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生成的内在逻辑_王晓丽.pdf

The Inner Logic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Patriotism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WANG Xiao-Li，ZHANG Zhen-QingAbstract: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thought of hardship served as the motive force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Marxism was aprogressive guid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reality,and the patriotic camp of the working class was gradually growing,whichconstituted the background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patriotism.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of patriotism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aspects.The absenc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dilemma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oublesforced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patriotism to appear.The call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patriotism is consistentwith the historical presence of the proletariat.The patriotic practice engine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patriotism has developed from formation to maturity.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generative logic,themainstream discourse of patriotism acts as the spiritual carrier to continue the patriotism gene of Chinese culture,promote the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gradually condense the spiritual strength of thepractice of saving,rejuven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Keywords:May Fourth movement;Patriotism;Mainstream discourse摘要：五四运动时期，忧患之思充当着文化启蒙动力，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现实呈渐进式引领，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爱国阵营逐步壮大，这构成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背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逻辑表征为：文化自觉缺席与内忧外患交困倒逼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出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主体召唤与无产阶级的历史在场相洽，救亡图存的爱国实践引擎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从成型到成熟。在这一生成逻辑的展开中，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充当精神载体延续着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基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逐步凝聚起了救国、兴国、强国实践的精神伟力。关键词：五四运动；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3）1017708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重大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历程研究”（批准号：GD22ZDZ01-05）、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批准号：ZDPY202211）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晓丽，女，河南洛阳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道德教育、人的发展研究。张振卿，男，河南洛阳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道德教育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生成的内在逻辑王晓丽张振卿（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广州510641）五四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是在特定五四语境中，在爱国主义精神及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社会各阶级言说、互动、博弈的言语行为中，集体创造的具有明确价值、政治导向的语言符号系统。回顾五四运动相关研究，爱国主义是被提及最多的主题。既有研究中，以爱国主义视角对五四运动展开的讨论大体是基于“当时”“当下”进行研究。既有成果关注了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多个层次的内容，表明“爱国主义为何重要”。但是，“爱国主义如何被表达”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某种程度上被忽略。“爱国主义如何被表达”涉及爱国主义的生成、表征、传播、作用发挥等多维内容，是研究五四运动的新视角，也是挖掘五四运动精神意蕴的重要突破口。因而，立足话语角度来梳理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发展脉络，探索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生成的内在逻辑和时代价值，不仅可以透过话语来历史学研究177DOI:10.15899/ki.1005-5681.2023.01.015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把握爱国主义的真实性，还可以透过话语来挖掘爱国主义的镜鉴性。一、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背景与样态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首先寓于五四运动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由此背景出发，可以准确把握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是如何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出场的。（一）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背景在20世纪前叶这个动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不失为一次先进勇毅的生动爱国实践，“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1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之产物，是工人阶级、进步人士和其他爱国力量的集中表达。第一，忧患之思充当文化启蒙动力强化了爱国主义自觉性。忧患意识自古即是爱国主义的构成范畴，它影射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反思心理，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动因。历史的沉浮使得忧患之思时隐时现、时强时弱，不可否认的是，“忧患安乐”这一极具生存论意蕴的辩证法成为生成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话语的文化根基。周易中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汉书中的“安不忘危，盛必虑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长河中产生的忧患意识，表达着中国古人的家国之情、远大抱负，反映着居安思危的生存之道。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扰，外部环境恶劣，内部矛盾突出。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时代之问必然引起时代思虑。“国体弱则外侮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图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自强自救之举在官方及民间各有所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旗帜，“文化造势”“思想救国”为五四爱国主义话语的生成提供了前置性文化语境。新文化运动拒斥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的孔学，全面挑战封建礼教，2目的是完成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超越，新旧道德、新旧文学之间的较量则是在形式上对思想文化破旧立新的尝试。这种思想解放意义上的现实行动是对“旧的路走不通”与“寻找新的出路”的现实性文化反应。“这种关注伦理道德、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与历史上所表彰的士大夫并无不同，只是道德内容有了改变。”3虽然新文化运动所表征的忧患思虑与求索范式囿于文化领域且比较激进和绝对化，同时带有显著的资本主义色彩，比如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出的民主是狭隘的资本主义民主，甚至在对待传统文化、西式民主等方面缺乏成熟的辩证的认识。但是，从文化启蒙角度看，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依旧体现着以忧患意识为基本内核的爱国主义，终极目标是启蒙与救亡。反观近代中国现实，一方面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的技术、制度、思想等试图扭转自身落后窘境；另一方面，又对列强的侵略性、殖民化战略抱有恐惧和忧思，这种矛盾性体现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也体现着忧患之思的文化启蒙并非断裂而是接续的。忧患意识及其感性对象催生和释放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一精神力量与日俱增，归属感与耻辱感等自觉意志在民众中强化。由此，爱国情感开始向外发散并转换为言语表叙。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易变尤其是巴黎和会遭遇重大挫折，爱国主义话语开始从零散、日常的琐碎表达转变为群体性、严肃、正义的政治需要，传播自觉性与话语主流性初显。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生成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渐进式引领。从历史演进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整体上是局部的，传播主体、阵地、内容有限，大多是出于一种“知识性”“思潮性”推介，影响力有限且尚未涉及彻底的政治革命论域。1915年至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发动者、五四运动领导者陈独秀，虽揭橥民主、科学之旗帜，但未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4这从其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相关文章与言论中可得佐证。他在晚年提出“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5。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的传播存在一定阻力。因而，马克思主义对爱国主义情感积蓄中的反思性、革命性启发也处于起步阶段，影响范围限于少数知识分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国际范本，李大钊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以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讲演，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著名论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主题成为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耦合的依据。此外，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加入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活跃了思想理论界。诚然，爱国救国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讨开拓了全新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并非唯一出路。这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考虑把“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6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时人的理论宣传武器，各类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团体更加繁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涌现，更加强劲地影响和引领着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从马克思主义与爱178国主义的理论辩证来看，马克思主义蕴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其革命理论具有统一性，这种理论上的契合与文化上的共通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生成的重要原因。从青年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理性思辨，对“德国人”解放问题的追问，到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7。不难看出，马克思对爱国主义的阐释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意蕴，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号召冲破了资本主义狭隘的个人主义视野。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新世界图景让中国人眼前一亮，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更是引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的大胆预测。这种穿越历史时空且具有独特理论魅力的新阐释，提供了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新路向，并论证了爱国与救国相结合成为未来革命运动之必然。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具有渐进式的特点，它对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也呈渐进式的引领。第三，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爱国阵营逐步壮大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群众性力量。“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9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轮番上阵，施展政治抱负、抛洒爱国与革命热情，但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先进的中国人为真理而战的脚步未曾停歇，寻求真理的过程亦是生成与传播爱国主义话语的必要过程。没有五四运动之前的历史，便没有五四运动的历史；没有非无产阶级的试错，便没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出场。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商业取得一定发展，无产阶级工人队伍壮大，其作为一支未被激发的政治力量已然存在，成为爱国主义话语的潜在话语主体，并在五四运动后期的罢工罢市运动中成为最重要的话语主体和革命主体。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但是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客观存在的。10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学生进步意识强化，独立精神、开放思想日显，学生的救国自强意志强烈，这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先声夺人”创造了先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也成为重要的革命与话语力量，他们提出“振兴实业”号召、刊登爱国广告、通过商会组织表达爱国诉求，掷地有声地表达自身爱国主张。此外，小资产阶级、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阶层也参与其中；海外华侨华人也成为爱国主义话语的创造者、传播者。随着爱国主义精神力量的弥散，爱国主义话语主体更加多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爱国主义话语主体逐步扩大并成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坚强后盾。爱国阵营的壮大不断将爱国力量纳入其中，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主体极具组织韧性。爱国主义阵营的壮大建立在公私边界重设的基础之上，是“集团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取代。11五四运动前后尤其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对个人主义的提倡以解放伦理桎梏，追求自由、个性、独立之门路为由，但个体的想象一旦触碰现实就会消解，因而排除个体差异、诉诸利益一体的联合力量成为现实。基于爱国主义的价值认同，群己关系获得新的意义空间，集体的文化价值得以恢复。爱国主义阵营积极通过相关的口头话语、文本话语、图像话语等形态批评政局、表达诉求、宣誓民愿。相比辛亥革命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的事实，五四运动可谓是一次空前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社会各阶级的团结也是空前的。围绕工人阶级这一话语中心，社会各阶级的话语形成合力。（二）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具体样态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在具体样态上是爱国主义口号、报刊杂志、集会示威等“会合的历史运动”12的体现。爱国主义口号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活化样态。五四运动时期，以爱国主义口号为话语形态的爱国表达最为突出，话语指向兼具多重政治、价值意蕴。从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看，“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保我主权”等口号表达着最朴素、最真切、最有力的人民情感和国家意识，凸显着人民大众捍卫国家主权的强烈心理。从惩治卖国贼方面看，“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民国应当判决国贼的运命”“日本人之孝子孙四大金刚三上将”“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等口号革命色彩浓郁，体现出以“惩恶”为情感表达的愤懑，以及以“立志”为情感表达的诉求。从反日方面看，“抵制日货”“虎狼之国”“反对强权”“废除二十一条”“国际公理”等口号颇具政治鼓动性，在这些爱国口号的造势下，爱国热情转变为现实的反日运动。从报国救国决心方面来看，“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等口号具有明确价值导向，使得爱国主义朝向现实行动，大大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与斗志。这些爱国主义口号政治诉求直接有力，易于群众理解、接受、运用，也易于口口相传，实现精神熏染。报刊杂志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理论化样态。五四运动时期作为爱国主义宣传阵地的报刊杂志种类繁多，对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传播造势、对民众的宣传鼓动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前后，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杂志主要有 新青年国民申报晨报国民公报湘江评论共产党劳动界新潮每周评论等约500种。五四运动发生后，历史学研究179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申报及时报道，主动为学生爱国行动发声，所发时评中提到：“青岛问题至于今日，国人不能无一种表示之态度，此各国常有之事，亦人类共有之性，无可遏也。”13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召开研讨，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14这表明，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开始被讨论。1919年12月，新青年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5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新的思想理论力量，在爱国主义传播的同时为爱国者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社会批判、未来社会变革的思考。从办刊定位看，内容涉及他国政治模式介绍、中国政治现状分析与未来发展构想等。此外，一些刊物还以指导、反思、批评五四运动为己任开展思想理论宣传，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提供了坚强传播阵地。集会示威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集聚化样态。集会示威作为表达诉求、宣示民愿的重要途径，在五四运动中十分鲜明。北京大学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天安门示威游行、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南京路工人示威、长沙学生“五七”国耻纪念游行、京奉铁路工人罢工、抵制日货等系列爱国游行、示威、集会以及罢课、罢工、罢市等成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重要活动载体。北京学生为游行示威写了宣言，其中提到：“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16五四运动初期，集会示威的话语力量掀起巨大社会舆论，尤其是学生群体的集会示威非常密集且形成全国性“声援”。随着北京学生集会示威而被捕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各地学生纷纷发起集会，支持北京学生正确主张；而后，工人等群体加入其中，罢工、罢市等活动不断。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工人曾回忆：“卖国政府逮捕学生，上海工人大罢工。消息传到了长辛店，我们厂里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来这些天大伙早就没心干活，这时几个工人骨干和学生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举行示威游行。”17这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南北呼应”之结果。工人从声援学生到投入运动，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在工人阶级的接力中不断巩固，引起当局政府极度敏感，话语效应初显价值。集会示威这一话语表达方式虽比较激进，但在唤起民众的爱国意志、引导民众的爱国行为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二、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逻辑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蕴含和体现着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逻辑。思想文化上的反思、话语主体上的觉醒、救国实践上的自觉构成其生成逻辑的三个层次。（一）文化自觉缺席与内忧外患交困倒逼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出场文化自觉的历史缺席与内忧外患的交困现实，使得五四前夜处于躁动中。中华文化促成中华民族含蓄的民族特质，五四运动前的数十年，中华民族虽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摧残，但民众的情感隐忍占据主导，爱国主义表达限于知识分子等少数群体。这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有关，也与殖民化、封建化对人的束缚有关。从内部环境看，政府的权威与民众的反权威难以自洽，官民沟通阻滞。从外部环境看，强权对弱国的不攻自破消解着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此前的革命性质尚未跳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范围，也未形成全国性、群众性、彻底性的革命。巴黎和会失败之实揭示“弱国无外交”政治真理，确证了帝国主义对世界政治的架构。北洋政府起初未能坚决捍卫国家权益，对西方列强的虎狼行为听之任之、“任人宰割”。在内外矛盾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垮了人民的身体，耗尽了人民的精神。此时，民众的爱国情感再难压抑，“五四式激情”出现，它以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文化自觉感、浪漫主义感表现着对时势的思考。18爱国主义被迅速带入生死存亡的历史语境中，情感释放找到了话语出口。民众的愤怒不满，直接表现为“声讨”、批判及现实的抗议行动，一些如爱国主义口号、标语、集会等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样态初步产生。从思想遮蔽到精神自觉，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相辅相成。陈独秀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五四运动的精神是“爱国救国”，它是五四运动特有的，“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19显然，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伴随文化自觉缺席到再度出场的逻辑，“直接行动”“牺牲的精神”既是例证，也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从更为直接的思想层面分析，五四运动为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创造了彻底的觉悟性的“解放”语境。“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180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20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提出中国学习西方、推进近代化的“三阶段”。第一阶段，器物技术方面的学习，故有“开眼看世界”的呼吁，“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制度方面的学习，故有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第三阶段，文化思想的启蒙，故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21从技术学习到思想启蒙，从器物自觉到精神自觉，这是中国寻求独立自强，摆脱内外忧患的觉醒与探索历程。五四运动延续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初衷，一个明显的思想转变在于：政治话语权的丧失，使得中国人从对世界政治体系的幻象中苏醒，“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破碎，对西方的幻想归于现实。这一转变意味着“向西方学习”这种单向思维正在易变，“学习西方”“抵制侵略”一并成为现实课题。虽然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一开始十分感性、激进，这是短期内国民思想剧烈震荡的外在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是正义且勇毅的，具有思想解蔽和舆论导引的双重意蕴。（二）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主体召唤与无产阶级的历史在场相洽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主体召唤鲜明反照无产阶级的历史在场。一方面，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主体召唤获得无产阶级的回应；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历史在场凭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得以确证。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滥觞于青年学生，起初的话语样态也由青年学生缔造。伴随五四运动纵深发展，单凭学生不足以推进政治诉求的达成，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亟需增援新的、更有力的话语主体，这种主体召唤最终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介入得以完成。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上升为强劲爱国力量、政治力量有其客观因由。“一战”期间，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繁荣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巩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催化了无产阶级政治自觉。工人阶级被工业创造出来的同时也被塑造着革命形象，不过，这一革命力量的激发亟需知识分子的“笼络”。五四运动中，从知识分子的发声，到无产阶级的发声论证了这一点。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发起的阶级斗争在欧美国家常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范式受到质疑，这对国内一些西式民主的推崇者具有反思意义，对于初具社会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具有启发性。工人阶级不仅光明正大地“声援”学生运动、践履爱国号召，还通过罢工等行动确证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的政治意义通过五四运动得以诠释，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充当无产阶级“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一方面通过直接的话语行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另一方面通过罢工等“无声语言”“革命语言”壮大话语形势。6月后，学生被捕消息传至全国并激起民愤，工人罢工如纺纱厂工人罢工、电车工人罢工、船坞工人罢工、铁路工人罢工等不断。工人罢工外，各地陆续罢市，经济生活停滞。6月10日，上海罢课、罢市持续，工人罢工进入高潮，连理发店都在门外贴上“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标语。22此外，“三罢”中出现各种传单，内容极具革命话语色彩，如“同胞呀，快起来罢！再不起来没有时候了！”“北政府，目无国民，倒行逆施，酿成众怒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四万万人，勿再自馁。”“开会？抑尚有何日开会？况集会自由，载在民国约法，何能以武力压迫停止？民权至此剥削尽矣。”23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工人罢工体现出与商界不同的勇敢、自觉，彭明分析，“上海工人非常集中，他们也没有任何丧失私有财产的顾虑。因此，当罢市消息传来的时候，许多工厂的工人，并没有被学生动员和哀求，便自动罢工了。”24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集中体现。在此形势下，政府罢免了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可见，六月后的五四运动主力已由青年先锋变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治诉求表达也由初期的感性、激进转变为理性、成熟的表达。学生运动获得工人阶级支持，把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推向新语境，“新式知识分子在与新社会和新经济力量短暂的亲切合作中，开始明白以后的成功要靠全国一致的、以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为目的的群众运动。”25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在革命实践中锻造了无产阶级底色，其群众性、革命性、彻底性得以确立，话语完成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三）救亡图存的爱国实践引擎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从成型到成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与救亡图存的爱国实践具有统一性。毛泽东基于五四运动，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主体，革命对象涉及“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26，革命主体“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27分清敌我之后，要做的就是团结该团结的、反对应反对的。这是救亡图存革命实践逻辑，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走向成熟的前提。基于此，一方面，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在对救亡图存的时代映照中客观地发生；另一方面，救亡图存诉诸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强大力量。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以各种表现样态反映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危机，国际社会上的“失语”“失声”、对内方面当局政府“失信”“失职”、人民大众对内外势力的痛恨等充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民众产生爱国更应救国的强烈愿望。陈独秀直言：“各国都有历史学研究181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许多雄纠纠虎狼似的军警，要立什么密约便立什么密约，要侵占人家土地便侵占人家土地，要怎样横蛮不说理便怎样横蛮不说理。独有人民要饭吃，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28“人民要吃饭”的问题表明，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必须关注人民疾苦、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由此强化话语的迫切性。救亡图存借助爱国主义主流话语这一“精神武器”，最先表现为口号形态，因为“口号具有强大的动员力，能创造出一个好的口号，行动就已成功一半。”29爱国主义主流话语首先以学生喊出的口号、标语，以及演讲、集会等发挥实质的政治震动作用；而后，工人阶级等主体应声加入爱国主义主流话语阵营，推动话语走向成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指向救亡图存现实课题，并在争取正义的革命运动中实现统领革命现实，这是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由萌生到成熟之必然。总体看，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围绕“一个主题”“两个阶段”“多个主体”形成自身的生成过程。“一个主题”就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这是救亡图存的双重目标。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许多爱国主义标语、文本、图像产生，集会、游行、示威不断，主体参与活跃，话语影响增生。“两个阶段”指的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城市由北京转为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的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爱国主义主流话语萌生并初步发展，话语主体以学生为主，话语特点犀利、感性、激进且具有一定盲目性，话语实效主要是震慑了内外势力，但并未在实现政治诉求上立竿见影。在第二阶段，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日益成熟，话语主体以工人阶级为主，社会各阶级广泛参与，话语特点沉稳、理性，具有革命“杀伤力”，并配合罢工、罢市、停业等活动，最终实现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政治目的。“多个主体”指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主体的多元性，它不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初期，它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弱点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农大众参与。但到了“六三”运动时，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参与其中，促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30依靠工人阶级等人民大众的强大话语力量，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场域拓展，话语合力实现，政治使命完成，爱国主义主流话语走向成熟。三、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生成的价值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生成具有即时的、未来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对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启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对五四运动后的百余年中华民族复兴史具有重要意义。（一）充当精神载体延续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基因爱国主义主要有物质性载体和精神性载体两种外显方式。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或思维形态，但它又具有物质性表现形式。由于精神性的内容和物质性的形式兼备，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最重要的爱国主义精神载体之一。相异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绝对否定，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更倾向于以批判性眼光看待文化革命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超越了新文化运动激进的文化视野。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成为统摄文化启蒙与救亡运动的桥梁，规避了新文化运动可能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风险。以思想解放为主题的文化革命、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话语革命具有逻辑和现实上的契合性。文化革命以破旧立新、追求思想启蒙为己任，启迪了民众的救亡与革命意志，益于后来由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文化建设。31话语革命以民族觉醒和政治诉求的结合为目标，益于爱国主义主流话语革命性的外显。爱国主义精神的延续是一个以爱国主义话语为显著标识的历史性进程。爱国主义贯穿中华文明的动态演进，从先秦“保族”“合族”“保其家邦”的观念表达，到宋明清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成熟与丰富，“报国”“利国”“为国”“忧国”“体国”等爱国主义精神的阐释繁多32，绵延不绝。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承载着更为具体的爱国主义意蕴，实现着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行动的统一。作为群众手中“批判的武器”，它不仅打响了五四运动的头阵，更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彻底觉醒，把文化启蒙与救亡图存现实地勾连了起来。中国人民认清了“国际公理”的虚伪，揭露了北洋政府“亲外”“疏内”的可憎面目，工农大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爱国力量、话语力量逐步团结，爱国主义得到升华。五四运动后，以文化建设为基础，以中国精神为主线，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体现着双重性特点。一方面，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五四运动至今，爱国主义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演化出诸多具有时代特点的全新精神形态，如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战精神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又陆续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中国女排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另一方面，从站起来到富起来182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与这些精神形态紧密关联的具有独特性、标志性的爱国主义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充实了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样态，丰富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中，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将以厚重的中华文化为养分，以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主义实践为依托，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持续发挥话语自身的精神动力。（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爱国主义主流话语逐步转向寻求符合中国国情，可以指导中国未来革命道路的理论方案上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理论，开始在这一转向中映入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境遇。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与众多同时在场的话语体系相互交锋的实践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出场路径”33。首先，在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熏染下，一大批怀揣救国热情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阐释工作，并发起了著名的“三次论战”，即以什么方式改造中国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等。经此，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思想理论界的“显学”，成为救国的重要方案，并在各种理论争鸣、思潮互鉴中显示出理论魅力。其次，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将工人阶级作为坚强后盾，为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强大的阶级动力。五四运动时期，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这一政治力量的出场锤炼了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无产阶级特质。同时，工人阶级的主体参与使得社会发展主体力量重新塑造，社会运动的主力从知识精英转向工农大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了不同以往的阶级基础。最后，以五四运动为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摒弃以伦理觉悟的文化革命改造中国的逻辑，转向寻求政治革命路径。34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作为“有声”的精神纽带，实现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前提、知识分子为知识基础、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统一，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中国化进程，开启了中国政治革命新路向。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产物。经历五四运动，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彰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舆论条件。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话语参与和行动自觉冲击了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与阶级力量，他们开始走近工人并积极开展组织与宣传工作，引导工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投身工人运动，推进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交互中，“理论掌握群众”亟需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者并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翻译出版；11月，共产党（月刊）创刊。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开会商议成立党组织事宜；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于上海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35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具有更丰富的表达，它以主旋律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赞歌，以主人翁视角生动讲述中国故事，以浓厚情感共筑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今天，爱国主义主流话语并非一劳永逸的“教条”“口号”“词句”，并非需要时“摆摆就行”“喊喊就好”“写写就罢”，它承载着“培根筑魂”任务，将在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36的新时代故事中完成自身的创新发展。（三）凝聚起救国、兴国、强国实践的精神伟力五四运动时期，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为救国实践凝聚了精神动力。五四运动时期，以救国实践为线索，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促进了仁人志士对改造中国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利于思想团结。正如张闻天所言：“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37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人民立场和国际视野。五四运动时期，国内成立的各种进步社团、开办的杂志刊物多达数百，这些社团、刊物将目光锁定在“改造社会”与传播新思潮等方面，思想碰撞融通“马中西”。除了占主流的社会主义理论外，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思潮也进入中国，民众视野得以开阔。经过反复对比，马克思主义被认定为救国之“良方”。经历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38从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指向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愿景来看，除了对当时的内外矛盾进行反思与回应之外，还预示和隐含着对中国未来历史面向问题的思考，尤其是革命道路和民主政治问题。由此，中国人民真正找到了救亡图存的理论范本和实践之路。此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无不沿着对改造中国问题的救亡实践的求索而展开，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精神动力逐步转换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历史学研究183第 34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五四运动已成历史，但爱国主义主流话语持续为兴国、强国实践凝聚精神动力。五四运动后尤其在完成救国任务后，以兴国、强国实践为线索，爱国主义主流话语与时俱进，接续发挥话语合力作用。10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五四运动开创的救亡图存之路曲折前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