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pdf

作者简介：毛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从事西方文论、文艺美学研究；刘茜，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毛娟，刘茜（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摘要：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奥斯维辛书写为典型。它需要直面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的质询，通过对书写困境的突围完成记忆主体的重建，让“缺席的证词”以一种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使得它成为对奥斯维辛历史裂伤进行抵抗与修补的范式。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兼具化学家、幸存者、作家多重身份，他的见证书写是研究见证文学何以实现思想抵抗与历史修通的重要资源。他对“被淹没者”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历史修通可能性的洞见，一度成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等人反思奥斯维辛的线索。他更以“不可能的幸存”揭示了创伤修通的不可完成性，启发人们保持对奥斯维辛的见证与反思。关键词：见证文学；奥斯维辛书写；普里莫莱维；不可能的幸存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见证文学诞生于 世纪的苦厄中，它的作者往往没有文学背景，而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们把证词带入文学语境，通过对创伤经验的回忆与描述，从文字的调解与读者的倾听中获得更新与释放。奥斯维辛见证书写是其中的典型，它通过追问“历史的不可能”与“言说的不可能”重建记忆主体，在证人、证言、读者与真理之间建立起特殊的信赖关系，并将见证的责任转移给“他者”。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与书写者，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莱维于 年出生于都灵的一个犹太家庭，在都灵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这对他的书写逻辑与语言风格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年到 年，莱维由福索里集中营转移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战后重返都灵从事化学工作。这位意大利国宝级作家自 年出版 这是不是个人 一书后，多年笔耕不辍，以“奥斯维辛三部曲”奠定了他在见证文学领域的创作地位。从 这是不是个人 元素周期表 到 再度觉醒 不定的时刻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莱维以冷峻清晰的“物质关怀”修通着厚重的历史真实与深邃的文学真实。他一面在书写中反思道德的脆弱性，一面建构着自身的道德救赎观，以期在见证之中看到奥斯维辛裂伤得以修补的可能。一、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见证文学兼具“证言”与“文学”的双重语言特质，以期在寓言式的书写中实现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深刻还原与描述。学者徐贲最先在国内使用这个概念，他肯定了见证文学自身的真实与客观性。后来，学者李金佳在 谁，在我呼喊时：世纪的见证文学 一书的译序中为“见证文学”下了定义。他指出，见证文学的感性特质远胜于其作为“证据”的权威性，它有别于政治话语且不具备审判功能。见证文学的书写者都是普通的亲历者，这使得它无法构成英雄史诗的宏大叙事，更不具备拨乱反正的力量，它“无法提供一种是非代替另一种是非，因为是非在作者身经的浩劫中变得可疑”。可以说，见证文学的核心内容是在“证言”与“文学”的语言张力间重建记忆主体，它无法为“什么是见证”提供清晰的判断，但它作为一种见证者主动选择的言语行为，不断地为“如何作见证”提供真实的描述。“作见证”的前提是判定见证者的资格，莱维的见证书写就始于对“见证悖论”的讨论。他指出，幸存下来的见证者无法为奥斯维辛作出最直接、最真实的见证，因为真正的见证者是囚徒中最底层的罹难者，他们再无法返回并作出见证。见证资格的悖论关乎见证文学的书写效力问题，它意味着从内部见证奥斯维辛的不可能，幸存者的见证存在裂伤，其所能作出的都是局限且不完整的“伪见证”。然而，这个由莱维提出的悖论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看来并不成立。阿甘本认为，见证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着无区分的“界域”（），内外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排除的，而是相互无法界定。见证了深渊最底层却无法返回的受难者与幸存下来的见证者存在合理的、互相依赖的关系，“缺席的证词”通过幸存者的见证书写而在场，见证书写所要承担与回应的也正是“见证的不可能”。这并不是说见证书写所作的是“伪见证”，而是一种对“缺席的证词”的扩充与完善。“见证的不可能”与“见证书写”在悖论中力图建构某种统一。在莱维的见证书写中，创作主体担负了不同的叙述角色：既是得益于化学家身份而幸存的幸存者，也是见证者，同时还是怀有幸存耻感的觉醒者与反思者。进行书写的“我”与作为倾听者的“你”都是多维的，存在着复杂的主体间性的流动，旨在“让自己对那些与他们说话并通过他们说话的人敞开大门，因为他们自己的声音是不可思议的 他者”。“创伤的历史具有的内在延迟性，使其只能通过 他者 的倾听来发生。”莱维的幸存者耻感困扰了他一生，并日益加剧，最终促成其书写中强烈要求他者进行倾听的期待。根据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对创伤与幸存者的研究，创伤并非是幸存者对伤口的固着。创伤在梦境中的复现意味着这是一段未被幸存者认领与承认的经验，他们无法理解在浩劫中所见所感事物的目的与终点，感知与理解之间产生了裂隙，幸存者通过探索这段未被理解的记忆来摆脱深渊。这就解释了莱维何以在幸存之后爆发出一种近似饥饿的讲述冲动，他的第一动机并非出于见证者的伦理责任，而是出于释放自我，同时也引导他尝试认领那段未被理解的、延迟的记忆。可见，见证悖论并不成为见证书写的阻碍，相反，它推动了见证书写在言说的边界不断地对见证合理性进行突围，以完成“不可能但必须”的见证。继“见证悖论”之后，莱维的书写中还有另一重关于言说资格的焦虑，即一个没有耶和华的犹太人。他甚至自嘲，在“奥斯维辛大学”里自己才真正成为一名犹太人。显而易见，这是莱维对于自身犹太文化身份认同的挣扎，它呈现为“同化 分裂 重建”的结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莱维家族在皮埃蒙特地区定居多时，直至 年 月，他被送往福索里集中营中转站。此前，他从未意识到犹太人是一种“特殊身份”，甚至曾表示自己只有“百分之五是犹太人”。皮埃蒙特地区百年来的民族同化使莱维及其家族已完全融入到非犹社会中，甚至早在拿破仑时代，意大利犹太人就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物质和文化上都打破了犹太传统。然而，漫长的民族同化并未能阻止反犹战争的爆发，莱维必须亲手拿起武器对抗意大利法西斯，这于他及意大利犹太人同胞而言，都构成了一种身份创伤。这只是诸多被当地文化同化的犹太家族的一个例证，正如德国文学评论家海因茨史腊斐（）指出：“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对于德语文化的认同甚至要高于对犹太教的认同，他们更愿意被看作是德国人或奥地利人，而不是犹太人。”尽管如此，这种于犹太人而言具有“弑父性质”的民族同化仍在奥斯维辛时期迎来了它的大分裂，使犹太人在其犹太身份的外部强化与对文化的内在认同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撕裂感。在幸存后的见证书写中，犹太人才开始对自己的犹太身份自我领受并重视起来。莱维在自传 元素周期表 中以化学元素“氩”来描述他的家族成员；在 若非此时，何时？中讲述了犹太游击队员在波兰和俄罗斯对抗纳粹，并设法前往巴勒斯坦的冒险故事。故事中涉及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犹太人对意第绪语及其文化的乡愁等主题。可见，他们普遍渴望从犹太传统中寻回弥合历史裂伤的路径，重建记忆主体。但此时的重建与其说是对犹太身份的返回，不如说是一种超越，莱维始终强调把见证与反思之责建立在全人类的历史视角中，而不局限于犹太身份。通过以上考察，可知莱维对犹太传统的态度很复杂。青年时，他以非犹信徒的身份被卷入集中营，在其中被强化犹太身份意识。自集中营获救后，著名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致力于在书写中指责上帝对大屠杀的不干预，而莱维拒绝这种反思，他始终基于一种“形而上的反叛”立场坚持自己的“不信仰”，并认为二十世纪的苦厄已经剥夺了我们谈论上帝的资格。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在他的书写中找到其曾受祷告诱惑的记忆片段，说明他并没有完全将上帝排除在他的思想之外。故而，我们无法以非此即彼的接受与否定来判断莱维对犹太传统的态度，只能在其中窥见“同化 分裂 重建”的路径。如果说莱维在见证资格的问题上面临的是“幸存者能否代为言说”的挣扎，那么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则面临的是“幸存者基于怎样的文化 记 忆 来 言 说”的 困 局。用 凯 尔 泰 斯（）的话来说，这种“无命运的人生”的归属问题，正显示出某种特定的见证资格。一方面，作为一个无根的犹太人，他需要通过见证资格的获得以确证自我身份，重建集体文化记忆；另一方面，无定论的见证悖论也使其身份质询始终处于“漂浮”与“悬搁”中。二、“幸存”：在言说与沉默之间继见证资格的讨论之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缺席的证词”如何通过见证书写变得“在场”？首先，词语与创伤的不匹配是书写的第一个困境。词语与创伤的微妙关系将我们导向体验与理解的辩证之中。美国创伤研究学者杰弗里哈特曼（）指出，“创伤性知识”（）是一个悖论，它意味着创伤性事件以知识的形式被确证、记录，而非被重复经历，它绕过知觉直抵心灵，造成了心灵的分裂，使心灵对创伤事件进行了永久的修辞转义。它摧毁了原本的符号秩序，造成了符号与主体之间的缝隙。在语言与痛苦之间存在一种矛盾关系：痛苦的不可传毛娟 等：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递性恰恰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抗拒来实现的。在语言层面，有“言不尽意”“词不达意”等语言自身的局限；在情感层面，即使在同一群体创伤中，痛苦仍保有其个体私密性，它否定任何形式的“代言”。因此，“痛苦不仅简单地抗拒语言，而是积极地破坏它，导致一种对前语言状态的即刻回归”。在创伤的抵抗中，修辞以新的张力结构在语言的边界不断接近痛苦，形成了“梭子之声”。所以，奥斯维辛见证书写一面试图保持冷峻与清晰以维护证言的有效性，一面又只能在寓言式的语言图景中前行。这种困境在保罗策兰的诗歌中体现得较为深刻，莱维认为策兰以“晦涩”闻名的诗歌语言中透露出一种“将死之人的喘息”，该喘息以一种非交流、非语言的截断状态预示着幸存的自杀行为。这种类似于“动物哀鸣”的非语言就是“缺席的证词”所传递出的特殊词语，它不能被简单地直观，只能挣扎于语言与非语言的边界。在莱维的书写中，这种语言困境表现为他对作品德译本的译介忧虑：“尤其在德译本中，不要丧失它的严肃性以及语言中所蕴涵的暴力。为了这一点，我使用我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语，竭尽全力去重构那份残酷的暴力感和严肃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是翻译，而是修复。”也就是说，必须确保见证语言的精确以维持见证的效力。所以，莱维在 这是不是个人 的第二稿中刻意删去了“丑陋、残忍、嗜血”等形容词，甚至“”（意大利语中的“仇恨”）一词仅在书中出现了一次，所指对象是“碳塔”，而非具体的人。此外，他还删去了第一稿中一些有关犹太圣经的比喻以及“一个犹太人”等自称。可见，莱维在其书写中以冷峻严谨的反思精神不断克服口诛笔伐的激情，最大限度确保了见证的严谨性。质言之，幸存者在文本中的现身是为了让读者成为法官。其次，创伤的“延迟”召唤闪回与重复的见证书写。卡鲁斯在 未被认领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 一书中将创伤的概念从病理学层面升华到文学层面，她认为：“每一个创伤故事都是一个伤口呼喊，它们在试图告诉我们某种 不可能 的现实或真相。该真相在它的 迟滞 中出现，不仅与我们当下所已知的东西有关，也与我们语言和行为里的未知相关。”创伤的突发性使受害者无法于当下立刻阻断其影响，于是进入潜伏期，以闪回的形式在场。莱维最大程度地选择以现在时态来写作奥斯维辛回忆，使整个书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时空隐喻：真实历史时间与当下叙述时间的交错将过去的历史空间置于眼前又掷回过去，“永恒的现在”得以发生。这种叙事时序满足了作者在道德上的心理需要，将一切未来都关切于历史之中，同时让读者在时空的压缩中更亲切地反思历史。这一书写策略实现了见证的在场者与不在场者之间在同一场域的交流，也促成了叙述者在碎片化创伤意识的整合中进行自我疗愈。另外，“因为体验（现象的或经验的）与理解（在思维层面命名，用词语代替物或图像）之间的脱节，正是象征语言所要表达和探索的。记忆的文学建构显然不是一种局限于刻板文字的直陈其事（），而是另类形式的陈述”。莱维在书写中把自己嵌入“一对多”的类比关系，使我们在这个叙事主体身上可以看到无辜受难的约伯的影子，也能看到在集中营地狱深渊中尝试寻找知识和美德的“但丁”，以及不同的“水手”形象。通过对这些原型命运的考察，莱维在事实与精神上都发现了与他自身困境高度相似的隐喻，并不断创造性地改造着这些原型。可以说，尤利西斯的形象与但丁的 神曲地狱篇 都和他的奥斯维辛记忆形成了深刻的互文。最后，读者与作者之间有着迥然相悖的书写期待。无论是在美学上还是在伦理上，读者对奥斯维辛见证文学的期待正囿于一种简化：奥斯维辛是关于人类对抗邪恶与逆境，并最终凭借顽强的生命意志取胜的崇高故事。这是不是个人 作为莱维写作生涯的第一本书，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出版之前曾屡遭拒稿。原因有二：其一，莱维“但丁式的古典语言风格，那韵律的美感和行文的优雅，让意大利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以及法西斯政府对于罗马古风的追求”。莱维行文中恪守真实性的冷静与严峻，让读者未曾感到“希伯来式的痛苦”与“圣经旧约 般的惨烈”。其二，战后的意大利百废待兴，相比阅读大屠杀的见证之作，人们更乐意把精力投入到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事实上，莱维作品遭到的冷遇只是大屠杀见证文学在读者接受上的一个缩影，这种冷遇直到 世纪 年代初，随着文化记忆的勃兴才有较大改善。世纪 年代初，这是不是个人 德译本在本土的接受情况并不乐观。不同代际的读者对于“有没有可能去理解德国人？”的问题都回答相似，莱维将之归结为：“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德国读者的来信呈现出“罪行他者化”的特征。战后一代挣扎于历史与责任之间的负疚感与耻感中，他们以批判的态度与父辈的罪行保持道德间距；战后二代已经在远去的奥斯维辛历史中重新修复起与先辈的道德隔膜，本着弥合感情的初衷，他们在正视罪行的同时也加深了“罪行他者化”。对此，莱维表现出深切的忧虑，他担心与青年的交谈正面临着时代误植与不被倾听的危险，而这意味着奥斯维辛书写的见证效力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弱化。实际上，学界还有一部分哲学家认为“沉默”才是最适宜表现大屠杀的方式，比如法国哲学家乔治斯坦纳（）。他坚称，“奥斯维辛的世界存在于我们的言语之外，因为它存在于理性之外”。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彻底失去了其原本的表达秩序，任何以文学修辞对大屠杀事件的回忆与转义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大屠杀的诗学会不断摧毁它作为回忆录的真实性，让受害者得以喘息的同时也误导了读者对见证处境的判断。其实，莱维同样认为在奥斯维辛对理性的颠覆后，我们的语言难以与所受的摧毁相匹配，但比起审视这无休无止的语言困境，他显然更重视作为见证者最基本的道德承负：必须成为那“不可能的”言说者，遗忘和沉默都是不允许的。因此，“缺席的证词”正是通过见证书写的行为本身进行着“不可写而写之”的时间抵抗与记忆抵抗。证词的“在场”需要克服词语与创伤不匹配的困境、书写中被反复经验的创伤记忆以及见证接受的冷遇，书写者必须“从自己的毫不掩饰、从自己伤口的敞开性与可接近性中，创造出难以预料的、前所未有的 突入现实 的方式”。在重建记忆主体的同时，也在寻找弥合历史裂伤的可能，即“修补”。三、“修补”：面向深渊的生命抵抗在莱 维 的 见 证 书 写 中，“被 淹 没 者”（）是真正有资格为奥斯维辛作见证的人，“他们身上神圣的生命火花熄灭了，他们的身体已经透支到无力真正忍受苦难了。很难称呼他们是活人，很难把他们的死称作是死”。从“被淹没者”身上可以看到一种“集中营式的崇高”，他们在深渊底层见证的是“一种对期望和道德的空前绝后的违背，一种致命的他者的体验”。莱维认为这些没有面容、被鄙夷的活死人不是外部的“他者”，他们就是自己即将到来的必死。正如阿甘本所见，“被淹没者”的死亡不是属于人的死亡，而是指人作为尸体被批量生产，死亡本质的异化就是对这种生存异化的确证。“被淹没者”无法赴死，因为赴死意味着人对自我存在的决定性承负，他们作为存在论上的“剩余”，体现出人与非人、生与死、无言者与见证者之间无法被划定界限的交织。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认为“被淹没者”是奥斯维辛囚徒中最极端的边缘性状态和非存在处境，必须基于对这种边缘性毛娟 等：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状态的质询与倾听，我们才得以完全体知到“缺席的证词”，并由此看见修通历史的路径。“第 诫”是法肯海姆对犹太传统戒律的补充，也是其修补理论的核心思想，他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了对犹太人在战后应当如何生存下去的讨论。法肯海姆指出：“犹太人被禁止授予希勒特死后的胜利，他们被命令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以犹太身份生存，以免民族灭亡；他们被要求铭记集中营的殒命者，以免他们的记忆湮灭；他们不许对人类和世界绝望，也不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逃避生活或寄望于来生，以免世界落入奥斯维辛之祸。”我们在莱维的书写中可以为这种修补的意愿找到印证。他指出：“通过经历以及书写和思考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有了很多新的认识而最后，我的决心，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坚定地保持着的决心，坚持把我的同伴和我自己视为人，而不是物品，从而避免导致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消沉。”可见，犹太人的生命幸存本身就是对奥斯维辛的根本抵抗，他们必须承担见证之责并保持修通历史的意愿。根据纳粹的底层逻辑，“被淹没者”实质是被摧毁了现实关系（即故事）、语言、存在的群体，因此，修通历史的路径应当是修补故事、修补语言、修补存在。首先，修补故事以弥合人与传统的断裂。人的现实关系意味着他有植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记忆，正如法肯海姆指出，一个人的思想连同其整个存在都是解释学性质的，它充满对话的可能，且在对话中无限地趋于完善。对传统的修补就是对话传统的过程，对话那些在我们的记忆中使我们成为自身的文明之根。莱维强调，对法西斯的反抗需要“从我们的根创造出来”。年，莱维出版 寻根 一书，书中收录了 篇对莱维创作产生影响的文学作品。他在 前言 中设问：“我们的根有多少来自我们读过的书？所有，很多，极少或没有：取决于我们出生的环境，我们血液的温度，以及命运带给我们的迷宫。”可见，莱维把“犹太寻根”置入了更广阔的人文、科学背景中，希望寻回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科学实证精神。他将犹太的“根”构筑为本雅明式的星丛：通过“笑的救赎”（幽默主义）、“人的受难”“人的地位”（人与命运的互搏）、“理解的救赎”（求知欲与科学实证精神）四条主题链分别链接拉伯雷、艾略特、圣经、策兰、马可波罗、约瑟夫康拉德、卢克莱修、达尔文等人。这幅融汇科学与文学的寻根图景（见图 ）横跨数个世纪，以 圣经 人物约伯的哀歌作为“犹太寻根”的起点，象征正义者蒙冤受难的不公。然而，这数个世纪的人类文明凯歌最终会归于宇宙黑洞的虚空之中，遂以“黑洞”为终点。其中既收录了托马斯曼在晦暗时代所写下的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策兰的 死亡赋格，以及西西里小说家斯特凡诺达里戈（）的 杀人鲸（节选），也收录了化学学术论文。莱维指出：“圣经、克罗齐、几何和物理似乎是信心的来源。”可见，他的寻根乡愁以人本主义为核心，并有意隐去这些作品中的宗教内容，对宇宙的可解释性和人类理解世界的能力给予信赖。在莱维看来，比犹太传统更深厚之物乃是人在身体劳作与精神劳作中的绽出，这使得他的寻根意识是动态的、充满解释学意味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乡之情不仅有着妥协，而且寄托在未来的希望上。我们感受到一种更迫切的渴望，渴望与人交往，渴望精神与肉体上的劳作，渴望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其次，修补语言以恢复交流。在莱维看来，修补语言的道路是指向“他者”的。他认为：“人总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绝沟通是一种失败。”他领悟到集中营内的生存逻辑是以保持交流为底色的，因为交流使人得以在“他者”的映照中重建自身。圣经 中指出，“当你的同伴流血时，你不应该袖手旁观”。莱维对此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进行了一种设问转化：我们如何避免成为自己兄弟的该隐？法肯海姆认为，从对他者漠不关心的疾病中恢复人性、恢复语词就等同于恢复思想，人作为被造物开始重新接受圣者不眠的凝视，在这种凝视之下，人才能重新作为有超越性的被造物凭借神圣者的爱在尘世与绝境中和同伴互相辨认，即我对我的同伴负责。图 莱维的“寻根”图示在奥斯维辛见证书写中，交流意味着读者的道德承负。施玛篇 是莱维 这是不是个人 一书的题词诗，后收录于诗集 不定的时刻。诗题“”由来于犹太教祷文的首词，意为“听”。全诗是对 申命记 训诫的复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莱维要求读者成为“为见证者作证”的人，面向文本与“缺席的证词”交流。诗歌开篇所称呼的“你”，实则为“你们”，在原诗中莱维使用的意大利单词“”是第二人称复数形式。这意味着莱维向读者抛下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读者被要求见证自身从未真正亲历之事。这种见证责任的转让“将我们从沉睡中召唤出来，融入社群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我们被命令走向对话记忆，在对话记忆中，回忆过去不是一项个人任务，一个只与自己分享的内省时刻。记住意味着讲一个故事，回到列维纳斯式的面对面、交谈、对话与人际关系”。莱维的见证书写力图在作者与读者间建立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的对话式记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召唤结构，不仅召唤读者的阅读，也要求读者对该阅读经验保持持续交流的开放态度。最后，修补存在以保存人性。“被淹没者”的死亡不仅意味着肉体的消失，还意味着见证痕迹的失却。他们的“死”在物质层面上被取消实存性，变成灰烬甚至烟雾，从根本上“不可见”。同时，“尸体”一词也被取消了具体指涉意义，被纳粹的行话改称为“”（玩偶）、“”（破烂）。诸如此类的“不可见”，使得奥斯维辛成为“未被见证的发生”，故而，大屠杀浩劫“不是在经验上，而是在认知及知觉上未被见证，因为它既排除了看见，也排除了视觉共同体的可能性；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消灭了对视觉确证（对两种不同的看见之间的通约性）的吁求，从而消解了任何见证的共同体的可能性”。奥斯维辛在取消见证共同体的同时，也给予施害者在审判中选择沉默的机会，这使得幸存者必须做出不可能的见证，同时他又深知自己始终是外部见证者，当他终于成为内部见证者的时候，则代表他无法幸存。奥斯维辛制造的非人范式意图消灭犹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合理性，也消灭其时间性。所以，对纳粹将人非人化的抵抗就是修补生而为人的基本存在 活着。其一，活着首先是物质存在。于莱维而言，“科学既非客观也非道德，而是 政治和道德竞技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与人文的分离是二十世纪的悲剧性缺陷”。元素周期表 作为莱维声誉最高的著作，以其化学家身份始终如一的“物质忠诚”联姻文学，向我们毛娟 等：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指引了一条可见可感的、返回物质、返回肉体的通道。他认为，物质构成了现实的基础，其可感可证性使得世界的内在联系变得清晰。可以说，在奥斯维辛的异化与放逐中，物质的实在构成了一种最基础的希望，它是证实或证伪的前提条件。莱维坚信对物质的忠诚有助于我们与真实的世界相联系，并通过不断求证以抵达精确、不断内省。其二，活着意味着自我尊重。莱维在 这是不是个人 中记录了一位名叫施泰因洛夫的狱中同伴。他在集中营里始终保持清洁身体的习惯，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就是在这种地方人也能活下去，因此人应该有活下去的意志，为了日后能带着证据出去，能向世人讲述”施泰因洛夫在极端处境中竭力维护文明生活的形式是犹太人在集中营的一种抵抗典范。将这种抵抗方式归因于意志力或求生本能是显然不够的，法肯海姆视之为犹太人的自我尊重与一种独特的生命庆祝仪式。正是这样的抵抗使修补存在得以可能，“在一个最终自我表现为耻辱、折磨和谋杀的现实世界里生命不需要被圣化：它已经是神圣的了。这是抵抗的定义”。正如埃利威赛尔所见，“大屠杀带来的不是犹太传统的衰落，反而是一次复兴，这复兴也包括对犹太历史的唤醒奥斯维辛使它更加坚强了”。这并非是历史乐观主义的缩影，而是基于奥斯维辛必须通过见证来进行修通的道德要求。法肯海姆用“”一词形容这种复兴，它在犹太祷词中意味着一种破裂后的修复，喻指世界在拨乱反正后重获新秩序。这为诞生于集中营内部的生命抵抗给出了形而上的解释，核心是希望通过重新修补人与“他者”的联结，恢复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面貌。因为在犹太传统中，人不仅必须珍爱自己的身体与灵魂，还必须从上帝的救恩行动中获得关于“他者”的启示，即通过人与人的互爱辨认神圣者的爱。这说明奥斯维辛见证书写的历史修通不仅指向人的抵抗，还指向人的超越。四、未完成的修补：在见证之后“这是不是个人？”是莱维见证书写中最核心的问题，而“如何为奥斯维辛作见证？”是见证文学的核心问题。两者相交得出一个更为立体的追问：如果这是一个人，他如何进行见证？在见证之后仍是个人吗？当代创伤理论家拉卡普卡（）提出“书写创伤”说，将大屠杀、种族隔绝等具体历史事件带来的生命、情感或文化的断裂视作“历史性创伤”（），他认为历史修通应该与政治维度相接合，“一旦修复创伤及其在个人的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症候，就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做出区分，唤醒曾经发生事件的记忆，认识到自己生活在现在，且朝向未来”。然而，莱维、策兰，以及波兰作家博罗夫斯基（）、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等人在完成其奥斯维辛书写后的自杀却表明，以这种寄望于清醒的集体哀悼行为来抵制强迫性重复，对创伤修复图景的乐观描述仍是未完成时态的。即使是选择带伤生存并在见证书写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也多次强调，生活于他而言不过是形式最恰当的自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由阿多诺提出的关键命题得到了新的回应：奥斯维辛之后，生活是野蛮的，真正的幸存是不可能的，对历史裂伤的修补也将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尽管见证书写以一种“以言行事”的姿态开启了修补，莱维也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从我们的根上开始，修补故事、修补语言、修补存在，但这个敞开的伤口惟在其持续开放之中才能得以完全见证，“不可能的幸存”恰恰是这见证中最严峻的部分，它与“缺席的证词”形成深渊中的互文。可见，“幸存”始终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而“修补”是面向深渊的持续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抗，它虽然是可能的，但它将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在这一点上，法肯海姆早有预见。他意识到，犹太人在奥斯维辛中的抵抗是以基本生存为基础的，这种形式的抵抗使当时在奥斯维辛内部的“修补”得以可能，却无法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生效，但思想抵抗的火种却被保留下来。“缺席的证词”不再是从属于过去的记忆，而需要被视作当代经验来重复，只要见证的记忆还保持鲜活，处于瓦解状态的世界就有望获得恢复。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谨慎审思见证者的自杀，在“不可能的幸存”中看到他们留下的思想抵抗的种子：死亡是集中营的日常，所以身处其中的人反而无暇思考死、选择死，当他们从深渊归来时，“死”才恢复本己性意义，才成为在生理上虽无可避免但主动性上可供选择的“赴死”。巴西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曾在其小说中描述过一种精神悖论，即人总是在有条件发疯的时候才选择发疯，在精神失常的常态环境中，人往往拼尽全力保持清醒。莱维在讨论奥斯维辛内部为何鲜有自杀现象时，也持同类观点：在一个时时刻刻都会死的地方，除了求生，来不及思考死。可见，奥斯维辛之后反而是幸存者最有条件思考死亡的时刻，这“不可能的幸存”可被视为“我选择我的死”。它意味着在奥斯维辛中被剥夺的处置生命的主动权重新回到了幸存者手中，“生存的豁免权”与“死亡的豁免权”同等珍贵。我们认为，我们必须重视并区分“死亡”在奥斯维辛之中与之后的性质，在其中看到思想前行的可能。莱维等人作为奥斯维辛最后的言者，以死亡完成了对奥斯维辛最深刻的见证：一方面，他们彻底证实在奥斯维辛之后没有真正的幸存；另一方面，他们用死亡抵消了“被拯救者”与“被淹没者”之间的无法代为言说的矛盾，使“缺席的证词”拥有了在场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并不完全，因为集中营的内在结构早已颠覆并击溃了在其内部诞生共同体的可能。莱维在他的书写中始终保持复数人称的使用，他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他为了将个体经验变成可共享的集体声音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把对莱维见证书写的研究置于个人创伤经验的研究之上，与哲学、政治和伦理学等领域关联。“他的思想一定要与当代的某些讨论结合在一起，这些讨论围绕着如何在一个充满大屠杀可能性的世界上生存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社会成员并不能保证犹太人的悲剧经历不会再次发生”。“我们总是为自己选择一个伴侣：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某种既内在于我们，又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对自己感到匮乏，以便穿越我们不会抵达的界线。”总的来说，奥斯维辛之后的修补效力有赖于我们作见证的姿态：是否成为在历史中持续涌入的见证者，是否成为“为证人作证”的人。至于思想何时能够完成这种修补，我们不得而知。法肯海姆提出，将“被淹没者”所见证的深渊真相进行悬搁，“在一个 单独的圣所 中保存着这一深渊事件的真相，直到那一刻 那一刻可能会到来，也可能不会到来 在那一刻，生命 也许能够面对它并活下去”。法肯海姆的观点看似隐晦，但却充分表明作为事件的奥斯维辛造成了一种深刻的断裂，乃至需要以“单独的圣所”来置放它。这意味着奥斯维辛打开了一个新的诗学空间，身处其中的我们“反对任何关于此在肯定性的空谈，反对此在无罪于牺牲者的肯定性的断言，反对从牺牲者的命运中榨出任何一种被如此耗尽的意义”。如威赛尔所见，也许“（作者）想要传播的是永远不能被传播的东西，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表达这种表达的不可能性”。五、结语与其他文学类型有别的是，见证文学本身就是幸存者的幸存方式，也是幸存者们对奥斯毛娟 等：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维辛之后的世界予以修补的方式。它在言说与沉默的挣扎之中发出“梭子之声”。为了达成证词与文学之间的平衡，莱维始终以语言的节制确保创伤的清晰，对文字进行化学的蒸馏、分析与度量，呈现出大屠杀见证书写的跨学科性。他的著述兼顾了道德与美学的两全，既有证言的真实冷峻，也有独特的叙事策略，在精确的故事描述中流露出深切的道德关怀与严谨的自我反思，因此被誉为现代的“米德拉什”（）。莱维提出的见证悖论与他对犹太身份认同的思考，既是他个人见证书写的起点，也是整个奥斯维辛见证文学必须直面的困境。它说明见证大屠杀的话语从一开始就陷入身份判定的模糊中，但书写必须进行。因为“作见证”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取权威的言说资格，而是基于幸存者要重新成为人的基本冲动。在完成了见证任务之后，莱维选择向“被淹没者”中汇聚。这种“不可能的幸存”推动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在其晚年重新思考起犹太人在奥斯维辛之后何以“修补世界”的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一张纸条，将其原本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应当“让思想受教于生活”的命题颠覆为“让生活受教于思想”。法肯海姆在临终时刻的思想颠覆显得十分仓促，但这种转变在他早年对黑格尔哲学的考察中已初现端倪。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勾勒出的是一幅理性与现实相统一的和谐图景：“历史在 是 中实现了 应该。”但在奥斯维辛之后，历史的“是”却与它理想中的“应该”发生了断裂，“我们似乎被引导着去思考这种抵抗的思想 将大屠杀的 是 与 不应该同时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解形式，使大屠杀受害者本身在生活中进行抵抗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大屠杀之后能幸存的并非是生命抵抗，而是以生命抵抗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再栖居于某种形而上的思辨，而是建构于一切见证行动中，它必须具备一种“将来性”，为持续进行的修补提供支持与指引。即使是幸存见证者的自杀也符合这样的解释：虽然生活 生命无法在大屠杀之后真正幸存，但“作见证”的修补行动始终哺育着思想抵抗的萌芽，这萌芽将在一代代的读者接受中不断保持开放。诸如莱维一样的作家们将见证之责转让给了读者，使我们成为能够且必须“为证人作证”的人。可以说，见证文学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类型都更迫切地召唤他者的倾听，它的见证接受完全基于读者在阅读中的给予，以至于莱维在诗中借鉴 申命记 对所有人发出“听”的要求。作为这样一种“带伤书写”的文学类型，见证文字在抵抗遗忘的同时重建自身，并对奥斯维辛之后的世界发出修补故事、修补语言、修补存在的呼告。法肯海姆等哲学家证实了此种修补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未完成性，给出了“生活受教于思想”的指导。所以，作见证的道路仍在且必须存在，思想将永不止息地持续对生活的“修补”。【注释】梭子之声：美国创伤研究理论学者杰弗里哈特曼在讨论创伤的不可言说性时提出的一个隐喻。即对创伤的表达是一种在无法言说条件下的妥协述说，创伤主体挣扎于语言与痛苦的裂隙之间，但总试图寻找一个表达出口。该隐喻出自亚里士多德 诗学 中对一部已散佚希腊戏剧的短语的引用，该短语以古希腊“阿特柔斯一家”的故事为基础。故事中，菲罗美拉被强奸后又被割掉舌头，遭遇了双重创伤的她通过织毯子来描述她所遭受的痛苦，“梭子之声”遂代表一种补救、妥协性的痛苦表达。参见谢琼：从解构主义到创伤研究 杰弗里哈特曼教授访谈，文艺争鸣 年第 期。“”一词可被译作“穆斯林”，莱维称之为“被淹没者”。这是集中营内的犯人对更低微犯人的称呼，该称呼并非指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而是特指在集中营里被虐待成丧失人性与生命意志的活死人，他们常常因身体与心理的沉重迫害而屈膝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伏地，呈穆斯林信徒祷告时的姿态。圣经利未记 ：，本文参照的 圣经 为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的新标点和合本，年。圣经申命记 ：，本文参照的 圣经 为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的新标点和合本，年。【参考文献】穆沙 谁，在我呼喊时：世纪的见证文学 李金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汤姆森 普里莫莱维传 杨晨光，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史腊斐 德意志文学简史 胡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莱维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杨晨光，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莱维 这是不是个人 沈萼梅，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莱维 再度觉醒 杨晨光，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莱维 元素周期表 牟中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弗朗兹，李会芳 普里莫莱维 如果这是一个人中的大屠杀记忆 文化研究，（）：，：，：？，（）：阿多尔诺 否定辩证法 王凤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威赛尔，吕鹤颖 作为文学灵感的大屠杀 当代文坛，（）：责任编辑吴震华毛娟 等：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上接第 页）：（，）：，（，：，），：；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