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和人》与现代“家国情怀”.pdf

当时间进一步拉开我们与历史的距离，现实主义小说的广袤、深邃和诚恳，将会重新显露出来。战争和人正是这样的作品。这部小说自1992年出版后享誉一时，此后，却并未得到学界持续的重视。以“中国知网”收录的研究成果为例，与小说战争和人相关的检索结果总计不超过30条，21世纪以来更是寥寥。战争和人的境遇，与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观念的变化不无关系。在纷至沓来的现代小说技艺面前，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难免略显滞重。1990年代后，“向内”开掘的个人化表达蔚为大观，宏大书写已不能代表一个时代最耀眼的文学探索。随着商业化浪潮席卷而来，这部百万言的大书在易读性、娱乐性上更显落寞。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战争和人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藉由人物在政治立场、国族身份、人生追求上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小说始终在追问什么是“爱国”？以今日之眼光来看，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正是这样的“常识”，曾在战争和人所描绘的一代中国人那里经过了艰难的论证与求索。小说正是以现实主义特有的、无限接近于生活本身的丰厚质地，保留了一段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成长史。这种保留也是在提醒我们，通往“常识”的每一步都殊为不易，而不加审视和反思的“常识”，恐怕永远是未完成的。论 战争和人 与现代“家国情怀”刘秀林摘要：战争和人呈现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型过程中，“爱国”的内涵如何从传统士大夫的道德伦理转变为现代国民的价值理念。通过描写人物对于“爱”的探求，战争和人着重刻画个体意识在现代战争中的自我重塑，也暴露出女性形象塑造上的缺憾。王火的战争小说创作，为“家国情怀”的现代生成提供了深刻的文学书写，也证明传统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在艺术境界上开拓前进的能力。关键词：战争和人；国族身份；个体意识；现实主义论战争和人与现代“家国情怀”2052023年第4期一“国将不国”背后的道德危机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反复在小说中出现：童霜威在人生和思想的矛盾时刻，往往援引中国古典的道德伦理来支撑自己。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部格局变化，不参与派系斗争的童霜威“既感到超然，也感到惶惶惑惑，无所适从”，吟诵桂枝香金陵怀古以抚平心绪；仕途渺茫，家庭不和之时，他引用温庭筠菩萨蛮表达“微带抑郁的情绪无法排遣”；与同僚对谈，他赏鉴李商隐金陵怀古诗咏史以讽刺时事；抄录正气歌表明自己不愿加入汪伪政府的决心如果吟诗作赋还只是一种情感表达，那么童霜威抗战期间时时在“经世致用”与“隐居避世”，“明哲保身”与“文人风骨”之间的摇摆，表明他在思想根柢上仍是古典文人式的，他的为官、为人是具有强烈士大夫气息的。“出将入相”的进取心、虚荣感使童霜威必须将自己对于当局的不满深深隐藏起来，然而他也终究做不到党同伐异，脱离不了以“清流”自许的高傲。他深知宦海浮沉之道，也懂得纵横捭阖、相时而动，但是又常常遭遇现实的挫折，不得不以“出世”的念头排解心中的苦闷。可是，古典的道德终究解决不了现代的难题。童霜威所遭遇的内心的矛盾与分裂，不是岳飞的“忠”与秦桧的“奸”之间的对立，不是苏武的“忠君”与李陵的“叛国”之间的分别，而是属于一个现代国民的两难处境。他是国民党官员，却无意支持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种种作为；国共合作破裂，他所怀念的前妻柳苇，他的得力助手冯村，甚至他的儿子童家霆却都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他反对“和平运动”，支持抗战，却因为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怀有复杂的感情；他内心清高，不愿参与党内倾轧，但面对仕途失意，他未尝没有妥协。小说里如此形容这种“撕裂”：“有点正直，有点正义感，有爱国的感情，可是又搀杂了世故和圆滑，这就常常违心地迁就。”童霜威的处境，根本上源自现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身份与传统士大夫道德理想之间的错位。近代以来，士大夫阶层在科举制废除后迅速走向崩溃，“士”所代表的读书人身份与“大夫”所代表的官僚身份逐渐分离，“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不再必然成立。读书人开始演变成为“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而官僚的人选则由“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所取代。从童霜威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履历来看，他先后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又做过律师，办过报纸，曾在大学任教，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现代知识分子。即便是进入了国民党权力高层，他也深知自己起到的是“点缀门面的作用”，不同于具有派系优势的谢元嵩，也有别于在“军统”“中统”各居其位的管仲辉、叶秋萍。哪怕是地方官员江怀南的经济实力，也衬托出他“官不如绅”的窘迫和难堪。因此，郁郁寡欢的童霜威吟诗作赋、著书立说，在他的历代刑法论三朝三帝论中寄托怀抱，以文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理想勉励自己，与其说这是他“自幼熟读孔孟，早些年又研究过宋儒之学”的知识背景使然，不如说是他无法化解自己身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官僚的依附性、服从性之间的尴尬，不得不去儒家道德伦理中寻求某种自我开解。“修齐治平”的理想的确打通了从“个人”到“国家”的逻辑链条，可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不再是儒家社会当中的“君子”“儒士”，现代民族国家更非古代王朝当中的“朝廷”和“天下”。此“个人”已非彼“个人”，此“国家”更非彼“国家”，文人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在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困境之前，显然已经是力不从心。小说中，古典道德与现代问题的格格不入，表现最为激烈的大概在于童霜威得知欧阳素心的悲剧后的心理活动“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却反对父亲这样做。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欧阳素心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她为什么要因为父亲落水或母亲是日本人就受到不公正的看待呢？”童霜威没有意识到的是，郑成功忠于前朝、反清复明、抗击侵略，这都是为儒家伦理所赋予了合法性的“正义”。而给欧阳素心带来巨大206精神压力的，是她对于自己国族身份的困惑：“可是，谁叫我是半个中国人又是半个日本人呢！但我站在中国一边，日本人骂我是日奸；日本如果战败了，中国人又会骂我有日本血统。”那么，对于她来说，中日两国，哪一个是“敌”，哪一个是“我”？这是童霜威所回答不了的，是他所依傍的古典道德所回答不了的。童霜威或者欧阳素心面临的身份与精神上的“撕裂”，正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中国人所经历的道德观念巨变的一个侧影。在新的民族国家观念还未成形之际，旧的伦理道德为过渡时期的人们暂且提供了一丝荫蔽，给予了情感上的慰藉，但终究无法支撑他们走出切身的困境，甚至还有可能遮蔽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国民党的种种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现状，向他们提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属于现代中国人的难题：什么是“爱国”？什么意味着“背叛”，什么又代表了“忠诚”？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殖民侵略、党派竞争已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的王朝危机，“江山社稷”也不再适用于描述现代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忠君”即“爱国”的思维也不再成立。传统的伦理规范已然断裂，而现代的问题却又迎面而来，身在这样一个思想的“裂隙”与“夹缝”中的人们，势必去找寻新的、属于现代国民的价值理念。战争和人正是缘着这样的问题展开，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不是在求索答案的漫漫长途中跋涉。囿于社会身份、教育和家庭的种种因素，他们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柳苇牺牲在雨花台，童军威在南京保卫战中殉职，冯村病逝于国民党监狱，童家霆加入了共产党童霜威历经天南海北的旅居逃亡，目睹抗战大后方的乱象种种之后，终于发生了思想的转变。小说最后，他向儿子宣布：“孩子，你发现没有？这一年来，爸爸对诗词不像从前那样感兴趣了！”这不仅是与古典式抒情的告别，也是与这抒情背后所关涉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告别。只有当新的信念在战争炮火的淬炼中愈加坚固，替代了既有的、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一代国民的精神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二“爱”的现代变奏战争和人三部曲基于一个家庭的结构来开展叙事。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家族叙事传统，战争和人并不是以“父”一代与“子”一代之间的对抗为叙述的核心，也不是将“新”与“旧”的矛盾放置在两代人的决裂之中。与此相反，我们鲜少能看到童家父子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小说中既没有巴金笔下描绘的高老太爷对于儿孙们的支配与戕害，也没有财主底儿女们当中复杂纠葛、爱恨相生的代际关系。童霜威、童家霆更像是身处在漩涡当中的共同体，二人互为参照、相互影响，一并承受战争之下命运的跌宕起伏。“父”与“子”的和谐，并非意味着他们不存在观念上的差异。战争和人没有对这种差异着墨过多，而是将重心放在童霜威、童家霆各自的思想斗争和成长轨迹上，将他们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来书写。他们首先是作为“人”而存在，要各自面对人之为人的内心抉择，要在个人的情感和理智、善意与恶念、道德和欲望之间搏斗；其次他们才是“父”和“子”，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经验和观点的两代人。在“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叙事模式当中，家庭往往是对于个人的压制和束缚，而在战争和人中，童霜威、童家霆的个体身份已经大于家庭身份，自然也就不再需要通过挣脱家庭来获得完整的“个人”。因此，小说中的童霜威、童家霆的形象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刻板地、固定地代表某一种“新”或“旧”价值观，而是时时刻刻处在自我的怀疑和裂变当中，由此一步步发展出全新的自我。童霜威的确有固执和成见，也时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但他所具有的反思和内省精神，使他并不抱残守缺，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必然遭到叛逆的“权威”。童家霆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同时也在战火和流徙当中得到教育，所以即便深知父亲的弱点，他也明白父亲并不是真正的敌人。战争使两代人面临同样的关于自我的疑问，也使他们前所未有地在论战争和人与现代“家国情怀”2072023年第4期“个体”的意义上成为同盟，成为“同代人”。于是，我们罕见地看到中国的父子不再是“五四”以来的剑拔弩张、相爱相杀，而是时常推心置腹地表白感情，取得相互的理解之同情。其中当然有作者的“别有用心”：当欧阳素心的父亲叛国投敌之时，童霜威正因为拒绝出任伪职而遭到软禁。只有在欧阳素心的痛苦的衬托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童家霆为何始终对父亲保留着尊敬与爱哪怕童霜威并不是如柳苇、柳忠华或冯村一般的彻底的“革命者”，他也已经在个人的限度上做到了最大可能的坚持和抵抗。因此，童家霆对童霜威的感情，包含着个体对于个体的钦佩和认可，这不是伦理道德当中理所当然的“父慈子孝”，不是被迫的“孝”或者被动的“顺”。童家父子正是在脱离了传统的“父”与“子”的身份，作为两个变化中的“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信念才合乎情理，而不流于模式化的书写，他们之间的情感也比所谓“亲情”更加真实、动人。除了对于父子之“爱”的重新定义，小说也将童霜威、童家霆对于爱情的探求与他们精神成长过程联系起来。方丽清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典型，与柳苇的“革命者”形象、卢婉秋的“出家人”身份构成了强烈对比，她们不仅标记着童霜威几次失败的爱情，也暗示着他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和思想的变化。对柳苇的怀念和逐步认同，也是童霜威在思想上向共产党靠拢的反映；与方丽清离婚是他终于能摆脱矛盾的自我的一个标志；卢婉秋则是童霜威思想当中固有的“出世”意愿的体现，二人针锋相对，也是童霜威自身如何以“积极”态度化解掉“消极”思想的过程。童家霆从少年的懵懂、初恋的感伤，到青年的理智和沉静，这种变化与金娣、欧阳素心的悲剧命运分不开，也与他跟燕寅儿、陈玛荔的交往环环相扣。正是在这些关于爱情的矛盾和选择当中，一个人的态度和情感的成长才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与童家父子身上充分彰显出来的“个体”意义相比，战争和人中的女性几乎都是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角色，颇有脸谱化的色彩。她们在叙事上的功能性远远大于她们作为“人”的丰富性，因此这些女性的形象往往较为平面。方丽清“关心的总是钞票”，自始至终是一个唯利是图、任性妄为的小市民；柳苇永远出现在童霜威、童家霆的怀念之中，因而能够成为近乎完美的好妻子、好妈妈；陈玛荔赏识童家霆，多次施以援手，却仍然处处留下一个她“以色事人”的印象；燕寅儿帮助童家霆寻找欧阳素心，是一个最合理想的、通情达理的恋人这些女性角色无疑是富有特点的，但这种特点也是单薄的，并未发展成为能够支撑起人的行动和感情的“个性”，角色身上更富有深意的可能性也就未能进一步表现。即便是小说中分量最重的女性角色欧阳素心，我们也鲜少能了解她跌宕起伏的人生背后的心理曲折，仅仅是通过童家霆焦急、同情的目光，看见一个缥缈的不幸的影子。作者似乎有意营造欧阳素心身上的悬疑感，多次描写她倏忽而来、飘然而去，以此牵动读者的心思，但与此同时，这个人物的合理性和真实感也大为削减。欧阳素心是如何在中日两国之间做出的选择？为什么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小说对此解释为她为人所“占有”、所“利用”，一笔带过，抹杀了欧阳素心的自主性，也取消了这个人物身上可能的矛盾和张力。欧阳素心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女孩子，她在这种处境中的选择，似乎应该有更多可发展的空间、更多可表现的余地，一个独特的人物也能由此生发。女性角色的平面和单薄，妨碍了小说对于“个体”意义的进一步探索。对爱情的追求显然关乎童霜威、童家霆的精神成长和人生选择，而当他们所爱慕或厌弃的女性只是单调地代表某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势必减损了“爱”本身的复杂和迂回，也丧失了“个体”在其中彰显和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当然，作者也许无意于突出这些次要人物的比重，只是，当父子之“爱”已经冲出了传统的藩篱，在战争中变化为两个人的相互感应，那么男女爱情是否也应该突破单一的性别书写，体现出“爱”的现代变奏？208三“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三部曲有一段坎坷的出版史。小说初稿完成于 1962 年，原名“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因故耽搁，等到作者重新执笔创作，战争和人 第一部 月落乌啼霜满天 于 1984 年问世，相隔已二十余年了。彼时的小说，面临的已经是迥然不同的出版环境、文化取向和审美要求。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自我更新，文学进入了更为复杂的艺术进程之中。从整体趋势上看，文学中的个人化表达逐渐取代了宏大书写，方法的多元也让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再炫目。小说对于历史观察转向更个人、更局部的抒写和呈现，“总体性”“全景式”描写的吸引力不复从前。战争和人正是在这样一个过渡、转折的时期重新登场，一度也因为“史诗性”的体量和气质为人所注意，但终究没有引起学界更广泛、更持续的重视。然而，任何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以它的时代风向性来自我证明的。当我们从今日回望文学史的景观能发现，战争和人虽然并非1980、90代审美变化潮流当中的一员，但是它所描写的独一无二的抗战图景、所秉持的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所继承的古典小说家的讽刺笔法，都愈发显露出深远的意义，具有无可取代的文学价值。在抗战文学普遍对正面战场加以关注和表现的时候，战争和人独树一帜，从大后方的见闻入手，丰富了抗日战争的文学图景。从南京到武汉，从香港到上海，从安徽、河南到江津、重庆，作者一支笔游走在中国大地上，写出了生逢乱世的众生相，也暴露出藏在战争背面的人间百态。官员、军人、商人、记者、教师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面孔之下，隐藏着或高尚或卑劣的人格，都在战争这样的特殊环境当中无限放大。国难临头，大敌当前，国民党高层官员却各自勾心斗角、为稻粱谋，是一出现代的“官场现形记”；战时生存艰难，民不聊生，商人囤积居奇，政府苛捐杂税、腐败无能，社会上乱象丛生，这又是一部童家父子所目睹的“怪现状”。这些具象的历史场景的描绘，为抗战文学补充了重要的一笔，也保留了丰富的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的微观图景。战争和人缘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在冷静的广角式的描绘当中，透露出深刻的讽刺和批判。大屠杀的惨烈情状、大饥荒下的人间炼狱，读来已是触目惊心，再与香港富商活吃猴脑的情景两相对照，痛切的情绪更是呼之欲出。作者似乎有意要让童霜威、童家霆走上这条漫无终点的背井离乡之路，他们的遭际便像纪录片一般将周围的人事收入其中。作者自称采用“流浪汉小说”的文体，实际上这也更近于清末盛行的谴责小说笔法。老残游记当中对于官吏昏聩无能的讽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道德人心日渐颓丧的批判，均可以在战争和人的书写当中觅得踪迹。这正是古典小说家工匠精神的延续，也是写实讽刺笔法所要表达的最深切的社会关怀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和人并不仅仅停留在批判和讽刺，也托出战争之下人性的多维和复杂，从中升华出同情和怜悯。正如童霜威身上的“撕裂”一样，小说对于许多人物的塑造也不是斩钉截铁的，而是运用曲笔，勾画人性的丰富和纠缠。苟且偷安的李参谋长，从前也曾热血报国，只是为当局的腐败无能而失望、愤怒，才渐渐消沉堕落；吕营长参与军队的层层剥削，并非一味地同流合污，也是由于乱世求生的无奈和悲哀。他们的行为是可恨的，然而他们也不过是战争之下的可怜人。人物的多面刻画，使得小说不止于批判或讽刺，更增添深一层的悲剧意味，对于战争和人的思索也抵达另一重境界。在新时期重见天日的战争和人，证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依然具有处理历史重大问题、推进艺术表现形式的能力。在现代的“国”与“家”的剧烈动荡中，中国人的道德和情感结构所发生的危机和重建，仍然是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所无法绕开的历史节点。作者用深刻而真诚的国家情怀、写实而富有讽刺性的笔法，为战争年代的家国意识做出了重要的注解和描摹，为影响深远的抗战史，特别是大后方的抗战史，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景观。论战争和人与现代“家国情怀”2092023年第4期延续关于“战争”这一主题的思考，王火又在1999年创作出版了小说霹雳三年。这部小说正是从战争和人结束的1946年写起，通过夏强、雷丹丹两位年轻记者的目光和行动，通过夏家在半个世纪当中的聚散离合、冲突和解，勾勒出解放战争及其后历史中国的纵深图景，描画其中个人的命运和思想如何随着时代波涛而载沉载浮。无论是对于战后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的刻画，还是辛辣讽刺、不失幽默的写实笔法，霹雳三年都可以视为战争和人的续篇，既是在战争的主题上进一步开掘，也给战争和人增添了别样的余韵，宕开了引人深思、意味绵长的一笔。在时间的延长线上，“和平”是“战争”的尾声，但是战争的结束却不必然意味着和平的留驻，“和平”背后未尝不是埋伏着、孕育着新的“战争”。霹雳三年中的人物未能在童霜威、童家霆迎来的胜利喜悦中耽溺太久，很快又遭遇了更大的现实危机。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风波之中，集体的危机、个人的危机，以及集体与个人两者之间的危机接踵而至。新仇与旧恨的重叠，大爱和私情的交织，迫使他们不断地做出选择，走向不同的人生，这正是童霜威式“撕裂”的再度浮现。只是，霹雳三年中的人物更决绝地选择了他们的道路，同时也选择了他们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所要承受的苦痛。在蒙太奇式的今昔对比当中，夏家两兄弟历经沧桑巨变，终于从当初的分道扬镳，走到了相互的谅解没有谁改弦易辙，也没有谁怨天尤人，只是面对历史的无常、人生的曲折和命运的捉弄，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喟叹。霹雳三年原名“和平和人”，小说正是将“和平”一并纳入到“战争”的主题当中思量，将“和平”视作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来书写。总览以 战争和人 为代表的王火的小说创作，能发现“战争”是其恒定不移的核心，对于战争和历史的强烈反思、对个体和民族的深切关怀一以贯之。“战争”不仅是实际意义上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更是人在特殊时期之中内心爆发的思想和心灵的“战争”。小说的背景和人物也许不尽相似，结构和氛围也大异其趣，但本质上都是遵循现实主义的方法，将个人的命运嵌入更大的社会图景和时间跨度之中，以个体的遭际折射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也从战火和革命中反观一代人的心灵斗争和精神成长。王火以赤诚的家国情怀，不断地寻问战争的本质、人的归宿，为现代国民的思想和情感历程立传，为现代国家的艰难孕育与诞生留下文学的见证。文学如何回应大历史的问题从未离我们远去。当碎片的、内向的书写不能满足一个时代关照整体的需求，当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现实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反思来路，现实主义小说匹配历史的雄心、包罗万象的体量、洞悉规律的素朴，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沉甸甸的答案。注释：相关数据截至本文发稿前。王火：战争和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第一册），第515页（第二册），第334页（第三册），第622页（第三册）。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引论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参见黄伊：王火与战争和人，收入四川省作家协会主编四川当代作家研究王火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王火：王火文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33页。（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责任编辑：王菱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