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社会根源及其伦理批判_张爱军.pdf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年第期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爱军（），男，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特聘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陕西西安 ；刘仕金（），男，西北政法大学网络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陕西西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批准号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社会根源及其伦理批判张爱军刘仕金 摘要 数字智能革命的兴起最先推动算法政治在西方国家成型。政治选举的算法操纵、社会民意的算法操控、公众舆论的算法干预、意识形态的算法传播、政党形态的算法形塑是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五大现实表征。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是多种社会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兴起既根源于西方国家的技治主义传统和政党政治竞争，也根源于西方社会治理的智能转型和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算法的深度介入极大影响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与发展形态，既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也形成西方权力黑箱，制造西方民主幻象，加剧西方政治极化，加固西方“监控社会”，终结西方“人的政治”，给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制造了巨大伦理危机。关键词 算法；国家；数字资本主义；权力黑箱；伦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党的 二 十 大 提 出“要 加 快 建 设 数 字 中国”（）。数字化代表了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一个发展方向，而要实现数字化，让数字文明真正造福全人类，发展并理解数字技术是关键，其中，算法作为人类先进数字技术的代表值得重视。自人类数字智能革命肇始以来，算法作为一种驱动人类数字革命的核心技术力量实现了对社会各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渗透，算法深度介入现代政治的发展进程，算法政治由此得以产生并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既定事实和人类数字文明的一个重要景观。算法政治又称为政治算法，“目的是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民众，如确定一国人口、所需食物数量、民众工作能力、民众的预期寿命以及确认土地肥沃度、海难发生的概率等”。此后，随着现代政治不断对算法技术进行吸纳，算法逐渐渗透至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算法政治由此演变成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潮流，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政治现象。有学者认为，“所谓的算法政治是指 算法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与影响，它主要涵盖两大领域：一是基于算法自主决策系统的辅助政治决策领域；二是基于算法的政治传播领域”。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算法政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利用算法以实现自身扩展和算法渗透政治以实现自身权力转化的技术政治，两者的耦合一方面会不断促使现代政治走向精密化，另一方面会导致以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社会逐渐走向权力化，获得与政治权力相当的宰制社会的权力。在社会智能化、技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算法政治已然成为现代国家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而西方国家因为最先将算法技术应用于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部社会的算法政治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可以明显观察到的是，在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算法逐步被应用到西方政府和政党政治的各个领域，成为其政治选举、社会民意制造、公共舆论控制、意识形态传播、政府组织决策、社会治理甚至是政治斗争的强力工具，西方民主政治由此被打上深刻的算法烙印。与此同时，随着算法技术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应用和扩散，算法政治也给西方民主政治带来巨大张力。一方面，在算法强大的技术效能作用下，西方民主政治对算法技术的吸纳潜在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如算法嵌入使西方民主政治选举设计和社会治理变得更加高效；另一方面，由于算法技术在西方社会被垄断在少数资本和政治精英手中，且自身存在着诸如算法黑箱、算法偏见、算法反公共性等技术缺陷，导致西方民主政治在以算法扩展自身时面临极化、无序化、斗争化等风险。面对算法政治在西方国家不断扩展和影响逐渐加深的事实，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统观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对西方算法政治的研究存在着不同偏向。国外学术界主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探讨算法技术在西方民主政治各个方面的具体应用和影响，如算法在政治选举中的具体应用、算法对政府组 织 的 介 入、算 法 如 何 影 响 公 共 舆论（）、算法如何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国内学术界对西方算法政治的研究主要从批判和思辨的角度出发，研究算法技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如算法政治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影响、算法民粹主义凸显西方民主困境、算法时代西方民主政治选举的异化、算法传播与西方社交网络的政治极化、算法政治转向与西方民主政治治理功能弱化 等。总体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对西方算法政治这一议题已经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对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如何从伦理上审视西方算法政治等，较少有学者进行深入阐释，因此，对西方算法政治的这些关键性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如果不弄清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社会根源，就无法理解算法技术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得以应用、扩展的逻辑；二是如果不对西方算法政治进行伦理审视和批判，就无法认清西方民主政治吸纳算法的本质，亦无法实现中国算法政治对西方算法政治的超越。二、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现实表征考察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现实表征，即分析算法技术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具体应用，是对西方算法政治进行社会寻根和伦理审视的逻辑起点。从西方算法政治的实践过程来看，算法作为“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治选举、社会民意操控、公共舆论控制、意识形态传播、政党组织形态塑造等具体层面之中。第一，政治选举的算法操纵。“现代西方主要国家通过政治选举来表明对民主政治的承认和公民权利的尊重”。“所谓政治选举，是指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政治领域的选举，对国家公职人员而言，体现的是公共权力的委托、授予；对议会这一立法机关而言，是将选票转化为席次的方式”（）。政治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轴与核心，政党则是推动西方国家政治选举的主体，只有通过政治选举，一个政党才能获得掌控、治理国家社会的权力。在前算法时代，西方政党主要通过竞选宣传册、竞选标语、竞选横幅、电视辩论、广播宣讲、门户网站、电子邮件等工具对选民进行政治选举宣传，将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政治主张等政治信息经由这些政治宣传工具单向度地传递投放给选民，强化或动摇选民的投票意向。然而，由于这些宣传工具的技术运行逻辑所限，西方政党在对选民进行选举宣传时往往无法取得精准效果，且常常受到政治信息投放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算法时代的来临极大颠覆了西方政党的这种传统政治选举宣传模式。在算法浪潮下，西方政党在推特、脸书、油管、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帮助下，能够运用算法结合大数据为选民创建一个私人画像，预测分析他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倾向，然后为他们量身定做符合他们喜好的政治广告、政治新闻进行靶向投放。在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一家名叫“剑桥分析”的机构被爆出曾受总统候选人雇佣，收集美国选民的数以百万计数据，并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广告定向算法、行为分析算法帮助候选人进行竞选。以算法驱动的选举宣传方式相较于传统的选举宣传方式更具精准性和效率性，在算法渗透下，西方政党的政治选举对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依赖性日益加深。然而，在“西方普选制的环境中，尤其在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不均衡的情况下，假新闻、机器人水军、虚假的在线账户都会被算法创造出来以支持某种政治立场”，西方的政治选举由此深陷算法的技术操纵之中。第二，社会民意的算法操控。“民意”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的基础。所谓民意，“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问题，由人民表达的共同愿望和意志，是社会的主导意见”（）。亨廷顿认为，“政府行为的 合 法 性 来 源 于 它 们 对 人 民 意 志 的 体现”（），在西方国家，“任何法律，不论是政治、民 法 或 刑 法，都 必 须 以 民 意 为 基础”（），任何违反民意的政治举措都将受到民意反噬并最终走向失败。民意具有稳定政治的强大作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就因为非常重视民意的政治作用而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了国内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稳定。然而，由于民意具有隐蔽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社会民意也极易受到政治集团的操控，成为其攫取政治利益的强大武器。西方政治集团在过去主要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对社会民意进行操控，但近年来，随着算法在西方民主政治各层面的扩展，算法因其强大技术效能而日益成为西方政治集团操控社会民意的强力工具。年，英国开启“脱欧”全民公投，在此过程中，以英国保守党为代表的“脱欧派”曾被指雇佣了一家精于选民定位的数据公司通过算法向民众投放数十亿条定向广告以影响他们的“脱欧”意向。从英国“脱欧”事件可以看出，西方民主政治集团利用算法操控民意的步骤先是“根据大数据对民众进行群分，在社会意见上形成具有不同偏向的群体；再利用个性化算法实现千人千面的信息推送，构筑信息茧房；最后通过精心选择、制作内容以搭售操控者意图，引导选民群体投票”。算法极大提高了西方民主政治集团操控民意的能力，然而，这种操控从根本上背离了西方引以为豪的民主精神，它所制造的是一种虚假民意，而非实质民意。第三，公众舆论的算法干预。公众舆论一词由卢梭首创，年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 中首次将公众与意见组成一个概念，即公众舆论。在现代西方，公众舆论已经成为塑造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为公众舆论是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能够推动社会立法，实现普遍的社会监督。然而，在李普曼看来，“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产生于开放、互动的空间，源于人类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互动，本身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算法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西方民主政治领域，以及西方政党政治逐渐走向混乱，西方公众舆论深受算法的干预控制。算法颠覆了西方传统公众舆论的基本生成逻辑，其通过对西方公众舆论的主体、客体和本体的可见性进行生产控制以干预制造西方公众舆论。在舆论主体方面，算法创造了大量社交机器人来充当人类用户，这些社交机器人在西方的社交网络平台中通过关注、模仿人类用户的行为来伪装自己，并通过转发、提及人类用户创造发布的信息内容来增加自己的可见性与可信性，从而实现对西方公众舆论的干预控制。在舆论客体方面，算法能够通过新闻热度值、搜索排序等方式设置舆论信息在公共空间中的呈现概率，赋予不同舆论议题在公共空间中不同程度的可见性，影响西方民众的注意力资源分配和舆论合意形成。在舆论本体方面，算法能够对那些不符合西方某些政治集团利益、立场和价值的用户和意见进行自动化操纵、遮蔽，以压制其在公共空间的声音，使西方民众无法感知到真实的意见气候。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竞争的加剧，美国相关政治势力利用算法在推特、脸书、油管等社交媒体上大量制造和操纵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这些舆论深刻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真实看法，致使两国的对立情绪加剧。第四，意识形态的算法传播。意识形态是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价值观念到政治行为，再到政治制度，这些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无一不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浸染与塑造。西方意识形态也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以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为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排外主义等，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内部相互碰撞、激荡、合谋，不断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生存空间。但无论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两者都存在着极大的扩张欲望，在过去两者都注重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民众进行“收编”以实现自身的扩张，现在社交网络和算法传播成为两者尤其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扩张自身的主要方式。近年来，非主流意识形态被不断编入算法程序，并借助社交网络迅速蔓延至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算法与社交网络使西方社会的种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不断被放大与扩散，最终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格局。然而，也正因为算法和社交网络对种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加速，目前西方民主政治日益深陷政治极化的困境之中，这给西方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极大挑战。第五，政党组织形态的算法形塑。以往的西方国家政党无论在组织结构上是严密还是松散，都注重通过实体的政党组织形态和力量来动员组织民众。随着数字革命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一些西方政党逐渐意识到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带给政党组织发展的机遇，纷纷主动拥抱大数据、算法、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和脸书、推特、油管、等社交媒体，这使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党组织逐渐“由实向虚”，向数字政党转变，“具体表现在：更为重视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政党构建；不断完善虚拟党组织，开展虚拟的组织活动，尤其是竞选动员和组 织 活 动；虚 拟 的 政 治 机 器 人 受 到 更 多 重视”。数字政党的兴起深刻改变了西方政党的组织形态，与传统的西方政党相比，这种新兴的政党承诺使用数字技术来提供一个新的基层民主，对普通公民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即时性和直接性、更加真实和透明。数字政党废除了传统政党的一些结构和程序 这些结构和程序在过去被指责过于官僚、不透明，导致传统政党的腐败 打破了传统政党的内部物理层级，使传统政党的内部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数字政党改变了传统政党的参与模式，它采用社交媒体和免费注册的应用程序，以尽可能降低普通民众进入政党的门槛，它甚至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成为党员，并允许它们参选。相比于传统政党，数字政党将社交网络的数据驱动逻辑整合到其政党政治决策结构中，因此，它更加渴望数据，不断寻求扩大自己控制的联系人数据库。在数字政党下，传统政党的领导人更加依赖算法传播和社交媒体来塑造形象。总体而言，西方国家政党在大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不断向数字政党转化，这给西方政党发展带来一定机遇，然而，数字政党本身也存在着悖论：它允诺直接民主，强调高政治参与率，但这容易导致实质参与率与参与质量的降低；它认为重组政党组织结构不会导致权力扩散，但这会将权力更加集中于超级领导者手中；它消除了政党组织的中间层，却加强了基层和高层。三、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社会根源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深刻影响了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从政治选举到社会民意，再到公共舆论、意识形态和政党形态，算法影响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方方面面，既给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创造了机遇，也给西方民主政治稳定带来了挑战。西方算法政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除了西方科学技术发达这一客观原因之外，它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一，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技治主义传统。技术是人类创造和变革社会的重要生产力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技术之维，并将其视为社会行动者去创造并占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技术以实现社会秩序建构或改造的一种有效的武器”（）。人类存在着放大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倾向，由此形成技治主义的思潮。所谓技治主义，“又称作技术专家治国论、技术统治论等，其核心是主张社会行动应由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进行决策，要求将政治治理转变为一种专家操作，实现国家的非政治化的哲学理念”。技治主义有三个特点：一是主张技术至上性，即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不管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组织设计，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一切都由技术来规划、设计和决定；二是主张科学管理，即以科学思想为指导，以技术方法为手段来管理社会；三是主张专家政治，即政治权力应该由科学家、技术专家、管理专家等受过系统自然科学教育的人员来掌握。技治主义发轫于 世纪之初的美国，但其思想远可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的 理想国，近可从培根、圣西门、凡勃伦等的著作中探寻到踪迹。柏拉图的 理想国 认为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种哲学家治国的思想事实上就是一种专家治国的早期技治主义理念。培根在其未竟之作 新大西岛 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国家 “新大西岛”，在这个国家中，政府的成员都是一些专家学者式的人物。圣西门则在其 论实业体系 中提出由实业家和科学家联合专政的设想。从柏拉图到培根、圣西门，技治主义思想一直弥漫在西方的思想体系之中，但多数时候这种思想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般的存在。“但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以其著作 工程师与价格体系 系统地阐述了技治主义理论，使其从乌托邦的空想过渡至现实的制度建构”。在凡勃伦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治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从 世纪初持续到 世纪 年代基本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技治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并为算法政治在西方国家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第二，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政党政治竞争。政党是现代政治活动的主体，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体制的重要形式。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的变革发展，西方现代政党政治逐步建立，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政党政治发源于宗派，其本质是代表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在非暴力民主制度框架下进行利益协调和博弈的媒介，这使多党竞争成为西方政党政治的最大特点。在多党竞争的背景下，西方各个政党在总统选举、国会选举、政策制定、宪法修改、立法等各个方面不断竞争博弈，企图为本政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政党竞争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在传统上，西方政党竞争是一种向心竞争和良性竞争，即西方各个政党之间虽然在政党利益上存在着差别与分歧，但在国家利益方面有着整体的一致性，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各个政党都愿意遵守竞争规则，在竞争规则之内展开利益博弈。然而，新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各个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之间在政治共识上产生了巨大矛盾分歧，再加上西方社会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不断激化，西方政党政治竞争逐渐从向心竞争、良性竞争演变为离心竞争、恶性竞争，各个政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不惜突破竞争规则和竞争底线，以牺牲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民众利益的方式来换取政党利益、小圈子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随着西方政党政治竞争性质的变化，西方政党和政客出于斗争的需要，或是不断致力于寻找具有强大斗争能力的新工具、新技术为己所用，或是不断推动原有政治斗争工具和技术的升级，企图借助这些工具、技术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地位，这在无形之中为算法政治在西方社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在如今的西方社会，社交机器人、算法技术、深度伪造技术等被广泛应用在政党政治竞争中，从利用算法操纵选举和舆论，到利用以算法为基础的深度伪造技术抹黑竞争对手形象，再到利用算法创造的社交机器人制造传播虚假信息以干扰竞争对手的竞选策略，算法深刻影响并重塑了西方政党政治竞争的格局。第三，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根源于西方社会治理的智能转型。社会治理是国家政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与社会事务的统治与管理。社会治理的理念缘起于西方国家，是伴随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现代西方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治理，“是西方国家在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公共管理方式”，其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过渡，继而向人工智能管理的转型。在传统公共行政阶段，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依据伍德罗威尔逊、弗兰克古德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管理理论，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完全分离，并建立一个非人格化、标准化的官僚体制。然而，自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传统官僚体制的缺陷逐渐暴露，传统公共行政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中逐渐走向失灵。在此背景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西方国家发起了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借鉴和采用私营公司的管理方式，引入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发展，但新世纪以来，随着智能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智能技术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基础环境和一个重要工具”，而西方国家作为科技先发国家，在智能革命的影响下，其社会治理模式无论是在治理理念还是治理路径，抑或是治理方式上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在治理理念上，数据治理超越经验治理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主流价值观念；在治理路径上，赋权治理打破层级治理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在治理方式上，西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由显性控制转为隐性规训。智能革命带来的种种社会治理变化倒逼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对此作出回应，不断朝着智能化方向转型。从西方主要国家目前的社会治理实践来看，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对政府组织的深度嵌入，正在使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转向算法化和智能化。一方面，算法为西方政府行政决策的自动化提供了充沛的数据支持；另一方面，算法通过精准识别民众诉求，西方政府可以实现为具有不同需求的民众提供精确化的公共服务。因此，西方社会治理的智能转型为算法政治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第四，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根源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数字资本主义概念最早由丹席勒提出，他认为，自 世纪 年代以来，“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工具”（）。由于这种情形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故席勒将之称为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是继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历史形态，它最明显的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数据为核心。“自 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种特殊的材料 数据，它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是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原材料，是数字资本主义用来攫取巨大利润的不竭源泉；二是以平台作为活动场域。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平台以强大的算力、算法、数据存储和传输能力为基础，它不仅是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据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载体与空间，也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数据“生产机”和“提取器”，还是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数字剥削的新场域。数字资本主义正在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重塑着西方资本主义形态，它的崛起对西方经济、文化、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且伴随着它向这些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扩张，算法政治由此得以在西方社会兴起。在经济上，随着智能算法、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被普遍应用于西方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再加上脸书、推特、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等数据平台和互联网公司的崛起，数字资本主义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消费方式、就业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投资方式，并使数字劳动成为一种新的人类劳动方式，衍生出数字剥削这一新的资本剥削形式。在文化上，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垄断数据平台的技术权力，在西方文化领域通过符号体系的生产为西方民众制造信息拟态环境，并将自己的思想观念渗入各种数字文化产品中，通过算法传播，引导西方民众主动消费“符号物”，对他们实施精准影响，打造数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在政治上，西方数字资本主义通过与西方政党政治相结合，“已经衍生出国家机器与垄断数据企业结合而生的“监视工业联合体”，这一联合体所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一 般 国 家 机 器 的 监 视威 权 主 义 政 治 体制”，在这一体制下，西方政党、政客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提供的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民众进行操控，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则借此实现了对西方民主政治权力的扩张，算法政治由此在两者的媾和下成为现实。四、西方算法政治兴起的伦理批判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算法对西方民主政治渗透程度的加深，西方民主政治日益朝着算法化、智能化、精确化、自动化方向转型，这种转型一方面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由于算法固有的一些技术缺陷，加之当前西方国家政治乱象丛生，导致在算法的渗透下，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种种伦理困境。第一，西方算法政治形成西方权力黑箱。随着算法在西方民主政治领域的扩展，西方国家的政府权力极可能在算法黑箱的影响下不断走向黑箱化。所谓算法黑箱，是指算法作为核心技术藏身于人工智能体内部，难以为人们直接认知，即便将其从智能体中析出，非专业人员也难以理解其运算逻辑。算法黑箱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一方面，算法作为人类先进技术的代表是一种高度复杂、专业化的技术逻辑体系，它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在客观上铸造了它自身的高认知壁垒，并且随着算法逐步实现由“弱算法”到“强算法”的技术形态转换，其复杂化、专业化程度还会进一步加深，难以为人所认识。另一方面，尽管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受到算法的支配和影响，但由于人们普遍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尤其是数理化知识，使绝大部分社会民众的算法认识能力较低，难以直接揭开算法的黑箱。此外，出于保护商业机密乃至国家机密的需要，相关涉及重大利益的算法被资本或国家相关部门严格禁锢着，处于不透明状态。算法黑箱会在社会上形成技术支配者与被技术支配者的区别。随着算法日益嵌入西方国家的政治系统和社会治理体系，算法不透明的技术特性会被完整地复刻进西方国家的政治决策和社会服务之中，权力黑箱由此得以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形成。而在权力黑箱的效应影响下，西方民众日益受到西方政府不透明权力的支配控制，无法了解、参与、监督西方政府的整个权力行使过程，其公民权利不断受到侵害。西方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极可能会在西方算法政治的极致效率追求下被大幅压缩，一些诸如论证、听证的传统政治参与程序和渠道会在算法的嵌入下被删减，民主功能弱化甚至消失；西方民众对西方政府的权力监督极可能会在西方算法政治的不透明运作下变得更加困难，在算法支持下，西方政府的政治决策在事前无需向民众进行意见咨询和明示，在事后也无需对民众进行解释，西方民众的监督权由此被束之高阁。第二，西方算法政治制造西方民主幻象。西方算法政治的兴起被认为能够促使西方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变得更加简约和更加平等，然而，这一想法忽略了算法政治在西方社会内部制造了一种新型数字鸿沟的巨大现实，即在算法时代，西方国家内部不同人群、不同政党对以算法为代表的各种数字技术和以算法为支撑的各种数字媒体，在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和创新能力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西方社会走向数字分化，进而导致算法政治场景下的西方民主政治走向分化。在新型数字鸿沟与数字分化的现实语境下，算法政治之所以会使西方民主政治分化，并使西方民主政治平等成为一种幻象。一是因为在西方社会内部，民众对新兴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体的接受程度、使用程度受到诸如年龄、性别、教育、收入、地位、职业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数字能力存在着巨大差距，这造成了他们在数字政治沟通和数字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有研究表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广泛普及的美国，弱势群体如黑人、拉美裔人、穷人、老年人、文盲及农民等，依旧在接触和使用网络上处于落后地位”（）。二是在西方国家，大型政党与小型政党在数字资源、数字能力上的差异拉大了双方在政治选举竞争中的差距，造成政治选举竞争的不平等。在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竞争中，大型政党对传统媒体资源、数字媒体资源、算法智能工具的占有、垄断程度远非小型政党所能比拟，诸如脸书、推特、油管、谷歌、等大型数据平台也更愿意与大型政党合作，尽管小型政党在政治选举中也可以获得一些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资源，但这些媒体要么是大型政党掌握的大型媒体集团和数字集团的附庸，要么自身的影响力非常小，无法与大型政党的竞选媒体、竞选工具相抗衡。三是在西方国家，智能算法提高了民众获取、制造、传播信息的能力，也提高了政党对普通民众的控制能力，并且因为算法不透明，这种控制与过去相比不仅更具效率，也更加隐蔽，可以说在算法政治的加速扩展下，民众的一切行为和话语，甚至是思想灵魂都已被政党所掌握控制。第三，算法政治加剧西方政治极化。政治极化表示西方各政党、群体在政治态度上的极端意识形态分歧。政治极化是近年来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源于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既源自西方经济社会的混乱与衰落，也源自西方各种政治正确的影响，还源自算法政治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及其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异化。在数字化的智能时代，算法深刻改变了西方政治选举中政党与选民之间传统的竞选关系，“在算法工具下，被精密计算的个体选民不再是具有价值偏好和立场转换的动态选民，而是一个个祛除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静态数据，政党可以对这些静态数据进行分而治之的精准投喂，并在算法互动的螺旋式升级中形成信息茧房，让每个选民都被固化在政党精心编织的选举信息滤泡之中，从而达到政党操控选民投票行为的最终目的”（）。在西方政党算法瞄准式的精确操纵下，选民被抹去了一切特殊性和思想性，成为一个被动等待政党意识形态投喂的惰性无思的身体，这在无形之中加剧了政治极化。西方政党的算法政治传播促成了极端人群的聚合，为政治极化奠定了基础。算法的过滤气泡效应容易使民众陷入闭合式的信息循环之中，重复接收同质化信息，重复关注自己认同的观点，形成自我极化；在算法网络效应的推动下，自我极化的民众会更容易找到同类，加入那些分布遥远但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边缘社团，形成群体极化。同时，西方政党利用算法对民众进行组织化操纵，加剧了政治极化。由于算法工具的精准性，不同西方政党能够将自身偏好的意识形态精准传递给目标选民以对他们进行收编，这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还使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传播，既割裂了民众，也加大了政党之间的认同对抗，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严重的内耗之中。第四，西方算法政治加固西方“监控社会”。加里马克斯曾以“监控社会”概念来描述 世纪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特征，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是建立在秘密警察和监控行为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西方“监控社会”的构想与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统治者都在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监控，以达到完全统治的目的。西方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曾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告密制度，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世纪的美国政府曾制定实施了一项针对全球公民的绝密监听计划 “棱镜计划”，广泛收集美国和其他国家公民的数据。可以说，在西方社会，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已然成为一种现实。但西方“监控社会”的发展没有止步于此。随着算法政治时代的来临，在数据化与算法化的技术趋势下，西方“监控社会”进一步发展到了“超级全景监狱”阶段，同时，在算法工具的操控下，西方国家对民众的监控设置不再是可控的，而是走向了自动化和精确化的道路。建立在数据库和算法计算基础之上的“超级全景监狱”实现了对福柯描述的“全景监狱”的“超越”。在福柯的“全景监狱”下，西方民众尚且能知道监视者的存在，数字化“超级全景监狱”中的西方民众却活在自由的幻想中。此外，与福柯的“全景监狱”相比，数据库式的“超级全景监狱”能够达到更全面的监控范畴，涵盖整个西方社会与个体的各个举动。在算法的数据收集之下，民众的行为变得透明，他们在网络世界的一切行为，如上网记录、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发送邮件、保存照片、社交聊天、传输文件等，都会被算法轻易捕捉记录。在算法分析之下，民众的思想、情感、性格、社会关系变得透明，他们在网络世界中的任何话语表达、情感流露、个性展示与社交链接，都会被算法记录以成为分析他们个人画像的数据标签。概言之，在西方数字化的“超级全景监狱”中，民众可以随时随地、全方位地被统治者完全照明，还可以通过“自我展示”和“自己揭露”，参与到西方”监控社会”的建造和运营之中。第五，西方算法政治终结西方“人的政治”。“人的政治”的终结是伴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而产生的一个巨大现代性危机。“启蒙运动以来 人的政治 趋于终结，是两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一股力量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自身演进所形成的；另一股力量便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 人的政治 的颠覆抑或摧毁”。在此语境下，算法对西方政治的全面渗透极可能导致“算法利维坦”降临，加速西方“人的政治”走向终结。算法政治对“人的政治”的终结，是指算法抽空人在全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算法的技术理性取代人的政治理性的行为与过程。从算法政治在西方的扩展实践来看，算法至少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对人的取代。一是算法决策取代了个人决策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决策的主要方式。与人类相比，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算法更具理性且拥有更加强大的风险计算能力，这使它在西方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发生了位移，从算法辅助人类变为人类辅助算法，西方政府和政党政客越来越依赖它进行决策，逐渐程式化地把选择、判断、决策的责任交给算法，把思考交给机器。二是算法权力分割政治权力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对算法监控功能的信任程度日渐增强，其国家权力日益仰仗智能算法进行社会治理，算法由此获得了宰制社会的权力，逐渐主导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运行、评价和奖惩，成为塑造、维持西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算法政治对“人的政治”的终结，使人在政治中的主体作用显著下降，人逐渐沦为技术的附庸，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力量。五、结语算法政治在西方国家的率先兴起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除西方国家拥有先进科学技术这一客观原因之外，西方国家的技治主义传统、政党竞争、社会治理转型、数字资本主义崛起等都是推动算法政治在西方国家率先兴起的重要社会原因。随着算法政治的不断扩展，算法深度介入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社会民意、公共舆论、意识形态、政党组织形态等的实践过程，极大影响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与发展形态，既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也形成西方权力黑箱、制造西方民主幻象、加剧西方政治极化、加固西方“监控社会”、终结西方“人的政治”，给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制造了巨大的伦理危机。总体而言，数字智能革命在人类社会快速推进的今天，算法政治兴起并不是西方国家的独有现象，在中国随着以算法为代表的各种数字智能技术日益被应用于中国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算法政治也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在此语境下，如何实现中国算法政治对西方算法政治的超越，避免算法政治语境下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种种伦理风险在中国社会重新上演，这是当前中国学界和相关技术实践者必须深思和回答的现实问题。对中国算法政治而言，西方算法政治所面临的种种技术风险和伦理困境为人们揭开了算法政治的神秘面纱，破除了人们“算法绝对理性”的美好想象，但同时，西方算法政治的“祛魅”及其在现实实践中暴露的问题也为中国算法政治在未来超越西方算法政治打开了空间。一方面，要想实现中国算法政治对西方算法政治的超越，需要推动算法及相关数字智能技术在中国实现创新式发展。算法政治的发展运行是建立在算法技术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算法技术的创新和发展，算法政治就会失去其发展根基。但从现实发展来看，自中国社会开启数字智能革命以来，虽然在算法、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技术代际差距，这意味着中国算法政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推动相关技术发展以弥合中西之间的技术鸿沟的基础之上。但需要明确的是，推动中国算法及相关数字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并不是对西方相关技术的简单模仿，而是在看到西方算法技术缺陷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算法技术，并凭借中国独特的体制和社会优势，实现对西方技术及西方技术体制的双重超越。另一方面，要想实现中国算法政治对西方算法政治的超越，还需要在推动中国算法及相关数字智能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伦理等多种手段加强算法技术治理，将“责任”“公共善”“正义”等伦理价值嵌入中国算法技术的创新实践，确保中国算法技术创新的过程及其结果符合社会期待，促进相关技术良性发展，这是实现中国算法政治超越西方算法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参考文献：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汝绪华 算法政治：风险、发生逻辑与治理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石晓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的算法政治：特点、影响及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张鹏 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生成、表征及缺陷理论月刊，（）王中原 算法瞄准如何重塑西方选举 算法时代的选举异化及其治理探索与争鸣，（）全燕 西方社交网络的政治极化与算法传播的角色反思 社会科学，（）高奇琦 算法政治转向与治理功能弱化：新科技革命下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研判行政论坛，（）美 罗伯特 塞奇 威 克，美 凯文 韦恩 算法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周淑真 西方主要国家政治选举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