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方言文学观念及其演变逻辑.pdf

茅盾的方言文学观念具有阶段性的差异，经历了三次变迁。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下，茅盾视方言文学为增加地方色彩、充实白话表达的新文学资源，并在其文学创作和翻译中积极推进。后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以及国共政治角力的深化，茅盾又寄予方言文学推动抗战情绪、唤醒阶级意识等社会功用，从而确立了“纯方言”写作的时代合法性。1949 年之后，在“推广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时代要求下，茅盾又放弃对“纯方言”写作的倡导，转而大力提倡普通话写作。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显示出茅盾方言文学观念的演变受到其文学思想、政治观念以及身份立场的影响，是三者在不同时代语境中不断调和的结果。这使得茅盾的方言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修辞和非本质主义的特点。关键词：茅盾；方言文学；文学思想；政治立场；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67（2023）02-0039-09 收稿日期：2022-1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19ZDA274）；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香港文学的殖民话语与抵抗书写（19371949）研究”（2021BS024）作者简介：张望，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方言”与“方言文学”的问题既与中国晚清以来的语言、文学变革深刻交缠，又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发展息息相关。现代“方言”的概念边界与思维机制，“方言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政治内涵，既要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的学理性层面做出表述，又要配合社会政治发展、民族国家建构做出调整。因此，虽然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对于“方言”和“方言文学”的问题存在诸多共识，但落实到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不同个体，却存在着认知与表达的巨大差异。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政治历史情境下，因着文化立场、政治身份、思想观念的变迁，其对“方言”与“方言文学”的认识也会随之改变。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参与了从五四到抗战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系列语言、文学的变革运动和政治风波，其方言文学观念在不同的社会情势和政治语境中不断调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他对方言文学问题的理解在“全面抗战前”“抗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指涉与价值判断，是理解其文学思想与现代政治互动的路径之一，同时也代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语言、文学变革道路中的摸索与调整，呈现出“方言何以文学”这一问题在不同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具体指涉与关键要义。学界此前对茅盾与方言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小说作品中方言词汇的归纳和艺术风格的概括，鲜有对茅盾方言文学观念变迁轨迹的细致梳理。因此，本文拟对茅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 参见俞正贻：茅盾散文语言浅论，湖州师专学报1986 年第 3 期；余连祥：茅盾作品中的浙北方言 湖州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毕玲蔷：“充盈句”在蚀中论茅盾早期创作的语言风格，茅盾研究2006 年第 10 辑；陈天助：蚀的文学语言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40 方言文学观念进行整体性的动态把握，试图勾勒其方言文学观念的演变路径，进而呈现五四以来的社会情势、政治话语对方言文学问题的形塑张力。一、作为新文学语言资源的方言文学 中国现代汉语“方言”概念的确立离不开国语运动的推动，其意义边界的划分既依赖于学理层面的语言特征，又受制于民族国家标准的政治干涉。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建构重要环节的国语运动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目的，提出了“国语统一”的口号，为“语言统一”打上“国家统一”的政治意涵，使人们对“方言”概念的理解溢出了传统“雅言/方言”的二元认知结构，从而需在与“国语”“外语”等语言概念的对比观照中作出意义的现代阐释。由于“国语统一”背后隐含着“国家统一”的意蕴，一般论者便笼统地将“汉语”视为理所当然的“国语”指涉，进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将“方言”指称为同一国境范围内的同一语言（汉语）分化而成的地方变体，同时在广义上还包含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国的国语运动虽然受到西方民族主义“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逻辑影响，但中国广袤无垠的土地、复杂多变的语言以及多民族共存的状况，使得“国语统一”自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打折”的“统一”：即将“国语统一”的宗旨主要放置于推广作为共同语的国语，却不对所有人作标准化要求，同时也不以消灭和压制方言为前提，甚至以方言作为国语生成的重要资源。这一观念受到大批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推崇，他们指出“方言是国语底基础”，“是帮国语忙的，不是拦国语路的”，并认为方言中有许多可以补充国语不足的表达，应该将方言“正式的录为国语”。基于对方言的重视，方言文学也随着白话文运动以及歌谣运动的展开而备受关注。1918 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强调在没有标准国语的情况下，采用白话工具（包括四大古典白话小说的白话，今日的白话，浅显的文言等）去做白话的“活的文学”，从而塑造出真正的国语。在这一口号中，胡适虽未直接点明今日白话的方言本质，但随着国语讨论的深入，方言土语被名正言顺地视为人人能懂、人人能用的“真正活的语言”，并被认为是可以赋予文学以新的生命力的重要资源，这无疑为方言写作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歌谣运动则通过对民间文艺的搜集与整理，将方音、方言的记录问题纳入学界的关注视野，从而刺激了学界对方言文学的关注。俞平伯就曾宣称“赞成统一国语”，“却不因此赞成以国语统一文学”，钱玄同也认为方言文学“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应该是“组成国语文学的重要材料”，胡适更指出“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方言文学中“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渐被大家所接受才成为了“公认的国语文学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国语文学就是“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的”，国语文学“仍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可见，不论是作为“国语”生成的重要语料库，还是作为“白话 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388-392 页。杨芬、玄同（钱玄同）：通信方言文学，国语周刊1925 年第 10 期。周作人：国语改革的意见，东方杂志1922 年第 17 号。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新青年1918 年第 4 期。俞平伯：吴歌甲集序三，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16 页。钱玄同：吴歌甲集序四，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25 页。胡适：吴歌甲集序一，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9 页。张望：茅盾的方言文学观念及其演变逻辑 41 文”凝练最为生动的语言分子，方言和方言文学的重要性都在五四的一系列语言、文学的变革中被广泛认可。茅盾关于方言和方言文学的认识最初也受到五四以来语言、文学变革观念的影响，并在他的文学创作、翻译实践和理论争鸣中全面呈现。在文学创作方面，茅盾认为地方性的方言、土语中拥有“最有风趣最能传神的腔调和语汇”，充分肯定方言词汇与方言句法在文学中的美学价值，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广泛采用。首先，茅盾善于从作品的题材实际出发，积极调用某地的方言词汇和土话俗语，从而烘托出作品的环境氛围，增加作品的地方韵味。比如短篇小说春蚕中就有很多诸如“赤膊船”“山棚”“官河”“石帮岸”“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等极具江浙蚕区独特风味的词汇和土语，在形容不同时期的蚕时还用到了“乌娘”“头眠”“二眠”“出火”“大眠”等浙北方言来指称，都非常生动。其次，茅盾善于在人物语言中融入方言俗语，以此精准地刻画出人物性格。比如春蚕中守旧而勤劳的农民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等，都在话语中加入方言土语，从而使得人物生动而贴切。学界对茅盾文学创作中的方言色彩研究颇多，因此不再赘述。在翻译实践中，茅盾也显现出某种方言习性，从而使得外国文学带上一种中国的“地方色彩”和“大众色彩”而被接受。茅盾对于翻译的选词异常谨慎，他主张“字对字”直译，一向反对用华丽的词句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更愿意采用平实朴素的白话或者方言口语。比如他曾对郑晓沧译介的小妇人提出意见，认为他的部分翻译过于“求工求美”“浓妆艳抹”，少了原作“简洁平易”的风味，像“Sniffed”，郑晓沧译为“唏嘘欲绝，情不自禁，鼻子酸了”，而茅盾认为仅保留“鼻子酸了”即可。茅盾的译作中也常惯性地使用吴方言口语，比如他在译介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张叶子时，将“almost bare”译为“精赤的”，将“sick child”译为“病小囡”，将“hallway”译为“客堂过路”，将“had an excuse”译为“觑个便”，将“when is light enough”译为“天亮足了时”等，这些带有明显吴方言口语的词汇以及方言惯性的语句，既在修辞上贴近了原作的意韵，又为译作增加了生气与灵动。可见，茅盾翻译中的方言习性为他的翻译增色不少。在关于文学语言的论争中，茅盾虽认可方言的重要性，却坚决反对以“纯方言”取代“五四白话”。即使在胡适“活的文学”观念下，白话中的方言土语被称为“活话中的活话”“真正活的白话”，茅盾也始终坚守“五四白话”作为新文学书写工具的主体地位，并设法利用方言土语对“五四白话”进行“充实”。20 世纪 30 年代初，大众语讨论、文艺大众化讨论甚嚣尘上，开始对五四白话文展开批判。比如瞿秋白就称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为“不古不今”“半文半白”“非驴非马”的“骡子话”，称“五四白话文”所写就的文学为“半人话半鬼话”的“骡子文学”。他将五四以来通行的“白话”视为一种已经被五四式的新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垄断去了的“新文言”，里面的“欧化成分”以及对旧文言吸收的部分均是不符合口头表达的“文腔”，因此需要用“新生阶级”的普罗大众“口头上讲的话”形成的“现代中国普通话”取代“五四白话文”成为新的文学书写载体。对此，茅盾持有不同的意见。第一，茅盾认为五四白话文并非“罪孽深重无可救药”，也并不是“完全读不出来听不懂”，且国内尚未存在定型的全国性的“现代中国普通话”，所以他反对完全抛弃五四白话文，茅盾：论大众语，新中华1943 年第 8 期。惕若（茅盾）：读小妇人对于翻译方法的商榷，文学1935 年第 5 卷第 3 期。韦韬主编：茅盾译文全集（第 2 卷小说 2 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第 266-272 页。止敬（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1932 年第 1 卷第 2 期。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42 直接使用“现代中国普通话”的主张。第二，茅盾认为如果要达到瞿秋白“符合口头表达”的文腔标准，那么唯有使用方言、土语进行创作，可是最大的困难又在于没有“正确而又简便的符号”来记录方言、土语，如果用固有的汉字来拼土话的音，或者用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来拼，恐怕“看得懂”的人还不如五四白话文的多。因此，他认为在“方音”的书写问题尚未解决前，纯粹的方言文学是不能实现的。基于当下五四白话文的广泛应用、大众普通话的尚未定型以及汉字仍然作为“唯一的记录思想的符号”的现实，茅盾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方言、土语改造并充实五四白话文的建议。茅盾指出当前做不好“白话”的原因在于作家“专读”纸上的“白话”而不用他们口头的“白话”，因此号召作家从自己所用的活的口语方言中抽出精华来作为“表现的工具”，一方面，要用方言、土语的表达方式替换一些不必要的欧化句法；另一方面，要用方言、土语的一些词汇替代一些不得不借用的文言字眼；从而促成五四白话文的丰富、活泼与严整。二、为大众与阶级代言的方言文学 如果说茅盾在之前将方言视为增色文学内容、充实文学语言的“重要资源”，那么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他对方言的认识便越出了文学层面的考量，并在更为宏阔而复杂的战时语境中延展出了新的内涵与价值。1937 年 7 月，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面对战时局势，文人知识分子意图通过文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推动民众的抗战情绪。为此，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深入前线，为民族抗战“鼓与呼”，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文协组织作家组成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在实际的“下乡”和“入伍”中却遇到了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文学语言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尴尬地发现他们创作的作品语言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工农大众对于白话文创作的新文艺作品既难于理解也不感兴趣，这使得文艺作为“战斗武器”无法发挥它的作用，从而使抗战文艺工作陷入僵局。基于文学语言的问题，文艺界先后展开了“通俗化”“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充分肯定了方言在普及大众和利用民族形式中的作用。齐同、黄药眠等文人在文艺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讨论中直接提出“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或利用旧形式的时候，是要把方言看做第一重要的”。他们强调以方言、土语入文学，“从方言土语中吸取新的字汇”，甚至“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从而推动文艺大众化的发展。随着讨论的不断展开，在上海、广东以及香港等地更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方言文学运动，运动以理论论争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其热烈程度一度给人仿佛“回到民国六七年新文学运动发生时候”的感觉。茅盾作为文协的重要理事，也深感抗战期间文艺“深入民间”的巨大困难，他曾不无惊讶地感叹道：“摆在作家们面前的第一个现实问题竟是作品的语言和人民的口语之间的距离有如英语之于 止敬（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1932 年第 1 卷第 2 期。江（茅盾）：大众语运动的多面性，文学1934 年第 3 卷第 4 号。风（茅盾）：也不要“专读白话”，文学1935 年第 4 卷第 6 号。仲元（茅盾）：白话文的清洗和充实，申报1934 年 8 月 20 日。齐同：大众文坛，大公报1939 年 5 月 19 日。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大公报1939 年 12 月 10 日。静闻：方言文学试论，文艺生活1948 年第 2 期。张望：茅盾的方言文学观念及其演变逻辑 43 法语。”对此，他积极参与到全面抗战以来的各种文艺讨论，不断思索文艺如何能真正“深入民间”，同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方言文学观念，最终得出结论：“如果要使作品能为人民所接受，最低限度得用他们的口语方言。”首先，茅盾以“白话文”为文学语言主体的观念开始松动，基于现实的抗战文艺需求，他开始逐步倡导以“纯粹的方言”进行文学创作。1938 年 2 月，茅盾在汉口量才图书馆发表演讲，谈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时，他基于当前的抗战实情，坦率地指出：“本来大众化运动应当和国语运动联系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们讲大众化，却不能拘泥于这个理论。”茅盾指出即使新文艺是用“比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写出，也避免不了其中“非大众化”的用语、欧化的句子构造以及文绉绉的文字腔调，他认为当下“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的武器”，因此不能等待大众去学习以“蓝青官话”为主的白话文，相反要直接“用各地大众的方言，大众的文艺形式（俗文学的形式）来写作品”。换言之，在茅盾看来，战时文艺大众化的要求使得“方言”不再仅仅是“统一国语标准”和“充实文学语言”的重要资源，相反，“方言”不得不直接承担起作为“文学语言”的重担，直接呈现出供大众可看、可读、易理解的文艺作品。所以，大众的文艺必须在“教育大众”的同时“向大众学习”，学习“大众口头上的活字眼”，学习“民间文艺形式”。其次，在评价香港方言文学运动时，茅盾也改变了之前对五四白话文学与方言文学之间关系的认知。在再谈“方言文学”一文中，茅盾从当下“大众化”的观点来看文学语言的问题，认为讨论“今天新文学大众化的语言问题”，既要抛弃五四白话以“北方语”为正宗的观念，同时也要“把理论上的大众语的观念也抛弃”，“应当从此时此地大众的口语即天天在变革的方言入手”。不同于之前认为方言是充实五四白话文的重要资源，茅盾指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是以“北中国通行的口语”或者“以北中国口语为基础的南腔北调的语言”（即“蓝青官话”）所主宰的，这使得广东、福建等与北方语差异甚大的方言区的人们对所谓的“白话文学”难以理解，从本质上违背了五四新文学所提出的“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学”宗旨。因此他认为在未有国语的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学”宗旨，就需让各方言区的文学以各自的方言口语来写作，就须大力倡导纯粹的方言文学，在此逻辑之下，“方言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既不存在对立之关系，也不存在高下主次之分，甚至在未建立国语的前提下，“白话文学”就是“方言文学”，而那些只将北方话认作新文学正宗的“文学语言”的观念将会成为“文学走上大众化道路上”的“绊脚石”。茅盾这一论述将方言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建立了关联，将方言文学论述为五四新文学未尽的文学任务，从而消解了方言文学与五四白话文学之间的隔阂与不对等关系，从而使得“纯方言”创作成为一种合理性的存在。除了战时文艺“深入民间”的现实需要，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发展态势与解放区文艺的实践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茅盾对方言写作的看法。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发展对“方言书写”问题的突破和解决，是茅盾逐渐趋向“纯粹方言写作”的重要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勃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是一场极具政治色彩的激进的文字改革运动，它将民族自决和阶级革命等议题引入其中，主张彻底废除汉字，创造一种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 茅盾：杂谈方言文学，群众1948 年第 2 卷第 3 期。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二月十四日在汉口量才图书馆的讲演，救亡日报1938 年 3 月 9 日、10 日。茅盾：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反帝战线1940 年第 3 卷第 5 号。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1948 年第 1 辑。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44 话的拼音文字。该方案于 1933 年经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引进中国，并借助 1934 年大众语论争进入大众视野，此后则是在部分左翼人士和中共文化人的推动和宣传下，成为颇具热度的文化议题。主张汉字拉丁化的文化人反对国语运动对汉民族以外民族语言以及地方性语言的同化与压制，他们赋予方言代表大众的阶级属性和身份标签，将拉丁化方案与国语运动方案置于不同阶级立场的对立关系之中，从而认为用拉丁文字拼写方言启蒙大众是比语言统一更为要紧的事情；同时，他们又从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论证出发展方言是语言统一的必经之路，认为“言语从综合到统一的过程不是由一种言语来征服、消灭其他所有言语，而是每一种言语都在新形成的统一语言中占着一部分的地位”。很明显，在左翼的叙述逻辑与阐释策略中，一方面，他们要放大国语运动本就存在的地方性（方言）与国家性（国语）之间的深层张力，从而反对以北方方言为核心塑造国语的观念，强调以纯粹的方言创作加深各方言间的理解与融合才是促成“语言统一”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他们则是要将民族自决、阶级革命等政治议题引入其中，从而将方言与国语的关系引入“民间与官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中作出理解，认为方言是最鲜活、最接近人民群众口头表达的语言，以方言作为语言形式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最贴近人民，也最能为人民所接受的文学。茅盾对汉字拉丁化催生出的“新文字”颇为关注，也关注“方音”的书写问题，并有意识地将这一问题纳入文艺大众化的框架中做思考。他曾对“要求作家们用新文字来写作”，从而实现“新的文字和文学相结合”的主张表示赞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作家用各自的方言写出新文字的作品”。他指出：“倘使不用方言，仍用普通所谓白话文，那么，简直恐怕除了作家本人以外看得懂的人就太少了。因为一个个汉字的读音，作家们是各各不同的除了同乡，现在作家们的作品内逢到用土话，也还没有用新文字来写呢！我以为这倒是起码的新的文字和文学结合的第一步，不但马上可行，而且实际对于大众化有益。”可见，茅盾对用拉丁化的“新文字”拼写方言充满期待。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以汉字拉丁化为主导的“新文字教育”也在陕甘宁边区、延安等地如火如荼地开展。1940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更是召开有关冬学运动的扩大会议，决定在延安采用新文字课本，举办新文字冬学，与此同时，延安还成立了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从人员调动、立法保障、群众宣传等方面推动“新文字运动”。新文字教育一经启动便成效显著，解放日报曾对新文字教育的成绩进行过报道，称 1500 多个文盲在学习新文字 50 多天后便有 700 多人实现了自由的读写，陕甘宁边区 194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盛赞新文字运动，称该运动让半数以上的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会用新文字写信、看书。1941 年 5 月，新文字运动更是被作为陕甘宁边区最为重要的文化政策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可见，“新文字运动”在当时搞得如火如荼，而茅盾正好亲身经历了这场文字教育运动。1940 年 4 月底，茅盾离开新疆前往延安，并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处讲学，对边区和延安的新文字运动也颇为关注。在此期间，茅盾接连发表通俗化、大众 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上海：大众文化社，1936 年，第 23 页。茅盾：“通俗化”及其他，语文1937 年第 1 卷第 2 期。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新华日报1940 年 11 月 21 日。边区四年来学校教育猛烈增加，甘肃省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4 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52 页。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四一年四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北京：档案出版社，2013 年，第 218 页。张望：茅盾的方言文学观念及其演变逻辑 45 化与中国化 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 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 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等文章，表现出对方言写作的重视。在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一文中，茅盾十分关注方言文学“有声无字”的现状。他指出：“方言文学之应否发展，实在也是文艺向大众化进行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以为方言文学的发展与大众化之推进，两者有其辩证的关系，而使矛盾统一的枢纽，则为新文字的普遍推广。因为惟有使用新文字，方能使有声无字的方言写在纸上，惟有方言文学的发展，乃能使各地方言交流融会，取精用宏，形成了未来 1949 年之后的全国性的新的普通话。而大众化的用语问题，到那时也就解决了。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然而不是不可能的工作！”可见，茅盾将“新文字”的推行视为真正实现方言文学的有效途径，而纯方言文学的创造又是文学大众化实现的关键。汉字拉丁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将“书写方言口语”这一主张广泛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解放区文艺的生产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于上海、广东、香港等地的方言文学运动。茅盾在抗战期间辗转于上海、重庆、桂林、乌鲁木齐、延安、香港等多地，遍及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在考察摸索各地文艺生态和文艺形式的同时，不断调整着自身的文艺思想，意图找到自我问题意识发展的最终归宿，而解放区文艺最终成为茅盾选择趋近的文艺对象。20 世纪 40 年代末，茅盾在谈及方言文学经验时，不光充分肯定了各地方言文学运动的成就，同时还将其讨论“广泛、热烈和深入”的原因归结为“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陆续出版”。诚然，解放区文学的历史经验不可忽视，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总结了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经验与文学成就，将解放区文学称之为“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认为其成功的关键之一便是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实现语言的大众化。茅盾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成就，列举出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柯蓝的红旗呼啦啦飘、秧歌剧刘巧团圆、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较具代表性的解放区文艺作品，并总结性地认为这些作品无论是新形式、改造过的旧形式或民间形式，还是创造性的形式，他们成功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尽量采用各地人民的口语，方言文学的色彩都相当强烈”。可见，解放区文艺实践对茅盾方言文学观念转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体看来，茅盾在 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的方言文学观念做出了两方面的调整：一方面，他将“方言”视为最具“地方性”的文学书写工具，从而赞同利用“纯方言”写作促成文学普及，激发民众抗战情绪；另一方面，他赋予了“方言”代表大众的阶级属性和身份标签，从而在文艺大众化的框架下肯定了“汉字拉丁化运动”与解放区文艺实践对“纯方言写作”的促成，同时肯定了方言文学的重要价值。三、“民族-国家共同语”建设情势下的方言文学 茅盾对方言文学的推崇并没有持续太久，相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方言文学变成了一个令茅盾讳莫如深的话题。20 世纪 40 年代末，华南方言文学运动受到各方肯定，这促使文协香港分会意欲将其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他们撰写了名为在全国各处发展方言文学的提案，准备 茅盾：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中国文化1940 年第 1 卷第 4 期。茅盾：杂谈“方言文学”，群众1948 年第 2 卷第 3 期。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 年，第 70-97 页。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1948 年第 1 辑。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46 带到第一次文代会。然而，1949 年 7 月，当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作为代表介绍和总结国统区文艺经验的时候，并没有将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成功经验加以分享，而是仅仅用了几个字将其一笔带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鲜少提及。显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方言拉丁化的主张已失去了其战时的任务目标与政治语境，从而逐渐丧失了推行下去的历史合理性，茅盾对方言文学的态度随之再度转变。虽然以茅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方言文学运动中用了多种理论资源，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方言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但是方言适用范围的“地方性”限制，预示了方言文学在民族国家统一建设中的“戛然而止”。内战时期，方言文学的倡导被赋予“普及文艺、争取大众”的“战斗性”功效，但到了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当下，方言文学又走向了“促成统一”的对立面而显得“不合时宜”。很显然，此刻的茅盾意识到对方言文学的“地方性”与“阶级性”的强调，存在着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否定性威胁，同时也意识到方言文学对国家与阶级之间隐形裂隙的微妙暗示。因此，茅盾除了不再对方言文学大加赞赏外，还在某些场合开始修正自己对方言文学的看法。1949 年 8 月，曾经在陕甘宁边区负责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请示关于继续推行方言拉丁化的方案，同时补充道：在继续推行方言拉丁化的同时还要“以比较普遍的、通行得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毛泽东收到此信后，转交给茅盾、郭沫若和马叙伦进行审议，他们在复信中对其他主张基本表示赞同，却用了极大的篇幅对方言拉丁化原则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从长远的整个的利益”出发，方言拉丁化会阻碍语言的统一，他们主张吴语、闽语、粤语等方言区的人民学习北方话新文字。1950 年 3 月，茅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便对方言文学有所提及：“有的同志以为完全用地方语来写作不大合适，因为这在作品的普遍性上有阻碍”，有的则“以为惟有方言才能使老百姓看得懂”，这两种看法“都有所偏”。可见茅盾已然开始对“纯粹的方言文学创作”做出反思。1950 年 7 月，人民日报发表的斯大林文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中指出，“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如果认为方言习语能够发展出独立的语言，就是“丧失历史前途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观点。语言学家邢公畹在阅读了该文后也发表文章谈论方言文学，认为现阶段方言文学的口号是“引导着我们向后看”，并且“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过去提倡方言文学是“作为对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策略”而提出的，但是现阶段正在建设和平统一的共和国，因此应该建设“民族共同语”，文学也应该“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随后，文艺报人民日报长江文艺等报刊也开始逐步对方言文学进行不同程度的“清算”。到 1955 年 10 月，随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陆续 白纹：方言文学创作上一个小问题，文艺生活1949 年第 14 期。吴玉章：关于文字改革致毛主席的请示信，吴玉章文集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657 页。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八月二十日复毛泽东信，吴玉章文集（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659 页。茅盾：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五年三月在人民文学社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群众日报1950 年 3 月 24 日。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人民日报1950 年 7 月 11 日。邢公畹：谈“方言文学”，文艺学习1950 年第 1 期。邢公畹：关于“方言文学”的补充意见，文艺报1951 年 3 月 10 日。周立波：谈方言问题，文艺报1951 年 3 月 10 日；吴士勋：我对“方言问题”的看法，文艺报1951 年6 月 25 日；唐绍礼：对文艺作品中采用难懂的方言的意见，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5 日；粟丰：文学作品中的土语方言问题，长江文艺1955 年第 6 期。张望：茅盾的方言文学观念及其演变逻辑 47 召开，“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同时力求汉语的进一步规范化”成为最为“迫切的一项工作”，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普通话是为全民服务的，方言是为一个地区的人民服务的。在此背景下，文学作为规范语传播和普及的主要渠道，被要求必须“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必须纠正“滥用方言的现象”。1956 年，茅盾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号召文学工作者们重视语言的规范，并直言“这不但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必要措施，而且是一项政治任务”。显然，此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已具有促成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所以茅盾强调文艺队伍要检讨过去“对于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的忽视，检讨过去文学中存在的“滥用方言、俗语”的现象，重视语言的规范，从而“为推广语言规范化服务”。至此，茅盾方言文学的“纯方言”要求几乎被否定，而以后的“方言”也仅仅作为丰富“共同语”的语言资源而存在，在文学作品中零星闪烁，为文学增加一丝韵味。结 语 茅盾方言文学观念的变迁是其文学思想、政治立场、身份意识在三个不同时代语境中不断调和的结果。从将方言视为充实文学语言表达的有效途径，到视方言文学为大众和阶级的代言，推行纯粹的方言文学，再到以“推广普通话”取代“方言文学倡导”，茅盾方言文学观念的变迁折射出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变革的整体性逻辑。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语言、文学命题的提出与勾勒，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学的天然秩序和发展规律的再现与总结，更大程度上是对语言、文学所依存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的投射与描摹。（责任编辑：孙景鹏 何 欣）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 年 10 月 26 日。茅盾：关于艺术的技巧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国青年报1956 年 3 月 18 日。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156 individuation thought and developed it into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ontology of diffrenciation.Deleuze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method,but together with Guattari opened up another more radical and novel path about schizophrenia analysis.In his subsequent Thousand Plateaus which was co-authored with Guattari,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assemblage means Deleuzes transcendence of Simondons individualization thought and the earlier diffrenciation.To clarif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leuzes diffrenciation to Simondons individuation,and to seek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lif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popular opinions,this is obviously important to us who are thinking about humanities in the digital age.Scholars Essays from Modern Review to Life Guide WANG Wending Abstract:There are three mainstreams running through the history of modern essays:firstly,the“Lu Xun style”combat oriented essay mainstream school led by Lu Xun;secondly,the liberal critics represented by Zhou Zuoren and Lin Yutang;the third is the essays of liberal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Hu Shi.Hu Shis essays are profound and easy to understand.Chen Xiyings essays are not idle in his idle talk.Liang Shiqius essays are humorous and elegant.Qian Zhongshus essays are smiled and pondered,with a mixture of solemnity and humor.Wang Liaoyis essays are tearful and satirical,elegant and meaningful.They have formed their own family,but they have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knowledge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They have free thinking,independent evaluation,and guide essays to develop“idle talk”and“trivial language”styles beyond the“Lu Xun style”,“Zhitang style”,and“Yutang style”.They use“softness”to adjust“rigidity”,and“implicit irony”to transform“hot irony”,ma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and literary innovation of modern essays.Mao Duns Dialect Literature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