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机理及机制研究_向达.pdf

第 卷第期牡丹江大学学报V o l N o 年月Jo u r n a lo f M u d a nji a ngU n i v e r s i tyJu l 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国家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法促进五治结合的机理、路径及机制研究”();年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民间法促进武陵山片区五治结合的机理、路径及机制研究”(A );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民族精神视域下德法融合的法律主体建构研究”(X S P Y B C )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向达(),男,湖南保靖人,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理学.马子洲(通讯作者)(),男,陕西安康人,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胡烜墉(),男,湖南吉首人,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机理及机制研究向达马子洲胡烜墉(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法治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由于国家法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其在乡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为民间法弥补国家法的不足提供了广阔空间,应当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为新时期的法治注入新的内涵.“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所肯定的乡村治理路径之一,然而此模式下诸要素之间缺乏明显的位阶关系和凝聚力,其在乡村治理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在“三治结合”基础上进行协同创新,这为“五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出台奠定了基础.重新梳理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以政治作为上位要素进行统合,以智治作为治理体系的支撑,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迫在眉睫.同时在协同治理视域下,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乡村法治人才保障机制为基础,构建乡村法治协同机制,促进乡村法治建设的新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行稳走远保驾护航.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法治;协同创新;“五治结合”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S t u dyo nt h eM e c h a n i z a t i o na n dM e c h a n i s mo fC o l l a b o r a t i v e I n n o v a t i o no fR u r a lR u l eo fL a wu n d e rt h eB a c kgr o u n do fR u r a lR e v i t a l i z a t i o nX I ANGD a MAZ i z h o u HU X u a nyo ngDOI:10.15907/ki.23-1450.2023.07.016(School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iShou University,Jishou Hunan 416000)A b s t r a c t: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eg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Due to the abstractand general nature of national law,it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rule of law is limited,which provides abroad space for civil law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national law,an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lawand civil law should be promoted to inject new connotations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rule of law in the new period.The threesandwich combination rural governance model is one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paths affirmed bythe country.However,this model lacks obvious hierarchical relations and cohesion among various elements,andit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rural governance.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nthe basis of the threesandwich combination,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ive-sandwich combination rural governance model.It is extremely urgent to reorga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nomy,rule by law and rule by virtue,integrate it with politics as its superior factor,and build a new model of rural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ith intelligent governance as the support of governance system.At the same tim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based on the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therural rule of law talent guarantee mechanism,the rural rule of law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to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rural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and to escort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K eyw o r d s: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rule of law;collaborative innovation;fivesandwich combination引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愈发失衡,与之伴随的是乡村与城市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及各自对国家所负担的义务极大不平衡.为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然而因地缘因素,国家对城市和乡村的控制范围及程度差异明显.现代法治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倾向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在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法律规范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习俗 习惯法,逐渐政治制度化发展而来的,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属于非正式规范机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加快,立法的话语权掌握在精英手中,原本应当将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高度抽象概括,希冀能周延之,实际上却是从概念出发,推导出精英认为具有普适性之内容,而后颁布推行至全国.我国在立法中也再也没有开展过类似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民事习惯调查等缩小国家法和民间法差异的举措,城乡之间国家法与民间法并行的状况至今犹存.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强化法治的作用,打破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壁垒,使法治与自治、德治、政治、智治协同发展,这与乡村法治的内在机理、运行机制息息相关.一、乡村法治的现状分析传统中国依靠一种间架性设计,将道德规范作为个体之间的黏合剂,使乡村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鸦片战争后,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知识与制度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完成了近代化到现代化的转变.而乡村地区由于地缘因素的客观原因,现代化尚未完成,进而导致今日之中国城市与乡村存在不同规范并行适用的现状.苏力教授在 送法下乡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所究 中提出: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民族国家建立虽然总体已经完成,但在许多局部地区尚未实现,这至少部分是法治未能或不能在中国真正确立的一个基本制约.结合当前中国乡村法治现状及相关研究,乡村法治的困境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壁垒尚未打破.受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法律领域也出现了分工与合作,法律纠纷解决呈现“格式化”态势,但这种“格式化”主要囿于城市.在偏远的乡村,由于缺乏现代司法资源的供给,文化素质偏低,在产生纠纷以后往往只能依靠传统的习惯解决.乡民们会倾向于做出这样的选择:会竭尽所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国家法的态度,在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就适用;在损害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地规避,以适用民间法.其次,乡村振兴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从宏观层面看,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中国知网数据库的资料显示,有关“乡村振兴”“法律保障”主题的文章约为 篇,凸显了理论界对乡村振兴法律保障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从微观层面看,有关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法律法规在内容上缺乏实效性,不能对乡村振兴中的具体问题做出很好的回应.在基层实践中,出现纠纷适用国家法还是民间法?如何适用?如何保证纠纷裁决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及执行?如何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及运行环境的建构?这些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给出有力的回答.最后,乡村法治治理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的流动主要受市场调节,大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留在基层;而已经就业多年的人员为了追求生活的稳定,也不愿留在基层.且就现今的法学教育而言,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倾向于纯粹理性对现行实证法进行阐释,即便有诸如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实践课程,毕业以后进入工作岗位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方能胜任.而在基层,接受法学教育的科班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会觉得自己所学无用武之地:一来基层的案件比较琐碎;二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具有地方性,与所学存在差距.二、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机理 年西德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协同学,此后协同学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协同治理是多元主体基于目标的一致性、相互信任和功能互补上而形成的协商式合作关系,在结构塑造基础上能产生整体治理效应,从而使治理提质增效.而传统“三治结合”模式中没有一个要素能对其他要素予以统合,要素之间缺乏明显的位阶关系,易导致“三治结合”诸要素出现冲突.此外,在协同学视域下为有效提升乡村法治的治理质效,应当引入智治,为其他要素的融合提供支撑,“五治结合”,共同促进乡村法治建设.(一)协同学视域下的乡村法治构建“五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对传统“三治结合”模式的解构和创新,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有其实践和理论自觉,在治理过程中演化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不同子系统,但各系统缺乏主导的核心,序参数难以达到阈值,需要外部的助推使其蜕变,从旧的有序状态转变为新的有序状态.在协同治理的视域下,需要一个上位要素 政治 对自治、法治、德治等子系统进行统合,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自秦朝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后,在地方治理中废分封制而行郡县制,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对基层治理的基本格局.历史证明,治理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依靠地方自治有极大的缺陷,只有强化中央的集中政治领导方能有效.自 年以来,我国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党委领导,人大表决,政府执行,政协参政议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因此,在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中应当由政治对诸要素加以统合,成为“五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序参数.在协同治理视域下,不仅要重视支配原理的作用,还需要发挥自组织原理的作用,二者互相协同方能建构新的宏观结构.具体而言,在意识层面应当引入智治,构建乡村治理一体化.阿比吉特巴纳吉(A b h i j i tB a n e r j e e)、埃斯特迪弗洛(E s t h e rD u f l o)和迈克尔克雷默(M i c h a e lK r e m e r)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现象进行了研究,将贫穷的本质概括为: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容易相信错误的事情;穷人面对更多的压力,更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穷人对未来存在悲观预期,就不会拥抱扶贫政策;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极度欠缺;社会和政府制定策略只站在自身角度考虑,没有切合实际.可见,要实现脱贫首先要转变观念.乡村治理一体化就是要打破学科界限,以法学学科为主导,同时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研究范式等首先转变治理观念,进而影响被治理者的观念,增强被治理者的自治能力,提高自治组织的治理水平,同时为其他子系统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减少子系统之间的冲突,提高治理效率.此外,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村干部既要发挥好政治代表的作用,居中协调各子系统的运作,也要沟通国家法与民间法,促进民间法向共同规则转变.协同治理是一种集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协同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各种行为体都认可的行动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自组织即民间法迈向新的规则之际,其与国家法所产生的矛盾冲突需要村干部加以协调,只要能够适应特定乡村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建设,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民间法都应当予以保留.法律的生命源于经验,在两种不同规范交互的过程中,互相博弈的过程就是一个新的地区共同规则的产生、适用过程,用根植于斯的本土规范治理这片土地,方能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赢.协同治理既是寻求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也是制度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保持耐性,给予它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二)乡村法治的内涵法的作用不外乎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而解决纠纷也可理解为对原有社会关系的恢复,平衡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随着时代的变化,应当对法治作更为宽泛的解释,“法”不能再囿于片面的国家制定法的理解.对于乡村治理来说,这就要求平衡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国家制定法一般立足于宏观层面,反映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民间法反映特定乡村地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同地区的民间法,其内容、形式和精神各不相同.基于乡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差距,国家制定法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可能并不符合乡村地区所需,由此就可能导致国家制定法在乡村法治的微观层面出现失灵.有学者在研究乡村法治存在的问题时认为作为治理主体的乡民法治意识不强,乡村缺乏现代法治的环境.笔者认为此论断是基于现代法治的内涵与外延做出的.试想,如果乡村的社会秩序不是在规则的维系下井然有序又是依赖什么呢?国家法是近代以来西方的舶来品,并非中国本土所生发的法治资源,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家国一体的格局下是民间法充当了大量的纠纷解决依据,古代国家法也是从民间法发展而来的,二者的根基是相同的.因此,在当代中国,乡民的法治意识依然是存在的,法治所需要的环境也是具备的,只是法治应当有更深刻的理解.乡村法治应当由“依法治理”转向“规则治理”,即能够适应特定乡村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建设,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在长期的人民生产生活的交互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社会规范,国家都应当予以认可,并给予制度保障,由此缩小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打破二者间的壁垒.(三)政治对乡村法治的统合“三治结合”模式强调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秩序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的精神支撑.但是这一模式中没有一个要素能够统合其他要素,三个要素之间没有明显的位阶关系,法治的定位不明,一旦某一个要素缺位或不完善,则整个治理体系都将陷入困境.这也就导致这一模式缺乏有效沟通的话语机制,当法治与其他要素进行之间出现冲突,没有哪个要素能居中调节,不能进行有效的价值评判.因此,体系的建构需要一个上位要素进行统合,政治呼之欲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在当代,政治更多表现为政党政治,法与政治的关系尤其表现为法治与执政党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年 宪法 修正案在总纲第条第款写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首次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这是党的领导在宏观层面的要求.在微观层面,如何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需要将其具体化 村支书、村干部、基层党员.在乡村地区,司法的供给是有限的,出现纠纷大多是基层组织首先处理,村干部是调和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的关键人物.前已述及乡村法治应当转向规则治理,首先,村干部具备党员的身份,在政治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其次,村干部是现代法治的知晓者、遵守者和传播者;最后,作为在乡村共同体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一员,村干部对该地区的民间法也是通晓的.村干部有知识、有能力也有威望对纠纷做出裁决,由此缓和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宣扬了现代法治的理念,有助于乡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如果担心村干部存在徇私枉法的行为,对外的司法救济、对内的党纪党规的威慑和惩罚则是兜底的“防火墙”.由此,政治的统合作用得到实现,既克服了传统“三治结合”模式的缺陷,又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基层的领导,提升了“五治结合”的治理质效.(四)乡村法治的智治融入所谓智治,不仅意味着物质层面的技术支持,还指观念上的进化与支持,只有发挥好科技与智力优势,因地制宜构建本地区的治理模式,才能使一种模式能够作为一种制度具有长期的生命力.在物质层面,时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科技繁荣发展,既引发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也为法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智能社会的迅速到来使得我国出现了“治理赤字”的现象,即现行的治理体系、治理规则、治理能力、治理技术已不能有效应对现代智能科技的全方位挑战.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一直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壁垒问题有望解决.详言之,在清末及民国法制转型时期,其时的中央政府效法德国,搜集调查全国各地的民商事习惯,试图在修订 民法典 的过程中将此种本土资源加以转化吸收,但在当时科技与交通不发达的背景下,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以至于此后我国再未组织起如此规模庞大的民间习惯法调查活动.当下智能科技的发展使得此种调查可以实现,并较之以往能更精准地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对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分析比较将变得更为方便,对民间法的整理也将更加系统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而在“治理赤字”背景下发现新的民间法规则,使之得以重生并得到正当的适用,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法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适用更贴合乡村地区的民间法将更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乡村秩序,提升法治的向心力,为乡村治理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在理论层面,要实现乡村治理一体化必须打破学科界限,以法学学科为主导,同时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研究范式等,共同为乡村治理体系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以法学为主导,要求以不违反国家法和乡村地区民间法,不损害特定地区公序良俗为底线,发挥法学的制度优势,促进乡村治理规范的设立,运用法律关系的范式合理分配权利与义务,为乡村地区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再者,运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非法学学科知识,分析特定地区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区位优势等,为政治产品提供指引,促进法治、德治、自治的结合,为乡村治理规范的制定、乡村振兴的发展规划提供原材料.如此,乡村治理体系才能作为一种自洽的制度合理存在.通过乡村治理一体化所确立的制度影响特定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性、思维方式,对其进行族群性格演化,使得规范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乡村法治化水平.三、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路径(一)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根据费孝通先生的描述,乡土社会中的乡民是十分厌讼的,而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满足人们的司法诉求,有效化解矛盾纠纷,降低纠纷的发生率,这是乡村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司法服务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数量是有限的,倘若纠纷的解决都要依赖司法机关,必然导致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和处理效率的下降.因此,应当引入诉源治理机制,以降低纠纷发生率,同时利用非诉讼方式有效化解纠纷,提高治理效率.所谓诉源治理,是指社会个体及各种机构对纠纷的预防化解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方式和方法,使潜在纠纷和已出现纠纷的当事人相关利益和冲突得以调和,进而减少诉讼性纠纷,并且采取联合行动所持续的过程.其目的是更好地、多元化地解决纠纷,节约司法资源.在乡村社会流变的过程中,国家制定法无法迅速契合原有的乡村社会,因此应当重视和发挥“地方性知识”在诉源治理中的作用.具体来说,乡村诉源治理需注意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第一,民间法是根植于乡村地区特有的产物,在特定地区共同生活的乡民对其有法的确信,可以在调解时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规范的一项功能就是使人民对未来的生活具有预测可能性,利用民间法作为裁判依据,既可以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也不会使其丧失预测可能性,还能提高双方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满意度,有效降低纠纷的再发性,最大限度地处理好双方的社会关系.此外,现代社会更多利用司法解决纠纷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交易方的不特定,交易机遇和对象的众多,从而交易可以是而且往往是一次性的.而在乡村地区交易对象往往是特定的、长期的,利用司法解决纠纷可能会破坏这种交易关系,甚至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利用民间法解决纠纷能够有效维护双方的社会关系,这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第二,村干部也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村干部可以说是乡村地区的“领袖”,他当选为村干部是众望所归.因此,在诉源治理中,村干部虽不具有司法人员的身份,但有熟悉乡土风情的优势,他可以使用一些非司法的行为方式处理纠纷,利用自己的“领袖”魅力劝导当事人,甚至为当事人作出实体权利的处分等等,替双方化解矛盾,使纠纷不必上移至司法机构.作为乡村地区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之一,村干部对人情、风俗习惯、解决纠纷的正式机制的理解是充足的,其有能力对纠纷作出裁决.村干部作为乡村的“领袖”,他需要村民的肯定和配合,如果处理的不合民意,其他人会用其他的方式作出属于他们的抗争,村干部会因此丧失威信,甚至村民会排斥他作为生活共同体的一员.即使村干部“枉法裁判”,也会有诸如党纪党规、国家制定法等正式机制对其作出处理.第三,古代中国基层的治理大多依赖乡贤或乡绅,大多数纠纷都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或乡贤解决的,他们相较于其他生活共同体成员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这就使得纠纷的解决能保证一定的质量.而在现代中国,虽然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调整,但在乡村地区,传统熟人社会的结构并没有完全改变.在 年月召开的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因此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乡贤能在诉源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具有的情感认同、价值引领、荣誉认可、教育涵养的作用,对传播规范理念,预防纠纷的产生,化解潜在的纠纷具有重要作用.(二)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人才保障机制乡村治理一体化以法学为主导,法律人才是基层有效治理的关键.现如今国内法学生的培养模式大多借鉴了德国的培养模式,通过法教义学对现行实证法的阐释学习各部门法.法教义学以国家制定法为阐释对象,其立足于现代的工商社会和都市生活,带有一种普适性倾向,而民间法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征,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必然造成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在实务中与不谙法律的人沟通时容易出现隔阂,沟通的双方存在两种不同的话语机制,造成沟通效率的低下.因此,需要在法学生的培养中引入与法学相关的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的法治人才,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注意引入中国传统法治资源,进而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对民间法有更多的共情,更理解“地方性知识”的存在,做国家法与民间法沟通的桥梁,克服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沟通不畅问题,提高治理效率.虽然不能希冀完全依靠法学教育达至法律地方性知识的自觉,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播下这颗种子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不仅需要学习和实践法教义学阐释的知识,更要深入基层、深入乡村,在实践中感知乡村地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资源,必须回应乡土社会的需要.法律是务实的、世俗的,是要解决具体问题的,一味地依赖固定的范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以偶在现象为研究对象,自身亦不免沦为偶在”.要实现制度的长青,乡村治理一体化的建构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四、结语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需要多元协同治理,共同努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以政治为引领,统筹法治、自治、德治,以智治为支撑,促进乡村治理一体化的“五治结合”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五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必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添砖加瓦.参考文献:马子洲,向达乡村振兴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以民间法为视角J南方论刊,():苏力送法下乡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M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向达多元协同视域下的五治结合:渊源、意涵及实现路径J民间法,():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北 京: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张文显构建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J东方法学,():郭彦内外并举全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N法制日报,()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J理论探讨,():JH冯基尔希曼,赵阳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 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J比较法研究,():(上接第 页)叙述者将穆勒老妈在某种意义上男性化,表明穆勒老妈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并非是父权制的维护者.学界忽略了 假日 中情节发展背后隐性的叙事进程,所以片面理解作品的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如果我们能着意挖掘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我们就能重新认识波特的相关作品,发现波特笔下的新世界.参考文献:D e M o u y,J KK a t h e r i n eA n n eP o r t e rsW o m e n:T h eE y eo f H e rF i c t i o nM A u s t i n:U n i v e r s i t yo fT e x a sP r e s s,G r a y,ERD e a t h a n d K a t h e r i n eA n n eP o r t e r:AR e a d i n go f t h eL o n gS t o r i e sD P h D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O k l a h o m aS t a t eU n i v e r s i t y,P o r t e r,K AT h eC o l l e c t e dS t o r i e so fK a t h e r i n eA n n eP o r t e rM N e wY o r k:H a r v e s tB o o k s,S t o u t,J PK a t h e r i n eA n n eP o r t e r:AS e n s eo ft h eT i m e sM C h a r l o t t e s v i l l e:U n i v e r s i t yP r e s so fV i r g i n i a,T i t u s,MT h e Am b i v a l e n tA r to fK a t h e r i n eA n n eP o r t e rM A t h e n s:U n i v e r s i t yo fG e o r g i aP r e s s,U n r u e,DHT r u t ha n dv i s i o ni nK a t h e r i n e A n n e P o r t e rs f i c t i o nM A t h e n s:U n i v e r s i t yo fG e o r g i aP r e s s,段枫如何正确理解“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申丹教授访谈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凯瑟琳安波特凯瑟琳安波特中短篇小说全集M鹿金,王家湘,等译校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申丹西方文论关键词 隐性进程J外国文学,():申丹“隐性进程”的独特性和其要求的叙事理论拓展J叙事研究,():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申丹“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J外国文学,():王喆女性主义视角下的 假日 J牡丹江大学学报,():魏懿 假日:女作家的自我追寻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许兰娟凯瑟琳安波特小说的叙事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