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进路.pdf

2023年第3 6 卷第3 期广西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College2023Vol.36No.3侦查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进路党德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摘要 录音录像制度具有规范侦查行为、证明侦查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冤假错案的积极作用。录音录像的多元价值属性衍生出过程性与结果性共生互补的证据能力，但目前我国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限制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消除立法空白所造成的弊端，首先应肯定录音录像制度的多重功能，因应司法实践中规范侦查活动、保证被追诉人供述的自愿性、证明事实等多角度需求。在此基础上，完善司法机关调取录音录像制度，规范录音录像资料移送制度，赋予被追诉人调取录音录像之权利，合理构建被追诉人申请救济的方式，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西西安7 10 0 2 1)关键词 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证据能力；非法证据排除中图分类号JD925.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 0 9 6-40 48(2 0 2 3)0 3-0 0 55-0 9D0I:10.19736/ki.gxjcxyxb.2023.0306一、引言自2 0 12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围绕侦查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的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迅速发展。到2 0 18 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设置专门条文规定、以独立化的制度形式正式确立了录音录像制度。在确认和吸收近年来录音录像制度司法实践的可行经验和学术研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 的解释中明确“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在立法明确规定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所具有的证明力、多元性、规范性和适用性的同时，构建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执行的相关程序和保障机制的框架。从当前立法规范和学术探究的方向来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规范和研究视角多聚焦于价值基础与伦理根据、录音录像与司法审判的对应关系等维度，但是多数研究缺乏实践数据和全局性视角，忽略了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对同步录音录像证据属性有关问题的论理与反思。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颁布的相关文件和司法解释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做了框架宣言式规定，但关于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和制度运行机制缺乏明确的论述，且呈现出叠床架屋与零敲碎打之特征。尤其重要的是，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收稿日期：2 0 2 3-0 2-2 8作者简介：党德强（19 7 3 一）,男，陕西渭南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公安法律文书、执法语言的教学及研究。55党德强实践中，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运用、调取移送缺乏统一标准，未能体现这一制度设计之初的美好期许。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服务于制度目的，每项制度在不同的目标导引下都会呈现差异化的发展轨迹 4 5-5。明确科学的制度目的,有利于在制度预期的方向上规范社会生活，模糊的制度目的则会阻碍制度的发展，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亦是如此。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细化和延伸，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表征论题，它与刑事司法的本源价值、指向逻辑及运行样态密切相关。为了实现该制度的设计初衷，应从实际和应然两个维度进行论理，阐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最大程度地推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系统中的发展。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纠问式侦查模式，抑或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对抗式侦查模式，长期以来，各国侦查讯问活动都是在比较隐秘、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因为这样才更容易获取被追诉人的供述。但随着现代司法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侦查讯问活动的封闭性容易产生侦查讯问中的暴力取证、刑讯逼供、威慢利诱等现象，损害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导致错误侦查和冤假错案。为规范刑事案件侦查中的取证行为，消除侦查讯问活动封闭性带来的弊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应运而生。英国是最先探索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国家。20世纪8 0 年代，英国就率先制定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在相关执行规则中规定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规则，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出现不准确记录审问所用的言语和审问期间的不法行为，以达到预防错案、完善司法之目的。而在美国,虽然其国内对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表现出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但一些州已经建立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很快得到了原审法院、上侦查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进路诉法院、州最高法院和学界的大力支持。支持者认为，以同步录音录像来真实反映审讯活动可以有效防止虚假供述,加强对司法的有效管理,改善公众和警察之间的关系。截至2 0 2 1 年，美国已有2 5个州明确要求审讯时录音录像。在大陆法系的日本，审讯可视化俨然成为刑事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话题。比如，日本警察厅在2 0 0 7 年颁布了关于警察侦查程序的审讯正当化指南，细化侦查人员侦讯过程的相关程序。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则颁布了关于监督犯罪嫌疑人审讯正当化的规则,规范侦察机关审讯活动，细化工作流程。之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逐渐成为讯问正当化改革大潮中的重要政策被纳人到日本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最早并不是用于一般的刑事案件中，而是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时，侦查人员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所适用。作为早期试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试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建设规范（试行），同时明确了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规范和工作流程。这些文件成为我国关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早期的规范性文件。以上文件制定的本源目的是基于职务犯罪特点、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性等，从职务犯罪证据收集、起诉等角度出发，试图借助同步录音录像的形式加强讯问规范化，同时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后期的公诉和审判阶段翻供。2 0 1 2 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正式以基本法和独立设置条文的形式在法律规定层面予以确立。在刑事诉讼法中，依据不同情形区分了适用强制录音录像的情形与任意录音录像的情形。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则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犯罪嫌疑人讯问录音录像工作对于规范执法办案、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办案民警的重要意义。”同时规定要循序渐进地扩大适用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最终达到对所有刑事案件都能做到同步录音录像。上述文件的颁布和一系列措施的有效实施，为我国同步录562023年第3 6 卷第3 期广西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College音录像制度走向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实践经验和政策保障，也推动录音录像制度逐渐成为促进刑事司法活动中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从初步试点到不断深化和细化，已逐渐从粗糙走向完善，由模糊趋于清晰 4 。但反观十年间录音录像制度的发源、萌芽和逐步普及，我们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仍不够完善。具体而言，当前涉及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相关具体规范略显粗疏，在实务操作层面有着较多的模糊地带，不完全符合立法预期，同时有关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以及录音录像自身的证据能力等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三、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然省思理论有时候是苍白无力的，但实践却丰富而真实。如果能将视角从法律理论投向司法实践，通过实证分析，借助现实中具有典型价值的司法案例来探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不足之处，然后以理论总结出实践规律，在实践与理论持续对话的基础上适当修正现有理论，将有助于实现理论创新与论理进步。为探究和审视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然状态，本文采取“语篇分析法”，运用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以“刑事案件”“公安机关”“讯问录音录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随机抽取了8 0 0 份判例，这些判例能够从整体上折射出同步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的基本样态。以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为视角进行省察不难看出，我国该制度运行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同步录音录像证据属性不明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当前通用的证据分类规则,刑事证据主要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8 种。作为时代的产物，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具有独立的证据属性？如果具有证据属性，是属于视听资料还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由2023Vol.36于法律规定阙如，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纵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近2 0 年的发展，司法实践中承认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资格已经成为共识，立法者的态度也从初期的否定转变至部分的肯定。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实施的初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认为录音录像旨在“证明讯问合法性”，并不能作为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据，所以无须每个案件的录音录像都随案移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相关的批复中表明态度,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并不属于证据材料。而到了2 0 1 7 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则提出录音录像能够成为定案的证据材料。在2 0 2 1 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中，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同步录音录像明确为证明讯问程序合法的证据。可以看出，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走过了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历程。值得学界注意的是，虽然同步录音录像当前已经被承认其诉讼证据身份，但其毕竟并不同于其他证据材料，在实务中并不绝对被要求随案移送。司法实践中，只有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对讯问过程的合法性有所质疑时，公诉机关才会向审判机关提交讯问录音录像证据。此种做法导致同步录音录像名义上具备证据资格，但实质上无证据之实，可发挥自身作用的空间有限。到底应将同步录音录像归因于何种证据，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混沌的多元化样态。在上述随机抽取的8 0 0 份案例中，同步录音录像被认为有独立证据资格并被定位为“视听资料”的有2 9 7 例，比如在（2 0 1 9）桂0 7 刑初4 0 号判例中表述为：“（六)视听资料：录音录像，证实各被告人讯问期间无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所做讯问笔录、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一致。”被定位为“电子证据”的有3 1 例，比如在（2 0 2 0)鄂0116刑初2 5 8 号判例中被表述为：“电子证据：微No.357党德强信截图；办案说明；现场监控录像资料、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等”。将录音录像作为侦控阶段证实侦查活动合法的证据的,共有1 6 8 份判例，主要是在辩护律师和被追诉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后调取。另有少量案例中将录音录像作为书证对待。区分证据种类的意义在于明确其在诉讼过程中的运用。证据属性不清必然会导致证据收集方式、举证方式、收集与固定的要求不同，同步录音录像能否被侦查机关随案移送取决于其是否属于证据,是否有资格进人庭审程序。对于同步录音录像来说，证据归属引起的差异具体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诉讼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方法问题。具体而言，非法言词类证据一般采取绝对强制排除方式，非法实物类证据则具有进行补正或做出合理解释的空间。如果将同步录音录像定位为被告人陈述，那么按照言辞证据所适用的“绝对排除”规则,有中断或者明显剪辑痕迹、因所谓故障导致的声音或者画面有问题的录音录像，其所承载的被告人供述，应当被绝对排除。如果将同步录音录像定位为视听资料或电子数据等实物类证据，当出现瑕疵或故障引发的其他问题时，其并不能被绝对排除，而是可以由侦查机关对存在的问题做出合理解释予以补正，亦允许法院决定是否排除。另一方面,录音录像的证据归属可以引起辩护人阅卷权问题。倘若将同步录音录像定位为被告人的供述，那么其作为言辞类证据材料，一般需要随案移送，也可以提供给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览、复制。但倘若同步录音录像被定位为证明讯问过程合法性的一般性证据，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其并不需要全部随案移送，只有在法庭审判需要时才可以调取，正常情况下，辩护律师无法阅览。（二）同步录音录像调取移送标准不清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总是处于与其他事物的特定联系之中，某一事物只有在与其他事物共存共生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其自身特性才能充分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同步录音录像侦查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进路移送案件适用范畴区分为“应当型”和“可以型”两种。对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而对无期徒刑、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则“应当”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对讯问过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那些“可以进行录音录像”的案件就可能无法证明其全部讯问过程是合法的。同时，在录音录像未被侦查机关随案卷移送的情况下，被追诉方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行使阅卷权的实现就要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同步录音录像属于侦查机关随案移送的范畴；二是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调取。正是由于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在如何利用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从而导致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在行使讯问录音录像阅卷权上受到阻碍。尤其是受“可以型”录音录像规定的限制，很难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四、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完善之应然证成（一）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学分析1.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性质之辩对于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性质，虽然有学者认为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作为监督讯问的手段或工作材料。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和争论，学界逐渐倾向于承认其证据资格。但是，如上所述，司法实务部门和学界对于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性质判断的见解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公安部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中提出，录音录像制度在“规范办案执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嫌疑人讯问中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中明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规范讯问行为、保证讯问活动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据此可以断定录音录像制度的最初目的为“规范侦查行为，防止刑讯逼供发生”,其仅仅是一种侦查机关自证清白的程序性证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录音录像制度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维护程序正义，非法582023年第3 6 卷第3 期广西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College证据排除规则中仍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因而法官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考虑更多的是被追诉人供述的真实性，而不是证据取得的非法性。上述两种关于同步录音录像证据性质判断的学术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方面，单一地将同步录音录像视作规范侦查行为，防止刑讯逼供的学术观点溯源于该制度的设计初衷，具有一定的法文化传统层面的合理性。任何法律制度的演进都不是以自身内在特性或外在环境为条件的无意识成长，而是为解决人类社会特定问题的有意识努力8。不管是英美法系下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大陆法系下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无论是纠问式侦查模式，还是对抗式侦讯模式，绝对秘密式的侦讯环境都容易产生刑讯逼供，进而导致冤假错案，这也成为司法界共同的担忧。因此，在2 0 世纪8 0 年代，各国就开始对侦查机关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进行有益探索，以此保证侦查讯问过程的规范性。从这种本源设计出发，同步录音录像首先追求的是讯问过程的规范。但是，诉讼视域下，需要证明案件的事实和材料原本就具有多重性，不仅应涵摄程序性事实，还应涵盖实体性事实及材料。同步录音录像在证明讯问主体程序合法规范的同时，也承担着固定被追诉人口供的重要功能，与讯问笔录相辅相成，相互印证。质言之，两大法系国家立法均承认同步录音录像的程序性证据的性质和证据能力。以大陆法系的日本为例，从2 0 世纪8 0 年代开始，学界和实务界就提倡以审讯程序的正当化为目的的“讯问可视化论 5 2。同时开展加强刑事辩护的司法改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制度改革助推下，最终实现了讯问录音录像的制度化。纵观其发展历程，日本的录音录像制度构想发端之初，主要是保证讯问程序正当合法，规范侦查机关的审讯活动，到后期才发展成为记录被追诉人供述的载体，录音录像资料逐渐成为自白任意性和可靠性的判断资料。录音录像不仅使讯问过程的事后监督成为可能，也具有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化意义。2023Vol.36另一方面，将录音录像的核心价值定位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依然未摆脱“重实体、轻程序”的栓楷。法官考虑更多的是是否排除非法证据，而不是取证的非法性9。这就有意无意地将这一司法制度所包含的程序适用、被追诉人权利知悉、陈述固定等内容割裂开来。从相关试点规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同步录音录像不仅是程序的正当支撑，还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辩解的补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步录音录像在证明内容和证明指向上应然并实然地区别于被追诉人的供述，二者不可以也不应当全然等同起来。2.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性质之证作为一种足以把握事物共性、辨识事物特性的逻辑手段，分类法一般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维度。科学分类不仅使人们的认识条理化，更能实现处置上的目的性与有效性 1 0 5 0。一方面，从体例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延续了1 9 7 9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立法范式。具体而言，通过分类的方式、方法对刑事诉讼证据做了明确的界分。刑事诉讼证据被分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以及视听资料、电子证据”8 类。从理论上看，不同类型的证据分别具有不同的外在特征与待证内容。其中,现行法律规定除在笔录类证据的表述中带有“等”字，以开放式语言建构外，另外7 种证据均以封闭式语言进行确定。在明确上述同步录音录像是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具有证据资格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论证同步录音录像在刑事诉讼领域属于何种证据。另一方面，实务操作中将讯问录音录像定位为视听资料或电子数据的做法值得商榷。虽然讯问录音录像在外部形式上符合视听资料的客观特征，但不能忽视其内在本质。正所谓“实质大于形式”,如果只从外部形式上确认录音录像的证据特征,就会偏离其实质性特征和功能。虽然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初衷是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如果将录音录像简单机械地定位为No.359党德强视听资料，无疑比较狭。从实践中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出，一些侦查机关有时会提出停电、故障设备等事由,并出具情况说明，予以补正，审判机关对此一般也予以采信。但这种做法显然并不利于对被告人的保护与司法公正。正如龙宗智教授所说：“研究证据的分类就是要研究对证据进行归类的理由和依据，研究类型定义是否准确、是否便于使用；对证据体系进行划分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具有包容性及囊括性，是否符合运用证据认定事实之需要。”1 0 5 2 我们若要对同步录音录像进行确切的归类，亦应从其自身内容、功能和特点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判断。从内容上看，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同步录音录像以声音和画面的形式记录了侦查讯问活动。其具体包括侦查人员表明身份、告知犯罪嫌疑人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讯问结束后核对笔录并签字等讯问程序，也真实地记录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情态和动作，只不过其所记录的形式比笔录更加原始、生动。尤为重要的是，讯问笔录的内容可能会失真、歪曲或被篡改、伪造，但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比文字形式的笔录更全面、完整，更准确、真实，其作为证据资格的客观性、关联性更强。从功能上看，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笔录的真实性，与口头供述具有相同功能。不仅如此，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声音和画面直观地记录了犯罪嫌疑人接受问话时的神态、动作、情绪变化、语气、语速等，具有笔录不可替代的功能。言辞证据可以被记载在纸张上，也可以被记录在现代化的视听设备上，录音录像和口供只是记录方式和依托载体不同，二者作为证据的实质功能是相同的。例如，在司法实践中，主审法官可以调取录音录像，通过回放录音录像仔细观察被告人供述时的语速、神态，通过被告人的有声语言确认其供述的流畅性和真实性，正是因为录音录像在证据属性上也属于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此外，在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不一致的情况下，一般会排除讯问笔录的证据资格而肯定录音录像的证据资格，这也是录音录像承载被追诉人口供功能的侦查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进路体现。从特点来看，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虽然二者的形式异，,但是记载的内容均涵盖了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要素。就讯问笔录来说，一般在笔录的首部会呈现具体到年、月、日、时、分的讯问起止时间，侦查人员姓名，告知犯罪嫌疑人具有的权利与义务，侦查人员的问话,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问话结束后的签字确认搽指印等，有些详细的笔录甚至还会用括号形式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情绪神态等无声语言，这些程序性和实体性内容在讯问录音录像中均有直观反映。正义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一淳朴美好的司法愿望能否实现往往决定于证据自身的可靠性。同步录音录像不仅承载了证明侦查机关讯问合法的过程性证据功能，更应该担负起佐证案件事实的结果性证据功能。基于此，作为记录犯罪嫌疑人口头供述的电子载体与形式，在法律规定层面的证据种类中，应明确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任何事物或制度都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实践中衍生新的功能，各项制度在设立之初往往并不能明确该制度的全部功能。例如，在传统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般都是通过原始的白纸黑字的书写方式予以固定，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侦查机关开始使用电子笔录，笔录软件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快速、方便、整洁、规范地制作各种笔录。但无论记录形式如何变化，技术如何进步，讯问笔录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本质都不会改变。与讯问笔录的二次文字转换相比，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在几乎没有信息损耗的情况下，记录了侦查机关的讯问过程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在保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主动、客观真实方面更具可采性。因此，在承认同步录音录像独立证据资格的前提下，按照“可以型”和“应当型”对其予以区别对待的做法显然与刑事诉讼法“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一规定不符。当然，对同步录音录像口供性质的承认并非对传统笔录的排斥和否定，讯问笔录亦不可能被同步录音录像所取代。讯问笔录是602023年第3 6 卷第3 期广西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College侦查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记录的，可以按照一定的逻辑与顺序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所做的口供予以固定，使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能够迅速方便地了解犯罪嫌疑人供述，比录音录像更加简洁方便，更容易审查。而动十几个小时的录音录像，内容信息量大，持续时间长，并不具备讯问笔录的优势。因此,讯问录音录像与笔录的关系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基于上述理由，对于讯问录音录像属于何种证据，结论已经彰明：讯问录音录像兼具“过程证据”与“结果证据”的双重特性，本质上是以视听资料或电子数据外在形式固定下来的犯罪嫌疑人口供，具有证明讯问环节合法的证据功能。（二）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进路1.发挥录音录像制度的多元价值如前所述，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任何制度都可能在实务发展中产生新的功能，每项制度建立之初并不可能涵盖该制度的全部功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同样如此。录音录像制度设计之初确实是为了实现规范讯问行为的价值目标，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已具备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侦查人员免遭诬告的多元价值。刑讯逼供主要植根于讯问活动的隐私性和封闭性。在特定的讯问场所,对抗式讯问模式使侦查人员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之侦查人员的行为不接受外部监督,就导致其有可能以非法方式取证。在现代文明司法理念下，打破讯问保密的手段是“律师介人讯问阶段”和“引入录音录像制度”。由于侦查实践部门以涉及侦查手段、侦查秘密、对侦查活动不利等理由拒绝律师介入到侦查讯问阶段中，因而录音录像制度成为现有制度和条件下防止侦查保密性和封闭性弊端的重要手段。录音录像制度不仅兼顾到在侦查实践中一定限度内讯问保密性的现实需要，还是促进侦查讯问活动趋于规范的有效措施。纵观该制度的发展历程，其本源目的就是“规范侦查行为，防止刑讯逼供发生”。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中明确讯问2023Vol.36录音录像制度是“规范讯问行为、保证讯问活动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公安部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中指出录音录像制度在“规范案件处理执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出，我国录音录像制度建立之初的本源价值就是规范侦查行为。因此，录音录像系统的原始价值被称为“自律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录音录像制度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维护程序正义。在此基础上，录音录像制度还衍生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自愿性的价值。与白纸黑字形式的纸质笔录相比，以声音和画面为介质的同步录音录像具有全面性、原始性、客观性的特点，它以直观形象的声画同步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讯问过程，这不仅可以有效规范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而且对保证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具有重要意义。在庭审中，当控辩双方围绕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和被追诉人口供的真实性形成争议时，录音录像能够证实侦查人员是否存在非法讯问行为，这既能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也能够保护侦查人员不受诬陷，维护侦查人员的正面执法形象。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也为录音录像的作用发挥提供了制度支撑和保障。比如，当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对讯问活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可以提请查阅录音录像。2 0 2 1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与案件有关的录音录像如果不随案移送，导致相关证据合法性无法证明时，法院可以依法排除相关证据。这足以表明录音录像的功能与价值不再局限于制度设立之初的保障讯问程序合法规范，已经兼具了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其实，通过对前述多个典型案例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审判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利用录音录像资料来确认相关案件的事实，这表明录音录像制度在实务操作层面起着证实案件事实以及被追诉人口供真实性的作用。基于上述理由，要完善我国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必须要以发展的眼光分析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立法方面，对有关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No.361党德强应不仅仅局限于程序规范层面，而应当在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明确录音录像的真实性及其在证明案件事实上的价值，录音录像理应与讯问笔录一样具备固定被追诉人供述与辩解、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2.完善录音录像移送调取制度目前关于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调用的学术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证据能力，只要控制审判的必要性或双方的主张，就应无条件地调用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侦查机关同步录音录像必然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个人隐私、国家秘密、侦查技术、侦查手段以及与本案无关的事实或线索，因此部分记录敏感信息的原始录音录像资料不适合过度公开1 3。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也有申辩方要求出示录音录像，但调查机关以侦查的机密性和调查战略容易引起争议为由而拒绝出示的情况。同步录音录像不同于其他常见的档案材料，可能涉及隐私、秘密侦查、国家秘密,基于侦查讯问的对抗性，即使是正常讯问，侦查员讯问时的语气、语言、态度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不一定会被普通人接受 4 。如果将录音录像全部公开，无形中会给侦查人员带来心理压力，限缩其办案策略和讯问技巧的运用，对讯问工作的实际效能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讯问笔录中不记录但在讯问录音录像中如实展现的讯问技巧如果大范围为公众所知晓，可能会增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针对以上不同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指出，作为证据资料移送人民法院的审讯录音录像，律师申请阅览的，人民法院应当批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有必要时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移送讯问录音录像。人民检察院未移送，“导致有关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确定案件的依据”。但令人遗憾的是，该司法解释没有说明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应随案件一起移送。因此，为了确保辩护律师查阅录音录像的权力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保护，根据同步录音录像有关证据的性质分侦查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省思与完善进路析，在承认同步录音录像多重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过程性证据和结果性证据资格，不再区分“可以型”和“应当型”同步录音录像，所有刑事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均应随案移送人民法院。当然，鉴于同步录音录像自身的特殊性，在实践运用中可根据案件情况，借助审判机关的中立性，由审判机关确定是否需要调取相关的录音录像,并明确如何查阅录音录像。这样既符合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录音录像制度的事实证明价值。同时，在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前提下，还应进一步完善被追诉人申请同步录音录像调取与公开机制。证据制度本身具有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功能，赋予被追诉人申请录音录像的权利是保护其有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现行辩护律师不得介人侦查阶段的情况下，这一机制设计决定了辩护人能否有效排除非法证据 1 5 。通过完善机制，确保被追诉人能够针对证据的合法性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根据“无救济、无权利”的法律依据，还需要在被追诉人要求调取录音录像后,进一步明确程序救济权。具体而言,在审判阶段，如果一审法院拒绝被告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的请求，被告可以在上诉过程中向上一级法院申请救济。3.完善录音录像的运用规则在保证同步录音录像移送调取的前提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在法庭上运用录音录像，充分发挥录音录像过程证据和结果证据的有效作用，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处理。一方面，不管是司法机关依职权调取录音录像，还是辩护律师提出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争议内容的录音录像都需要提交审判机关。但由于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存在特征差异，录音录像内容信息量远大于讯问笔录中记载的内容，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展示,如果所有的录音录像都出庭播放，必然会影响审判效率 6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基于侦查工作的特殊性，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或多或少会涉及侦查手段、侦查技巧、当事人隐私等不适合当庭公开展示的内容，如何平衡其作为证据的使用与保证这622023年第3 6 卷第3 期广西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College些内容不被公开的矛盾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关于录音录像容量大、时间长的问题。在使用录音录像时，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障被起诉人的合法权益，还要考虑提高审判效率。对此，建议被追诉人辩护律师在庭审前全面观看同步录音录像。对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在正式审判阶段就此进行法庭辩论和确认，庭审时则只需直接播放同步录音录像的特定时段内容即可，这样可以有效缩短播出时间，提高法庭审判的效率。关于录音录像机密内容与被追诉人权利平衡的问题。一是建议在法庭审判时,只在特定小规模人群中播放同步录音录像，并签署保密承诺书，必要时可以在保留原件的基础上对当庭播放的文件做声音、画面方面的技术处理。这种做法既可以保障国家秘密、侦察秘密和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又能充分发挥同步录音录像的积极功能。二是针对有时一些侦查机关因设备故障而无法出示同步录音录像的问题，不应简单地由侦查机关仅出具一纸情况说明补证，应基于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推定其为瑕症证据。五、结语讯问活动的同步录音录像能够全面、真实、直观地反映讯问过程的程序和实体内容，录音录像制度的有效实施也成为现代刑事司法发展改革的必然产物。从证据属性看，侦查机关的同步讯问录音录像既是反映讯问程序合法的过程性证据，也是反映被追诉人口供的结果性证据。只有肯定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地位，并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证据属性，深刻认识和理解其特质，扬长避短，才能使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更好地发挥证明案件事实的实体价值和证明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合法性的程序价值，助推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刑事案件。以此理念为指导，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移送、运用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制度的社会效益，实现社会大众对法治社会和公平正义的美好期许。20233Vol.36参考文献1方海日.日本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J.日本研究,2 0 2 0(4).2郭沙沙,郝世坤.职务犯罪中录音录像功能之重新定位：以“两法 有效衔接为视角.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1(3):3 1-3 9.3贾紫涵.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偏离与矫正：以讯问录音录像应否限制性使用为切入点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 0 2 1(6):6 3-6 8.4谢小剑.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发展：从过程证据到结果证据 J政治与法律,2 0 2 1(8):1 4 9-1 6 1.5王.论同步录音录像扩大适用的证据困惑与障碍破除 J.政治与法律,2 0 1 3(1):1 5 5-1 6 1.6赵艳红.侦查行为录音录像的多元功能及其运用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 0 2 1(6)：5-1 6.7秦宗文.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从自律工具到最佳证据 J.法学家,2 0 1 8(5)：1 5 6-1 6 9,1 9 6.8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学导论 M徐震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 1 2：1 5.9郭烁.纠结的“查阅”同步录音录像：新刑诉法解释第5 4 条述评.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 0 2 2(01):133-147.10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 M.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0 8.11钟华.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归属之争与证成 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 0 2 2(4)：9 0-9 7.12洪刚.论侦查讯问的现代化 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4):103-112.13左大鹏.同步录音录像的双重证据性质及其审查判断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 0 2 2(3):1 0 2-106.14吴洪淇.模糊的权利：新刑诉法解释中讯问录音录像定位反思 J.法学,2 0 2 1(1 2)：6 8-8 0.15周敏琦.监察案件录音录像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 0 2 2(2):4 7-5 4.16李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价值及其实现 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 0 2 2(2)：8 2-9 4.责任编辑：刘少霞No.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