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pdf

62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No.4,2023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马小菲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摘 要：东汉学者王充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但王充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东汉初，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包括经学水平、道德品行、行政才能，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王充在这些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是以升任朝官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命论”等思想的形成，深刻影响了王充的思想体系。关键词：王充；论衡；东汉；仕宦中图分类号：K235；B2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3）04-0062-12东汉会稽郡学者王充（公元 27约 97 年）以其著作 论衡 知名，但现存关于王充生平的史料不多。范晔 后汉书 王充本传记载非常简略，a魏晋时期会稽山阴人谢承与陈郡阳夏人袁山松的 后汉书 中亦各有王充传记，内容与范晔 后汉书 大致相同。由于材料不足，目前关于王充的研究，对王充生平问题讨论较少。b其实，王充的 论衡 中有不少与自身经历相关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提供了王充生平的一手材料，且折射出王充经历与其思想的关系，可以补充史料之阙如，丰富对王充的认识。其中，王充的仕宦经历在 论衡 中记载尤多，笔者拟结合 论衡 文本及相关史料，对王充仕宦经历及其对王充思想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求教于方家。一、王充历任职务考根据范晔、谢承、袁山松 后汉书 的记载，王充在进入官僚体系之前，先赴京师洛阳游学。c王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论衡 与东汉士人的知识世界研究”（22CZS01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马小菲，女，山东济南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秦汉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a 参见 后汉书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629-1630 页。b 大多学者只是在讨论王充作品、思想时将王充生平作简要介绍。专门就王充生平问题进行论述的，主要有徐复观王充论考 和周桂钿 王充评传。徐氏在文中主要对王充生平提出质疑，认为范晔 后汉书王充传 所载“乡里称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以及“谢夷吾推荐”三事均属不实；周氏则对徐氏的论点一一反驳，证明 后汉书 王充传 和 论衡自纪篇 所载王充生平基本可信。见徐复观：王充论考，收于氏著：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516-525页；周桂钿：王充评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此外，黄晖、蒋祖怡、徐敏、钟肇鹏各自撰有 王充年谱，关注王充生平事迹的时间线索，其中钟 谱 独立成书，载事尤详。c 游学洛阳这段经历王充自己未曾提及，颇引起了一些学者如徐复观的怀疑。笔者认为，王充赴洛是有可能的。会稽地处帝国边缘，东汉初尚不具备理想的学术环境，当时游学风气盛行，而洛阳作为东汉京师，是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集中了名儒大家，自然是各地士人的向往之地。因此，王充在完成基础学业后，赴洛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实在情理之中。此外，王充在 论衡 自纪篇 中虽然没有提及在洛阳的经历，但 论衡 其他篇章如 率性篇谈天篇别通篇 的零星记录，可以作为王充曾在洛阳生活的证据。63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充何时结束在洛阳的游学，史料无载。袁山松 后汉书 王充本传载“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a考虑到王充青年时经历光武帝、明帝二帝，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初建礼制建筑“三雍”，尚未及进行礼制实践，故此处的“天子”，当指新登基的明帝。据范晔 后汉书 载，明帝于永平二年（公元 59 年）三月临辟雍，行大射礼；同年十月，临辟雍，行养老礼。若王充“观天子临辟雍”，说明在永平二年时他依然在洛阳，这一年的王充已经三十二岁。此外，在 论衡 状留篇 中，王充也曾自称“计学问之日，固已尽年之半矣”，可见他的求学生涯确是比较漫长的。b因此，王充大概在中年时才结束游学，返乡入仕。c如同当时不少士人一样，王充入仕是从本籍所在郡（会稽郡）的辖县县吏起步，d他曾自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论衡自纪篇）关于“入州为从事”，他还补充过一些细节：“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杨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论衡 自纪篇）范晔 后汉书 本传对王充从政经历的描述是“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e所言与王充自述基本相符。可见，在元和三年（公元 86 年）之前，王充主要担任郡县属吏，掾功曹是他在县廷和都尉府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郡府的最高职务则是“列掾五官功曹行事”，但在郡吏任上，王充因与太守理念不合而离职。元和三年，王充重新被辟除为州从事，又于两年后的章和二年（公元 88 年）主动离职。这是王充仕宦生涯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王充的历任职务，以及相应的秩次、职责、地位。王充的第一任职务为县掾功曹。汉书 百官公卿表 载县属吏秩次：“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f县掾功曹便属于百石以下的少吏。两汉郡、县a 袁山松：后汉书 卷第三 王充传，收于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666 页。b 东汉后期顺帝、灵帝、献帝时，不少太学生甚至超过六十岁，如顺帝阳嘉二年，“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灵帝熹平五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后汉书孝灵帝纪）；献帝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 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后汉书孝献帝纪）论衡 引文出自黄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723 页。本文所有论衡 引文皆出自此书，下文皆随文附注。c 根据 后汉书 王充传 的记载，王充学成后返回家乡，先“屏居教授”过一段时间。兴办私学在东汉时期非常普遍，张鹤泉指出，当时人兴办私学除了受重视经学的风气影响外，更有一些人希望藉此造成社会影响，作为仕途之敲门砖（见氏著：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 1993 年第 1 期）；后汉书儒林传 对出外游学之后归乡讲授并进而入仕之人也多有记载，比如会稽籍官员顾奉之师程曾、会稽学者赵晔之师杜抚等人，都是游学太学后还乡讲授，进而被任以官职。因此，客观来说王充归乡教授一事是可以成立的，且很可能是为此后进入仕途作准备。不过，这段经历可能比较短暂，社会影响也不大，是以王充自己从未提及。d 周桂钿曾就王充任职地点提出“陈留”“颍川”两种猜测，见周桂钿：王充评传，第 8 页、第 16 页。此说不确。根据史料，西汉中期以来，郡县长官回避本籍，但其自行任免的属吏皆从当地人中挑选，前人所言已详，不赘。因此王充在被州刺史辟除之前，一直任职于家乡会稽郡及下属县，与同时代很多会稽士人相同。e 后汉书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 16291630 页。f 汉书 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742 页。64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二级行政部门皆设诸曹作为办事机构，各曹主要负责人称掾、史，后汉书百官志一 本注引 汉书音义 言“正曰掾，副曰属”，a掾功曹即为功曹掾，是功曹的主要负责人。从职责看，无论在郡在县，功曹都主管同级属吏的任用、推荐、赏罚。后汉书百官志五“（郡）皆置诸曹掾史”条下本注：“功曹史，主选署功劳。”b王充亦曾自述道：“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论衡自纪篇）应当就是陈述自己在功曹任上的职责所在。本职工作之外，功曹还可在特殊情况下代长吏行事，职总内外、统领各曹。因此，功曹实为郡县各级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属吏，史书多称之为“右职”，或“豪吏”“纲纪”，王充在 论衡遭虎篇 中称“功曹众吏之率”，“功曹之官，相国是也”，亦为其证。王充的第二任职务是都尉府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为都尉府属吏，汉代大郡都尉与郡守同为两千石，都尉府属吏种类及相应的秩次与郡府属吏类同。汉旧仪 云“郡国百石，两千石调”，c即郡国属吏皆由郡国守相自行辟除，秩次为百石。由此，都尉府掾功曹秩次亦当为百石。从职责与地位看，都尉府掾功曹与县掾功曹、郡掾功曹一样，主管同级属吏的任用、推荐、赏罚工作，地位颇高。王充的第三任职务是郡“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关于“列掾五官功曹行事”，黄晖解释道：“列掾五官，犹言列为五官掾也。功曹行事，盖即署功曹事。”d即王充在郡府实任五官掾，署功曹事。从秩次看，郡五官掾作为郡府属吏，秩次为百石。从职责看，五官掾无具体所掌，后汉书 百官志五“（郡）皆置诸曹掾史”下本注言：“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e安作璋指出，署者署理也，凡官出缺或离任，以他官暂理其职务，谓之署理，有别于正式任命者。f也就是说，当功曹或其他曹缺任，五官掾可主其事，这便是王充任五官掾而得以“功曹行事”的原因。另外，东汉时五官掾常主祭祠，从而列于诸吏之首，g如东汉延熹六年的南阳郡桐柏淮源庙碑文，列举该郡参与春秋祭祀之官属，便以五官掾为首。h王充亦有关于祭祀的论述。在 谢短篇 中，王充批评文吏“自谓知官事，晓簿书”却不能通晓其意，曾举出一连串“官事”质问文吏，其中就有不少祭祀相关内容，如“社稷，先农，灵星，何祠？岁终逐疫，何驱？使立桃象人于门户，何旨？挂芦索于户上，画虎于门阑，何放？除墙壁书画厌火丈夫，何见？”而在 乱龙篇 解除篇 祀义篇祭意篇 等篇中，王充也详细论述过对雩祭、社稷、灵星、岁终逐疫的看法。由其论述可见，不少祭祀活动在当时是官府事宜的一部分，王充对它们颇为了解，或许与他曾任五官掾有关。a 后汉书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第 3559 页。b 后汉书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第 3621 页。c 卫宏：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收于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82 页。d 黄晖：论衡校释，第 1379 页。e 后汉书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第 3621 页。f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 年，第 103104 页。g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 104 页。h 桐柏淮源庙碑：“春侍祠官属五官掾章陵刘、功曹史安众刘瑷、主薄蔡阳乐茂、户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梁懿、功曹史郦周谦、主薄安众邓嶷、主记史宛赵旻、户曹史宛谢综。”收于洪适：隶释隶续 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1 页。65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从地位看，严耕望指出，汉碑中称郡吏之升迁多曰历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a因此五官掾在郡府中的地位仅次于功曹，也属于郡之右职。王充的第四任职务是州从事。州从事为刺史属吏，又称“从事史”，根据 后汉书百官志四 后汉书百官志五，“从事史”包括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等，秩皆百石，司隶与外十二州从事史员职略同。王充“入州为从事”时，先“诣杨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其职当为部郡国从事。后汉书 百官志四“（司隶）从事史”下本注云：“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b可见王充任此职时，主要应负责文书与察举工作。其后王充“入为治中”，任治中从事。治中从事在司隶称功曹从事，二者除名称不同外无太大差别，关于功曹从事的职责，后汉书百官志四 本注言“主州选署及众事”，c因此治中从事亦当在州中主管选举、总理众事，相当于郡县的功曹，为州属吏地位最高者。严耕望指出，仕州者多由主簿、部郡从事而治中、别驾，d王充的经历大致也遵循这一轨迹。章太炎曾指出“一郡之吏，无虑千人”，e据尹湾汉墓所出 集簿（YM6D1 正）记载，成帝元延时东海郡有“吏员二千二百三人”，f据 后汉书 百官志五 刘昭注引 汉官，河南尹有员吏九百二十七人，g则东汉初中原大郡员吏达千人大致可信。两汉会稽郡地处边地，不及中原发达，员吏数量稍少，但根据 后汉书 陆续传，东汉初会稽郡掾史也已达到五百人以上。h由此，王充最终做到郡五官掾，后又任州从事，已经属于地方属吏的上层，近乎“千里挑一”。邓红称之为地方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土皇帝”，i其言虽过，却也表明了王充在地方实已具有一定的地位。二、王充未能升任朝官之原因王充并不满足于仅仅担任地方属吏。廖伯源曾指出，汉代仕进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仕为属吏，如地方之州、郡、县属吏以及中央之公卿府属吏；其二是仕为朝廷命官，即中央、地方各官署之长吏以及其他由朝廷任命之官员。j属吏与朝官大致以二百石为界，二百石像一道鸿沟、关卡，跨越过a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 年，第 117 页。b 后汉书 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第 3614 页。c 后汉书 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第 3614 页。d 参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 309 页。e 章太炎：检论 卷七 通法，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訄书 初刻本、訄书 重订本、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56 页。f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77 页。g 后汉书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第 3622 页。h 后汉书陆续传 言“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馀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见 后汉书 卷八十一 独行列传，第 2682 页。i 邓红：王充新八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1 页。j 参见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载 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66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去，便可青云直上。a严耕望曾形容官吏跃过此关之后的发展：“处散则补三署诸郎，任职则除尚书侍郎、诸卿令佐。既习律令威仪中都故事，则出补令长，敷政百里。三年考绩，或直迁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师，处闲散则为大夫、议郎，讽议左右；秉机枢，则任尚书、诸校、中郎将等职。然后出补守相，宰制千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有超至三公者。”b汉代多有由地方属吏跃迁至公卿者，如王充同郡的包咸、钟离意、郑弘、谢夷吾等人，皆自地方属吏升至二千石以上，实现了层级的迁跃。王充所向往的，也是越过二百石之关，成为秩次、地位更高的朝官。从 论衡 可以看出，王充对于高位厚禄充满渴望。刺孟篇 云：“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于爵禄也，有所辞，有所不辞。岂以己不贪富贵之故，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定贤篇 云：“富贵，人情所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乐，去之而隐，生不遭遇，志气不得也。”别通篇 中，他羡慕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等人“建美善于圣王之庭”，效力篇须颂篇 中，他更是一再表达自己对于进入中央朝廷的向往：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将援引荐举，亦将弃遗于衡门之下，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乎？（效力篇）智能满胸之人，宜在王阙，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自动，不能自进，进之又不能自安，须人能动，待人能安。（效力篇）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须颂篇）从王充对待家乡会稽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对升任朝官的执着。身为会稽人，王充对于会稽似乎并无太多好感。他不仅曾对与会稽相关的大禹、伍子胥信仰予以奚落和攻击，更指出南方的环境使得楚、越之人中更容易产生谗夫小人。对于自己会稽人的身份，王充也不甚满意，曾经不无埋怨地提到“论衡 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论衡须颂篇），这是说自己离中央朝廷太远了；他还曾说到，“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论衡超奇篇），这是说边远之地依然存在人才，可见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和看法是，中原各郡相对边郡而言，人才更为集中。由此，会稽人的身份对于王充而言，更像是一种阻碍和负累。王充对于会稽的态度，在地域意识颇为浓厚的东汉，是比较反常的，或许只能解释为他一心希望离开会稽、走向政治中心，因此才会在 论衡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及家乡事物的反感。然而终其仕宦生涯，王充都没能离开会稽一带，进入他所向往的朝堂。是什么阻碍了王充的晋升呢？这里，我们先要分析一下地方属吏想要跨越“二百石之关”可行的途径。由文献可见，最主要的途径当属察举，尤其是州郡岁举孝廉、茂才，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 50%以上的会稽籍朝官，都是举孝廉为郎而进身的。c其次是皇帝征召，多与上书自荐、私人举荐相结合。另外，廖伯源a 日本学者纸屋正和称此鸿沟为“二百石之关”：“众所周知，汉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间，横有一道非经察举不能逾越的森严关卡。”见氏著：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512 页。b 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 333 页。c 笔者根据各家 后汉书 及 会稽郡故书杂集，统计东汉光武、明、章、和时期会稽籍朝廷命官共 15 人，包括陆闳、包咸、钟离意、谢夷吾、盛吉、郑弘、沈丰、许武、董昆、顾奉、公孙松、许荆、包福、陆稠、陆逢，其中包咸、钟离意、谢夷吾、郑弘、许武、董昆、顾奉、公孙松迁为朝廷命官的途径为举孝廉。67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根据新出土尹湾汉墓 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提出属吏亦可通过积累功劳、考课绩优直接“以功迁”为秩次较低的朝官，a不过该简主要反映了西汉成帝时情况，这一途径在王充的时代是否仍然适用，尚不确定。b从 论衡 来看，王充最在意的即为察举，或曰“乡举里选”。程材篇 中，他将儒生与文吏两类群体进行比较，称儒生往往“陋于选举，佚于朝廷”；c定贤篇 中，他指出得到推举不代表此人一定贤能，“或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而 效力篇 状留篇 二篇中，他反复强调贤儒鸿才“不能自举”，又半是埋怨半是请求地希望郡守（“将”）举荐，这些应当都是基于王充的亲身经历。可见，王充当经历过不少选举的场合，并对这一进身途径寄予厚望，因而才会对自己频频落选产生强烈的情绪。由上所述，王充仕途不顺，很大程度是陷落在察举这一环节。关于东汉时察举的标准，光武帝诏书曾提到“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史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d以上四科，可以总结为德行、学识（包括经学和文法）、能力，这些都是针对个人内在素质而言的。与此同时，个人素质之外的长吏爱憎、家世出身、乡里口碑亦对选举有较大影响。e我们可以从这内外两方面来考察王充未被察举的症结所在。先看内部的德行、学识、能力方面。首先，王充具备良好德行。范晔 后汉书 形容王充“少孤，乡里称孝”；f王充形容自己“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论衡自纪篇），“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论衡自纪篇）；论衡 的 率性篇 非韩篇 程材篇 状留篇 等篇章，亦展示出王充注重修身守节、为人清重、不趋炎附势的高尚情操。不过，王充的这些道德品质并没有为他积累足够的名气。一方面，王充为官经历中没有合适的契机展现其品德，论衡定贤篇 中，他指出父兄缺乏慈爱、上级昏庸悖逆，个人的孝悌、忠义才能充分彰显，即个人的美好品质往往需要外在环境的恶劣来彰显，而如果不存在恶劣的外在环境，则衬托不出个人品德之高尚，这里的例子很可能来自王充的真实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在东汉，由于察举、征辟必采名誉，人们为了彰显自身道德品质，往往采取非常行为，如清人赵翼所言，“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茍难，遂成风俗”，g后汉书 独行列传 便集中记载了当时偏行一介而成名立方者，而王充本身“不好徼名于世”a 参见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第 35 页。b 阎步克指出，西汉时功劳就是官吏选拔升迁的重要条件，但对秀孝察举科目也开始强调功劳，主要是始于东汉初年。见氏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03 页。如此一来，东汉举孝廉本就以“功劳”为标准之一，似乎不当另有属吏直接“以功迁”为朝官一途。c“朝廷”即郡府，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 77 页。d 后汉书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太尉，“掾史属”下刘昭注引应劭 汉官仪，第 3559 页。e 关于东汉世家豪族影响选举，前人之述备矣。关于私人爱憎，安作璋曾指出，选用人才的大权掌握在皇帝及高官等少数人手中，往往出现任人唯亲、唯财、唯势及个人好恶的情况。见氏著：秦汉官制史稿，第357页。关于乡里评论，日本学者东晋次曾经专门分析“乡论”对于掾吏任用和选举孝廉的重要影响。见氏著：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第 589-593 页。f 后汉书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 1629 页。g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 卷五 东汉尚名节，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02104 页。68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论衡自纪篇），“不肯自彰”（论衡自纪篇），不愿为出名而刻意表现，如此自然也就难以获得名声。王充在 定贤篇 中提出，“大贤寡可名之节，小贤多可称之行”，考虑到 定贤篇 全篇都在论证像王充一样的士人才是真正的“贤人”，这里的“大贤”应当包括王充在内，可见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下，王充虽有“节”但并不“可名”，缺乏具备传播力、影响力的道德事迹，要想凭借品德得到荐举，并无太大优势。就学识而言，王充自幼聪颖，且曾游学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可以说才华出众。但需要注意的是，王充的学术取向重博通不重专精。后汉书王充传 描述王充“博览而不守章句”“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a从 论衡 中王充所讨论的话题，也可看出他不仅博通五经，且兼及诸子，思想与知识非常丰富庞杂。王充自己也一直以儒生中的“通人”自诩，对于专经之儒很是鄙薄，讽刺他们为“陆沉者”“盲瞽者”“目盲、耳聋、鼻痈者”（论衡谢短篇 论衡别通篇）。博学多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是评价士人的重要指标，然而，东汉前中期对于儒生的期待，依然以“专经”“明章句”为主流，如和帝时，徐防上书建议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顺帝时，左雄议改察举之制，提出“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的考试机制，其奏皆获准。如此一来，王充虽具有相较专经之儒更为完备系统的知识体系，却不符合当时所看重的学识标准，因而很难脱颖而出。就行政能力而言，身为儒生的王充，能够立足礼义，对地方长吏进行道德规谏。王充在建初孟年曾就禁奢侈、禁酒之事两次上奏郡守：“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 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 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 禁酒。”（论衡对作篇）这两次进言被特别记载于 论衡 中，应当属于王充较为得意的为政举措。b相较道德规谏，王充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略逊一筹。根据 论衡自纪篇 的记载，有人曾经直接批评过王充“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王充对此指控并未予以否认；在 论衡程材篇 中，王充称儒生“所能不能任剧”，儒生是王充所认可的身份，故王充本身可能也存在实务能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东汉初年政治形态存在“吏化”倾向，c特别看重官吏的实务能力，“功劳”作为实务能力的直接体现，d成为官吏进身的关键凭借。对于不擅长实务的王充而言，建功立业并非易事。他曾在 论衡 中多次指出不能仅凭功劳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才智、有能力，如 答佞篇 云“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无效，未可为佞也”，定贤篇 更是花大篇幅讨论“功赏不可以效贤”。这些论述极像是王充为自己的辩护，说明王充的功劳很可能并不突出，在“乡举里选，必累功劳”e的选拔机制下，这同样影响了其晋升。a 后汉书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 16291630 页。b 然而，王充的进言没有被纳用而施行，为他赢得名声和功绩，反而可能导致了他的离职，后汉书王充传 说他“仕郡为功曹”时，“以数谏争不合去”，大概便是指上述建初孟年之事。沈钦韩 后汉书疏证 在范 书 王充本传“以数谏争不合去”下，援引了 论衡对作篇 关于 备乏 禁酒 文句，可见沈钦韩亦认为范 书 所载王充在郡吏任上“以数谏争不合去”，当与建初孟年王充上奏郡守之事有关。见沈钦韩：后汉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01 页。c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 366 页。d 程材篇 言：“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属吏之功，如廖伯源所言，盖指辅助长吏治理一方，忠于职守，效绩显著，考课时名列前茅。见氏著：汉代仕进制度新考，第 21 页、第 32 页。e 后汉书 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第 133 页。69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从外部的家世出身、长吏爱憎、乡里口碑来看，王充也不占优势。首先，王充自述出身于“细族孤门”，他曾回忆他人对自己家族的评价：“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吾子何祖？其先不载。”（论衡自纪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初的会稽郡与南阳、汝南、陈留等中原大郡相比，世族化程度尚浅，选举尚未被豪族世家把控，如与王充同时的郑弘、陆续皆出身世家大族，但郑弘的初始职务是乡啬夫，陆续的初始职务是郡户曹史，皆非郡县右职，说明守令在召署时，并未过多考虑他们的家族背景。a因此“细族孤门”的家庭出身对王充进身可能影响并不太大。但长吏好恶与乡里名声，很可能确实阻碍了王充的升迁。并且，王充本身的性格问题可能加剧了这种阻碍。王充曾叙述自己儿时的经历，“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论衡自纪篇），儿时便显露的不合群的性格，加之以超凡的才华和游学太学的经历，使王充为人清高。面对长吏，他遵循礼仪，很少自我表现，也不曾刻意讨好迎合。自纪篇 中，他描述自己“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展现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形象；此外，他在 程材篇 中形容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损崇，以称媚取进”，状留篇 云贤儒“纯特方正，无员锐之操”，“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在下不汲汲”，其实也都是王充自身的写照。王充如此行事，若非遇到慧眼识珠的伯乐，很难被发现，进而被提拔。至于乡里口碑名声，本就是当时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而由王充所述，会稽郡守对属吏的察举，又往往征求其他属吏的意见，因此才会有 论衡定贤篇 所谓“以朝庭选举皆归善”，“著见而人所知者举多，幽隐人所不识者荐少”，“或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等情况。王充与同僚的关系并不和睦，作为儒生，面对以文吏为主的同僚，王充充满优越感，看不惯他们无才无德却一味钻营的做法，根本不愿与之来往，他曾经自述“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氾结俗材”（论衡自纪篇），这种态度定会引起“俗材”们的愤恨，从而不遗余力地毁谤中伤王充。自纪篇 中，王充提到自己的经历，“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良材奇文，无罪见陷”；累害篇 中，他总结君子在乡里、朝廷常遭遇“三累三害”；定贤篇 中，他感慨“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者，人爱而称之；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而在 非韩篇 答佞篇 言毒篇 等篇中，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奸人、佞人、小人的行径，若非自己亲身经历过他人的构陷，很难将这些行径描述得如此清晰具体。众口铄金，王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可见，王充虽德才兼备，但在当时的官吏选拔标准之下，其内在素质难以有效彰显，加之个人性格与官场不合，难以获得举主和同僚的主观认可，仕途不顺是可以预料的。值得一提的是，对察举之路失望后，王充也尝试过其他途径。章帝即位后，年近六旬的王充曾经撰写过一系列歌颂文章，希望以此直接获得章帝的征召。根据范晔、谢承 后汉书，章帝时同郡谢夷吾亦曾上书推荐王充，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a 邢义田曾统计东汉家世背景可考的 265 位孝廉，其中会稽郡有孝廉 16 位，大部分来自无仕宦背景的家族，见氏著：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载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318319 页。70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也”。a如果记载属实，那么这两件事，应当是有关联的。b根据范晔 后汉书，章帝听从了谢夷吾的推荐，特别下诏以公车征召王充，c然而，王充却因病未能成行，d失去了最后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成为朝官的机会。王充的仕途，也由此伴着未尽的遗憾画上了句号。三、仕宦经历对王充“命论”的影响对高位厚禄充满渴望，对中央朝廷充满向往，将仕宦成功视为人生价值的终极所在，而自己却始终在地方属吏任上徘徊，这样的反差，势必对王充的心理、情感、思想造成巨大冲击。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王充关于“命”的理论的形成。在 论衡 开篇 逢遇篇 至 奇怪篇 的十五篇中，王充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人生中一切际遇皆由前定的命决定。“命”由天自然而然地施气于人而形成，是一个源于偶然，具有必然性，又最终通过“偶然”实现的复杂结构。人的命包括死生寿夭的寿命和富贵贫贱的禄命；人命之外，国家亦有命。对于个人而言，不同命的影响程度是“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命义篇）与命相关的概念还包括“时”以及代表偶然事件的“遭”“遇”“幸”“偶”，命、时、遭遇幸偶，共同构成了实现人生抱负的三重屏障。对于命，人们既无法控制又无法改变，只能通过一些异象、征兆来预测。王充的命论结构多样、内容庞杂，并非凭空而来。儒家和世俗关于命的看法，是王充命论最主要的两个理论来源。王充对于儒家命运观念的吸收，主要体现在对孔孟等儒家人物相关言论的引用或化用，对于世俗命论的吸收则在于对星命、骨相、占卜、祥瑞等与命相关的信仰的采用。不过，王充对于二者的吸收皆存在一定偏差。就儒家而言，儒家虽信命，但没有否定个人努力尤其是道德修为对于人生际遇的作用。傅斯年曾指出，儒家关于命的思想之核心，在于调和“命正论”与“命定论”的“俟命论”，e以为上天之意大体福善而祸淫，只是有时会有偏差，出现祸福之报与善恶不符的情况，人们只需做好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不断完善道德，等待上天的最终安排。可见，在儒家看来，人生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仍把握在人自己手中。然而，王充在吸收儒家命论时，只选择那些肯定“命”的力量的言论，而抛开了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的部分。比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本是子夏引孔子之言以安慰司马牛之语，其意在于说明，生物学意义上的兄弟，是命中注定而无法改变的；但人可以通过修行道德，使四海之人皆爱敬之如兄弟。同样，论语宪问 孟子梁惠王下 载孔子、孟子面对小人的谗害，虽将道之行废、遇与不遇归于天命，但亦表现出对于自身道德的绝对自信。然而，王充在引述上述言a 谢承：后汉书 卷三 王充传，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 76 页。b 参见孙如琦：王充溢美章帝原因辨析，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c 关于章帝是否真的征召王充的讨论，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 519-525 页；周桂钿：王充评传，第 107112 页。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时虞翻曾形容王充为“征士”，即征召不就之士。虞翻与王充为同郡，相隔时间不远，应当听到过乡里流传的王充事迹，所言大概率是可信的。d 孙如琦指出，王充最终未能成行，更多和章帝去世或者谢夷吾被贬有关。见孙如琦：王充溢美章帝原因辨析，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e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2103 页。71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论时，只取儒家士人承认命的部分，以论证“有命审也”，却省略了他们对于人事尤其是道德修为的关注。不仅如此，他在 论衡 首篇 逢遇篇 的开头就指出：“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也就是说，王充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对于他能否取得仕宦成功影响不大。在接下来的数篇文章中，这一立场始终不变，并且由仕途进一步扩大到人生其他领域。王充完全斩断了个人道德修养与吉凶祸福的因果关系，否定了人凭借砥砺自身道德获得好运的可能，从而也就消解了儒家命论的核心关怀。就世俗而言，汉代关于命的信仰除了王充所赞许的星命、骨相、占卜、祥瑞之外，亦包括时日信仰，后者在人们生活中尤为普遍。时人相信，年月日时有其内在的吉凶规律，在不同的时日进行不同的活动会影响人的祸福。考古发现已证实，秦汉时期存在大量 日书，指导人们选择恰当时日安排衣食住行各项事务以趋吉避凶，这说明 日书 使用者的心态亦非完全的命定论。如蒲慕州所言，因为一切吉凶之事都与时日相互对应，且这种对应关系可以为人所知，一个人靠着遵循 日书 的指示选对时日，就有获得理想人生的可能。a甚至可以说，时日信仰恰恰是建立在个人对于命运的自主性之上的，因为若人力完全无法改变命运，也就没有择日的必要了。王充对于世俗命论借鉴得不如儒家多，但根据王充对不同信仰的选择性吸收，我们也可看出他的倾向。王充赞同的星命、骨相、吉验、卜筮等信仰，充当着命运的传声筒，人只能通过它们被动了解、接受命运，无法进行干预；而对于肯定人的自主权的时日信仰，王充基本持忽视或否定的态度，说明他对于以技术手段改变命运的做法从根本上不予采纳，从而也消解了世俗命论的根本支柱。综上，儒家和世俗虽信命，但相信通过道德修为或恰当的技术操作，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导自己的命运，从而为人在命运中的自主性保留了空间。然而，王充的命论只吸收了儒家和世俗言命存在的部分，并将之无限放大，而完全抽离了儒家和世俗对人的能动性、自主性的肯定。他指出：“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论衡偶会篇）命运的主宰就是命运本身，而非外物。他的命论，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命定论。儒家和世俗对命的认识，只是为他言命提供了素材与思路上的支持，而“命定”的核心理念应当主要源于王充本人的经历与感受。b论衡 中关于“命”的十几篇文章，以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禄篇 开头，这三篇文章全都基于王充的仕宦经历。比如，文章中出现了不少当时人对于有才德者不被重用的质疑，逢遇篇：“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伺）际会。能进有补赡主，何不遇之有？”命禄篇：“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有才无位”正符合王充本人的遭遇。对于时人的质疑，王充皆以“命”的理论来解释，可见其“命论”首先针对的就是自己的经历，关于“命”的系列文章即围绕自身的仕途不顺而展开。如龚鹏程所言，王充所言性命问题，主要是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僚体系内部是否显达的禄命a 蒲慕州：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3 年第 4 分，第 636 页。b 关于这一点，前人学者已有简要论述，见 韩 金钟美（KimJong-Mie）：天、人和王充文学思想：以王充文学思想同天人关系思想的联系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144 页；徐复观：王充论考，第 526528 页；龚鹏程：世俗化的儒家：王充，载 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04 页。72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问题。a王充自诩道德、才华过人，比诸多在高位者更为卓异，却沉沦下僚，始终未受赏识而飞黄腾达。面对这种情况，他难以跳脱出时代，批判当时依靠个人主观推荐的察举制度之不合理，而只能像同时代贾谊、司马迁、东方朔、扬雄等士人一样，将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