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pdf

第4 6卷 第2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4 6N o.22 0 2 3年3月J o u r n a l o fY a n g t z e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E d i t i o n)M a r.2 0 2 3收稿日期:2 0 2 2 0 8 2 0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荆楚文化史”(2 0 1 4 Z D 0 1 5)作者简介:尹弘兵(1 9 6 7),男,湖北天门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尹弘兵.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4 6(2):4 9-5 7.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尹弘兵(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4 3 0 0 7 7)摘 要:城市是聚落大型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早期文明中,当人口与资源集聚到一定程度后,聚落逐渐大型化,性质也由此发生变化,城市开始出现,其标志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均具有宗教神圣性。考古实践中常以遗址面积作为区分村落与城市的变量,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市为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遗址,其8万平方米的面积可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市的标准。关键词:聚落;城市;神圣空间;长江中游分类号:K 2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 7 3-1 3 9 5(2 0 2 3)0 2-0 0 4 9-0 9 城市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聚落大型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现在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多为洞穴遗址,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初期遗存,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亦为洞穴遗址,但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最初应该是在平原上,只是平原上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不易。1 9 9 2年发掘的江陵鸡公山遗址,是我国首次在平原地带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址。1这是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在平原上发现最早的人类聚落。约距今9 0 0 0年前,在洞庭湖西北、武陵山脉的山前地带,产生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彭头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平原上的定居聚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聚落逐渐大型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城市及城市文明。当聚落大型化到一定程度时,其性质即发生质变,聚落由村落演变成城市。但村落何时演变为城市,区分村落与城市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是早期文明和城市起源研究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现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资料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当聚落考古学兴起后,考古学界也将眼光投注到聚落遗址上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考古资料也有了丰厚的积累,这为我们考察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城市概念辨析城市一般是指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的、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及生产力发展到一程度的产物。但“城市”这一概念,是由“城”与“市”组合而成,因此这一概念的隐含前提是所谓的“城市”一定要有城有市,同样还有“都城”的概念,都是强调“城市”或“都城”,都一定要有“城”。在这一概念之下,我们就假定了“城市”或“都城”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城”,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理解,古代都城或城市是没有城的,比如安阳殷墟,可以确定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但殷墟发掘了几十年都没有发现城垣设施,现在只能确认安阳殷墟确实是没有城的。安阳殷墟没有城,之前学者完全无法理解,以至于安阳殷墟有无城墙成了一个让历史与考古学界严肃讨论了几十年的问题。一种观点认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3月为,殷墟是有城的,只是工作不到位,没有发现2,或是在朝代变更之际被彻底破坏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殷墟根本就没有城。4(P 1 6 01 6 2)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不仅安阳殷墟是没有城的,而且已知的三代都城,偃师二里头遗址可以确认是夏代中晚期之都,西安沣镐遗址可以确认是西周之都,这些均无“城”,许宏因此明确提出“大都无城”5。因此“城市”或“都城”的概念是否适用于早期文明,是否适用于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阶段,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城市”或“都城”的概念,有可能是从人类的较晚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是从我们熟知的人类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城市”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来说,是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但工商业的高度发展以至成为“城市”的必备要素或内涵是铁器时代才出现的。青铜时代乃至于更早期的玉器时代、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剩余产品极为有限,交换行为并不普及,因此并没有商品经济之说。只有到了铁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金属工具普及,人类克服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生产力获得重大发展,交换行为才得以普及开来,通货也因此出现,因此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是铁器时代才会有的产物,只有到了铁器时代才会出现工商业城市。在铁器时代以前,社会的专业分工也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大型聚落甚至特大型聚落已出现,但在交换行为并未普及的情形下,“市”不可能成为大型聚落的标准配置。刘易斯芒福德在考察城市起源时发现,与城市联结在一起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其出现是很晚的:“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中根本找不到 商人 这个语汇,直至公元前第二千纪,他才出现,特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作生意的僧侣。”6(P 3 8)战国时期,铁器的应用令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剩余产品空前丰富,从而促进了交换行为普及,至此才出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在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市”才在较大聚落中普遍出现。在城这一方面,情况较为复杂,从考古学得知,中国的城垣防护设施是从更早期的环濠聚落发展而来,目前已知最早的城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年代距今约6 0 0 0年7,但城头山城址并非聚落中心。到屈家岭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两湖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古城址,这些古城址一般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同期北方的仰韶文化虽已出现了大型甚至特大型聚落,但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城或极为稀少。龙山时代,两湖地区的古城普遍消失,但中原地区则出现了一大批古城,这些古城除了新近发现的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外,多不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而是分布在聚落群的边缘,可能是军事城堡而非中心聚落。8龙山时代是社会比较动荡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的古城,应该多具有军事性质。到夏代初年,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时期,正是国家破茧而出的时代,在这个较为特殊的背景下,中原地区出现了较多的古城,这些古城一般与大型聚落结合,可能具有“都城”性质。但二里头时期,即夏代中晚期,夏代的统治已稳定,这些古城多数被废弃,连二里头遗址也没有城。夏末商初,由于夏商斗争,又出现了一次筑城高潮,盘龙城即在此时出现,但到晚商时期,早商时期的城又被废弃。西周时期,周核心区的丰、镐也没有城。因此总体来看,先秦时期,城并不普遍,不但已知的三代之都均无城,而且先秦时代方国诸侯众多,但能确定的方国都城寥寥无几,因此学者认为,不能排除相当一部分方国都城不设城垣的可能性。4(P 2 1 8)关于春秋时代的都邑观念,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西晋杜预注:“宗庙所在,则虽邑曰都,尊之也。”9(P 2 0 1)由于一般的邑是没有“先君之主”的,故 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又有“宗邑无主”的说法,此后各种注释几乎均采此说。可知先秦时代聚落的通称是邑,群邑之首,即作为政治中心、建有宗庙的邑曰都,都是邑的特殊形式,故汉末的 释名 总结说“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1 0(P 5 8)至于城,其本义为盛民、自守。说文:“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1 1(P 6 8 8)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1 2(P 2 9)礼记礼运:“城郭沟池以为固。”1 3(P 5 8 3)诗经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1 4(P 4 8)因此城则是指聚邑四周的墙垣设施,以为防御之用。至于都、城、邑三者之间的关系,左传 已有明确定义,可见“都城”一词是最初是特指已筑有“城垣”之“都”。鲁闵公元年(前6 6 1年),晋献公下令为太子申生城曲沃,晋大夫士蒍对此评论道:“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9(P 2 1 6)此处“都城”指已筑城之曲沃,而没有筑城的只能称“都”,不能称“都城”。在作动词使用时,给邑筑城特称为“筑”,给都筑城特称为“城”。所以,先秦时期,“都”乃至重要的“邑”,不一定就会有“城”,正常情形反而是没有城,这一点与后世是完全不一样的。后世重要城市几乎都有城,乃至05第4 6卷 第2期尹弘兵: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 城与市结合起来变成同义复合语,但那是后世的观念与事实,不能用来看待先秦。从 左传 中可以看出,春秋时,人们认为筑城一定要有实际的政治军事需要,如果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必要而去筑城,就会被视为不正常。左传 僖公五年记载晋大夫士蒍的言论很有代表性: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慼,忧必雠焉;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寇雠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雠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 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9(P 2 5 12 5 2)又公元前5 1 9年(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国在对吴战争中日趋不利,于是楚令尹囊瓦(子常)“城郢”以备吴,楚大夫沈尹戌对此评论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9(P 1 5 0 4)由上引春秋时人的言论来看,先秦时期的主流观念是筑城一定要有实际的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必要,城的主要功能是对外防御而不是用于对内镇压。故士蒍曰“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可见在士蒍看来,“城”是用来对付外敌的,不是用于内部的;其所引 诗大雅板 则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亦即强大而有效的、优良的秩序是维系内部稳定的最佳措施。“城”这种设防措施主要是用在外围,用在边缘地带对付外敌,故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现代学者则将之总结为“守在四边制”。4可见在先秦社会主流观念看来,强大而优良的社会政治秩序是维系长治久安的保障,故曰“宗子惟城”,筑城是出于实际的防御需要,“城”是对外族、外敌进行防御的工具,在秩序的内部是根本不需要“城”的,非但如此,没有实际的政治军事需要与必要而在核心区筑城,这本身就是秩序发生问题的表现。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普遍而猛烈,普遍筑城成为必要,同时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为普遍筑城提供了可能。因此从战国开始,“城”与“市”才成为较大聚落的普遍配置,“城市”这一概念完全适用于战国以后的中国。在欧洲,罗马覆灭以后,古典世界的城市完全消失,欧洲的城市是从中世纪重新发展起来的,一般是在封建主居住的城堡附近出现集市,最后两者合一成为“城市”。日本的城市也与之类似,在封建主所居的城堡附近形成城下町,最后城下町发展成为现代城市。但早期文明距我们太过于遥远,而且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大部分情形下只能依赖考古。而对考古资料的解读,却要受限于我们已经成型的认知体系,于是在探索早期城市或研究城市起源的过程中,往往以是否有“城”来作为判别考古遗址是否为“城市”或“都城”的唯一标志。然而,先秦时期,“都城”“城市”的称呼既不常见,“都城”的考古实证更不具有普遍性,无“城”之“都”反而更为普遍,这不能不让我们对“都城”“城市”一类概念的普遍性发生质疑,对以“都城”“城市”这些概念为基础的认识乃至相应的学术探讨进行反思。由于“城市”概念建立在“城”与“市”的基础上,这容易导致对早期城市研究产生误导,因此有学者提出“似都聚落”的概念,用以描述从乡村向都市过渡发展的状态,以“都市”概念取代“城市”概念。1 5但这一观点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这可能造成更多困难,导致相关概念难以界定。1 6(P 1 0)我们认为,“城市”这一概念已然广泛使用,而且也符合人类较为熟知的历史,不必要特意更改,否则只会带来更多麻烦。但却有必要在城市起源和早期城市的研究中厘清相关概念,即早期城市可能既无“城”也没有“市”,而且和工商业无关,是在政治与宗教权力作用下人口与资源集聚的结果。二、城市起源城市起源于早期的小型聚落,这种小型聚落就是村落,当村落集聚起来,变成大型或超大型聚落时,就是城市。因此城市的本质就是人口和资源的集中,当它们集中到一定程度时,聚落性质产生质变,就变成了城市。在这个集中的过程中,政治权威主导了这一集聚的进程,最终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刘易斯芒福德在考察城市起源进程时发现,在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王权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庭和庙宇的控制之下。”6(P 3 8)可见,15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3月对早期城市来说,是政治权威主导了城市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而不是工商业,工商业在早期文明中只起附属作用。那么,在早期文明中,人口和资源集中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城市呢?城市与村落的区别点何在?地理学界通常用人口密度来作为标准,但什么样的人口密度才算城市?而且古代城市的人口密度难以估算。考古学界通常以聚落遗址的规模作为重要参变量,但这只能用来界定那些顶级的、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特大型遗址,而作为城市的起始标准在哪里?亦即遗址的规模要大到何种程度才算城市?这仍然无法解决。在考古实践中,以往由于受城市概念的误导,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以是否有城作为标准。但前文已言,早期城市中,可能既无“城”也没有“市”,因此用“城”来作为早期城市的标准极易产生误导。若以聚落的规模大小作为客观标准,除顶级遗址可判断为城市外,亦不知从何处开始来判断何为村落何为城市,全无客观标准。那么,该以何标准来判别聚落遗址的性质、区分城市与村落呢?这恐怕要从城市的本质谈起。城市与村落除规模大小外,一定还有其他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聚落的性质产生质变。在人口和资源的集聚过程中,集中起来的人类生活形态也发生了某种本质的变化,即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发生了变化。由于这种集中,宗教组织在集聚起来的大型聚落中获得重大发展,而早期文明是以宗教的面貌出现的,宗教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用芒福德的说法是出现了宗教或政治的中心组织,居于核心地位,控制着整个社会并发出集中统一的指令。6(P 3 8)亦即宗教的发展导致城市具有了区别于普通村落的特殊形式。在聚落中出现的神庙、祭坛这类遗迹,即是宗教曾经存在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物化表现。不仅如此,城墙的最初用途可能也是宗教性的,是“为了标明圣界(t e m e n o s)的范围,或是为了避邪,而不是防御敌人”6(P 3 9)。伊 拉 克 北 部 的 克 尔 萨 巴 德 古 城(K h o r s a b a d),曾为亚述都城,其城墙厚达7 5英尺,如此的高度和厚度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军事技术手段,而且该城的宫殿、庙宇建筑在1 8米高的方形土台上,宫殿的一半凸出到城墙的外面,这完全不符合防御原则。如此劳师动众地大兴土木,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敬奉他们的神明。只不过起初为敬神设计的种种形式,在后来的军事防卫作用方面更显示出实际效用罢了。因此,城堡要塞的象征意义要早于其军事作用”6(P 4 0)。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东、西、南三面都建有基部厚4 0米、顶部厚2 0米的城墙,但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城墙内外两面都是斜坡,横断面呈梯形,因此其虽然高大坚实厚重,但与郑州商城绝然不同,这种形制不适用于战争防御,也难以起到防洪堤防的作用,只能表明三星堆城墙是具有宗教礼仪性质和神权象征性的产物。1 7按照芒福德的论述,早期城市是在政治权威的作用下形成的集聚。城市则是集聚的后果,人口集聚成城市后,整个城市就超越了原来的村落,其具体体现就是城市具有了某种神圣性质。在这里,需要结合中国文明发展、并综合早期文明发展一般规律来加以补充论述。早期文明的发展和宗教紧密相关,人类知识在起源时,必然对各种自然现象产生畏惧,因此人类知识在早期发展阶段必然是宗教崇拜,而宗教发展的结果是专职宗教神职人员的出现。这种专业宗教神职人员,在中国古代名为巫觋,是男女巫的合称。在专职的巫觋出现前,巫很可能是业余的,国语楚语 对上古时宗教发展初期的描述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1 8(P 5 6 2)随着早期社会与早期文明的发展演进,宗教出现了专门化的神职人员,巫从业余成为专职,最后形成独立于一般民众之上的专业集团,中国谓之巫觋,西方谓之祭司、僧侣。而专业神职集团的形成必然带来宗教权力的集中,最终形成宗教权力的垄断。据上引 国语楚语,帝颛顼为了改变上古时民神杂糅的情形,“命重、黎绝地天通”,即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而由专业神职集团独占沟通天地神人的权力,政治权威也由此产生。因为在早期文明时代,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知识汇聚之处,取得这种知识也就获得了政治权威,张光直指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但“绝地天通”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已就是众巫的首领。”1 9(P 2 9)因此对早期文明而言,宗教与政治必然是不分家的,必然是神权政治、巫政不分、宗教统治一切,于是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活动就不是单纯的宗教祭祀,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因此在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宗教法器,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后世文献中称为礼器。不仅如此,文字也与神权政治有直接关系,上古时代文字也是沟通天地神人的重要工具,因此文字是也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张光直认为古代中国文字本身就具有内在力量,文字25第4 6卷 第2期尹弘兵: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 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1 9(P 6 6)。可见城市的产生是政治权力主导下人口和资源集聚的结果,而早期文明巫政不分,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因此政治权威同时也是宗教独占的结果,或者说是宗教发展的结果。因此芒福德认为,正是宗教的发展才使得城市生活有了共同基础,城市成为“神”的家园,“城市中的许多建筑物和雕像都体现了这一事实,他们使城市高高地超越了村庄和乡镇。若没有宫殿和庙宇圣界内所包含的那些神圣权力,古代城市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6(P 5 3)。由此可以看出,对早期城市来说,神庙、宫殿、祭坛、高台这些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大型礼仪建筑,才是真正的城市起源标志,城墙在最初也是宗教性的,而且城墙也不是城市出现的必然标志。1 6(P 8)在这里可以进一步论述,大型的宫殿、庙宇、祭坛在功能上是宗教神圣性的产物,其社会学本质都是大型公共建筑,这种大型公共建筑的共同特点是都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因此凡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大型公共建筑,在早期文明中大概都具有宗教神圣性。而早期文明中的城墙,本质上亦是大型公共建筑,其建造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规划设计与建设中的组织甚至还需要耗费巨大的精神力量,因此亦具有同样性质。其最初的功能当从宗教神圣性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从实用功能出发,视为单纯的设防措施,城墙的防御性实用功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此外,良渚文化中那些规模巨大的高台与城墙也是宗教神圣性产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城墙、高台、祭坛、宫殿、神庙之类的东西可以命名为大型公共建筑,这些大型公共建筑对于早期文明而言,在本质上都是宗教神圣性的产物,正是这些东西使得城市具有了区别于村落的神圣空间性质,构成了早期城市根本性质,也是判断大型聚落到底是城市还是村落的根本区别。不仅如此,城墙、宫殿、庙宇、祭坛、高台这类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还表明社会性质已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再是从前基于平等原则组成的原始社会,而是社会分化已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产生了统治阶级和政治权威,国家开始在部落结构和原始宗教信仰下开始了最初的起源进程。尤其是城墙,它是国家政治权威最直观的象征,同时也是在未进行大规模发掘的情形下可以作直观判断的证据,在考古发掘及研究中也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恩格斯曾说:“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的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2 0(P 1 6 0)这是对城墙社会性质的精彩论述。杜正胜亦指出,中国古城都是夯土城墙,修筑城墙需要一套复杂的工程程序,从规划、设计、测量到取土、运土、夯筑等等,过程繁复,劳力密集,需要投入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而调动组织这一切,如大批劳动力的动员、编组和指挥,其背后必然是一整套复杂的社会组织在运行,因此城的出现绝不是居住形态的自然变化,而是在政治力量驱使下营建的社会工程。因此古城不仅可以观测社会行政组织的发展程度,而且可以观察统治者能控制的剩余生产数量,城墙大小正是考察资源和人力动员能力以及行政组织的尺度,从沉默的古城墙上可以读出恩格斯界定国家的一项关键要素 公共权力,而不必浪费力气地去寻找什么警察或法律。2 1可见设防城市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是公共权力最直观的物化形式,而且设防城市的大小正是公共权力的尺度。但设防城市并不是公共权力唯一的反映形式,它之所以特别被看重,是因为它太直观,可将其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是城墙具有这样的性质,所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型公共建筑,其社会本质都是公共权力,所以这些大型公共建筑都是公共权力的物化形式,因而也是早期城市的标志。三、从聚落到城市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居址,即江陵鸡公山遗址。鸡公山遗址年代为旧石器晚期,分上、下文化层,上文化层距今约12万年,下文化层距今约45万年。考古人员在下文化层发现了近5 0 0平方米的活动面,发现有圆形石圈和脚窝等居住遗迹,有5个砾石围成中间为空白区的石圈,石圈直径有大有小。小圈直径约1.51.8米,呈椭圆形,外围是由密集排列的砾石、石核、石片和碎屑形成的宽约1米的圈带,圈内有成品石器,如砍砸器、尖状器等。大圈直径约22.5米,外围圈带与小圈没有明显差异,但圈内没有任何遗物。这种石圈结构应是当时人类居住的圆形窝棚的遗迹,在居住区西南侧有几块较小的空白区,从散落石器的种类及特点来看,推测是屠宰兽类的场所。在遗址的南部还发现有一处石器制作场所,在当年的加工区内,当年蹲坐加工石器的座位及双脚踏地的脚窝35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3月仍清晰可辨。2 2(P 51 3)新石器时代始于距今约1 0 0 0 0年前,但目前长江中游已知的新石器初期遗存,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2 3(P 9 29 4),湖南道县玉蟾岩2 3(P 9 49 6),均为洞穴遗址,具有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特点,目前尚未发现平原上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但从鸡公山遗址的情形看,人类在平原形成聚落从旧石器晚期就已开始。距今约9 0 0 0年前开始,长江流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完善的陶器和生产工具,有稻作农业,出现了平原上的村落居址,平原地区开始得到开发,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及社会生活。距今9 0 0 0年至8 0 0 0年前,在洞庭湖西北岸、澧水下游地区,出现了彭头山文化,共发现十余处遗址,大多位于澧阳平原上。2 4(P 7 98 6)彭头山文化是较为典型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陶器已较为完善并开始普遍使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磨制石器已出现,数量虽少但加工较精细。木耒、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彭头山文化已开始开发原野、发展农业。彭头山文化还有中国最早的栽培稻,在八十垱遗址中发现了1.5万粒稻谷2 5,表明彭头山文化已有发达的稻作农业。采集和渔猎仍占有一定地位,并出现了家畜饲养。还有发达的编织,八十垱遗址出土的芦席,编织方法及精细程度可与现在当地村民的同类物品相媲美。居住形态较仙人洞、玉蟾岩等新石器时代初期遗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可能是由鸡公山之类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平原上的古人类直接发展而来,他们在平原地区形成了聚落,已开始对定居点进行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在居住区有围壕和围墙,围墙内有成排的房基和高台建筑,居住区外有公共墓地。这些表明彭头山文化已进入定居社会,出现村落,从事稻作农业,同时进行渔猎和采集,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死后葬于公共墓地中。2 3(P 1 7 2)精神生活也达到了一定高度,一些造型复杂的支座可能与早期信仰有关。总之,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精神文化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澧阳平原有较大范围的分布,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聚落遗址。距今7 8 0 0年至6 9 0 0年前,彭头山文化发展为皂市下层文化。彭头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尚局限于澧阳平原西侧的山前地带,皂市下层文化向东发展到平原地带,本身可分为西侧山前地带的皂市类型和东侧平原地带的坟山堡类型。2 6(P 1 0 8)皂市下层文化的制陶技术、石器制造技术上有明显进步,居住条件比彭头山文化时期有所提高,遗址的分布密度也大于彭头山文化。胡家屋场遗址发现两处房基,有硬土居住面,居住面含有大量细砂粒、碎石屑和陶末,其下铺垫红烧土层,还有柱洞遗迹。其中F 1为较大的方形地面建筑,残存东西宽约4米、南北长约6米的硬土面,边缘红烧土层宽约1米,有排列有序、纵横间隔约1米的柱洞1 1个。F 2近似长方形,居住面用黄黏土掺杂少量红烧土和木炭屑铺垫而成,有柱1 0个,还有圆形和长方形的火塘两个。这些房屋均选择在平地建造,并采取一些防潮措施,结构较为复杂。2 3(P 1 7 8)距今7 8 0 0年至6 9 0 0年前,鄂西峡江地区在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城背溪文化。2 6(P 1 0 8)但目前发现的城背溪遗址数量较少,规模也不大。城背溪文化之后,经柳林溪文化发展,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著名的大溪文化,年代下限约距今5 1 0 0年。2 6(P 1 1 2)大溪文化时期,经济、社会与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遗址的分布远远超过了城背溪文化,聚落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大型聚落遗址出现。据学者统计,大溪文化聚落中,1 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有1 5处,最大的中堡岛遗址面积达3 0万平方米,5万至1 0万平方米的遗址有1 4处,1万至5万平方米的遗址有6 5处,5 0 0 0至1 0 0 0 0平方米的遗址有2 7处,1 0 0 0平方米到5 0 0 0平方米的有4 6处,5 0 0至1 0 0 0平方米的有3处,合计1 0 0 0到1 0 0 0 0平方米的遗址多达7 6处。2 7(P 2 0 4)另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在大洪山南麓,油子岭文化(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晚期)时期的遗址已可分为二级:一级聚落一处,面积约8万平方米;二级聚落二处,面积约2万平方米左右,还有三处遗址(含不同时期文化堆积)的面积在13万平方米之间,二级聚落的级差为4倍,但尚未形成明显的聚落中心。2 8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也开始有了专门化的分工,宜昌中堡岛遗址有较发达的石器加工业2 9(P 2 12 5),宜昌杨家湾遗址则出有丰富的彩陶和刻划符号3 0,这些遗存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湖南澧县城头山则出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城,距今约6 0 0 0年。7总的来说,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已然开始,以平等为基础的部落社会开始解体,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但尚未形成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标志。考古学者认为,就整个的聚落体系而言,大溪文化时期尚未出现聚落等级制。3 1大溪文化时期出现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也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城。45第4 6卷 第2期尹弘兵: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发展与城市起源 该城的考古工作为我们考察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起源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料。城头山城址位于澧县西北1 2公里处,始建年代约为大溪文化一期,距今约6 0 0 0年,是中国最早的城墙。此城平面呈较为规整的圆形,内径3 1 43 2 4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护城河宽3 55 0米,有四个城门,城内布局经过精心规划。城内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遗迹有东部的祭坛区和稻田区、东北部的居住区、西北部的墓葬区和西部的手工业作坊区。城墙的修筑方法是先在生土上挖出壕沟,壕沟靠近城墙的内坡,深达2.5米,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墙高仅2米,但基脚距壕沟开口尚有1.5米的高差,环壕与城墙结合,可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城头山城址明显是从彭头山文化时期八十垱遗址的环壕聚落演变而来的,保留着环壕聚落的特点,筑城方法为堆筑,是刚从环壕聚落脱胎而来的较为原始的城址。近期在大洪山南麓发现了一座油子岭文化时期的龙嘴古城。油子岭文化,有学者称其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分布于汉东地区。龙嘴古城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东南,地表已无城垣遗迹,平面近圆形,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内面积6万平方米,其建筑、使用年代为油子岭文化油子类型早期,绝对年代距今5 9 0 05 5 0 0年左右,约在早期二段后废弃。3 2综上所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大溪文化时期时,社会复杂化进程还处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聚落等级制度,未出现中心聚落及附属聚落的分化,但大型聚落和城垣已出现,庙宇、祭坛之类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大型公共建筑也出现了。那么,大溪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和城址是否已经是城市呢?前文已述,导致城市凌驾于乡村之上的,是由于在聚落大型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墙和宫殿、庙宇、祭坛等大型公共建筑,这些建筑使得聚落的性质发生了质变,不再是原有村落的简单扩大,而是形成了新的具有神圣性的、有别于村落的神圣空间,即城市。而大型公共建筑也表明聚落的社会性质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从前那种基于平等原则的原始社会,而是产生了社会分化,出现了政治权威,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分野。从这些来看,在大溪文化时期,虽然社会分化才刚开始,但不仅出现了大型聚落,而且宗教信仰也发展到较高程度,城墙、宫殿、庙宇、祭坛等具有神圣性的大型建筑也都具备,社会分化也到了产生政治权威的程度。以城头山古城为例,此城虽然面积不大,但不仅有城墙、环濠,而且还有祭坛,整个祭坛大体呈不规则椭圆形,中间高、周边低,高约0.8米,长径约1 6米,短径约1 5米,面积超过2 0 0平方米。祭坛上有圆形祭坑、瓮棺葬和土坑墓等遗迹,祭坛周围还有4 0多个祭祀坑。7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同时代的遗址中,城头山城址并不算大,面积仅8万平方米,而大溪文化中1 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就有1 5处,中堡岛遗址面积更高达3 0万平方米。若城头山遗址已属于城市,那同时代大于城头山的聚落遗址是否也已经发展成为城市?受限于目前的材料及考古工作的局限性,虽然我们并不能肯定这些大溪文化时代规模大于城头山的大型聚落已然是城市,但显然也不能截然地否定这一点。就现有的考古发掘材料与现有的理论认识而论,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遗址,其内涵已完全具备了芒福德所谓的“神圣空间”性质,即城市。因此城头山遗址可视为目前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市。更进一步地说,城头山遗址在大溪文化中并不是最大的遗址,由于考古工作的不完备与不充分性,这些遗址的考古工作大多没有达到城头山的程度,但我们可以将城头山遗址作为标准来检视长江中游地区的大型聚落遗址,从而判断这些大型聚落是城市还是乡村。由于大型公共建筑除城墙与高台外,很难有直观的认识,在考古工作不充分的情形下只能以遗址的规模大小来作为区分城市与村落的参变量,即前文所提出的问题,这一参变量如何确定?亦即在以遗址规模大小来作为区分城市和乡村的一般标准时,其具体的值是多少?而城头山遗址因其具有神圣空间性质,且并非同时期最大的聚落,这样一种情形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从而可以据此初步确定界定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市的标准:若以城头山遗址为标准,大溪文化时期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的遗址,可能都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市。就此而论,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当起源于大溪文化时期,大溪文化时期及以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在8万平方米以上者,在现有条件下均可视为城市。四、余论若以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遗址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起源,以城头山遗址的8万平方米面积为区分长江中游地区城市起源阶段城市与乡村的简略标准,则可将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时期及以后的大于8万平方米的聚落均可视为城市。这里要说明的是,大溪文化时代仅是长江中游55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3月新石器文化较早期的发展阶段,其后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才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高峰时期。到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均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其中石家河文化被普遍认为已进入国家文明起源发展阶段,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从城市发展角度,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较大溪文化时代有重大的发展,不仅普遍出现了城垣设施,而且聚落规模远大于大溪文化时期。大溪文化时期最大的聚落也不过3 0万平方米,作为城市的起步标准可暂定为8万平方米。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市,最大的石家河古城面积1 8 0万平方米,使用面积1 2 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群的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3 3,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市。应城门板湾古城,面积达1 1 0万平方米,其中心有一个平面近长方形的城址,南北长约5 5 0米、东西宽约4 0 0米、面积约2 0万平方米。3 4荆门马家垸古城,面积约2 4万平方米。3 5孝感叶家庙古城,由四部分组成,包括叶家庙城址、城外的家山遗址,以及城址西面的杨家咀、何家埠两个附属聚落,总面积约5 6万平方米。3 6荆门城河城址,面积约7 0万平方米。3 7应城陶家湖古城,面积约6 7万平方米。3 8江陵阴湘城,面积约2 0万平方米。3 9公安鸡鸣城,面积约1 5万平方米。4 0澧县鸡叫城,面积约1 4万平方米。4 1石首走马岭古城,面积约8万平方米左右,但走马岭古城后经调查证实为双子城,由走马岭、屯子山二座城构成,外围还有一道半圆形防御设施蛇子岭,屯子山的面积约与走马岭城相当,则走马岭城的面积至少应比现有数据大一倍。4 22 0 1 42 0 1 5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又对走马岭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和发掘,确认走马岭古城城内面积约1 0万平方米,总面积约5 0万平方米。4 3前述的城头山城延用至屈家岭时代。可见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市,较之大溪文化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京山屈家岭遗址,没有城垣遗迹,但面积很大,严文明先生在 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 一文中将之与秦安大地湾、郑州大河村、泰安大汶口等大型遗址并列。屈家岭遗址的面积,诸说不一,张绪球称其至少5 0万平方米。4 4(P 2 1 4)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 则称屈家岭遗址面积约3平方公里。4 5(P 3 8 3)2 0 0 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发现屈家岭遗址有文化层分布的范围,总面积约3 4万平方米。屈家岭遗址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遗址群,由1 2处遗址组成,用掌上G P S接收器测出屈家岭遗址群的面积约为2.3 6平方公里4 6,与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 的3平方公里相去不远,可见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 所言当是遗址群的范围。2 0 1 52 0 1 7年简报进一步确认屈家岭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环壕聚落,总面积为2.8 4平方公里,以屈家岭遗址点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九亩堰、大禾场、土地山和杨湾等遗址点。4 7屈家岭聚落群内部已出现明显的层级划分,屈家岭遗址处于绝对的中心位置,面积最大,文化层堆积最厚,发展时期最长,应为中心聚落,其余遗址呈环状分布在屈家岭遗址周围,应为附属聚落。不仅如此,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聚落分化也发展到较高阶段,出现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这样的三级聚落等级制。除上述屈家岭聚落群外,石家河遗址群也是一个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的、规模庞大的聚落群,整个石家河遗址群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密集分布着三房湾、谭家岭、邓家湾、肖家屋脊等3 0余处遗址,各遗址相距很近,有的甚至紧密相连,遗址的数量和现代村落数量基本相当。在屈家岭石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