籼稻中国起源说质疑_罗振江.pdf

籼稻中国起源说质疑罗振江摘要 以往学者通常认为籼稻系我国原产，有着长期的栽培史，但近些年来考古学、遗传学的研究揭示出一些与籼稻中国起源论相悖的事实。而且，通过考察“粳”“籼”之名实、文献中所反映的水稻熟期特征，可以肯定籼稻在中国的栽培与唐代中后期占城稻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宋以前，籼为粳之异名，晚粳稻在南方占主流地位;晚唐以降，籼稻兴起，并且逐渐在南方占据优势地位，籼也逐渐成为籼稻的专名。关键词 籼稻起源粳与籼占城稻蝉鸣稻Abstract:In the past，scholars believed that indica rice was native to China and had a longhistory of cultivation However，some recent archaeological and genetic studies reveal that indicarice was not originated from China Moreover，by studying the name and nature of jing(粳，ja-ponica)and xian(籼，indica)，as well as the records about the features of rice maturity in his-torical documents，it is certain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indica rice in China was closely related tothe introduction of Champa ric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Before the Song Dynasty，xian(籼)was a synonym for jing(粳)，and the late japonica rice was the main type of rice inSouthern China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indica rice became popular and gradually took theplace of japonica rice in Southern China Since then，xian has become the proper name for indicariceKeywords:Origin of Indica ice;Jing and Xian;Champa ice;Chanming ice*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CZS076)阶段性成果。46DOI:10.16674/35-1066/u.2022.04.011一、缘起:考古学与遗传学的新发现一般认为，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 L.)，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水稻有两个亚种，分别是粳稻(Oryza sativa L.subsp.japonica Kato)和籼稻(Oryza sativa L.subsp.indica Kato)，这两者都是由日本学者加藤茂包于 1928 年首先以现代植物学命名法予以命名的。加藤氏称粳稻为“日本亚种(ja-ponica)”，籼稻为“印度亚种(indica)”，从而助长了当时国际学术界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观念。1 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先生经过长期深入研究，提出水稻起源的新观点。他主张粳稻与籼稻皆起源于中国，是在不同自然条件下分化出来的两种“气候生态型”，其中籼稻与野生稻更为类似，属栽培稻种的基本型。2 他还认为，魏晋以后，南方栽培稻种主要为籼稻。3 1973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地层年代距今约七千年)出土大量炭化稻谷，农史专家游修龄鉴定后认为是栽培种籼稻。4 这一重要发现进一步佐证了丁颖先生的观点，使得水稻中国起源论在国内成为主流。以往受技术条件限制，学者在判定史前遗址出土炭化稻谷的籼粳属性时，通常采用的是粒形判别法。例如游修龄先生依据自己提出的籼粳判别标准(粳稻长宽比一般在 2 以下，约为 1.62.3;籼稻长宽比一般在 2 以上，约 23)，判定河姆渡遗址所出土的是籼稻。但事实上粒形判别法的主观性较大，准确率很不理想，在日本学者以正常稻米为样本的实验中，仅将长宽比作为判定条件，其正确率只有 60%左右。5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古学家逐渐摒弃了传统的粒形判别法，开发出若干种准确度更高的粳籼判定技术。借助这些先进技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与水稻中国起源论相悖的事实。例如，王才林、汤陵华、佐藤洋一郎、藤原宏志、张文绪、顾海滨等诸多学者通过分析古土壤中残留水稻扇形植硅体(蛋白石)的形态来判别史前稻谷的籼粳属性，结果发现，大部分考古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属于粳稻或向粳稻的方向演化。还有学者使用扫描电镜观察水稻稃表面双峰型植硅体形态，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6 另外，汤陵华等人分析了江苏草鞋山遗址的水稻叶绿体 DNA，7 56籼稻中国起源说质疑1 2 3 4 5 6 7 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载 作物学报1979 年第 3 期，第 3 页。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丁颖稻作论文选集编辑组编: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 年，第 2537 页。丁颖: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现在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载 丁颖稻作论文选集，第4972 页。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载 文物1976 年第 8 期，第 2021 页。Hiroko Morishima and HikoIchi Oka，“Phylogenetic Differentiation of Cultivated ice，XXII.Numerical Evaluation ofthe IndicaJaponica Differentiation”，Breed，1981，31(4)，pp.402413.马永超、靳桂云、杨晓燕:水稻遗存的判定及相关问题研究进展，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 14 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31157 页。汤陵华、日 佐藤洋一郎、日 宇田津彻朗等:中国草鞋山遗址古代稻种类型，载 江苏农业学报1995 年第 4 期，第 193197 页。樊龙江等人提取了田螺山遗址、江西新干战国粮仓、浙江湖州唐文化层的水稻 DNA，1 也证明这几处都是粳稻。史前稻作遗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籼稻特征，却向着粳稻的方向演化，这一新发现与丁颖先生提出的籼稻属栽培稻种基本型的观点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无独有偶，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与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遗传学家在水稻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也取得重大突破。2012 年，由中科院黄学辉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收集了来自 446 个地区的普通野生稻，同时还选取了 1083 种粳稻、籼稻样本，使用 SNP(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技术建立了水稻的基因变异图谱，以此探究水稻的起源。其研究结果表明亚洲栽培稻起源于我国华南珠江中游地区，在这里普通野生稻首先被驯化为粳稻，籼稻则形成于东南亚、南亚地区，系最初的栽培种粳稻与当地野生稻杂交而成。2 2018 年，以中国农业科学院王文生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同样采用 SNP 标记技术，进一步提高分析精度，并将水稻样本量扩充到 3010 份。研究结果再次肯定大部分籼稻含有与粳稻相同的表征人工选择过程的基因序列，从而证明籼稻的形成与粳稻有深厚的渊源，但同时也指出一部分籼稻包含粳稻所不具备的可以指示人工驯化的基因，暗示籼稻有其独立的驯化过程。综合而言，他们认为亚洲栽培稻是多地独立起源的，粳稻起源于中国，籼稻起源于印度。3 考古学者和遗传学家新近的研究成果，都对丁颖先生提出的水稻中国起源论，尤其是籼稻原产中国的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这促使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深入反思。因此，笔者不揣谫陋，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国籼稻来源问题的研究作一番检讨，以加深学界对于此问题的认识。二、“粳”“籼”名实考由于古代有重视名物训诂的传统，因此要考察某种作物的源流，字书、韵书是极重要的材料，丁颖和游修龄先生在探讨籼稻起源时也是由此着手的，因此之故，笔者首先从训诂学的角度出发，对涉及籼稻起源的汉字作一系统梳理。在古汉语中“粳”“籼”这两个汉字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尚未发现，4 相对而言“粳”字稍早，出土于西北的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的竹简中即已出现，写作，大湾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则写作。5 在东汉前期，“秔”可用作水稻之总名，并非仅用来指称今日之粳稻，这一点，游修龄先生已经指出，6 笔者近来亦发现一确切书证。在 汉书中“秔”“稻”两字连用时，不但可66海交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1 2 3 4 5 6 樊龙江、桂毅杰、郑云飞等:河姆渡古稻 DNA 提取及其序列分析，载 科学通报2011 年 Z2 期，第2402 页。Xuehui Huang，Nori Kurata，Xinghua Wei，et al.“A Map of ice Genome Variation eveals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ice”，Nature，2012，490，pp.497501.Wensheng Wang，amil Mauleon，Zhiqiang Hu，et al.“Genomic Variation in 3，010 Diverse Accessions of AsianCultivated ice”，Nature，2018，557，pp.4349.秔、稉、粇、等字，现在都简化为粳，秈、粞则简化为籼，为保持原貌，引用时不作简化。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 472 页。游修龄、曾雄生著: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2 页。以说“秔稻”，1 或者“稉稻”，2 还可以称“稻秔”。3 这就说明“秔”和“稻”在当时是同义词，同时出现时顺序可以不拘，倘若秔专指粳稻，那“稻秔”的说法就明显不合情理。至后世，“秔”通常不再用作稻谷总名，因此唐颜师古注 汉书，于“稻秔”下出注曰:“稻，有芒之谷总称也。秔，其不黏者也。”4 实际上“秔”字字义的缩小，不是到唐代才发生的，在许慎的时代，“秔”已经演变为稻的下级概念，因此 说文解字云:“粇，稻属”，5 明确指出粇是稻的子集。需要注意的是，这时与秔相对的并不是籼，而是糯，故三国魏李登撰 声类，更进一步称秔乃是“不黏稻也”6。玉篇云:“秔，古衡切，秔稻也。”7 宋初成书的 广韵亦云“秔，秔稻”，8 稍晚的 集韵则同于 说文，云“稻属”。9 总之，东汉以后，“秔”主要指不黏稻，亦即饭食之稻，是与糯稻(通常用来制糕、酿酒)，而不是籼稻相对的概念存在的，几乎不再用作稻的总名，上文所引颜师古对 汉书的注解就是很好的例证。至于“秈”，日本学者加藤繁提出西汉时已有此字，10后来丁颖、何炳棣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11这些学者的理由是北宋成书的 集韵和 类篇引扬雄 方言曰:“江南呼粳为秈”。游修龄先生对此说持怀疑态度，理由是:第一，今本 方言中没有这条记载;第二，在宋以前的文献中也没有这种说法出自 方言的证据。12游先生的质疑是很有见地的，因为笔者经过考察发现，类篇和 集韵的编撰者很可能是在参考唐代字书时疏于考索，造成误会。唐初僧人玄应所编 一切经音义曰:“江南呼粳为秈，音仙，方言也”，13中唐僧人慧琳所编的同名字书亦沿袭此说。14但玄应与慧琳所谓“方言”并不是书名(即汉代扬雄所撰之 方言)，而是用它的字面义，即这是一种地方性称呼。倘若玄应、慧琳二人所见之 方言中确有此条目，当作“方言(云)江南呼粳为秈”，以示此条引自扬雄 方言。事实上两部书中多次引用 方言，大都是这种体例，“方言也”这种表述则甚为少见。后一种用法两人书中还各有一处，76籼稻中国起源说质疑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 汉 班固:汉书卷 29，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695 页。汉 班固:汉书卷 87 下，扬雄传下，第 3564 页。汉 班固:汉书卷 65，东方朔传，第 2847 页。汉 班固:汉书卷 65，东方朔传，第 2848 页。汉 许慎:说文解字卷 7，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28 页。唐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 4，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81 页。南朝梁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74 页。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第 184 页。赵振铎校:集韵校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年，第 484 页。日 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168 页丁颖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1 年，第 22 页;何炳棣著，谢天祯译: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载 农业考古1990 年第 1 期，第 120 页。游修龄、曾雄生著:中国稻作文化史，第 5253 页 唐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 22，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第 446 页。唐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48，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342 页。在解释“菸”字时，玄应曰:“关西言萎，关东云蔫，江南亦言，方言也”，1 慧琳书同。2 同样地，此条记载亦不见于今本 方言，这也证明“方言也”的意思不是说它出自扬雄所撰的方言。宋代丁度等人编撰 集韵，很可能在参考玄应的作品时(慧琳书宋朝不传)，未加留意，将此方言误作彼方言，致酿成此错。至于 类篇，此书主要以 集韵为底本编成，对此未加订正也不足为怪。实际上在三国时期，“秈”才第一次出现。魏张揖撰 广雅，称:“秈，也”，3 李登声类云:“江南呼粳为秈”。4 游修龄先生主张籼稻自古就有，因此，他认为 广雅中的“秈”自然是籼稻，而“”乃是稻的总称。不过，我们注意到宋以前字书、韵书中秔与秈常常互训，如故宫博物院藏唐王仁煦 刊谬补缺切韵(王二)曰:“秈，秔稻”，5 日僧空海据顾野王玉篇编成 篆隶万象名义，曰:“秈，息延反，秔”，6 今本 玉篇亦称:“秈，息延切，秔稻也”。7 这几部字书都训秈为秔。训秔为秈的也有，如慧琳 一切经音义释“秔”时引唐人张戬所撰 考声曰:“秈稻也”。8 这些材料表明秔即是秈，秈即是秔，二者名异实同。退一步讲，即使按照游先生的观点，认为这里的“秔”仍为稻之总名，这也不能证明秈秔有别，更不能证明这里的“秈”就是籼稻。因为倘若张揖已经认识到秈与秔不是同物异名，而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实质区别，那他就没有道理将二者混为一谈，说出“秈，也”这样容易引发误会的话。值得一提的是宋初成书的 广韵释“秔”为秔稻，又释“秈”为秈稻。表面上看这似乎暗示在宋初，秔与秈已经出现分化，实则不然。证据有二:第一，广韵本于唐 切韵 唐韵，今日所见几种 切韵残本中“秈稻”有作“秔稻”者。9 第二，因为在宋初时秈秔仍无差别，因此，无论是释为“秈稻”还是“秔稻”都是正确的。这一点有书为证，建德周氏藏宋刊本 玉篇释“秔”曰:“秔，古衡切，秔稻、籼稻也”，释“秈”曰:“秈，息延切，秔稻，亦曰秈”，10足证宋初秔与秈仍无分别。南宋时，罗愿才第一次明确指出秔与秈有别，其所撰 尔雅翼云:“又有一种曰秈，比于稉小而尤不黏。其种甚早，今人号秈为早稻，粳为晚稻。”11另外，说文中没有收录“秈”字，但收了“稴”，释曰:“稻不黏者”。12“秔”和“稴”是什么关系，许慎没有说明，但段玉裁却肯定“稴”即籼稻。13实际上段玉裁是受清代南方稻种86海交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 唐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 17，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第 365 页。唐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70，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第 1731 页。清 王念孙著，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卷 10 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31 页。唐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 4，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第 81 页。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454 页。日 释空海编:篆隶万象名义，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50 页。南朝梁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第 74 页。唐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44，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第 1268 页。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第 137 页。南朝梁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卷 15，禾部二百九十四 ，四部丛刊初编第 16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年影印本。宋 罗愿撰，石云孙校点:尔雅翼，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第 4 页。汉 许慎:说文解字卷 7，第 228 页。汉 许慎撰，清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篇 7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323 页。有粳有籼的常识影响，以为自古以来籼稻即在南方种植。然而这种论断在前代文献中找不到依据，很难采信。游修龄先生也指出所谓不黏者既可以是籼种，也可以是粳种，1 所以，认为“稴”就是籼稻显然不能令人信服。总而言之，从文字方面的证据来看，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在宋代以前，秈秔无别，都指的是粳稻，至宋代，“秈”才用来指代另一类与粳稻不同的水稻。三、水稻熟期考察本节主要讨论宋代以前水稻的收获期，至于它与籼稻起源问题的关系将在后面揭示。据汉代及以前文献记载水稻的成熟期大都在秋末冬初。如 诗经豳风七月曰:“十月获稻”;2 仪礼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郑玄注曰:“稻始熟也”;3 蔡邕月令章句称季秋九月熟者为“半夏稻”。4 东汉以来，文献中出现了一些成熟期很早的品种，齐民要术引东汉杨孚 异物志曰:“稻一岁夏冬再种，出交趾”，5 另引 广志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稻。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有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稻大而且长。米半寸。出益州。”6 通常认为 广志所记载的这些八月以前即可收刈的早熟稻种分布有限，主要应该是在岭南或者云南等低纬度地区，7 在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应属罕见。也有一些农史学者及经济史家因为南北朝至隋唐时“蝉鸣稻”这一名词在文学作品中屡次出现，以此认定 广志中的蝉鸣稻等早熟稻种在长江流域，乃至黄河以南地区的分布较为广泛。8 论证蝉鸣稻曾分布在淮河以北的学者多举庾肩吾的文章为例，其所撰 谢东宫赉米启中称:“滍水鸣蝉，香闻七里;琼山合颖，租归十县。”9 说者以为“滍水鸣蝉”一句是滍水(流经今河南鲁山、叶县一带)流域种植蝉鸣稻的确证，但事实恐非如此。“滍水鸣蝉，香闻七里”一句化用三个典故，其一出自张衡 南都赋 :“若其厨膳，则有滍皋香秔”，李善注曰:“滍皋，滍水之泽也”。10其二即 广志中的蝉鸣稻。其三出自魏文帝曹丕 与朝臣书，文中称:“江表唯96籼稻中国起源说质疑1 2 3 4 5 6 7 8 9 10游修龄:稻作文字考，载 稻作史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 年，第 209 页。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413 页。清 孙希旦撰，王星贤、沈啸寰点校:礼记集解卷 17，月令第六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83 页。宋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 839，百谷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3751 页。北魏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卷 10 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 694 页。北魏 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卷 2，水稻第十一，第 136 页。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载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62 页。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年，第 192 页;王利华: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年，第 173 页。唐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 72，食物部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245 页。南朝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卷 4，南都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55 页。长沙名有好米，何时此(比)新成粳稻邪?上风炊之，五里闻香”。1“琼山合颖，租归十县”一句也用了三个典故，第一，李善注 七命 “琼山之禾”云:“琼山禾，即昆仑山之木禾。山海经曰:昆仑之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2 第二，晋人吕会引 瑞应图称“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苗同颖谓之嘉禾”，3 此即“合颖”之典。第三，汉世太子食汤沐邑十县，4 故用“十县”代指太子。庾肩吾著文追求辞藻华丽、音律和谐，因此故意不用稻、禾等平实字眼，而用“鸣蝉”“合颖”等词汇加以代替，一来点明受赐之物，二来借典故中的珍好之物表达自己得宠的欣喜，以此奉承赐予者。至于受赐之米是否出自滍水，滍水所植之稻是否为蝉鸣稻，对庾肩吾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类似的例子在庾肩吾的文章中还有许多，下面再举数例:睢阳东苑，子围三尺;新丰箭谷，枝悬六斤。5 上林紫水，杂蕰藻而俱浮;云梦清池，间芙蓉而外发。6 丹徒故苑，岁绵长而不见;岷山虽植，路重阻而来难。7 上述诸篇与 谢东宫赉米启十分相似，赐物之名文内绝不出现，皆用典故替代，这就是庾氏的行文特点。若谓所赐之米必来自滍水、琼山，所赐之梨必产自睢阳、新丰，所得之菱必出自上林、云梦，显然是望文生义。总而言之，庾肩吾文章以形式华美为鹄的，谢东宫赉米启所用的“鸣蝉”，只是取其为稻名，学者以此证明当时江淮地区有蝉鸣稻，并不妥当。除庾肩吾外，其子庾信的诗中也有“蝉鸣稻”，摘录其诗如下:兴云榆荚晚，烧薙杏花初。滮池侵黍稷，谷水播菑畬。六月蝉鸣稻，千金龙骨渠。含风摇古度，防露动林於。8 此诗为 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之一，大概是 554 年冬在长安时所作。是年夏庾信奉命出使西魏，恰值西魏进攻江陵，遂被拘而不遣。9 此诗之“蝉鸣稻”不能指实为 广志中的同名早熟品种，因为 广志中的蝉鸣稻七月熟，若移栽至北方，其成熟期只会更晚，不会提前至六月。因此，以庾信此诗证明当时北方有早熟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仔细玩味庾信文意，“蝉鸣稻”一语中似以蝉鸣代指暑热，谓六月稻田需水，龙骨渠灌溉之利甚大，而未必就是 广志中的蝉鸣稻。此外，梁简文帝萧纲的 七励中也有“蝉鸣秋稻”的句子，但明确提出文中所列是“九州珍杂”，10因此，我们不知道“蝉鸣秋稻”的产地，自然也无从推测蝉鸣稻的分布。07海交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1 2 3 4 5 6 7 8 9 10 唐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 85，百谷部秔，第 1449 页。南朝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文选卷 35，七命，第 1608 页。南朝梁 沈约:宋书卷 34，五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007 页。南朝梁 沈约:宋书卷 40，百官下，第 1253 页。唐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 86，果部上梨，第 1475 页。唐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 82，草部下菱，第 1406 页。唐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 87，果部下林檎，第 1490 页。北周 庾信撰，清 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卷 4，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十首之六，第334 页。鲁同群:庾信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0、341 页。清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3014 页。“蝉鸣稻”在唐代诗文中亦屡次出现，有学者认为骆宾王所作 在江南赠宋五之问中“蝉鸣稻叶秋，雁起芦花晚”一句即写蝉鸣稻。1 事实上此诗中的“蝉鸣”与“稻”之间应断开，“蝉鸣”并不是“稻”的定语，而是写动作，与“雁起”对仗，“稻叶”与“芦花”相对，不可将这里的“蝉鸣稻”理解为水稻品种。与此类似的还有孟浩然 荆门上张丞相诗中“始慰蝉鸣稻，俄看雪间梅”一句，也被某些学者用来证明唐时蝉鸣稻在长江流域广泛种植。2 实际上这里的“蝉鸣”与骆诗相同，即用其本义，非稻之名，揣摩诗义即明。而且这首诗另有多个版本作“蝉鸣柳”，而非“蝉鸣稻”，3 这也在暗示我们这里的“蝉鸣”二字并非稻名。至于唐张鷟所著传奇小说 游仙窟中“城南雀噪之禾，江上蝉鸣之稻”一句，4 乃是化用王维的“雀喧禾黍熟”，以及 广志中蝉鸣稻蝉鸣乃熟两个典故。此篇的蝉鸣稻虽的确是指 广志中的蝉鸣稻，但 游仙窟是传奇，其中虚构、移植之处甚多，况这里用“雀噪”“蝉鸣”显然是为了取得对仗的效果，并不能当作史料来用。根据以上对南北朝及隋唐文献中所谓“蝉鸣稻”的分析，可以发现，它多出现在文人铺陈辞藻、抒写胸臆的诗文中，几乎没有在当时的史书、地志、诏令、奏疏中留下痕迹，因此笔者认为广志中的蝉鸣稻可能只在岭南部分地区有种植，不曾在长江流域有较大规模的分布，文献中的蝉鸣稻大多时候可能只是作为一种意象存在。除蝉鸣稻外，唐代文献中还有不少“早稻”“早禾”，如白居易诗中有“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5“早禾黄错落，晚稻绿扶疏”，6“绿科秧早稻，紫笋拆新芦”等句子，7 陆龟蒙诗亦云“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8 有些学者不辨名实，将上述诗句中的“早稻”“早禾”理解为现代语境中的早稻，9 实属误会。所谓“碧毯线头抽早稻”“绿科秧早稻”都是白居易春天所写的诗句，可能是作者见此处水稻出苗或者插秧较别处为早，即在诗中以早稻名之。诗中并没有说明这些“早稻”何时可获，我们又岂能贸然断定它们就是六七月即可成熟的早稻呢?至于“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中的“早稻”也并非现代意义中的早稻。因为此诗后云“凶年是物即为灾，百阵野凫千穴鼠”。这是说“早稻”尚未收获，即遭野鸭、田鼠摧残，损失惨重。陆龟蒙另有 禽暴 记稻鼠二文，详细讲述当年稻田遭受野鸭和田鼠侵害的事实，17籼稻中国起源说质疑1 2 3 4 5 6 7 8 9 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 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载 历史研究2002 年第 5期，第 16 页。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 192 页。唐 孟浩然著，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卷上，荆门上张丞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83 页。程国斌注评:唐宋传奇，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年，第 24 页。唐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 23，春题湖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1812 页。唐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 26，大和戊申岁大有年诏赐百寮出城观稼谨书盛世以俟采诗，第 2029 页。唐 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 26，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第 2063 页。唐 陆龟蒙撰，何锡光校注:陆龟蒙全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年，第 978 页。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 年，第 204 页;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00 页。据 禽暴可知野鸭食稻在十月，1 因此这里早稻实属晚稻。“早禾黄错落，晚稻绿扶疏”是大和二年(828)秋群官出长安城观稼时白居易应诏所作，当时刘禹锡亦有诗作。2 虽然二人诗中均未说明诗成于何月，但可以推测出城观稼的时间应该在大部分禾谷即将黄熟之时，若过早，万一有旱干水溢，则丰收难保，不可谓之“大有年”。所谓“早禾”“晚稻”只是说不同地块黄熟有先后，早晚有数日之差，而不是像早稻、晚稻那样成熟期相差数月。另外，还有学者引用明何乔远所著 闽书，认为其中“春种夏熟曰早稻，秋种冬熟曰晚稻”一句系引自唐林谞所著 闽中记，由此认为唐代福建已经种植早稻。3 然而据笔者查考，此说难以成立。第一，认为此语出自 闽中记并无实据。崇祯刊本 闽书原文在“岁时以为糰粽粿糕之属”后有空格，表示引用 闽中记之文至此结束，下一句才是“福州曰粳曰秫，春种夏熟曰早稻，秋种冬熟曰晚稻”4。点校本以崇祯刊本为底本，却忽略了这里的空格，“福州”句紧接“糰粽粿糕之属”而下，5 遂使读者误会，以为“福州”句亦出自 闽中记。第二，退一步讲，即使何乔远所见之 闽中记中确有此语，所反映的也未必是唐代的稻作制度。据梁克家所云，林谞所撰之 闽中记在南宋时已经散佚无存，当时所能见到的两部 闽中记分别为北宋林世程和南宋曾师建所撰(前者系对林书的增补，又名 重修闽中记)。6 由此可见，何乔远所见的 闽书很可能出自宋人之手，所反映的自然也是宋代的情形。事实上，唐代水稻仍以九、十月收获者居多。曾雄生先生通过检索唐诗，发现很多诗句都反映出晚秋时节水稻尚未收获或者刚刚收获，说明当时栽培稻多属晚稻。7 笔者亦曾检索 全唐诗，发现唐代水稻以八月以后成熟者占绝对优势，八月前成熟者极少。8 此外，宋初朝廷曾规定秋税自十月一日起征，理由是“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9 这也是唐代早熟品种较少的佐证。综合上述材料可知，在宋代以前，南方水稻以八月后成熟的品种占绝对多数，八月前的早熟品种极少，仅在华南、云南部分地区有所分布，并没有在长江流域得到广泛推广。四、占城稻与籼稻建国后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地方稻种征集活动，在南方十二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征集到地27海交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1 2 3 4 5 6 7 8 9 唐 陆龟蒙撰，何锡光校注:陆龟蒙全集校注，1047 页。唐 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 22，大和戊申岁大有年诏赐百寮出城观秋稼谨书盛世以俟采诗，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284 页。游修龄、曾雄生著:中国稻作文化史，第 202 页。明 何乔远:闽书卷 150，南产志上，崇祯四年刻本。明 何乔远:闽书卷 150，南产志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434 页。陈庆元、陈炜:林谞 闽中记辑考，载 闽江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56 页;黄启权:福建地方史志的产生与发展，载 福建史志2019 年第 1 期，第 1617 页。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载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6263 页。罗振江:宋代早稻若干问题探讨，载 古今农业2021 年第 1 期，第 3133 页。元 脱脱等撰:宋史卷 174，食货志上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4204 页。方稻种 38150 个，其中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含今海南省)、湖南、四川(含今重庆市)八省区早中稻内粳种极少，籼种比重超过九成，占据绝对优势;湖北、江苏、贵州三省籼种占比七成左右;上海早中稻则以粳种占优势。如果排除中稻，只考虑早稻，那除上海外，各省区籼种的比例还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整体而言南方十二省(直辖市、自治区)早稻中籼种的比重也超过 97%。1 上述结果表明南方的早中稻，尤其是早稻绝大部分是籼稻。而根据上一节的讨论可知，宋代以前南方水稻以晚熟种占绝对优势，八月前成熟的品种极少。综合这两项事实，我们可以推测籼稻在中国的兴起是宋代以来的事，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宋代以前南方几乎不种早稻。实际上在丁颖先生提出籼稻中国起源论之前，水稻专家周拾禄就撰有 中国是稻之原产地一文，推测粳稻起源于中国，籼稻由域外传入，其源头是宋代传入中国的占城稻。2 不过当时的技术手段尚不足以证实此项论断的真伪，而周先生也非史学家，未能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充分论证，因此这项推测不曾引起学界重视。“占城稻”一名始见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据 宋史食货志中记载: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3 除此以外，续资治通鉴长编 文献通考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有真宗推广占城稻的经过，内容大同小异。4 所谓占城稻，自然是由占城(今越南南部)经海路传入中国的稻种，属于籼种(东南亚稻种以籼为主)，而真宗所推广的是其中的早熟品种。5 关于占城稻如何传入中国民间有不少传说，例如 湘山野录称“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遣使以珍宝求其种”，6 即认为占城稻是真宗遣使至占城取得。这种说法难以置信，因为史籍明确记载大中祥符年间真宗自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福建地区占城稻种植规模如此之大，其流布必久，不可能始于真宗时期。嘉泰会稽志则称占城稻系唐太宗伐占城国37籼稻中国起源说质疑1 2 3 4 5 6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编:中国稻种资源目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编:中国稻种资源目录地方稻种，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 年。周拾禄:中国是稻之原产地，王才林主编:纪念周拾禄先生诞辰 110 周年暨稻作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第 1114 页。元 脱脱等撰:宋史卷 173，食货志上一，第 4162 页。宋 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764 页;宋 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 4，田赋考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95 页;清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1 之 17，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4810 页。按，续资治通鉴长编 文献通考 宋会要辑稿皆系此事于大中祥符五年，而 宋史系之于大中祥符四年，恐有误，似应以前者为是。宋史称其为“旱稻”，而 宋会要辑稿所记载的种植方法来看，占城稻确属水稻。其文还称在淮南如果早春天寒，可以推迟播种，在这种情况下八月可收。据此可以推测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占城稻通常可以在八月前成熟，实属早稻。另外需要指出的当时传入中国的占城稻不止一个品种，不仅有早稻还有晚稻，但最受欢迎的是早稻，至于晚稻在国内的传播情况笔者另有撰述。宋 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卷下，真宗求占城稻种，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57 页。所得，1 此说很可能也是出于附会，因为唐太宗伐占城事并无其他书证，若真有其事，史籍不应阙载。笔者以为，占城稻可能是唐代中后期经海路传入福建的，理由有三:第一，有唐一代东南沿海与占城国之间经贸往来频繁。有研究显示武周时期占城国使者进京朝贡 8 次，中宗、睿宗时 4 次，玄宗时 7 次，朝觐次数居南洋诸国之首，2 从政治上的频繁往来可以推测占城与东南沿海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海上贸易通道。安史之乱以后南洋诸国使者很少进京朝觐，但占城与东南沿海的贸易交流恐怕不会因此而减少。第二，有唐一代广州是南洋贸易无可争议的第一大港口，但中唐以来，泉州已经逐渐崛起，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例如中唐沈亚之 郭常传记载当时福建地区的外洋贸易颇为兴盛，甚至还有商人将波斯、安息诸国货物由福建辗转运至饶州销售。3 另外阿拉伯世界的文献也可以佐证中唐以后泉州在海洋交通史上的地位，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820 或 825912)所著的 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中国沿海有四大港口，自西向东分别是 Lqin、Khnf、Khnj 和 Qnt，其中 Khnf 至 Khnj 八日程，Khnj 至 Qnt 二十日程。4 这里的 Khnf 和Qnt 分别是广州和江都，而 Khnj 很可能就是泉州。5 除泉州外，福州也是海外贸易的港口之一，福州出土的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称本州为“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6 地方风俗受海外商客熏染，于此可见当时福州海外贸易之繁盛。第三，在占城稻的早期传播史中，福建居于关键地位。前面已经述及，真宗在江、淮、两浙三路所推广的三万斛占城稻种取自福建地区，说明当时福建占城稻的播种面积至少有数万亩之多。换句话说，当占城稻第一次见于史籍之时，它在福建地区必定已经传播了很久。另外据笔者研究，早稻在南方的兴起始于唐末，而唐末宋初史籍中为数不多的早稻往往又与福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唐末崔道融诗中曾记载福建种植有秋初即可收获的早稻;宋太宗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