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戊辰郡城救灾记》碑疏证_舒韶雄.pdf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录文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湖北理工学院校级重点教研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专业选修课文字学为例”，项目编号：。作者简介舒韶雄，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碑刻文字、汉语史。高原，硕士生。编码：襄阳戊辰郡城救灾记碑疏证舒韶雄 高 原（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摘 要同治七年戊辰郡城救灾记碑记载襄阳府水灾、民乱及救灾过程，碑文涉及出贷、发赈等救灾措施及钱粮来源，对于研究晚清地方自然灾害及荒政有一定价值。救灾中政府官员、地方士绅阶层、寺院等救灾力量互相补充，显示出传统乡土社会根植于血缘、民俗、宗教基础上的地方治理模式。立碑作为道德和政治的事件，以庄重而又富于感情的形式记录灾害和救灾过程、塑造救荒良吏形象，凸显出撰碑者和立碑者赋予石材“纪念碑性”的永恒象征意义及希望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并为后世垂范的用心。关键词戊辰郡城救灾记；石刻；荒政；乡土社会；“纪念碑性”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襄阳襄王府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绿影壁，在襄王府围墙内右侧有一些收集的历代碑刻，戊辰郡城救灾记 碑即处其间。该碑竖置，无碑额，有一简单方形底座，碑身长方形，高，宽，厚。碑顶微残，碑文有残泐，底部尤甚。为便于讨论，先据碑文迻录如下（无法识别之字用“”表示；残损而约略可推断之字，文字外加“”表示；换行符用“”表示。标点为笔者所加）：戊辰郡城救灾记岁之丁卯，暘则恒暘，雨则恒雨。延及秋仲，积阴成沴，川泽腾沸。自汉中而下，沿沔郡邑皆被灾，而襄阳之害为尤厉。襄阳丘 腴田，屡岁歉收，自被寇氛，饥疲日甚，加以旱潦相兼，水患踵至，而民之贫遂次骨矣。观察祁阳唐公时雍，击心恻，徒 以地大人众，骤难措施，自冬徂 春，益形颠沛，殍殣载涂。乃商之郡伯恩公、前后任 两 邑 侯公，开广仁、常平二仓，四绅士领放，约期归还。续察知郡旧有赈饥余款三千贯在质库，乃通禀大宪，筹捐经费，开 设 粥 厂。乃咨同城文武，经理其事；乃化饬外属州县，各就地筹款，同时举行；乃谕乡镇绅民有余者，各以力施赈族党。饥民仍 端恃众，致干法纪，乃谕公正士绅承办厂务，择于三月初六日为始，设立南、北二 厂，南 厂 在 郡 西 门 外 銕 佛 寺 内，适 署 襄 阳县事。毗陵杨公春生奉委以经费，至即监厂事。初就食者六七千人，数日 后，来者滋众，加至万四五千。公开具条，有法，水米有数，煮粥发粥有时，男妇有别，发放有筹，丁口大小有人，出入账目有记。公日 常服，往来两厂间，相度事 宜，时更变，督率诸执事人，虽贱者之役，不惮以身先之。指挥发放，先后以 免，越，无不以身劳之。当是时，公于杖而 佝偻 而前者，不知其为饥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民之老，而以为吾户族中之矜寡疲癃也；于呱呱泣匍匐行者，不知其为饥民之幼，而以为吾姻娅 中之 外失怙、内失恃也。当是时，饥民见公之简易无拘检而日相亲也，或呼之为爷；见公之手药而问其疾也，或目之为医。康 诰曰“如保赤子”，公直以为保赤子而不知为如保赤子也；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直以为不忍人之 事，而忘其为不忍人之政也。而杨公恻隐怵惕，或左之，或右之，实与公同，其勤劳自昔，讲求荒政，如范文正之知 延州，富 文 忠之知青州，赵清献之知越州，良法美意，至为周详。今日之事，虽不必规仿前贤，而要其本，中心之诚，救而不 知其，则有目共见者之所心感而不觉泣下也。南 粥 厂 首 士 曾 汉 洁 篆 额，邑 诸 生 曾 俊大清同治七年季夏月阖属绅商士庶公立一、同治六年的襄阳水灾中国自古水患严重，有清一代，更是如此。清代水灾发生的频率、危害的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从次数来看，仅清代后期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年）共计 年时间，水灾次数就有 次，平均每年发生 次。其中同治朝 年共计水灾 次，平均每年发生 次，而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二年（年）这 年间就发生水灾 次。从季节看，夏秋两季是清代水灾高发季节。从空间分布看，清代水灾明显集中在某些省份，如山东、湖北、浙江都超过 次。戊辰郡城救灾记碑中记载的同治丁卯年（年）襄阳水灾正是上述特点的集中反映。这次襄阳水灾，史籍中有比较简略的记载。清史稿卷 灾异志一载：（同治）六年三月，罗田大水。五月，江陵、兴山大水。八月，宜城汉水溢，入城深丈余，三日始退；襄 阳、谷 城、定 远 厅、沔 县、钟祥、德安大水；潜江朱家湾堤溃。九月，临邑大水，黄河溢。又，清实录第 册穆宗毅皇帝实录卷 载：又谕李瀚章等奏。襄水陡涨，襄阳等府属被淹，现筹赈抚一摺。本年八月间，湖北襄水汜溢，襄阳、安陆等府，及均州、光化、襄阳、谷城、宜城、钟祥等处，均被水淹。天门、汉川，被灾尤重。该督抚等督率官绅，现办赈济，著即妥为抚恤，毋令流离失所。其应如何蠲缓钱漕之处，仍著查明迅奏，候旨施恩。另片奏郧阳府城，阴雨连绵，河水并涨，衙署民房被淹，现在设法安抚难民等语，著一并妥为抚恤。同治六年六月，北方地区先是“顺天直隶各地方久旱不雨，农业失时”，穆宗毅皇帝实录多次记载同治帝拈香、斋戒，举行敬举告祭方泽典礼，祈雨祭地于方泽的活动。到七月间，却又遇“永定河自入伏以后山水涨发。七月初旬，连次陡长数丈，兼之风雨猛骤，水面抬高，以致北三工五号堤身，于初九日漫坍三十余丈”。同一时期，南方的湖北地区也是灾害频仍，尤以水灾为甚，清史稿 卷 灾异志一 记载襄阳及周边地区连年大水，导致屡岁歉收，范围广、损失重，“自汉中而下，沿沔郡邑皆被灾”，故时任湖广总督李瀚章专为此事上奏。戊辰郡城救灾记 碑文描述与史籍所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灾荒的发生，首先是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但能否构成灾害以及灾害的危害程度，则往往还取决于其它因素。同治六年襄阳地区水灾出现“襄阳之害为尤厉”“民之贫遂次骨矣”的局面，与当时的战乱频繁、政治腐败有直接关系。穆宗毅皇帝实录 载同治朝十三年间大事，同治六年前后正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而清军与捻军战事胶着之际。当此时，捻军东支正依仗其灵活机动的骑兵战术转战湖北，奔突无定，而清军军营积弊日深，由于调度不力、拖延兵饷等原因，疲 玩 泄 沓，不 思 振 作，穆宗毅皇帝实录 中几乎每日都有同治帝相关上谕，正可见战事艰危。在襄阳周边，除捻军作乱，尚有“教匪刘仪顺遣其子刘汉忠在湖北沙市一带，勾党倡乱”，刘汉忠从四川涪州潜回湖北，传习邪教，所幸不久“匪首刘汉忠及其党李心宽等一并拏获”。戊辰郡城救灾记 碑中说“自被寇氛，饥疲日甚”，所指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正是捻军作乱和地方起义造成的社会动荡。连年自然灾害加上战乱频繁，最终导致生灵涂炭、殍殣载途。二、襄阳水灾的救灾措施及钱粮来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救荒，主要是防止百姓死亡或成为流民从而导致政府控制力下降和农业生产困难。救荒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古代称之为“荒政”。自明代开始，随着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加强，以政府为主导，以地方宗族、宗教、士绅势力为辅助的一套完整荒政体系逐步建立，这套体系发展至清代中期达到顶峰。清代救灾、备荒措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大清会典 列举了 项荒政措施，这 个方面基本包括了历代相沿形成的各项救灾、备荒措施。襄阳水灾中，同治帝上谕要求“该督抚等督率官绅，现办赈济，著即妥为抚恤，毋令流离失所”，对后续工作则要求“其应如何蠲缓钱漕之处，仍著查明迅奏，候旨施恩”，体现在戊辰郡城救灾记 中的主要是具体的办赈措施，包括出贷、发赈两项。（一）出贷仓储制度中，由州县官专司的常平仓的设立在预防和减缓灾害方面的成效是相当突出的。在政府救济的过程中，常平仓往往成为政府救济粮食的主要来源，义仓、社仓则起着辅助作用。据戊辰郡城救灾记，这次襄阳水灾中，出贷的是常平仓、广仁仓粮食。碑文中说二仓的开放，是“观察祁阳唐公时雍，乃商之郡伯恩公、前后任 两 邑侯公”，然后由“四绅士领放”，足见出贷过程是有制度规范的，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其中。常平仓由国家设立，其仓谷来源、收储到仓政经营等各个环节都由各级官员筹划监督管理执行，其救荒仓谷必来源于国家调拨。而“向来各直省州县，设立常平仓以外，复设义仓，原以广积储而备灾荒。劝令绅民量力捐谷，于各乡村广设义仓，并择公正绅耆妥为经理，不准吏胥干预”。广仁仓是义仓，由民间设置，本应“不准吏胥干预”，但也由地方官员监督管理，可见上谕执行并不彻底。作为义仓，广仁仓其救荒仓谷来源于民间捐输。救荒中的出贷措施，康熙时即有记载。乾隆十七年又将出贷规定细化为夏灾出借、秋灾出借两种：“各省被灾贫民借给耔种口粮，夏灾借给者，于秋后免息还仓；秋灾借给者，于次年麦熟后免息还仓。”（大清会典则例 卷五十四户部蠲恤二）戊辰郡城救灾记 碑所记这次水灾中的出贷是夏灾出借，政府从仓储中调拨粮食借贷给民众，借贷者约期归还，碑文中说的“约期归还”，即是秋后免息还仓。（二）发赈戊辰郡城救灾记 碑文所记这次水灾中的发赈以赈粥为主。赈粥之设，是“夏秋被灾较重，例赈之外，准于近城处所煮粥兼赈”，可见通常只是赈济的辅助方式。赈粥之利弊，向有争议，但从实际推行来看，赈粥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灾黎未赈之先，待哺不迫；既赈之后，续命犹难。惟施粥以调剂其间，则费易办而事易集。又如外之流民，户口难稽，人数无定，非煮粥曷济乎？”从戊辰郡城救灾记记载看，襄阳水灾赈粥分前后两期：灾荒开始，唐时雍等人即禀告上级，筹捐经费，设立粥厂，并且请同城的文武官员一起管理；同时又让外属其他州县，就地筹款，设立粥厂。后期鉴于饥民众多，秩序混乱，于是请公正有声望的士绅来承办粥厂事务，自三月初六开始，设立南、北两个粥厂。“粥厂一般只在小范围内起作用（顶多在几公里的方圆之内），只影响一小部分人口，一般只能供应数百人，很大的粥厂至多也只是数千人。”但戊辰郡城救灾记所载，南、北两个粥厂的设立开始即救济六七千人，后来甚至加至一万四五千人，极大地缓解了灾民生活，赈粥在这次襄阳水灾中是起到很大作用的。虽然赈粥过程中出现了饥民扰乱法纪的现象，但设立南、北两个粥厂后，乱象即得以缓解。戊辰郡城救灾记 指出“旧有赈饥余款三千贯在质库”，“筹捐经费”“各就地筹款”，“乡镇绅民有余者，各以力施赈族党”，可见这次水灾发赈过程中的钱粮有三种来源途径。一是三千贯赈饥余款，这是先前遗留下来的行政支出之盈余，系每年各州县杂项开支剩余部分，陆续解存司库，汇积而成。遇有公事，可由第 期 舒韶雄 高 原：襄阳戊辰郡城救灾记碑疏证 地方支配，州县有时即动用此款办赈。二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筹措的经费，这部分经费，既有襄阳府筹措的，也有外属州县就地筹措的。三是乡镇士绅阶层个人捐纳的善举，用以施赈同族乡党。赈粥经费的筹集开始向民间捐赠倾斜，这是清代后期赈灾逐渐社会化的表现。救荒以政府为主导，但在政府激励倡导下，也会 采 取 一 些 其 他 救 济 形 式 作 为 补 充。戊辰郡城救灾记 中提到以唐时雍、杨春生为代表的官绅作为地方精英在救荒中发挥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以及要求“乡镇绅民有余者，各以力施赈族党”所体现出的民间捐输和慈善的作用，正体现出政府之外补充措施的重要性。“这件事情怎么强调都没个够，只不过两方面的相对比重依时期、地区不同而存在着显著差别。”三、襄阳水灾中各阶层的社会功用戊辰郡城救灾记 中笔墨的主体是以唐时雍、杨春生为代表的官绅阶层，尤以叙述唐时雍在救灾中的表现为最，所以戊辰郡城救灾记 虽有记录历史的作用，但某种程度上可看成是类似于功德碑的纪念性石刻。发生自然灾害，其救荒效果如何，既取决于财政，更取决于吏治。“救荒贵在得人”，好的官员“其于给散之际，必能核出纳之奸，必能杜侵渔之弊。转徙者可望其招徕，抛荒者可望其开垦。故天下无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清实录中有关救荒的上谕、圣训非常多，省、府、州、县各级官员也把灾年救荒作为地方政务的主要内容，所以救灾中官员起主导作用本是理所应当。户部则例 大清会典中还有很多对官吏执行荒政情况带有法律约束的规定，政府也将官员的升迁与执行荒政的情况挂钩，办赈是评估官员政绩、衡量官员能力、确定考核等级的重要标准，因此各级官吏普遍把救荒与个人仕途联系起来，不敢懈怠。同治六年襄阳水灾时，唐时雍任道台之职，从这个层面看，他竭尽心力办赈，是他作为一地长官的职责所在。当饥民扰乱法纪时，唐时雍“乃谕公正士绅承办厂务”，办赈过程中也要求“乡镇绅民有余者，各以力施赈族党”，反映出救灾中地方乡绅在维护社会秩序、扶危济困的作用。传统的中国是乡土社会，“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 家 族 来 担负”。在这种情况下，“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田文镜、李卫钦颁州县事宜待绅士），士绅阶层作为传统的乡村精英，必然在根植于血缘、宗教、民俗基础上的地方社会承担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灾荒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封建社会赋予士绅阶层的独特地位，同时像唐时雍办赈的表现一样，也是他们作为士绅阶层应尽的职责。作为碑文的载体，石刻有其特殊性。巫鸿指出，在中国古代，石与木都被用于丧葬建筑以及其他类型的纪念性建筑，它们不只是纯粹的“自然”材料，而是作为艺术媒介的象征性被赋予了象征的内涵，分别联系着不同的概念。这其中，石头的所有自然属性 坚硬、素朴，尤其是坚实耐久 使其与“永恒”的概念相连。戊辰郡城救灾记 碑作为纪念性石刻的修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德和政治的事件。在碑的制作过程中，首士曾汉洁篆额，邑诸生曾俊撰文，立碑的则是全体绅商士庶，碑文强调的是传统社会的忠君爱民思想和社会准则，撰碑者和立碑者希望他们所赞助的纪念物以“永恒”的象征意义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并“规仿前贤”以之为后世垂范，这是它作为“纪念碑性”的意义所在，也是立碑的目的所在。这篇七百字的碑文大部分笔墨都在细致叙述唐时雍办赈的表现。赈粥时章法有度，办赈过程中“虽贱者之役，不惮以身先之”，对饥民有恻隐之心，“以为吾户族中之矜寡疲癃”“以为吾 姻 娅 中之 外 失 怙、内 失恃”，饥民也对他“呼之为爷”“目之为医”。这些细致描写，充满感情，为我们刻画出一位精于吏治而又爱民如子的救荒良吏形象。作为救灾的直接参与者，这是他们共同经历的情感体验，是“与有荣焉”的自豪，叙说他人办赈功绩，于撰碑者和立碑者而言是一种镜像，石碑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作为载体在映射中成为创造者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们为人们的礼仪和政治活动提供了焦点，存储了人们共同的信仰以及特殊的关怀、抱负、愿望与记忆”。这正是戊辰郡城救灾记 立碑及碑文不惮其烦细致叙说事功者作为的原因。寺院（自然也包括僧侣）在这次救灾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寺庙是僧众修行办道、弘传佛法的场所，灾荒之年则往往临时承担解危济困的社会慈善作用。戊辰郡城救灾记：“设南北二厂，南厂在郡西门外銕佛寺内。”乾隆襄阳府志 卷九 坛庙 有铁佛寺的记载：“铁佛寺，在西门外。寺昉于晋释道安与习居士铸佛像以镇海眼，神钟自鸣。唐贞观中，僧怀赏建寺。明成化中，僧秀峰从讨贼有功，不受赏，官为修此寺以养年。崇祯末毁，佛像以铁铸得存。顺治中重建。今正德、顺治两碑存。”今襄阳古城西门外仍存铁佛寺大殿，笔者曾探访。附近有铁佛寺路和铁佛寺小区，很明显是因铁佛寺而得名。铁佛寺在同治六年襄阳水灾中成为临时粥厂，是实施赈粥措施的载体，为灾民提供就食条件。寺庙在士绅与僧侣的管理下井然有序，“男妇有别，发放有筹”，消除了饥民争夺的积弊，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粥厂与官方赈济有别，粥厂是每天开放的，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分发现成可食的稀粥，因而粥厂必须设置在靠近需要救济的人群的地方。铁佛寺成为南粥厂所在，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铁佛寺的 地 理 优 势。光 绪 襄 阳 府志卷五 古迹“铁佛寺”条注引毛会建 铁佛寺诗并序：“铁佛寺在襄郡西，枕阛阓，面铜鞮，去城里许。相传铁佛寺，兴废不知年。昔以洲为岭，今看海是田。”铁佛寺位于襄阳城西门护城河外，距离府城不远；而且此处原是沙洲，后来汉水水道北移，以此形成陆地，这次水患时它没有被淹。二是自来寺院是信众聚集之所，寺院成为民间救灾的重要力量。三是铁佛寺有特殊的文化意义。铁佛寺的主体建筑铁质释迦牟尼佛是古人为了“镇海眼”以保护百姓不受水灾而建，在当地民众中有特殊意义。四、余论戊辰郡城救灾记 碑作为记录晚清襄阳地区自然灾害及荒政的碑刻文献，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具有一手材料的价值。我们可以藉此了解晚清时期襄阳自然灾害情况、荒政措施及各阶层在救灾活动中充当的角色，它对于救荒过程中的细节书写，在传世文献相关部分的语焉不详之外，为我们从多个层面的细致解读提供了可能。这些细节书写，既让我们得窥士绅阶层在基于血缘、宗教、民俗基础上的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垂范作用，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立碑作为道德和政治事件在古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自觉寄寓着“敬刊金石，长播芬芳”的象征意蕴的。参 考 文 献 朱凤祥 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赵尔巽 清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 清实录：第 册 北京：中华书局，李文海，夏明方 中国荒政全书：第 辑第 卷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杨景仁 筹济编 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一户政十六荒政一 道光六年刻本：魏丕信 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徐建青，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蒋伊 救荒贵得人疏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二户政十七荒政二 道光六年刻本：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北京出版社，：巫鸿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陈锷 襄阳府志 乾隆二十五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 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 左世元）第 期 舒韶雄 高 原：襄阳戊辰郡城救灾记碑疏证 （，；，），；（上接第 页）王玉周 坚定道路自信理直气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前线，（）：本报评论部 筑牢主流摈弃“虚无主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共产党员（河北），（）：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党建研究，（）：（责任编辑 左世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