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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思想一统 科举“隽永”
l 八股文正面的影响
第一，从考试自身角度来看，八股考试仍不失为一种防止作弊、确保考试标准化和公平化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公正”、“公平”与客观地选拔人才。
自从有了考试，就会有人作弊，考试与作弊好似一对孪生姐妹，形影不离。从隋唐开创与确立科举考试起，作弊就不绝如缕。宋代在科举制的完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糊名制、誊录制、锁院制，等等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都在反作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作弊，在试卷开头或当中或结尾处多写一些虚词或什么符号作个标记，串通好主考官共同舞弊，真是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
明初朱元璋君臣借鉴宋代的经验教训，为了根绝舞弊，除继承宋代的糊名法、誊录法等措施外，还在科举考试文章的内容和格式上作出规定——必须按八股文体写作，不许滥用虚词，更不准作什么符号标记，否则就要以“关节”论处，以此来彻底杜绝作弊（《明太祖实录》卷160）。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确保考试的公平性，事实上也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化。
第二，减省评卷工作量，使评卷规范化、标准化。
科举考试之所以能够替代察举制最主要的内在原因，就在于科举考试以考试的客观性来代替察举的人为主观性，确保人才选拔的公平性。问题是考试是人为的，既然是人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就不易把握，加上中华文化与汉字系统本身的信息不确定性（一字多音也多义），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客观化恐怕是不易的。宋代时没有后来的八股考试文，一般来说，一场考试下来，试卷堆积如山；更有评卷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除了客观考试题以外），阅卷的主观性较大，确实也很难真正做到公平化。
明初朱元璋君臣鉴于宋代科举的毛病进行改革，以八股文体作为统一的科举文章的格式（《明太祖实录》卷160）。600年前的明朝人可没有现代人这么省心用计算机来“批阅”试卷，也没有ABCD选项读题软件，但他们推行八股文，将文章分为8个部分组成，并用标准词去连接，又限定字数300字以内。这样下来，一般来说，一眼瞄去，大致能看出文章的优劣高下，这就不仅减少评卷工作量，更有利于评卷标准的“客观”化，减少了评分误差，可使评卷更加标准化、客观化。因此说，有人说八股文是中国古代一种理想的标准化的考试文体，确有几分道理。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测出考生的真实水平。
八股文的文体格式要求，用今天话来讲，考试必须具备中等左右的文化水平。若你要想考好八股文这种特殊的“命题作文”，那就必须首先学习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有了这样的垫底后，才可学习和背诵“四书”、“五经”。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统计，“四书”与“五经”共计431286字，要将这40多万字一字不漏背出来本身也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和文化底蕴的。而明代科举首场一天之内就要写七篇“文章”，若你要胜筹，那么这七篇文章必须达到对句工整、合于声律，顺序敷畅。因此说，八股应试是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和文字功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测出考生的真实水平的。
第四，做好八股文，还需要相当好的个人文化修养。
明末思想家陈确曾这样论述道：“作八股文制法，能熟知古文之妙境，而俛就时文之恒矩，和养心性，体认题旨，开万古之胸，抒一己之得，则自然不今而今，不古而古，非时文而时文，非先辈而先辈。”（【明】陈确：《陈确集·作八股文法》卷18）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的袁中道认为：好的八股文“一题中每每自辟天地而造乾坤”（【明】袁中道：《珂雪斋集·成元岳文序》卷10）。
l 为什么八股文最终成过街老鼠？
既然八股文具有如些合理之处，那么为什么它会遭到唾骂，最终成为过街老鼠？
我们从八股考试本身特征说起。八股考试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考试形式的标准化，另一个是考试内容的限定、划一。这是从正面角度来看问题的，那么从它们反面来看：
第一，八股考试形式做到了标准化、客观化，但是形式越统一、规格化，标准化就越严密，离真正的公平就越远。因为它把不同的人强行纳入统一的模式之中。在这样的严酷的模式之中，越有创造性的人才，就越有可能惨遭扼杀。
明初开始推行的八股文实际上只是一种专门用于考试的特殊文体，除了科场，它一无用处。这与近年各类考试中特别时髦的标准化试题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只能作训练测试之用。标准考试做到了，考生天天疲于“标准化”练习与测试的题海战术，哪有什么心思学习与研究真正的学问。所以标准化考试越考，“人才”就越“标准”，“人才”越“标准化”，什么样的人才也就没了。所以有人说，明清中国科技与文化基本上没有“长进”，有的只是“总结”，我认为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那个“标准化”考试惹的祸。同样，我们现在的标准化考试铺天盖地，甚至连大学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中都有标准化考试和标准答案，可我们的学生素质似乎一代不如一代，这难道就不是标准化惹的祸？
第二，考试内容的局限，导致了僵化。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确立“代圣人立言”的森严原则，“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不允许考生独立思考，这样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个个都标准化了（《明太祖实录》卷160），但人们的思想也就僵化了。由于科举考试竞争过于激烈，举子们（考生们）为了提高“命中率”而只读“圣贤书”，正所谓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举子们一门心思埋头苦读经典，研制八股文，不求实际学问，知识空疏狭窄，没有个人独创见解。长此以往，中国知识界、文化界读的是同一本书，想的是同样的问题，说的几乎又是同一类的话，于是明清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就越来越固化、僵化。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重科举考试轻学校教育导致中华帝国社会风气的恶化。狭窄、空疏的八股文年复一年地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主考官为避免试题重复，以防举子猜题、押题，时不时地出一些偏题、怪题；而举子们为了使自己能及早中试而常常热衷于空疏的科举之学，学习如同现在大街上到处可见的标准化应试技巧一般的八股应试秘诀。由于标准化的八股考试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内，于是读原著成了大傻子，猜题、押题风行，真正读书做学问反倒为人耻笑，所有这些大大地催化社会风气的腐化。（参见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这种状况在清代更加明显，正当科举制度日暮途穷之时，惟有从内容上和根本上予以彻底的变革，才能适合社会与时代的要求，但儒家经典是大一统帝国的治理的核心，也是清帝国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万万不能变。所以，科举制的最终的命运就与大清帝国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当科举制遭受千人唾万人骂而行将就木时，清王朝也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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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爱恨科举制
如果说明初朱元璋的科举成式是在承继唐宋科举遗产上还多少作了一些变革，但这种科举成式已经隐含了问题。科举内容上原先唐宋时代并没有限死在哪一家，更没有限死经术考试以哪一家注释为准，而且考试科目也不过于限死于进士一科；至于考试形式更没有过多地限死，有帖经（相当于现代考试的填充），有诗、赋，有策论，等等。而明代科举成式化后，不仅将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将程朱集注作为唯一的儒家经典解释，不许士子们自由发挥和独立思考，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与思想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人们只能信仰一种思想，只能作大一统帝国的忠臣顺民。更为甚者，就连科举考试的形式也作了标准化的规定——以八股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这样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无论是从出题标准还是到答题、判卷，中国的科举考试完全进入了“标准化”时代，从大一统帝国的整体来看，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性；惟恐不足，明帝国统治者还在科举程序方面进行规范化成式与科举取士方面实行“分区定额”的“南北分卷制”等（《明仁宗实录》卷9）。以其所能，在大一统帝国的整体上确保了最大程度的公平性。
问题是清代在这些方面全盘复制了明代的做法，更多地从技术层面修修补补后，就“发扬光大”了，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诚然，清代的科举制不是没有“革新”：创新确立考试考官和密定考官制；实行会试分省录取制；增添乡试与会试的复试之制；开创“五经”并试制；建立官民分卷制；扩大考官子弟回避制；推行科举磨勘制，等等。从正面角度来看，这些科举“革新”举措与制度有着共同的作用，就是保证考试制度的公正性，确保大一统帝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士子进行公平竞争和社会各阶层相对合理地流动，缓解社会矛盾，稳固了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但其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清代科举制更加严密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公平化，但一种政治社会制度越是精细化，它就越容易僵化。增添乡试与会试的复试之制，虽然能有效地防止舞弊，选拔真正的人才，但是清代科举考试将明代本来已经众多的考试“关节”（4级7考）一下子增加了4级10考。我们以一个20岁小伙子参加最早的县试为例，要过10个考试关，平均每个考试关节花上2年，就算一个考试关也不被“卡”，考到“散馆考试”时已经人至中年；事实上一个正常的士子也是不可能一个考试关卡也不被“卡”住。我们放宽一点，以平均每次考试要花上3年，那么，考到最后的“散馆考试”时，恐怕要50多岁，一个50多岁的老书生能有多大的创新精神与作为呢？
l 为何科举制成为过街老鼠？“西边日出东边雨”，喜乎？悲乎？
更为麻烦的是，从乾隆中后期起，开创“五经”并试制，原先只要通一经的，现代要通“五经”，举子们所耗费的学习时间与精力是以前的5倍，要想功名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花出过去5倍的精力。所以我们看到清代时期再也没有明朝“东林党”那般“唧唧喳喳”“闹”个没完，什么国事家事天下事，都不关举子什么事，举子们有“读不完”的“圣贤书”。加上清代实行极其野蛮、愚昧和残酷的“文字狱”，中国的读书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于是，科举考试成为唯一可走的道路，天下万般事，唯有读书高。读啊读，考啊考，难度大，中试不易，即使再严酷的“反”作弊科举规定与惩处大案，都吓不退前仆后继的作弊者。血淋淋的科场大案虽能一时廓清科场舞弊现象，但从根本上无法改变“公卿子弟视巍科为故物”（《清史稿·选举志三·文科武科》卷108）的积习，于是大清帝国对科场的重点“关心”放在了如何防止作弊、维护考试的公正，而对八股科举制本身如何及其如何选拔真才实学，却关注甚少甚至是忽视。
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刻板的科举八股考试毒化了社会风气。由于八股科举限死在“四书”、“五经”题库，举子们只要读好了这两本“题库”，什么知识也没有，照样可以当官做老爷。但也有人说这“四书”、“五经”题库太难了，学不好、背不出，别急，有人专门为你解愁，书摊上各类考试秘籍、考试指南、考试必读、考试捷径，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肥死了书商，累死了考生。而这类所谓科举“考试指导”，其实都是叫人如何投机取巧，甚至有专门介绍如何作弊的，在饭篮的夹层里夹“资料”，在帽子顶上做文章，还有人专门驯养鸽子，在考场上通过放飞鸽子内外作弊，更有人将可能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写在肚皮上……前几年南京有人献出了一本科举作弊的“袖珍”“四书”、“五经”，至于当年这本书的主人如何用它作弊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花样百出。投机取巧者、舞弊者反而考上了，真正研究学问的却什么功名和待遇也没得到，社会诚信、公平性已经无从谈起，社会风气更加混浊，民族惰性日益增加，科举已成为“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罪魁祸首”了。此时八股科举这台运转了四五百年的机器自身功能日益衰竭，愈发僵化与老化，成为一具千年木乃伊。这不是哪一个人惹的祸，更不是月亮惹的祸！而是明清之际科举制所强化的“标准化”与“公平化”所导致僵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清代中后期起，科举制几乎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废不足以平民愤，科举废除已成为一个时间性的问题了。
节选自《大明帝国——系列3》洪武帝卷下，马渭源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050页-1053页、第1082-1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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