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的“寸劲”——田耳小说论.pdf

2023年第4期田耳在创作谈中，曾多次用到一个词：造城运动。实际上，他也的确用文学创造了一座虚拟城市：佴城。不难看出，“佴”的字体结构隐含着田耳的文学“野心”，意即田耳一个人的文学之城。陈思和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能够立足小天地，做足大文章。这一点田耳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出色。”佴城的原型是田耳的故乡湖南省凤凰县，这是一个彰显着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地方，散发着天然氧吧的纯净空气；这又是一个慢节奏的偏远之地，民风淳朴，尚有很多人没有摆脱落后的困扰。故乡的基因复刻出田耳笔下的佴城：一个既日常又奇崛的世界。在那里，生活着一群“身怀绝技”的“奇人”，他们本应有的传奇湮没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似乎偶然成为通向必然唯一的路径。他们身上暗涌着无法遏制的生命力，凝聚为注定要与文明抗争的野生精神。田耳以恣肆的想象力让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恣意生长，正像施战军所说，“田耳身上的山鬼气一直没收回来”。于是，日常与传奇，偶然与必然，道德与悬置，以及充溢着原始而激荡生命气息的“山鬼气”，共同建构起文学佴城的标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生命本体意义的重要维度。文学写作的“寸劲”田耳小说论梁海摘要：田耳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往往在推理和悬疑的传奇中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经纬纵横。他通过一系列的偶然搭建人物必然的命运，以旁观者的视角沉淀出叙述的冷静，解构了道德、权力、价值等既定观念，以平等、包容的姿态审视底层社会的世相，努力做到原生态的还原。同时，田耳的文字又是奇崛的，它让泥沙俱下的生活呈现出精彩，让湘西神奇瑰丽的自然转化为人物永不服输的精神力量。日常与传奇，偶然与必然，道德与悬置，以及充溢着原始而激荡生命气息的“山鬼气”，共同建构起文学佴城的标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生命本体意义的重要维度。关键词：田耳；“寸劲”；佴城；悬置092一无疑，田耳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他说“不好看别人干嘛要看你的书？我觉得真正好的作品其实都是好看的，好小说不管故事讲得怎样，都要有一种奇妙的力量拽着你非读完不可。我也不怕我写好看了别人觉得我通俗。文学是有供人们消遺这种功能的”。或许，正是因为对“好看”的追求，田耳在小说里时常加入推理或悬疑元素。他的推理极为缜密，深受日本推理作家松本清张和森村诚一的影响，能够将推理的技术部分处理得严丝合缝又不脱离生活，仿佛他真的是个侦探，胸有成竹地排兵布阵，直抵那个唯一的真相。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就以刑警老黄侦破一起劫车杀人案为线索，颇有本格推理的味道，将侦破过程可用的元素在前文悉数给出，再用逻辑之手层层剥下凶案的外壳。文本中，被害人于心亮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不仅是老黄的相识，也是老黄经常光顾的小理发店老板哑巴小于的哥哥，而犯罪凶手竟是小于的情人钢渣。案件的侦破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获得的有效证据少之又少。但经验丰富的老黄还是通过大量细节，一步一步剥茧抽丝：老黄在一丛骨节草里发现两枚烟蒂，一并取走。水边有一溜脸盘大小的卵石，是专让人坐着休憩的。他想，屁股的坐痕没什么价值，否则应显个影。他能断定，案犯在这里坐过把尸体抛弃以后，案犯在河中洗去血迹，感到累了，就坐着抽烟。杀人以后，凶手通常会感到前所未有的疲累。河面宽泛，但河水相当浅，要不然尸体不会搁置在河滩上。他把刚倒成的石膏模拿出来，摆在众人中间，指着上面相应的部分说事。这个鞋印，我看未必能用常用公式套算身高。现场采集的案犯鞋印，纹路有两种，物象型、畦梗型。鞋码都较大，套公式算，这两个人都是一米八以上的高个儿。本地人普遍个儿矮，两个一米八以上的高个儿碰在一起并不多见。真是这样，案件反而有了重大的突破口。但从那丛灌木（老黄说话时用手指一指方向）后面取得的成趟足印可以看出来，步幅合不上这种身高。由此，他推断出案犯故意穿大码鞋子，由此混淆视听。接着他指出，“案犯两人应都是三十以上的壮年男人，足印具有这个年龄段的典型特征，有明显的擦痕、挑痕和耠痕。按说足印前端的蹬、挖应该很浅，但这个足印，前端几乎不受力，向上翘起，不符规范。这一点进一步印证，案犯的鞋超出脚码一截，前端塞有软物，但踩在地上是虚飘的”接下来，老黄就发现破案的关键线索一顶溅有血迹的帽子，他“闻到帽子里面逸出的爽身粉气味”，立刻联想到理发师，“帮顾客头上扑些爽身粉的理发师，差不多都退休了”。随后，他对卖这个品牌帽子的所有可能地方进行了拉网式逐一排查，最终锁定了帽子的买主是哑巴小于。但小于给哥哥买一顶帽子合情合理，案件的线索似乎就此中断。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老黄又发现了新的线索，帽子溅有的血迹是于心亮的，问题是“于心亮自己的血，怎么可能溅到自己的帽子上呢？”之后，在经历了打捞被弃的出租车、对小于进行监视等一系列行动后，钢渣终于浮出水面。文本由老黄破案和小于、钢渣的恋爱两条并列的线索构成，读者实际上早已知道凶手是钢渣。所以，田耳并非是要带着读者去探究真相，而是要让读者沉浸在推理的乐趣之中。在田耳看来，作家应该把自己想象成生活中的侦探，文学创作就是“他们递交的关于人类生活隐秘状况的情报”，作家应该运用侦探破案式的思维和观察能力，去营造好的故事，去层层揭开生活的真相。由此，悬疑叙事就成为田耳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即使不是推理侦破，日常叙事中也往往铺设着悬疑的叙事线。比如独舞的男孩中，姚姿总是不让丈夫小丁触碰胸部；到峡谷去里的丁小宋始终想要阻止母亲开口说话；嗍螺蛳中有着大哥气质的麻烁偏偏喜欢甚至放纵肥硕的女生江瑛妹所有这些悬念都成为推动叙事的主线，增添了小说的故事性。同时，为了让悬念更加吊足读者的胃口，田耳还善于使用一些意象增添诡异的文学写作的“寸劲”0932023年第4期效果。坐摇椅的男人就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意象：一把神秘的摇椅。儿时的小丁就注意到住在对门的老梁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仿佛那上面有着无尽的乐趣，而且坐在摇椅上的老梁在家里有着无上的权威，可以随意冲妻女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一天，好奇的小丁乘老梁不在家，“近距离地看着树下那张摇椅，大骨架用实木做成，中间镶竹片，扶手下钉着锯齿状铁片，和对应的挂搭啮合，可调节靠背的高低”。摇椅貌似平常无奇，却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魔力，小丁偷偷爬上摇椅，“他本来并不累，奇怪的是，一爬上这摇椅，人就变得慵懒。仿佛一秒钟之间，他做起了梦”。长大后的小丁，“越来越相信，那时候羡慕的心思也是有的。顺着这一思路，小丁意识到这摇椅以及晓雯家的院子，对自己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召唤。老梁死后，这种召唤来得愈加清晰，一声一声，短促有力”。小丁娶了晓雯，坐上了摇椅，他“在摇椅上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他喜欢在摇椅上做梦，做着连篇累牍的梦，最终和摇椅粘连到了一起。可以说，摇椅的意象贯穿始终，在充满悬疑的气氛中，把读者一步步引向人物的最终归宿。可以说，推理和悬疑赋予了田耳的小说一定的传奇色彩，也使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田耳的小说只是追求推理技术和离奇情节的通俗小说。实际上，田耳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他在推理和悬疑的传奇中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经纬纵横。他的故事里充满了偶然，但这些偶然并没有人为编撰或凭空杜撰的痕迹，而是通过这些偶然搭建起人物必然的命运。一个人张灯结彩就写出了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辩证法，整个案件由一连串的偶然串起。其一，钢渣为了给情人小于的孩子治病，决定去抢劫出租车，而出租车司机恰好是小于的哥哥于心亮。其二，钢渣原本只是抢劫，只因帽子偶然丢失，露出头皮上朱砂色的胎记，怕留下活口，日后被指认，才杀死了于心亮。其三，钢渣为了讨小于欢心，让小于在自己头上练习理发手艺，结果才被小于剃成光头，以致引发了日后的悲剧。其四，小于给钢渣和于心亮两人各买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恰恰是这两顶帽子成为侦破环节中最重要的证据，推动案件水落石出。一系列的偶然就像恐怖的生命串珠，潜藏在日常生活的温暖缝隙里，让爱与亲情背负了凶杀的罪名。“偶然性战胜了必然性，混乱的世界纂占了秩序井然的世界，从裂缝里跳出来一个小小的偶然的神灵”，在不经意间牵引出的最残酷的命运。可以说，这些“小小的偶然的神灵”在田耳的小说中俯拾即是。衣钵中的李可回乡跟父亲实习当道士，结果父亲恰恰意外身亡，使得他在父亲的葬礼上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道场。在场中偷东西的“绿色女人”恰好被绑匪劫持，以极端的方式暴露了自己。夏天糖中妓女铃兰偏偏就是多年前躺在草地上的那个绿衣女孩儿所有这些偶然并非是田耳为了制造传奇的“人工合成物”，而是作为生活镜像的一种艺术凝练，正像李敬泽所指出的，“田耳对巧合、对偶然的迷恋并不仅仅出于他的戏剧禀赋，更是出于对人的信念，在他的那座城中人拒绝对自身的判断，人在他的热情、欲望、怪癖和软弱与偏执的激励下穿隙而过，行动、妄为和流泪和大笑和死，他们是内心混乱的人，故事是他们在这混乱之城创造的奇迹：混乱仅凭巧合和偶然达成了精密的形式这是关于混乱、写给混乱的诗篇”。从这个意义上看，田耳创立了属于他自己的现代传奇，以生活化的方式处理传奇，让偶然担当起讲解日常生活的使命。范老板的枪中，范老板因为老婆喜苹与自己的司机蔡老二私通，心生怨恨，试图买凶杀人。但这个潜藏着复仇、凶杀、情色、阴谋的故事脚本，并没有呈现好莱坞大片的既视感，故事的走向出乎意料的平淡。先是范老板物色杀手，以“不要命”、“急需钱”和“靠得住”的逻辑找到了何卫青办理此事。何卫青在接受任务后，先是对范老板进行耐心劝慰，劝他对老婆出轨的事儿不必太在意。接着又以杀手难找、需要一把枪等各种理由，实施拖延战术。在时间的绵延中，范老板的心气渐渐平和，甚至玩起了精神胜利法，“难道我不能将蔡老二看成喜苹的一只玩具？判一只玩具死刑，有什么意思？转念一想，范老板甚至认为，正是蔡老二帮自己翻新了喜苹的身体”。最终，杀人计划不了了之，以一种类似于儿童游戏似094的滑稽表演草草收场，一切复归平静。范老板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的逻辑。生活中哪个人没有遇到过糟心事？一时的冲动会像火山爆发般喷涌，甚至萌生杀人臆想，但平静下来，大多数人会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毕竟，生活的秩序如此坚韧，我们很难真正突破惯性的维度，去挑战经验之外的世界。可以说，田耳参透了生活的真谛，他在用传奇书写人生。田耳的“日常传奇”令他在小说结构上呈现出一种自然性，线索趋于细密，甚至淡化结构线索的质感，进一步接近生活原生态。由此化生活为结构，融结构于生活，形成一种于无结构中求结构的叙事模式。开屏术开宗明义，将主线和盘托出，即易老板委托“我”找隆介物色能够随时开屏的孔雀，随后插入一段隆介训练斗鸡的往事，接下来，间断性地讲述隆介几次“制造”孔雀开屏的技术尝试，其间，又以插叙的方式对隆介做了人物素描，再其后是凌大花的出场，隆介的热恋、失恋、出走拉拉撒撒，自在随意，让读者跟随隆介，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进进出出，由此审视日常生活中透出的荒诞。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一回回评中曾指出，金瓶梅 作者对人物说话做事等日常行为“一路有意无意，东拉西扯，便皆叙出”，杨义先生认为，这是对“情节线索模糊化而接近生活原生态的极好形容”。在我看来，田耳亦是如此。他将文本的结构与生活的节奏贴合到一起，在日常生活的呼吸中感受事件的推进。到峡谷去全篇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基本是以一趟从佴城到大峡谷景区的长途车为叙事载体，写两个城市妇女带着孩子去一个偏僻山村旅游，两人一路闲聊，小宋母亲几次三番想要加入对话行列，却遭到嫌弃。到达所谓的旅游景点后，才发现这里原来所谓的峡谷就是一条山沟沟，两个妇女还被骗了高额的门票钱。然而，在返回的路上，两人似乎对此次旅游的上当受骗并没有特别在意，依然无休止地喋喋不休拉家常，似乎她们此行的目的就是闲聊。整个文本透出一股淡淡的荒诞意识。或许，生活充满了传奇，但总是被我们疲乏而机械的目光所遮蔽。文学佴城无疑唤起了我们对世界的敏锐感觉，在日常中感受生活的多样性，让生活的底片冲刷出她真实的色彩。在我看来，这也是田耳小说最动人的地方。二田耳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提到过，他小时候喜欢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其中，华生这个人物形象对他影响很大，小说经常通过华生这样一个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视角来见证福尔摩斯的断案过程。田耳的小说叙事也大多采取类似的形式，他让故事的“配角”去充当故事的见证人，既身处其中又置之度外，去讲述故事。我们看到，在田耳的短篇小说中，总是有一个叫做“小丁”的叙述者，这个人物形象覆盖了各种各样的阶层，警察、企业家、农民、教师等，扮演着日常生活的解说员。氮肥厂开篇以小丁的回忆视角切入，讲述老苏的故事。“现在，但凡小丁回忆起住在氮肥厂的日子，首先脑袋里会蹭出那个姓苏的守门人，以及他在空旷、灰暗并且嘈杂的厂区内来回走动的样子。”在整个叙述中，时间不断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跳跃腾挪，“小丁时快时慢地踩着单车，把老苏的笑容回忆得多了”，“小丁记得那一年老是停电”正是在不断回忆中，小丁的叙述不知不觉从当下滑向故事发生的现场，又从现场返回当下，任由情感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稀释冷却。而这种距离感无疑沉淀出叙述的冷静，遮蔽了道德评判，只抖落出挣扎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粒粒尘埃。在文本的最后，通过小丁的目光，我们看到老苏脸上的永恒笑容在生命最后依然顽强地绽放，小丁仿佛依稀听到老苏的话语：“他们越是想看我们的笑话，我们就越是显得无所谓，显得快活，非常非常快活随着这样的声音，小丁忍不住抬起头往天上看去。天上是一团团的云。不需细看，小丁就知道，在所有的云里头，肯定有一团云像洪照玉，在离那团云不远的地方肯定还有另一团云，活脱脱就是老苏。”小丁的目光就像是一台摄像机，真实到毫发毕现，却屏蔽掉了所有情感的颜色，丝毫没有呈现出对两个卑微生命最后抗争的敬意或同情，令我们意识到，洪照文学写作的“寸劲”0952023年第4期玉也好，老苏也好，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就像天空一团团分不清彼此的云。田耳的这种旁观视角会让我们联想到鲁迅。鲁迅曾以犀利的锋芒塑造了一批“看客”形象。咸亨酒店中，当孔乙己偷书被打后，“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阿Q被押赴法场游街时，周围是“蚂蚁似的人”，“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对于这些麻木的看客，鲁迅以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这种立场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阿Q周围的看客发出的是“豺狼的嚎叫一般的声音来”。药 中夏瑜的坟头是如此景象：“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枝枝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鲁迅在肃杀的气氛里，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与此相比，田耳更多的则是一种“在其中”的零度叙述，将人性的残酷转化为一种生命的荒诞感，正像氮肥厂 中老苏和洪照玉被气柜的爆炸冲上天，周围同样围满了“吃瓜群众”，通过他们“无辜”的目光，我们看到：“两人都光丢丢的。他们的衣裤，就像一面面风筝一样在半空抻开了，被风吹到了厂坪以外的地界。两人的腿大幅度踢蹬着，以游泳的姿势浮在气流当中，减缓了下坠的速度。再往下落一点，人们得以看清那两人的表情。洪照玉的眼神是惊惶的，无助的。老苏则很镇定，半空中，他把嘴巴嗅到洪照玉的耳根，嘁嘁喳喳地说着什么话。”在众人眼中，两人不是濒临死亡，而是在进行着猥亵的空中游戏。死亡的沉重变形为滑稽可笑的荒诞，生命的尊严随着赤裸的自由落体被彻底粉碎了。我想，这正是田耳的独特之处，他不是如鲁迅般站在精英立场去思考国民的劣根性，他是以平等的、包容的姿态展现平民草根生活的无望，审视底层社会的世相，努力去做到“原生态的还原”，不选取任何价值判断和情感立场，“零度”呈现他眼中的平民世界。我认为，这种零度叙述正是田耳小说叙事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从不对人物做伦理道德的辨析，他像一个冷静的摄影师，拍摄人物的一个个生活场景，片子没有旁白，却在细节处让我们感受人物的内心和情感，让生活填充故事的注脚。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钢渣宠爱小于，他愿意让自己做小于的模特，让小于剪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发型，甚至推成光头。“他很想手头有一笔钱，帮帮小于”。事发被捕后，他也没有忘记和小于的约定，请求刑警老黄代替他大年三十去看望小于。文本以刑警老黄的视角展开叙述，通过老黄将小于、钢渣、于心亮三人搭建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老黄在三者之间来回穿梭，粘连起每一个细节，绕开伦理区域，凸显故事的真实性和推理的逻辑性，最终抵达繁复的人性。与钢渣一样，天体悬浮中的符启明也拥有极度复杂的人性。他聪慧灵敏、八面玲珑，情商很高，他能够根据刘所长随口一句“破案就像打牌和拔牙一样”，推断出刘所长的牙医出生，并不失时机地献上“四言八句”，给刘所长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积极上进，工作热情，热衷于为同事排忧解难。同时，也表现出了断案的天赋才能，别人找不到的尸骨，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找到；善于隐蔽的通缉犯赖毛信被他一眼识破；夏新漪的凶杀案也是他首先发现关键的侦破点。然而，所有这些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好警察，而是最终汇入了污流。他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给赌场打掩护，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脱离警察队伍后，更是操纵了佴城最大的皮肉生意，成为佴城新贵。他身边从不缺女人，却始终钟情于小末。但这样的情感依然是扭曲的，直接导致的是阴谋和罪恶。所以，我们看到，文本中的符启明属于两个世界：仰望的星空和混沌的现实。原本，星空的高蹈与凡尘的烟火并行于两个平行的轨道，但符启明“只要拿着望远镜望天，想一想这颗星多少万光年，那颗星多少亿光年，时间观一下子就改变了。看看那些星星孤零零地悬浮于天上，想一想人生只几十年，就觉得一切都微不足道。”宇宙的浩瀚让符启明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如果说，现实中的符启明走向了人性的堕落，那么，那个遥远的星空则寄托着他的悔悟和救赎。096可以说，田耳笔下的佴城呈现的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善恶杂糅，黑暗与光明，美丽与丑恶并存。田耳是天空和大地自然地连接到一起，组成了一个生活本然的空间。由此，我想到了胡塞尔所说的“悬置”。在胡塞尔看来，20世纪欧洲精神文化的危机是没有确实可靠的知识，拯救危机之路便是“回到事实本身”，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以纯粹体验的状态去感受事物的本真。田耳也正是通过如此“悬置”，向我们呈现了生活的纷繁复杂和变幻莫测。三那么，在这里零度叙述是否意味着田耳失去了判断善恶的能力，失去了道德约束力？抑或，我们应该对田耳的“悬置”做怎样的理解和评价？我想，要想解密这些问题，或许我们应该从田耳的写作发生入手。田耳也谈到他早年迷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花了一年时间去研究释梦，所以，他早期的小说暗含着一种心理学分析机制。像独舞的男孩书写的就是典型的童年创伤记忆。姚姿童年时被警察猥亵和偷窥阳光下跳舞男孩的经历，共同打造了一幅明暗交错的图像，如浑沌状潜伏于她的内心。于是，无法袒露自己的乳房和要求丈夫袒露下体舞蹈的扭曲行为，逐渐衍生为她内心深处最秘而不宣的执念。夏天糖中的江标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他对朋友重情重义，关爱自己的白痴弟弟。他一次次想要拯救妓女铃兰，但一次次被拒绝。于是，他的正常生活也在一次次被拒绝中，被无限推向那个身着绿裙躺在路中间的小女孩。无法抹去的记忆纠缠着难以言表的父爱和情爱，蜕变为扭曲而病态的残酷。文本的最后，当穿着绿裙的铃兰躺在路中间时，江标“努力想从她身上找到当年那小女孩的影子，哪怕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点点痕迹。车子离铃兰只有几米远了，她朝他眨巴着眼睛，更为妩媚地笑着。他甚至能够看清她嘴角笑出来的纹路”。我想，正是这“妩媚地笑”破碎了江标所有的希望，导致“他忽然加大油门，加到最大”可见，令江标最终癫狂的正是内心深处近乎病态的执念。他永远生活在对过去的追忆里，“过去”就像是盘踞在江标内心的一根坚硬钢丝，撕扯着他，让他的“当下”逆向沉沦，最终走向了毁灭。可以说，姚姿和江标异于常人的行为都是由某种“执念”引发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执念”看作是田耳创作中最醒目的关键词之一。他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行动往往源于某种执念的诱导。比如，打分器中的老蔡看起来是一个安静的牙医，“没生意时很安静，有了生意也很安静”。与乔妹的恋爱过程也很正常，他会约乔妹下了班去压马路；乔妹闹情绪时，他也会坚持守候乔妹下班。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甚至还有点窝囊的男人，却出人意料地做出癫狂举动，割断了乔妹的声带。而促使他癫狂的直接原因就是复仇的执念。乔妹“闪烁着电锯的光芒”的颤音歌喉，曾受到老蔡的嘲笑，但令老蔡万万没想到的是，卡拉OK打分器给他打出的分数竟比乔妹还低。自此，乔妹每次发出令人心悸的颤音都召唤出老蔡曾经沦为乔妹手下败将的耻辱。这种耻辱在积淀中渐渐化作潜意识中复仇的执念，最终失控爆发，导致了意外的悲剧。正是这种专注于“执念”的书写，在一定意义上模糊了伦理和道德的界限，转而走向人物的精神和心理空间。但这样的书写又不同于完全从心理意识的角度来建构人物，叙述事件。田耳的小说并非是心理小说，心理因素只是在叙事层面串联因果和结构故事，在其背后还沉淀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为什么这些人物会潜藏着偏执的执念？这一思考始终贯穿在田耳的创作中，而开屏术中的隆介某种程度上担负起了回答这一问题的思想实验。田耳在访谈中，曾谈到隆介这个人物的原型，“开屏术里的主角，原型就是偶尔来“青年之家”客串的朋友，写字作画，也在地方报纸上发小块文章。他偶尔出现，活灵活现，和我们不同的是，他既能搞艺术，更擅长赚钱。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似乎一直葆有某种古怪的激情，别人在变，他体内某种天真一直持续，跟我吹嘘艳遇与财运，文学写作的“寸劲”0972023年第4期或者新近又认识哪一位地方要员”。这个在生活中“葆有某种古怪激情”的人物原型，在田耳的笔下同样被赋予了一个执念：永不停息地折腾。文本中隆介一出场，就在与易老板的斗鸡大赛中顺利完胜，让易老板对他的奇技淫巧刮目相看，将一般人眼中极其荒唐的驯化孔雀开屏的事情交给了隆介。隆介丝毫没有考虑任务的难度，欣然接受。即使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没有令他有半分动摇，似乎挑战难题成为他生活中的日常，甚至不断给自己寻求新的刺激，身边不缺女人的他，偏偏要去“驯服”桀骜不驯的凌大花，如堂吉诃德般挑战自我失败的极限。可以说，“田耳笔下的隆介，看似神不楞登，人堆里不声不响甚至还有那么点猥琐，偏就身怀某种异能；他若夹起尾巴做人也能稳赚钞票，偏就喜欢将日渐美好的生活折腾得七零八落仿佛与周遭人事，与生活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隔膜。但不管日子折腾成何等模样，仍禁不住他脸上的欢悦，内心的狂喜，仿佛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是一种全新体验，值得期盼。他强健有力的心脏泵出的却是王八血，品味他这个人，鸡汤和毒药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你困苦时从那找安慰，你得意时从那找平静”。作为鸡汤和毒药的混合体，隆介的折腾永不停息，这是他生命的原动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施占军所说的“山鬼气”。这种“山鬼气”显然来自田耳的湘西故乡。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的田耳，和沈从文是同乡。但是，与沈从文笔下的诗意湘西不同，田耳让我们看到了湘西的另一面：神奇瑰丽，雄浑刚健。奇崛的自然生态沉淀在隆介们的潜意识中，化作蓬勃不可遏制的内在生命冲动和力量。正是这种奇崛的力量支撑起他们的生命基石。对于这些游走在社会底层的湘西人而言，生存是最基本的道德法则，无关善恶。这一点，在田耳早期的短篇小说衣钵中就已经初露端倪，尽管这部小说散发着浅淡的“沈从文式”的诗意，但文本的内在肌理却渗透着骨子里的“山鬼气”。衣钵以细腻恬淡的笔触直抵李可的内心世界，规避了城乡差异、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凸显的是李可精神的蜕变。李可在童年时期就有着极强的走出去的想法，他一个人偷偷独自出发去寻找北京，这个行为让父亲大为光火，告诉他“以后别乱走了，你会被狗吃掉的”。父亲还总是告诫李可，“世界上有许多看不见的狗，道士终其一生就是和各种各样看不见的狗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以后的日子里，他必须用这种感觉去影响别的人。他又看了一眼正要消去的晨雾，他明白了，自己一直就向往着某种神秘”。我认为，李可向往的这种神秘，不仅是对未知世界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俗世中那些未知命运的挑战。李可父亲“毕生的事业是在和一群看不见的狗作斗争”。所以，真正的道士是以内在的生命意志去征服那些“看不见的狗”。在文本的最后，李可放弃了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回归乡村去做一名道士，意味着去找寻人内在的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来抗拒命定的安排。在一定意义上，衣钵已然奠定了田耳创作的一种基调，那就是他总是书写挣扎在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的“道士命”。天体悬浮 中对“道士命”有过专门的解释，“道士命通常是指乡村里某些能人，他们的才能又没法用当官、经商、考学、泡妞之类的常见选项加以归类。他们都不安生当农民，道士命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不认命，和自己命运相抗争。他们通常都会离开家乡，凭着自身古怪的才能、百折不挠的韧性以及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到处折腾”。尽管文本中说，“道士是道士，道士命是道士命，不是一回事”，但我认为，“道士”与“道士命”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道士以内在能量与超自然力沟通，驱邪避祸，成为乡村中的重要人物，正像 天体悬浮 中的老村长所说，“一个村子没一个像样的道士，算哪回事？”所以，道士也好，道士命也好，田耳都是在书写那种涌动在人内心深处的生命意志力。从这个意义上看，隆介、符启明都是“道士命”的代表。在体制内有着稳定公职的符启明曾对丁一腾说：“知道我们这一行，古代叫什么？倡优皂吏，我们就是这个皂吏，小小的衙役、狱卒，不是官。不要以为吏就是官，不是。皂吏既然和倡优也就是戏子、婊子摆在一起说，能是官吗？而且，皂吏是永远不能当官的，永远要处在底层”他的自我嘲讽流露出098他的不认命，想要出人头地的野心。为此，他与隆介一样，永不停息地“折腾”。田耳曾说：“符启明是我写失控的一个人物，开始并不想写成这样子，写着写着，我身边许多熟人的性格特征越来越多地叠加在符启明身上。符启明的命运有其偶然性，我不觉得他最后的入狱是失败。这个人物写失控了我也不怕失控，只要笔下的人真实可信，小说就成了。符启明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我很高兴写出了他。”或许，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即艺术家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艺术自身的规律会屏蔽掉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情感，从而客观地再现现实。隆介、符启明所呈现的“道士命”是湘西奇崛自然景观的镜像投射，也是湘西底层民众的一种精神抗争的表现，他们永不满足于现状，在他人看来可以见好就收的时刻，他们选择了继续“折腾”，以此来抵抗日常生活的平庸，从而将“道德”“权力”“价值”等既定观念悬置，追求属于自己的欢愉、生命冲动和超越生活惯性轨迹的勇气，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田耳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反传奇，同时又追求精彩，一种泥沙俱下的生活质地带出的精彩，一种生活隐微之处的起承转合焕发的精彩。犹如武术，我用的是寸劲”。我认为，正是这样的“寸劲”，让田耳摈弃了居高临下的道德训诫，而以作家更多的感性去体察生活的温度。海德格尔认为：“惟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田耳小说给予我们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思想”，让我们在朝九晚五奔忙于工作的旅途上，稍事驻足，欣赏一下路边某一片不起眼的花簇，获得片刻心灵的平静。在我看来，这就是田耳笔下“文学佴城”的意义所在。注释：田耳：风蚀地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万忆、孙锦弁：对话田耳：一个非传统作家的传统写作，文化传播2014年第2期。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 42 页，第 45 页，第 46 页，第 49 页，第 62 页，第 37页。田耳：短篇小说家是潜伏在生活中的特务，https：/ 年版，第 435 页，第 525 页，第 527 页，第 526 页，第 448页。田耳：天体悬浮，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第176页，第42页，第42页，第39页，第18页。田耳：夏天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46页。田耳：衣钵，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第5页，第10页，第2页。徐明徽：田耳开屏术：用虚构接近真实，澎湃新闻文化课2021年9月7日。湘西作家田耳：“我对底层不敢说是同情”，潇湘晨报2014年5月12日。德恩格斯：致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陆梅林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田耳、徐勇：观察者的定位与追求，https：/ 德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新世纪文学的东北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BZW15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ZDA273）责任编辑：王菱文学写作的“寸劲”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