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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三十年创新案例120

目录
1 安徽:来安县前郢队包产到户第一家(1978)
2 四川：国有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1978)
3 四川：国有企业产销直接见面(1979)
4 广东、安徽采取雇工经营(1979)
5 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医院管理改革(1979)
6 武汉：开放小商品市场(1979)
7 广西：宜州合寨村无记名推选首个村委会(1980)
8 四川：广汉撤“社”建“乡”(1980)
9 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1980)
10 浙江：温州农村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1980)
11 四川：进行银行“事业”改“企业”的试验(1980)
12 深圳：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1980)
13 浙江：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1981)
14 深圳：住房商品化改革(1981)
15 中信公司 首度向海外发债(1981)
16 湖北沙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1981)
17 深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1982)
18 上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1984)
19 河北：国有企业初试兼并(1984)
20 武汉：外国人担任国有企业厂长(1984)
21 辽宁本溪：全国第一个租赁企业集团(1984)
22 河北：国有企业承包制(1984)
23 北京：第一个股份制国有企业(1984)
24 河南：临汝县尚庄乡“股份式合作企业” (1984)
25 浙江：在私营企业建工会(1984)
26 广东、四川、江苏、辽宁：退休费用社会统筹(1984)
27 深圳：率先建立外汇调剂中心(1985)
28 沈阳：国企首次公开破产(1986)
29 深圳：蛇口管委会直选(1986)
30 上海：试行“待业保险”制度(1986)
31 山东青岛：厂长(经理)负责制(1987)
32 深圳：国资管理体制改革(1987)
33 深圳：市场经济法制的“贩子”(1987)
34 西安：第一个银团(1987)
35 深圳：土地拍卖探索土地资本化(1987)
36 武汉：建立企业产权交易所(1988)
37 山西、河南、广西：粮食购销体制改革(1988)
38 福建石狮：探索“小政府大社会”(1988)
39 深圳：住房改革(1988)
40 海南："洋浦模式"探索开放新政策(1988)
41 浙江台州：党代表任期制(1988)
42 四川雅安：党代会常任制(1988)
43 贵州毕节：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1988)
44 郑州：亚细亚商场开启人性化服务(1989)
45 吉林：梨树县村委会“海选”(1991)
46 深圳：人大预算监督改革(1991)
47 广东南海：土地承包权转为村股份公司的股权(1992)
48 重庆：土地换商业保险(1992)
49 广州：粮价放开(1992)
50 广州：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1992)
51 山东诸城：放活国有小企业(1992)
52 深圳：国有企业无行政级别(1993)
53 海南：企业开始注册登记制(1993)
54 山东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营业(1993)
55 浙江宁波：中国版的"穷人银行"(1993)
56 浙江温州：民企成立党组织(1993)
57 湖北监利：两田制破解土地经营困局(1993)
58 青岛：三层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994)
59 海南：燃油附加费改革独行(1994)
60 北京：建立民间环保组织(1994)
61 江苏：镇江医保改革(1995)
62 广东惠州：混合所有制(1997)
63 北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1997)
64 浙江嘉兴：土地换社保(1998)
65 四川：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开创乡长直选(1998)
66 深圳：行政审批改革(1998)
67 四川遂宁市：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1998)
68 河北：公共预算改革(1998)
69 湖南长沙：体系化国企“双重置换模式”(1999)
70 安徽芜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1999)
71 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模式(1999)
72 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与“协商民主”(1999)
73 浙江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1999)
74 江苏：乡镇企业经营者持大股(90年代中后期)
75 长春：国企债务重组(2000)
76 江苏：昆山土地入股(2000)
77 浙江：义乌、东阳水权自由交易(2000)
78 江苏：宿迁医改模式(2000)
79 浙江：长兴县试行发放“教育券”买教育(2001)
80 国企改革 管理层收购(2001)
81 辽宁：完善社保体系(2001)
82 安徽：舒城县小城镇公益事业民营化(2001)
83 湖北：秭归县“撤小组建社区” (2002)
84 江苏南京：惠民医院(2002)
85 湖北：咸安乡镇综合配套改革(2002)
86 河北：村民自治模式(2002)
87 江西：国企改革采用“金股制”(2003)
88 哈尔滨：城市供热体制改革(2003)
89 江苏：沛县公推公选县长(2003)
90 温州：烟具协会打赢入世后首个反倾销案(2003)
91 北京：石景山区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2003)
92 浙江：温岭薪酬民主协商制度(2003)
93 四川：成都新都木兰镇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2003)
94 陕西：黄陵法官制改革(2003)
95 浙江：嘉兴改革户籍制度(2003)
96 上海：惠南镇民主"点菜"(2004)
97 山西：矿产资源有偿使用(2004)
98 湖南：长沙单独设立执行审判监督庭(2004)
99 安徽：当涂县免征农业税(2004)
100 安徽：宣城“党政一肩挑” (2004)
101 广东：行业协会取消主管单位(2004)
102 山东：潍坊取消小学行政级别(2004)
103 宁波：推出农民工“社保套餐”(2004)
104 江苏南京：药房托管的医疗改革(2004)
105 上海：宝钢规范国有独资企业董事会(2005)
106 成都青羊区：学校民管会决策和监督学校事务(2005)
107 浙江：温岭公共预算改革的乡镇试验(2005)
108 北京：小区业主尝试"三权分立"式自治模式(2005)
109 江苏：干部考核体系不再GDP挂帅(2005)
110 上海：浦东社会事业＂管办评＂联动改革(2005)
111 江苏无锡：管办分离的医疗改革(2005)
112 浙江：瑞安“三位一体”农协模式(2006)
113 成都温江区：农村土地换城镇身份(2006)
114 黑龙江：伊春市国有林业产权改革(2006)
115 重庆：“惠民中国医疗行动” (2006)
116 江苏仪征：乡镇一级直选党委，公推官员
117 深圳：事业单位改革(2006)
118 中国扶贫基金会：政府资源向非政府组织开放(2006)
119 天津：第一个产业投资基金落户(2006)
120 上海：浦东街道组织职能回归(2007)

中国改革三十年创新案例120详解

安徽：来安县前郢队包干到户（1978）

"穷则思变"，1978年10月底，掀不开锅的安徽来安县前郢队农民顶着风险又使出了60年代初曾经救过命的"责任田"办法，将上水田、下水田、不太好的田做了合理的划分、搭配，然后又将划分好的田标上不同的记号，让群众抓阄实行"分田单干"。对于大型农具和生产资料，仍然采取统一管理；对于困难户、五保户，采取了统筹。同时，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也自发搞起了包干到户，即"大包干"。这种办法当年就解决了村民的吃饭问题。被中央肯定并推广，成为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四川：国有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1978）

让国有企业拥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是最初的企业改革要求。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序幕。1979年2月12日，中央四川省委在总结6家企业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留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扩大到100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

四川：国有企业产销直接见面试点改革（1979）

突破生产资料归国家物资部门统一管理、分配的禁锢，刊登广告推动产销直接见面，1979年6月25日，四川灌县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广告一登,情况大变,产品积压变产品畅销，产销脱节变双方满意。8月，国家经委同意在该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薄一波同志后来称赞说：“这则广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立了一功。”

广东、安徽：采取雇工经营（1979）

　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雇工超过8个就不再是个体经营，而是资本主义经营、是剥削的说法曾经是不可逾越的界限。1979年底，安徽"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雇工达12个。于是引发了一场"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讨论。争论一直持续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1987年中央5号文件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重新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雇工也随之合法化。

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省：医院管理改革（1979）

为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和等待指令性投入的观念，改变不重效益，不顾需求变化，盲目扩大规模的弊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医院推行“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模式。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于1979年被列为卫生部改革“示范”，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武汉：开放小商品市场（1979）

商品自由流通才能有效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最朴素的常识，这个常识在中断了数十年之后，于1979年9月在武汉市汉口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重新体现。当年便有103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经工商登记发证成为个体经营者。他们根据顾客需要直接从厂家进货，依据市场供求自行定价。同年10月，国家工商局在汉正街召开现场会肯定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做法，称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全国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

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无记名推选首个村委会（1980）

“自己的事情自己管”。1979年“分田到户”后，农村地区的公共事业出现了“无人过问”的局面，为了应付治安、裁决纠纷等问题，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村民于1980年2月无记名推选，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村民们一起制定了村规民约、封山公约，实现了村务的民主管理和村民自我教育。

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了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及具体实施办法。村民自治制度开始正式实施。

四川：广汉撤“社”建“乡”（1980）

为破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弊端，既使生产队拥有应有的生产、分配的自主权，又改变党政企不分、权力集中于党委少数人的乡村政治局面，1980年6月，四川广汉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掉了已经悬挂了22年的牌匾－－“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取而代之以“向阳乡人民政府”。向阳，由此被称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改革第一乡”。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党委、乡政府和乡经济合作组织。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体制开始有了历史性转折，基层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1980）

为顺应改革开放之初高涨的社会民主诉求，培养训练民主意识，1980年10月北京大学率先尝试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当时，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选区候选人达18人之多。除张贴宣言、海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印制《竞选短波》等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　

浙江：温州农村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1980）

1979年底，浙江苍南县金乡镇金乡信用社，在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基础上，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即存款月息提高到1分，贷款月息提高到1分5厘。1981年10月，金乡信用社正式贴出浮动利率公告。浮动利率成了一块磁铁，一下子把民间的闲散资金吸引了过来。信用社也顺利摘掉戴了几十年的亏损帽子，成了明星信用社。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允许农村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198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

四川：进行银行"事业"改"企业"的试验（1980）

为改变信贷计划中统收统支制度，增强银行作为经济体的自主权，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制定出银行体制改革方案，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基层银行有权自行运用多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有权灵活调剂使用各项贷款指标；用经济办法管理银行，把银行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

深圳：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1980）

以行政办法将劳动者统一分配到企业，固化劳动者与企业间劳动关系，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劳动就业制度束缚了企业也束缚了劳动者。1980年，深圳效法蛇口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实施劳动合同制。1982年深圳根据蛇口的经验制定了《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把劳动合同制作为特区的主要用工形式。1986年开始在当时的全国国营企业全面逐步推行劳动合同制改革；1996年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

浙江：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1981）

如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重塑新的激励机制？1981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率先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也就是计件工资。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且，做得不好的工人予以辞退，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铁饭碗"的习惯。1986年国家提出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分配,国家征税"的工资体制,使企业内部分配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

深圳：住房商品房化改革（1981）

像香港那样把土地变成黄金，不再捧着"金饭碗要饭"，解决市民住房的资金瓶颈问题，"深圳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双方分成"--1981年的深圳以"补偿贸易"的名义，与外商合作建成深圳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这个小区从此成为我国住房商品化的起点、按揭贷款的起点、物业管理等等的起点。

中信公司 首度向海外发债（1981）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信公司遂于1981年2月向当时的纺织部提出向海外发行债券的方案，并在日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债券。在崇尚"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时代，中信公司此举，惹来争议如潮，但终因融资成效卓著而轰动一时，被奉为"仪征模式"。

湖北：沙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1981）

为解放城市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要素，增强企业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湖北省沙市（现为荆州市沙市区）经国务院批准，
1981年10月成为国家第一个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其主要改革是，大力推进企业改组联合，建立科技发展基金，组织科研、生产、经济联合体，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推行劳动合同制，改革用工制度以及财税、银行、城建体制和中等教育结构等。

深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起步（1982）

1982年，深圳开始突破传统的企业自保这种计划经济下旧的劳动保险模式，实行社会统筹，形成新的社会共济机制；结合劳动工资制度等项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化的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1990年后，全国先后建立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创建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自我保障有机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从1995年开始，进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改革试点工作，形成了覆盖范围比较广泛、保险项目比较齐全、社会化程度较高、法规制度比较完备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上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1984）

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企业改制，这在当时具有"吃螃蟹"的意义。1984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改建为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并向内部职工和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50万元人民币，开了新中国公开发行股票的先河。1986年，邓小平同志将一股飞乐股票赠送给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随后，四川、浙江、江苏、广东等许多地方推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河北：国有企业初试兼并（1984）

1984年，河北保定锅炉厂以承担42万元债务的形式兼并了连年亏损的保定风机厂。从而开"好"国企兼并"差"国企之风。不过，在政府强制下的拉郎配式的兼并，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机制陈旧、市场适应性差的问题，反而还会"劫富济贫"、伤害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武汉：外国人担任国有企业厂长（1984）

1984年，“一只早叫的洋公鸡”，时任湖北省武汉柴油机厂技术顾问的德国人格里希因提出‘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产品名牌制'等建议，而被受聘该厂厂长。跨国聘请洋人当厂长当属全国首例，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亲自到会祝贺。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称，“洋厂长从严治厂的经验，受到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誉，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注。他成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个典型。”

辽宁：本溪全国第一个租赁企业集团（1984）

　采取“租赁制”的产权改革，引进市场机制，打破"两个大锅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企业流行的做法。辽宁本溪蔬菜公司女工关广梅承包租赁8家国有副食品商店，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例。自1984年承包第一个国营商店始，到全国第一家租赁企业集团--东明商业集团，关广梅两年间为国家创利100万元，职工收入亦成倍增长。但随后引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讨论使得“关广梅现象”家喻户晓。但各界主流对关广梅的做法持肯定态度，关也当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

河北：国有企业承包制（1984）

摆脱“行政婆婆”们的直接控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承包制是一种方式。1984年，石家庄市造纸厂马胜利自荐承包当厂长，开创了个人承包国营工厂的先例。马胜利在厂内搞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奖惩到人，责任与利益直接挂钩。承包头一个月，马胜利就实现了利润21万多，比最初整年的指标17万还多出4万。1986年12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企实行承包制的弊端日渐显露。

北京：第一个股份制国有企业（1984）

股份制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在新中国销声匿迹了很多年。1984年7月，老牌国有企业北京天桥商场改建为股份制企业，将国有资产折算成国家股，将分账的企业资产折算成企业股，并吸收本企业职工和信贷银行入股，设立了天桥百货股份公司，其中国家股占50.0%，银行股占25.9%，企业股占19.7%，职工股占4.4%。保持国有控股成为后来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遵循的底线。

河南：临汝县尚庄乡"股份式合作企业"（1984）

带着自家缝纫机等实物入股企业，既是厂里的员工，也是股东，每到月底都能拿到三四张"大团结"，1984年的河南临汝县尚庄乡由此开启了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这种企业形式迅速成长并成为临汝农村经济的支柱。1985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临汝的众多股份合作企业，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
不过，由于产权不明晰，权责混乱，河南的这些早期股份合作经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生存下来的也不多。

浙江：私营企业建工会（1984）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能，这在私营企业尤其重要。1984年，浙江省温州市平阳毛纺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私营企业工会。2000年12月28日，浙江省公布并实施了《浙江省私营企业工会条例》。

广东、四川、江苏、辽宁：退休费用社会统筹（1984）

在企业直接支付本企业退休人员退休费用的制度安排下，一些老企业的退休费用占据工资总额的50%以上。一些企业为了激励在职职工而降低甚至取消退休待遇，还有一些严重亏损企业停发退休费。1984年，国有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首先在广东省江门市、东莞市、四川省自贡市、江苏省泰州市以及辽宁省黑山县开始试点，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征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退休费用。在部分省市试点经验基础上，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l〕33号)，成为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

深圳：率先建立外汇调剂中心（1985）

为改变人民币汇率偏低、价值被高估的情况，以利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抑制外汇黑市交易，1985年11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1988年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组成的深圳调研组认为："深圳的调剂市场汇率接近于真实汇率，基本上能根据外汇的供给与需求和国际市场的物价变动而浮动。"此后，人民币汇率持续调整，货币职能日渐完善。到1991年，港币在深圳流通量约4．8亿港元，占货币流通总量比例下降到12%，外汇券已极少流通，人民币流通量约25亿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88%。人民币在特区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彻底恢复。

沈阳：国企首次公开破产（1986）

公有制企业同样可以有生有死，挑起这个巨大冲击波的是沈阳防爆器械厂。1 9 8 6 年8 月3
日，该企业因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成为我国企业破产的第一例。1986年12月《破产法(试行)》出台。该法规定，国有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申请破产，但若政府给予资助或采取其他措施帮助清偿债务的，可不予破产。

深圳：蛇口管委会直选（1986）

把过去单纯的行政任命制，改为民主选举制和聘任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铁交椅"。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在1986年进行了一场直选的"民主试验"。
在进行直接民主选举前，蛇口工业区的第二届管委会，首先制定《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组织暂行条例》和《选举暂行办法》，对参加选举的范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工作小组和选举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但随着管委会主任袁庚在1992年离休，工业区的"头头"，又恢复了由其"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

上海：试行"待业保险"制度（1986）

原来人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失业问题，因此失业保险长期被排除在外。1986年，上海市试点"待业保险"制度，国企待业者开始享受待业救济金，解决最基本的生活困难，但待业者个人并不承担缴费义务。1989年7月1日起，待业保险扩大到全市区、县、局所属集体企业，1992年11月进一步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城镇其他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国家机关、团体、事业单位。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失业保险条例》，正式将"待业保险"称为"失业保险"，将"待业救济金"改为"失业保险金"，并扩大保险对象的范围。至此，中国现代意义的失业保险制度开始真正建立。

山东:青岛厂长（经理）负责制（1987）

从党委
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负责制，让"专职"企业经营者负责，青岛卷烟厂在1987年首迈一步，确定了厂长在企业中的法人地位，建立了相应的配套改革制度。由厂长聘任中层行政干部，党委任命中层党群干部，任期两年。为从组织上保证厂长负责制的贯彻执行，该厂建立了"一三七"式的管理体制（厂长、三总师、七部）。改革分配制度，实行浮动工资与月产量挂钩，质量、消耗、安全、文明生产与奖金挂钩的制度。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加强了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深圳：国资管理体制改革（1987）

自1982年陆续把计划经济条件下直接管理企业的专业主管部门，如一轻局、物质局、纺织局等撤销后，监督管理好国有资产就需要一套新型的制度安排。1987年起，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专门机构--市投资管理公司。1993年，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不仅监管企业中的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承担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监管责任。由此，深圳形成“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这一三层次管理运营模式。2001年以后，深圳国资管理模式转变为“二层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的体制。

深圳：市场经济法制的“贩子”（1987）

通过香港这个窗口，“贩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立法经验，然后再把这些"贩去"内地。深圳被称为“市场经济法制的贩子”。1987年，深圳提出要给予深圳立法权，以在特区立法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相对独立的法规体系，摸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条新路。1992年七届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授予深圳立法权的议案。

西安：第一个银团（1987）

推动金融横向联合,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制度保障，1987年5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西北银行集团在西安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银团，由西安、兰州、银川、乌鲁木齐、西宁5市的工商银行组织成。它是一个跨地区的以资金和信息联系为纽带的松散型金融联合集团，其任务是：共同决策、评估西北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点开发项目，联合发放贷款，传递经济信息，提供经济咨询等服务。但随着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各大银行的商业化与竞争力加剧，这种行政主导的银团成为了历史。

深圳：地拍卖探索土地资本化（1987）

为效法香港财政收益三成以上都来自土地拍卖，实现用土地换资金，解决建设资金缺口的目的，1987年12月1日，全中国的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发生。紧靠风景秀丽的深圳水库、面积8588平方米、规划为住宅用地、使用年限50年的地块，以超出底价300多万元，地价611元/平方米成交。1987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土地有偿使用的地方性法规。1992年，深圳开始进行土地资本化探索，按城市土地等级不同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这使得内资企业独立房地产开发成为可能。

武汉：建立企业产权交易所（1988）

实现国有产权的阳光交易，发现产权的市场价格，1988年5月27日，全国第一个企业产权交易所--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四川乐山当年也成立了产权交易所。不过，1994年国有资产管理局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暂停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和产权交易机构的活动"。1998年10号文，把"拆细交易"和非上市公司权证交易视为"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明令禁止。一批产权交易市场关闭。
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将上海、天津和北京三家产权交易机构认定为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试点交易机构。随后，各地普遍加强了产权交易机构的建设。

山西、河南、广西：粮食购销体制改革（1988）

自1953年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到80年代初，不仅严重打击农户种粮积极性，也越来越成为财政负担。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发布，农民获得了余粮销售的自由，但城镇居民用粮的国有统销制度仍然保留下来。于是，在粮食自由贸易迅速扩大的冲击下，国有粮食系统黑洞日大。从1988年开始，山西省、河南省新乡地区、广西自治区玉林地区等地开始实施减购（减少合同定购价）、压销（压缩平价粮销售数量）、提价（既提高合同定购价，又提高统销价）、放开（放开购销价）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1993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

福建石狮：探索"小政府、大社会" （1988）

官员少也能为百姓办好事。1988年建市的石狮市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要求建立行政管理体制：党委系列--市委办、常务工作部；政府系列--市政府办公室、经济局、国土建设局、教科文卫局、侨台外事局、内务局、人事监察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局。市委书记兼任市长，一位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兼人大主任，另一位副书记分管党群统战工作兼政协主席。后来增加一名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另外，石狮市政府率先在全国推行公务员制度，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石狮市委书记与其他候选人同台竞选市长获得成功。但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石狮后来也走上了机构膨胀的道路。

深圳：住房改革（1988）

打破城镇实物福利分房制度，实现"居者有其屋"，深圳于1988年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并于1989年制定了《深圳市居屋发展纲要》。这是全国第一个政府修建政策性住房与市场开发商品住房两轨并进，并划分各自比例的纲要。在住房制度改革中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但2000年以后，政策性住房部分比例被大大压缩，一些体现二次公平的规定也被取消。

海南 ：“洋浦模式”探索开放新政策（1988）

改变自己出钱搞设施建设而后招商办企业的方式，解决资金和管理瓶颈问题，海南省政府于1988年6月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协议确定，海南在洋浦半岛上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其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期限为70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负责，建设实业项目，取得综合补偿。这一参考国际管理的"洋浦模式"作为一条全新的思路，不仅使洋浦本身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看也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不少人将“土地大面积承包给外商”与殖民时代丧权辱国的"租界"联系起来，甚至将两者划上等号，以致酿成“洋浦风波”。

浙江台州：党代表任期制（1988）

确保党代表在任期内切实履行权力和职责，提升党内决策的民主化。1988年，经上级批准，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原椒江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党代表任期制。经过近20年的不断完善，两个地方试点的主要内容为：党代会相继设置了代表工作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决策咨询委员会，在确保党代表在任期内优先行使前述“三权”之外，新增党代表在任期内的审议权、评议权和建议权。任期制党代表除享有以上“六权”之外，还包括党代表辞职和罢免、党代表述职评议和质询等内容。

四川雅安：党代会常任制（1988）

　“一年当中，党代表为党员做了那些事？要让大家知道，还要评一评，看干得称职不称职！”，党员们的这个朴素要求自1988年在四川雅安开始尝试制度安排，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直选党代表、实行年会制、保障代表日常行权，这些安排构成了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七大报告表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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