达更富于现代性。然而，目前，学界多注重中国古代祭悼文研究，现当代忆悼文向来不被重视，这与其丰富多样的创作盛况很不相称。本文拟全面、系统、细致梳理研究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发展脉络、审美特点、文体价值、人文精神内蕴，特别是东方人的生命观与人生智慧。一、百年中国忆悼文的历史演进中国古代重视丧葬礼仪，祭悼文学的发展也源远流长。与繁缛的祭奠礼制相对应，古代祭悼文的文类丰富，如诔文、吊文、哀辞、哀策、祭文、行状等;许多文论家曾对祭悼文进行归类与艺术风格的探讨，如曹丕说“铭诔尚实”，陆机说“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可见，古代祭悼文是现当代忆悼文的优秀传统，包蕴着中华民族对生死的情感态度与人生智慧。然而，古代祭悼文实用性过强，注重“述功德”，但抒发哀情却要蕴藉，做到哀而不伤。即便是散文名家欧阳修，也不免发出“有愧乎太上之忘情”的感喟，其抒情的自由无法与现当代忆悼文相比。古代最早的祭悼文体是“诔”，用以累列功德、制定谥号。诔文一度因使用谥号的权利向下渗透获得长足发展，但受到定谥需求限制，又有四言韵文的体制桎25DOI:10.15981/ki.dongyueluncong.2023.06.006梏，所以渐为吊文、祭文取代。前者可自由凭吊古代贤士以抒己怀，书写对象不再拘于身边的死者;后者体制自由和便于抒情。如 祭十二郎文 完全摆脱四言的限制，全篇语式自由变换，适应情感的起伏。可见，祭悼类文章不断破体，脱离繁缛礼制与僵化程式，逐渐走向文学性与自由抒情，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1903 年，梁启超明确了“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作为“文界革命”的目标，并创作大量“新民体”散文，然而，语言更新的浪潮对传统祭悼文的影响并不明显。比如，一些文化开明人士撰写的祭悼文，仍用“古语”样态，严复的 祭媿室先生文(1909)、康有为的祭梁伯鸣文(1910)、梁启超的祭海珠三烈文(1916)较有代表性。传统祭悼文的“超稳定性”有以下原因:一是文体惯性，古代殡葬文体早已发展成熟，有较为固定的体式;二是思维惯性，对于死生大事，文言文仍被视为一种更正式、严肃的语体;三是俗语文学发展方兴未艾，但只用于政论而未进入日常生活。近代祭悼文在思想主题、书写对象、情感表达上亦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作用。如对革命仁人志士的祭奠中，生命被赋予公共性意义，价值也变得多解。作者在祭悼文中寄托革新进步思想，如康有为采用孔子纪年而非帝制纪年;又如梁启超在祭六君子文 中，想象着维新烈士魂返神州，看到新变的欣慰。总之，近代祭悼文是古代的延续，依旧以“文”载“道”，只是“文”未变，“道”有所更新。1918 年，胡适在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中提出用白话“替死人做墓志”，虽只有只言片语，但可见新文化运动广泛推行白话文，使其渗入生死、教育等日常生活事项的决心。“现代”意义上的忆悼文，也的确在新文化运动后才真正出现。“现代”具体表现为作者抒情风格的多样性、文体形式之自由，以及被祭悼者组成结构的变化:一部分忆悼文针对至亲亲友，感情丰沛，不拘一格。如郁达夫纪念亡子的散文一个人在途上，完全以作者心绪为线索，不断变换时序，表现出怕听枣落、怕见旧衣，却固执地守在旧居反复体味哀痛的矛盾心理。同样是怀念亡妻，朱自清的给亡妇 以絮语形式向死者诉说思念，展现出平实口语的动人魅力。而魏金枝的祭日致辞 以思想性见长，在怀念亡妻善良品性的同时，反思所谓“新女性”自由背后的虚假，痛斥消费善者善意的行为。陆蠡的给亡妻，则以零碎不成篇幅的手记形式，深刻剖析了自己未能珍惜亡妻的懊悔之情。这些书写亲人的忆悼文不仅感情深挚，“自我”表达突出，也摆脱了历来祭悼文的程式，文体轻灵自由，与抒情相辅相成。另外，革命仁人志士、文化名人成为被悼念的主要对象。以现代文学时期两次重要的集体性“祭悼”事件为例，一是“三一八”惨案、二是鲁迅先生逝世。针对喋血的女学生，鲁迅的 记念刘和珍君 从民族国家、中国女性的革命意识等大处着眼，指出:“她不是 苟活到现在的我 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林语堂的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则更有个人情味，他说:“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林语堂遴选了生活中诸多师生相处的小事，来说明两位女士的性格与抱负，更多表达了自己作为死者师长的惋惜。相比之下，石评梅的 血尸 和 痛哭和珍 作文时间最早，停留在女学生的哀痛与迷惘中，感怀多于思索。三位作者的忆悼文，从不同角度书写了死者的相关事迹，也体现出作者不同的文学视野与个性特点。对鲁迅先生的纪念亦是如此，许广平的 最后的一天 我怕 兼有叙事、记录的功能，对鲁迅的无私无畏进行了叙写;萧红的 回忆鲁迅先生 则少谈治学与创作，只记录生活小事细节，这正是表明，即便脱略一切文学成就，鲁迅先生在作者心中仍是可亲的长者。此处，两位女性都提供了一种“近观”视角;林语堂的 悼鲁迅 则着笔客观，如写到两人同样“不怕死”，鲁迅是因无惧无畏，林语堂则表现出超脱潇洒，这篇散文将二者的不同风度都生动地表现出来，视角亦近亦疏，有辩证的张力效果。可见，“五四”以后现代忆悼文成绩斐然，感情表达细腻复杂，即便是相似的祭悼对象，也有“千文千面”的样态。这是“五四”思想浪潮下“主体”与“自由”精神觉醒的一个侧影。在 1950 年代末期及“文革”时期，忆悼文的发展总体而言受到限制，几乎没留下经典之作。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忆悼文在彼时能否发表、流传的根本，在于记忆是否“合法”。孙犁的妻子逝世于 1950年代，但 亡人逸事 写于 1982 年，言及原委，孙犁说:“她瞑目之时，冰连地结，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35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生死辩证与人文内蕴梁启超:小说丛话 ，新小说，1903 年第 7 期。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1918 年第 4 卷第 4 号。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语丝，1926 年 4 月 12 日，第 74 期。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语丝，1926 年 3 月 29 日，第 72 期。此。”只有在这一时代结束后，才终于“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由此可见，当时忆悼文的书写对象、主题是有一定限制的。现存的这一时期忆悼文大体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高昂的革命热情盖过哀情，情感表现有些失衡。在这些散文中，死亡似乎不是一个可哭的终点，而是接过前行的火炬，是表达决心的起点。如冰心在 悼靳以 一文中有立志“高声歌唱”的激情，一定程度上掩抑了友人逝去的悲痛。二是文风有些割裂，即使忆悼文有些私人交游的回忆、哀情的表达，在文章后段也要升华到一定的政治高度。如老舍的 悼念罗常培先生，文末变成自我检讨以及代替死者进行的反省，与前半部分真挚怀念的文风大为不同。真情流露本是忆悼文成功的关键，抒情的阻滞使该时期忆悼文的文学性不足，行文也有同质化倾向。新时期以来，忆悼文的繁荣是“文革”后伤痕、反思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忆悼文萌芽于人民日报 自 1978 年 12 月发起的“丙辰清明纪事”征文活动，该活动中的散文多以天安门纪实、悼念周总理为主题。章仲锷的 奠、傲腾的 草原牧民的怀念、王茂俭的 丹心向着周总理 等散文用情深笃、悲愤热忱，是后来忆悼文繁荣发展的先声。纵而观之，新时期忆悼文有如下特点与变化趋势:第一，悼亡行为从“地下”变为“地上”，忆悼文从无到有，数量激增;第二，忆悼对象的范围扩大。初期，悼念对象多是国家领导人，后来，随着巴金的 随想录 及“说真话”精神的出现，渗透到对知识分子及更多“文革”受难者、普通亲友的怀念。散文细节丰富，时空跨度大，多呈现出“异时相吊”的特点。第三，忆悼文的感情虽然始终充沛，但逐渐由激烈、控诉转向了理性的反思，对生命、社会与人性的思考也逐渐深入，出现了不少经典作品。如巴金的 怀念萧珊、宗璞的哭小弟、韦君宜的蜡炬成灰 痛悼杨述 等。在痛定思痛的反思过后，作家都坚定了振作起来的心绪。1990 年代以来，散文主题在“伤痕”与“反思”浪潮过后又重归日常生活。在这一时段，忆悼文不再是大家感情宣泄的唯一集中出口，但不少作品已臻于成熟，这表现在:更具生活气息，受众面更广，抒情层次更丰富。伴随着散文创作者群体的扩大，除作家对亲友的忆悼外，众多学者对师友的怀念也为忆悼文增添了智性内涵与人文精神。如季羡林的回忆陈寅恪先生、钱理群的治学精神与人格力量 悼王瑶师、王兆胜的 没有告别的“告别”、王月鹏的怀念烨园老师、张清华的桃花转世 怀念陈超，等等。以上的忆悼文既有文学、研究成就的归纳，也以真情实感动人，对生命的态度更体现了博大的智慧、轻灵的洒脱。总之，百年中国忆悼文的发展嬗变有着显著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与中国社会现实进程密切相关，也与文学的曲折发展不可分割。在此，有前进，也有迂回，还有曲折，但整体趋势是螺旋式上升的，这种动态性与中国古代祭悼文的静态性明显不同。可以说，通过中国现当代忆悼文能更强烈地体会到时代的脉动、社会的转型、审美趣味变化，以及作家内心图景的变幻。其二，中国现当代忆悼文如同一条人物际遇、真情实感的流动之河，也是现代个性人格及其自由精神的外化。古代祭悼文也是“缘情发文”，只不过，它们往往秀于物象、辞章、哲理，隐于情感直露;五四新文学之后，忆悼文越来越自由奔放，“说真话”成为不断强化的内容，对于生命的真义与哲理的思考愈加重视。其三，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由重视英雄人物到强化普通人的命运，这就带来走向日常、从普通人的生活中获得生命启悟的转向。其四，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文体特色愈加突出，艺术表现力更为内在，叙述方式趋于多样化，语言表达更加圆熟，在平实自然中显示静美，这样更有助于感动世道人心。二、现当代忆悼文的整体性规律与文体意义在百年中国忆悼文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随着时代不同而文风各殊，但是经过披沙沥金，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共性特质与文体层面的价值。这对于梳理忆悼文的经典化过程是有益的，对于更好地理解忆悼文的散文史、文学史地位也是必要的。首先，忆悼文是平实语体与深挚情感的高度统一，兼有情理交融的艺术特色，由此塑造了散文抒情节制、深刻、匀称的一种典范。45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孙犁:亡人逸事 ，尺泽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6 页。俗话说:“孝经垂典，丧言不文。”面对死亡，不过分修饰文辞，历来是中华儿女质朴、真挚的表现。论语八佾篇 记载孔子言论:“丧，与其易也，宁戚。”意在说明，表达内心真实的悲戚，胜过一切周全而华丽的仪礼。在 文心雕龙诔碑 文心雕龙哀吊 篇中，刘勰也强调祭悼文的简要、恳切，并说:“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质朴语言与真挚哀情有着天然的联结，也是现当代忆悼文摆脱繁复礼仪，褪尽铅华后的可贵品格。平实口语与第二人称絮语式书写的频现，有抱朴含真的风味，以及感情笃实的真切。忆悼文的书写对象，多为日常生活中与作者情感联系最深之人，所以往往多从具体的日常生活记事入手。现存的忆悼文，一般有短篇和中长篇两种形制，前者“由点及面”，专注于几件事的呈现，代表作有孙犁的 亡人逸事、张洁的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冯夏熊的 父亲留给我的 等;后者重在按照时间顺序编织死者人生的整个脉络，有立传的性质，继承了古文的“行状”传统，从整体上把握人物的品性。代表作品如梁实秋的 槐园梦忆 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孙晓玲的摇曳秋风遗念长、杨绛的 回忆我的父亲 等。然而，无论篇幅长短，现当代忆悼文的语言都是极为平实、日常化的，不雕琢、不铺陈。所选事件源于生活，感情也往往张弛有度。最经典的例子当属孙犁的亡人逸事 的结尾:“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夫妻之间的生活对话，包含了他们对彼此朴实深厚的关爱。叶绍钧说:“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会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自清的 给亡妇 通篇是对亡妻“谦”的絮语，所言之事无非是妻子对家长里短的经营，作者加入了直率爱怜的埋怨、玩笑，将哀婉和恩爱过往娓娓道来，此文结构与语体都平实洗练，以真情动人。在强烈抒情寄托哀思之外，还有哀情沉淀后的理性生命思考，以及自责、悔恨、嗔怪、惋惜、矛盾、沉思等复杂情感。柯灵在纪念周木斋的忆悼文中说:“要恰当地赞美一个人，正象中肯的批评一样艰难。要写出对这亡友的正确的理解，而又不偏于感情，或偏于理智，是困难的。”体现忆悼文情理相间的重要性。忆悼文与其他类型的抒情(如母爱、父爱、师恩)散文有交集，许多忆悼文正是以这些逝去的至亲之人为书写对象。但忆悼文在记人的范围层面，包括并大于以上几个主题，也施之于晚辈、同行，甚至陌路人等，所以其情感表达具有更丰富的层次性。另外，死亡能足够刺激作家情感迸发的节点，所以，忆悼文包蕴的感情力量也许是几类抒情散文中最集中的。其时间跨度往往也更长，跨越了生与死，众多往事构成的素材，在强烈的悲痛下如何处理布局，是对散文作者更大的考验。许多颇具写作经验的作家，也往往搁笔很久才撰文纪念，正是复杂感情需要沉淀的缘故。如此，忆悼文作者的抒情，需要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不沉溺于情感宣泄，以至于因情废理，又不因过于理性而显得淡漠。同时，还要做到以情取胜，不依靠技术与辞藻。在如此艺术标准与文类特点下，往往能产生可堪流传的感人佳作。如丁玲的 风雨中忆萧红，通篇语体坦诚而深切，不只是痛惜自己失去一个不必设防的挚友，更通过理性思考表示生命的格局不应仅停留于个人的喜好和成就，自责对于萧红的人生选择建议不够。她进而指出，失去生命也就失去捍卫自己文学立场与理想的能力，沦为别人随意误读的谈资。这篇忆悼文还表现出丁玲个人生命力的炽热，在凄婉的感情中流露出冷静理性把握生命的智慧。悲痛再深切也只是一种单面的感情，而面对死亡，人们往往是五味杂陈的，也容易产生更多层次、更为智性的思考。翻阅一本本散文选集，通常都能看到几篇忆悼文列于其中，这正是情理相间的艺术特质成就了此类散文的质量。其次，忆悼文是内在化的“真实”，不仅叙事客观、感情真诚，也兼有反思性。由此，忆悼文便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塑造了立体的人，还原了人生的真实，具有抵抗虚无、烛照心灵的意义。面对生命的逝去，忆悼文需要对死者的一生进行概括、做出客观评价，这明显继承了司马迁记人“不55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生死辩证与人文内蕴(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537 页，第 240 页。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26 页。孙犁:亡人逸事 ，尺泽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7 页。叶绍钧:朱佩弦先生 ，中学生，1948 年 9 月号，总第 203 期。柯灵:伟大的寂寞 悼周木斋 ，晦明，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 年版，第 110 页。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这种客观诚实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对死者的评价，也表现在对社会历史的剖析，甚至还表现在作者的自我解剖中。当然，“真”与“真实”并不等于浅显、外露的情感表达，成功的忆悼文往往有抑有扬，富于辩证法，能达到一种整体性的真实。比如，优秀的忆悼文能客观看待死者，尤其体现在对死者性格的分析中。如丁玲的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回忆与随想，在韦护 一节前的内容，基本是对于瞿秋白恋爱中“失职”行为的贬斥，对他这种过分自责以至于不愿面对悲痛的逃避型性格的批判。然而，韦护 之后的篇章书写了瞿秋白的“大勇”:他可以为革命放下病重的爱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不矜伐，仍能深刻剖析自己。这时，他的自我苛责便成为可贵的品质。作者呼吁人们，要结合瞿秋白的性格理性理解 多余的话，也印证了其友谊的宝贵。客观全面的性格分析、行文的起伏有致，使这篇忆悼文可信、可读。另外，正如孟子论文要求“知人论世”，社会是生命的背景板，客观反思社会环境，深究社会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为忆悼文之所必需。“新时期”忆悼文多具有这种品格。如巴金的 怀念萧珊 不着一句怨怼之言，但生动刻画出萧珊终日受抑郁、恐惧支配的生活状态。一向不近人情的工宣队头目对“我”施予一点好意，却让“我”警觉意识到萧珊病情的恶化，在人性的疯狂和沦丧中，可见善意之难能可贵。楼适夷的 痛悼傅雷、郑振铎的 哭佩弦 则以直白的宣泄，痛斥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旧时代，知识分子日渐消瘦枯萎的遭际。作家或收束蕴藉或直抒胸臆，在客观反映社会对死者影响的层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再者，一些忆悼文进行的彻底、真诚的自我剖析，或表达悔恨自责，或为死者的行状提供一个对照面。季羡林的 赋得永久的悔 是忆悼文的经典篇目，作者的母亲把好的粮食留给“我”，自己却总吃高粱饼与野菜。当回想起母亲的少见笑颜与去世时的清贫，作者说:“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 红的。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周晓枫在落日故人情 哀苇岸 中多次剖析自己，常将她的随性与苇岸的坚持作对照。如坦言自己对肉食的喜爱、渴望自己的死亡对别人造成创伤，以证明自己的意义。这些自我抒发真实可信，也表现出苇岸的极度洁净与难得的自律。客观表达与真我的流露使忆悼文的人物形象立体生动。散文本是写实的文体，忆悼文直面生死大事，其“真实”无疑更为突出和重要，这是立体风骨的文体特征之所在。在文学史中，忆悼文也有不可取代的现实价值。在小说创作和研究中，“死亡书写”是一个热门话题，与之相伴的是“暴力美学”“零度写作”“亡灵视角”等相关术语不胜枚举。莫言的檀香刑 生死疲劳 红高粱、余华的 世事如烟、方方的 风景 等小说，都有令人难忘的死亡、亡灵书写，不少学者基于以上角度对之进行过剖析。鲁迅的 示众 中的看客是静默麻木的，作者在窒息的荒诞斩首中寄托民族忧思;在 檀香刑 中，孙丙的死是暴烈悲壮的，极能激起人的怜悯，以及对列强与封建势力的愤恨。然而，在部分小说中，由于叙事者是否“可信”不得而知，有时会造成作者意识的悬置，不慎则会变为对“死亡”的亵渎和玩味，或因流连于叙述技巧忽略死亡本身的意义及背后对读者影响，有学者曾对此做过许多相关研究，在此不必赘述。而在散文文体中，死者不同的生命选择都是有迹可循的。作者与叙事者合而为一，对于死者的遭际或是舍身也有自己的评价，借由作者的眼睛，可一窥时代风貌对人的生命的影响。优秀的忆悼文不仅是作者抒情的载体，也能给读者提供可借鉴的道德影响和情感价值。比如，一些关于伟人的忆悼文将革命领袖从宏大叙事中走出来，置于日常工作与生活，杨沫的 伟大平凡的人 忆邓颖超大姐 将视角聚焦于周总理伉俪朴素的家庭，在他们对个人利益的放弃和文艺工作者的关切中，表现出一种超越个人日常狭小世界的大境界。可见，忆悼文能引导读者对生死产生更正面、睿智的认知。总之，中国现当代忆悼文凝结了不同代际、不同职业人物的生存状态，读者可从中得到切实的启示与经验，对生命与生命意义倍加珍视和不断叩寻。忆悼文对死亡书写毫不暧昧悬置的立场，也发扬了散文文体“务实”的本色，在碎片化的当代社会文化中，以微火保存善意与追逐意义的勇气。再次，忆悼文饱含多维对话关系，缔造了开阔的文本空间与散文中的现实空间。具有承载史料、学术观点，还原文化场域的价值。忆悼文因叙事、记录的固有功能，本身便兼有传记的文体特色。有些忆悼文甚至就是为编纂史料创65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 ，光明日报，1994 年 3 月 26 日。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作的。如杨绛的 将饮茶 文集中的长篇忆悼文 回忆我的父亲 回忆我的姑母 等，由于死者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学者、文化人物，杨绛在书写时便坦言，写这些散文要力求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料”。一些现代文学学者、编辑之间的悼念，也成为新文学研究史料的重要来源，如王西彦的在魑魅的追逐下 记鲁彦的病和死 详细剖析了鲁彦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同时也记录了文艺杂志 的坎坷发展过程，记录了鲁彦与自身疾病、社会现实的勇敢斗争。该散文编入了新文学史料，对于作家研究与现代杂志研究都是必要的参考。忆悼散文以跨文本的互文方式，形成了分享、讨论的开阔场域。热奈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跨文本性”及其五种类型，意在说明文本间的引用、评论，互为蓝本、副文本等互动关系。着眼于忆悼文，在单篇散文中，作者时常加入死者的文学作品、对话及往来书信，也对其进行品鉴;抑或就人物评价，与其他忆悼文书写者进行对照，如老舍的 敬悼许地山先生、赵园的王瑶先生杂忆。在各个单篇散文之间，忆悼文也建立了对话性。如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中为徐志摩申辩:他并非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儿，而是一个经济基本独立，默默咽下苦难给友人带来欢乐的人。而在徐志摩祭悼他人的文章里，可看到他本人的确被善感和忧伤围绕着。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人无法依靠自己定位自己，正是在与他人和外界的互文中，人的意义才得到确认。总之，除去文本本身的资料价值，丰富的互文关系使忆悼文成为一个“场所”，具有无限丰富的阐释空间。总之，忆悼文是一个充满互文性空间的“场所”，包蕴了知识、评价、讨论，其跨文本的特点显著，对于学术研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场域意义。三、现当代忆悼文的多元人文内蕴中国现当代忆悼文不仅在文学史、散文史层面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在文化史、生命史层面，也同时以现代意识观照传统生命哲学，体现出中国人对生死的智慧性理解。具体表现为东方生命观的灵动、贯通、“贵生”思想的创新性延伸，以及吸收转化西方生命观精粹从而拓宽内蕴。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儒、释、道等不同学派的生死观，本就是共存融合、补充渗透的。所以这些生死观对人的影响也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有利有弊，共同形塑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生死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共同认识，并深入民族心理结构中。首先，古代知识阶层往往重生、重道，而避免过多谈论“死”本身、死后如何。儒家重“天道”，为理想可以视死如归，论语先进 云:“未知生，焉知死。”论语里仁 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总体表达了一种生时积极进取的思想，关注是否“成仁”，而对死亡的探讨则更多聚焦在丧礼层面，不语怪力乱神;道家把生死看作气聚气散，庄子知北游 有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生死为徙，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庄子妻死而不哭，追求的是齐生死的审美性境界，更多的大用、大情致力于与天地为一的目标;更不要说在禅宗佛道中，无欲望的最终境界里根本没有生死的差别。所以，对于死亡，古代知识阶层自身往往能平和处理，以刚健、乐观、实用的精神尽生之所能，同时以超脱的心态进行调适。其次，儒家思想在大部分时间依然稳踞主流，功业、仁、礼与维持人际和睦关系始终被看重，所以千篇一律替人罗列事功的悼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类的程式化。最后，在更广大的中下层群体中，人们对生死的认识，普遍存在一种非宗教的功利性误读现象，如将轮回转世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神秘主义。天、地、人合一，人对“天”的认识非宗教性，只有模糊的敬畏，风水之学也流传甚广。这其实是中下层人民的实用精神，以及儒家情、礼内核的力量所致。可见，中国传统生死文化繁盛而独具特色，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张力。谈论传统在这里并不是无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才可见现当代忆悼文人文内蕴层面的新质和价值。其一，现当代忆悼文以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呈现了东方生命观辩证、灵动、贯通的特点，展现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魅力。由上述概括可知，无论是道家的气态生命论，还是佛教轮回转世、以修禅方式超越生死的观点，都没75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生死辩证与人文内蕴杨绛:将饮茶，上海: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 2 页。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129 页，第 40 页。清 王先谦:庄子集解知北游 ，诸子集成 第三辑，上海: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 138 页。有给死亡画上句号，生命依然可以以气态或灵魂的方式再次转化。而早在西汉，董仲舒也对道家体系化的阴阳五行说、对宇宙起源的图式演示，进行整合并为儒家正统所接受。所以，天人感应、循环流动的观念很早就渗入东方生死观中。这些智慧经由现当代忆悼文的现代性改造、融合，繁盛地呈现于散文作品中。具体而言，即继承了其中的优秀精神内核，彰显出东方情味与德性的魅力;同时去掉了神秘封建的倾向，以尊重生命、直面死亡等现代意识沟通当下的“天”“人”关系。譬如，可以将王兆胜的与姐姐永别 与 没有告别的“告别”进行对照。在 与姐姐永别 中，作者说:“天地以气 化形生人，当气 消尽，形神俱亡，再度化为 气，任何人都逃不脱此循环之理。所以，姐姐只是过早烟消云散罢了!”在此体现了道家通透的生死观，更彰显了姐姐的宝贵品格:虽然没有多少读书经历，但却有达观的人生态度，明慧的心灵，能够鼓励“我”不要过于悲伤。而在 没有告别的“告别”中，面对自己恩师的离世，作者愿意相信灵魂的存在:“告别之后，他就会御风而行，到天国报道了。我甚至想，因为朱老师走得太过匆忙，他是不是向阴间的小司请过假，让他的灵魂在人间多待几日，以便向亲人尤其是未及见面的弟子做最后告别。”并希望能通过一只小瓢虫再次感应到老师的灵魂。斯人已去，但精神层面的交流永不消逝，老师的影响伴随终身，这种通透感便是天人际会的现代表达。又如阎钢的我吻女儿的前额。古时人之初死，要由至亲行“复礼”在屋顶挽留亡魂，而停柩之礼也繁复漫长。但是，现当代忆悼文则更普遍地直面死亡，尊重生命的尊严。“吻别女儿，痛定思痛，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死后，我将会再见先我一步在那儿的女儿和我爱的一切人，所以，我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做精神上的交流。”作者深知一味不舍难以持久，重要的是结束死者的痛苦，珍视生者的生活。普遍情况下，西方文化中是没有气态转圜、生死轮回这类“生命循环”思想的。大多数人相信，善度此生才能在死后升入天堂，所以无惧末日审判的来临，在宁静中安憩，这是西方文化对死亡理解与东方最大的不同。在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书写中，作家的唯物主义立场并不妨碍他们在散文中表达生命不灭的希冀和祝福。其实，生命以不同形式在天地间循环变化，并得以延续存在的观点，不能用简单的朴素、迷信与否进行评判，而应深入民族的情感传统来考察。首先，希望死者灵魂不灭，再次与亲友重逢，是生者表达不舍之情的一种方式。这种生命的延展、循环律动展现的是独属于东方民族的气韵、情味和人文精神，体现了天、地、人的整合。另外，一些散文对意外事故的“语谶”、征兆进行书写，也不在于塑造命运的神秘，实际上可看作 周易 以象兆事，以示命运的一种思维影响。如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中，对徐志摩空难前自称不再返回这一言语的回忆，也客观地表示那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预兆，但是，语谶书写却烘托出作者反复追忆细节，伤痛惋惜的寥落之情。总之，在中国文化的千年氤氲中，生与死互为彼此的开端与结局，生死观也具有辩证、动态的属性，这种生命辩证性在忆悼文中得以保存和改造。其二，现当代忆悼文体现出“贵生”思想的延伸拓展，将情感与事功处理得更加均衡，有复归文学性，脱离功用倾向，以重新定义生命意义的价值。中国传统中不乏“贵生”的思想，早在 吕氏春秋贵生 便有“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的记载，日常生活里“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头禅。但是，生命意义的确认，在中国古代需要通过以天下为己任的内修、达到外王的境地，世人生命价值的终极确认也要放在这个结构框架之中验证。现当代忆悼文，则常常能突破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以个人伦理反抗宏大叙事，用新的表达塑造普通人的人格。另外，现当代忆悼文写作也突破了单一的历史意识，将生命视为美学、艺术，总体而言拓展了“贵生”的内涵。85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王兆胜:情之一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 89 页。王兆胜:没有告别的“告别”，2018 散文年选，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第 206 页。归纳自王一涵:先唐哀祭文体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年版。阎钢:我吻女儿的前额 ，散文，2001 年第 6 期。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563 页。例如，冰心在 南归 中即发现，“先慈体素弱”一类冠冕堂皇的话不能表现母亲独特人格的万分之一。她追忆母亲的生命风华，不是对其贤惠、奉献等传统美德进行宏观称颂，而是写出了母亲想要自行把握生命的倔强，和她作为一个平凡女性的勤奋与韧性。最后，冰心直陈痛苦就是人生的本质，唯一做法就是在爱中满饮人生的喜乐。冰心重新思考了生命之意义究竟体现在何处，提出了自己的“爱”的价值理解，塑造的母亲形象也不落窠臼。又如，王月鹏在怀念烨园老师 中，摘录了死者遗言，那是将彼岸世界刻画得安谧静美，表现出死者对世界的诗性理解与热爱。遗言写道:“我累了。我的灵魂告诉我，我将在一处听得见水声的山道拐弯处，靠在一根倒塌的百年枯树根部，躺下，休憩 仅此而已，与死亡无关，与所谓的仪式们无关。”刘烨园对生死完全没有功利性的计量，而是达到了纯粹的艺术境界，将生命从一切历史性判断中解放出来，进入永恒的美学空间。此篇忆悼文的纯美来自于死者品节的外化、留存，也离不开撰文者对这种艺术人格的深度理解。其三，百年来，现当代忆悼文还吸收了西方生命文化的精粹，加深了当下生死观的厚度。具体表现为悲剧精神的吸收转化，以及哲学层面对生命的抽象、逻辑性思考。中国文化并不是缺失悲剧意识，但相较西方鲜明的悲剧精神传统而言，总体还是更倾向于顺应与平和。这是因为儒道互济的处世哲学，常常能使我们在兼济天下和隐遁修身之间反复调适，顺从天道的措置。陶渊明自祭时能“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态。“五四”以来的现当代忆悼文，则在儒家积极作为的思想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形式不断变化的现实条件下，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悲剧精神，更多地呈现出不懈斗争、抗击命运的生命力量。对于是否要唤醒铁屋子里的人，是否应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问题上，鲁迅也曾经有过犹疑，但最终他坚定了至死方休的斗争决心，并从未退缩改变。这不单单是传统知识分子勇于殉道的社会责任感使然，同时也有西方文学、“超人”哲学强力主体意识的影响。在 记念刘和珍君 中，鲁迅写出了真的猛士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发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喟叹;在 为了忘却的记念 忆韦素园君 中反复追悼损己利人的柔石，与沉默但激烈的韦素园;即便是生前有些误会的刘半农，鲁迅也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体现出与遗忘、沉默、麻木心理战斗到底的悲剧精神。另如周而复浪淘沙 忆丁玲，诠释出丁玲奋斗至死的炽热生命力，不论是牢狱经历还是北大荒的处境中，她都坚持理想，保全身体，不畏谗言毁谤，也终究没有在苦难淘漉中沦为沉沙。另外，中国哲学贴近社会人生，较少关涉到抽象的概念、逻辑的推演，文学中的哲思，也往往是人生哲学、伦理学。但部分现当代忆悼文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精神的思维方式，使忆悼文对生命文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冯友兰的目标就是借助西方哲学的逻辑思维重新建构一个形而上的、系统化的中国哲学。其女宗璞在 三松堂断忆 今日三松堂 中总结父亲的生平，也受到了父亲的精神感召，指出了两种“气”对父亲的影响，以及父亲对传统文化应结合工业化、现代化、民主发扬光大的看法，把父亲的生命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来看待;张清华的 桃花转世 怀念陈超 一文，对陈超生命的认知超越了肉身的生物性，他说:“那些重要的灵魂永远会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精神的凝炼和聚集的作用，即便我们不再痴迷黑格尔式的历史想象，也希望这一点能够永存。至少，我们也会将之看做一种时代的精神现象学 像荷尔德林标志着一个时期或一个类型的德国的诗歌精神，像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标志着俄罗斯诗歌中的某种精髓一样。”在这篇忆悼文中，作者将陈超这类诗人对时代敏感的感受力、精神悲剧与壮丽诗学，提升到了某种精神本体的地位。当然，忆悼文对于西方生命哲学与文化的借鉴吸收，也应持辩证的态度，去除非理性、无节制的情感迸发，与命运的神秘化色彩，在中国辩证、融通的生死观中加入向死而生、奋发不渝的生命活力及哲思的魅力。95中国现当代忆悼文的生死辩证与人文内蕴冰心:南归 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南归，北京:北新书局，1931 年版，第 58 页。王月鹏:怀念烨园老师 ，百家评论，2019 年第 6 期。陶渊明:自祭文，袁行霈著，陶渊明集笺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41 页。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语丝，1926 年 4 月 12 日，第 74 期。鲁迅:忆刘半农君 ，青年界，1934 年 10 月 5 日，第六卷，第三号。张清华:桃花转世 怀念陈超 ，读书，2015 年第 6 期。四、现当代忆悼文的局限性与启示意义中国现当代忆悼文数量很是可观，但不容讳言，也有许多艺术价值不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情感把握失衡、外在化特点，自我彰显过度等。首先，感情失衡主要包括两种情况，或沉溺于哀伤、抒情过度，或感情淡漠、临丧不哀。抒情过度的作品感情层次单一，冲淡了忆悼文的思想价值，这种忆悼文更像是个人哀歌的独唱，很难与读者产生共鸣，往往也难以对生命产生更多智性的深层思考。许多女作家面对至亲的死亡，有时会沉溺于哀情。虽然，局外人的批评似乎显得残忍，但经得起传颂的忆悼文，往往是痛苦沉淀后凝成的蚌珠。临丧不哀则不一定是言不及哀伤、过分的淡漠冷静，而往往表现为语体浮夸、装潢其外，而内不见真情。这种情况多见于“急就章”或是作者与死者并无过多交集的应制创作中，通篇口号式的感叹语句并不能传达出真切的情谊。通过观察，忆悼文的总量不少，但能称得上“经典”，值得反复品味的并不多。这是因为，如果作者的创作是被动性的，在态度上随意，或不曾与书写对象建立足够的感情交流，强为无米之炊，散文必然没有新意，只能进行空洞抒情。如将忆悼文的一些“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