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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诗教视野中的街头诗方长安李沛霖摘要：街头诗是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的一种新形态。将街头诗置于诗教视野考察，可以把握其“以诗育人”的特殊性，揭示其长期以来未被关注的诗学价值。在内容层面，街头诗以“抗战动员”为诉求，传承“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传扬抗战救国思想；在艺术形式上，采用短小精悍的诗歌体裁，重视语言的通俗性与口语化，注重节奏与韵律。从“诗教”模式来看，街头诗与大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具有“广场化”特征的传播方式和从“读诗”“感诗”到“写诗”的阅读接受路径。街头诗所具有的诗学价值和诗歌史价值值得深入探索与反思。关键词：街头诗；抗战动员；诗教传统；诗学价值；反思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1 6 Z D A 1 8 6)中图分类号：1 2 0 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3-8 5 4 X（2 0 2 3）0 8-0 0 9 3-0 7街头诗可以有三重理解：从发生背景论，泛指有感于“街头”而作的诗，如1 9 3 3 年至伟发表于益世报的街头诗钞中的诗歌作品，皆为诗人行至街头有感而作，诗作者曾坦言：“每间行街头，偶有所得思有所以名之，因其成于街头也，即名之日：街头诗钞”；从诗歌内容论，指描写社会“街头”的诗；从传播方式论，指在“街头”展出的诗，如1 9 3 3 年现代杂志曾刊登一则主题为“诗之展览会”的图文消息，介绍英国格林威区村所举办的街头诗展览会，这里所言的街头诗就是具有街头传播属性的诗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中国诗坛的“街头诗”，具体的传播形式，主要包括“张贴在街头墙壁”“印成传单散发”“街头朗诵”等，又称“墙头诗”“传单诗”。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街头诗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的从实证研究出发，回溯街头诗的生成与发展过程；有的从文学形式层面探讨街头诗的形式变革；有的从传播视域观照街头诗的情感动员效能；有的将街头诗视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重要文学创作成果；有的通过对比研究，探讨街头诗的大众化问题；有的从新诗理论批评切入，关注街头诗的诗歌理论价值。然而，聚焦于街头诗的宣传教育特质，将街头诗视为抗战时期“以诗育人”的“诗教”现象的研究较为鲜见。本文从诗教视野审视街头诗，考察街头诗在文本内容、艺术特征、传播形式与诗教思路方面对于诗教传统的传承转化与扬弃，揭示街头诗被遮蔽的价值，反思街头诗在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层面所存在的问题。一、融入诗教精神的街头诗文本1938年街头诗运动于延安兴起，并在短期内受到较大关注与响应。其一，街头诗的创作队伍庞大，既包括以田间、邵子南、柯仲平、林山、史轮为代表的现代诗人与诗歌工作者，也包括部分工农兵群众。其二，街头诗的创作数量可观。街头诗作品被频繁张贴于各处的街头墙壁、路边岩石；同时被刊登于各大报刊，如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诗建设等。此外，为纪念延安“八七”街头诗运动日一周年，诗建设更是于1 9 3 9 年发起一千首街头诗创作活动。其三，街头诗的读者反响较为热烈。如田间曾回忆人们阅读街头诗时的情景：“这些诗，写在墙头或贴在城门楼旁以后，马上便围上一群人，2023.81 93有手执红缨枪的，有手持纪念册的，有牵着山羊的，有嘴含大烟锅的，都在看，都在念。还有的急匆匆地抄在他的本本上。”街头诗在抗战时期的流行与诗人、读者在战争语境下对诗歌的期待有关。街头诗人期待通过诗歌培养大众的刚毅品格与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大众参与抗战。由此，诗歌的传播教育功能受到重视。而诗歌的传播教育问题，就是传统意义的诗教问题。街头诗作为“容易引起群众的学习兴趣的一种教育材料”与“最简捷最经济最便利的教育方法”，在内容与形式上回应了诗歌在战时的传播教育问题。在内容层面，街头诗人自觉承继了民族传统中的诗歌教育原则，将传统诗歌的“兴观群怨”内化于街头诗的创作之中，集中体现为保家卫国、实战指示、团结协作、现实批评四类主题。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街头诗，主要从情感上激发大众的爱国情怀与抗战情绪，鼓动士兵、农民等参与抗战前线的战斗，以田间的保卫战、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辛予的保卫岢岚林山的送出征战士为代表。这类主题集中体现了街头诗人对于“诗可以兴”的重视。“兴”，意为“感发志意”，强调“诗”的情感启发作用。以保卫岢岚为例：“你爱岢岚，我也爱岢岚，家家户户，住了几百年？要不要保卫岢岚？要！一个人一支枪。你就拿定吧！从这个山头下去。向着北面。南面，东面，到前线！”诗人辛予以“岢岚人家家户户在岢岚住了几百年”的情状，激发岢岚人内心深处对故乡与家园的热爱，传递“保卫岢岚”的政教义理；以送出征战士为例：“好，兄弟们！你们今天要到前线去了，/多整齐！多英勇！一个打他十个，把敌人消灭！把敌人打出去！”诗人林山通过描绘战士在前线战场“一个打十个”的英勇场面，鼓舞战士们的抗战热情。以实战指示为主题的街头诗，重在传递军事指令与抗战时讯，以田间的去破坏敌人的铁道粉碎敌人秋季大进攻哨兵呵提高警惕为代表。这类主题集中体现了街头诗人对于“诗可以观”的重视。诗人们利用街头诗向大众传递抗战讯息，如号召大众破坏敌人的铁道：“到晚上。那时候，我们去破坏敌人的铁道。勇敢地多拔些钉子多毁几条”通知战士准备秋季大进攻：“高梁长得很红，我们也要打得很红。我们底英雄，准备粉碎敌人秋季大进攻！”指挥哨兵严阵以待：“当你发现了仇敌，一切，一切，都马上出941江汉论坛击.”提醒民众时刻准备战斗：“我们要时刻准备，把敌人赶出国境。”显然，读者通过阅读街头诗所“观”的对象，不仅仅是“风俗盛衰”“治乱得失”和“人情物态”，更是与抗战密切相关的战略部署与战斗实况。以团结协作为主题的街头诗，倡导不同性别、阶级、群体的人们团结互助、合力抗战，如田间的创办合作社假使全中国不团结给饲养员林山的不要吵架、江风的给太太们等。所谓“诗可以群”，强调的是“诗”的人际沟通协调功能。诗人试图通过街头诗与大众对话，动员不同身份、岗位的人们为抗战贡献各自的一份力量。如彭燕郊创作的春耕，鼓励农民勤勉务农，为抗战提供粮食武器：“加紧春耕保卫我们的田园和祖墓！”“爱惜肥料，不要浪费，为了抗战，咱们的算盘，要打得比贪心的生意人还要仔细！”田间创作的给饲养员，鼓励饲养员认真喂养战马：“饲养员呵，把马喂得它呱呱叫，因为你该明白，它底主人不是我和你，是中国！”江风创作的给太太们，倡导妇女制作军服，为抗战提供后勤支援：“女人也有两只手/用它/纺毛绒/缝军服制棉背心叫战士们穿得暖暖和和，（办个妇女工厂响应长官生产建设的号召呀！”此外，田间的假使全中国不团结与林山的不要吵架更是直接起到协调群体关系的作用。以现实批评为主题的街头诗，主要是批评与讽刺不良社会现象与时事。这类主题展现了街头诗人对于“诗可以怨”这一诗教原则的重视。如亚苏创作的抗议，为张文焕的不良遭遇鸣不平：“为什么要逮捕我们的人张文焕”；林山创作的给难民，遣责难民或流浪街头或躲在收容所的行为：“去！不要再在街头流浪，去！不要再躲在收容所，/去！去！去！去打仗呀！去报仇呀！去把鬼子赶走呀！去夺回被践踏的家乡呀！”解放战争时期，若筠更是针对复旦自治会竞选的政治时事，创作了以“竞选街头诗”为主题的系列诗歌作品。其中开场白一诗较为经典：“选你，不是希望你味着天良，让同学们无辜给抓进了监狱”。既有以诗抒怨的意义，又具有怨刺上政的效果。街头诗人将诗教精神融人诗歌文本，期待街头诗能发挥“兴观群怨”的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街头诗人所倡导的思想品格与传统诗教所推崇的思想是有区别的。首先，街头诗人主张勇于牺牲的刚毅品格，而非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如林山创作的敬礼，歌颂勇于牺牲的战士：“敬礼，伤兵同志！最高的荣誉是你们的，你们是最荣誉的，因为你们一一/用血肉保卫着祖国的土地，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民族的性命。”田间的保卫战鼓舞乡民以视死如归的精神英勇抗敌：“只要我们一个村庄，受到突然的包围，老婆子呀，/小伙子呀，统统扑过去（横竖是死）就是死罢，/尸首还在家乡，像活着一样地歌唱！”姚远的街头诗四首中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诗句：“别说我们年纪小我们有胆量会开枪跟着爸爸上战场”。这些街头诗作品都体现了街头诗人对于塑造国人刚毅性格的期待。此外，街头诗人所期望培养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同于传统诗教中的“事君事父”。过去的“爱国主义”是何面貌？蔡挺生在1 9 4 0 年发表的漫谈“诗教”一文中进行了阐释：“昔人以君主为忠孝对象，君主乃河山百姓之代表，忠君即爱国家爱民族也。”现代诗人在抗战背景下所提倡的“爱国主义”，不是过去“忠君”式的爱国，而是真正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也就是说，“维护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诗人们激励与赞扬为了救亡图存而献身的人们，正如骆方在我们向你们礼敬一一给过路的战士们一诗中所写的：“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的心里打日本鬼子我们很高兴为国家，为民族，什么苦痛都乐意。”诗中战士们的英勇抗战，不为个人，而为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与“民族”，这才是现代诗人想要传播与培养的抗战救国精神。二、街头诗的艺术形式与“诗教”模式为适应“抗战动员”的诉求，街头诗形成了自已独特的艺术形式。首先，采用短小、精悍的体裁。一首街头诗大都不过十余句，一行不过十余字。这样的体量既适合张贴在街头墙壁，又便于口头记忆与传诵，可以高时效、大范围地传递最新抗战实况、战斗实感、英雄事迹等，保证抗战动员的即时性，“诗作者为达到他迅速反映现实的欲望，完成他的责任采取了短小精悍的体裁，以助成自己的重任”。其次，语言追求通俗性与口语化。街头诗人引渡民间歌谣，“利用旧形式灌输新内容”，如田间的地道提防芦花荡山里人等诗歌作品，以民歌化的语言宣传“抗战动员”的主题内容，群众们“爱唱爱念，就是因为这些调子合乎他们的身分，内容适应了他的经验的”。此外，在街头诗中融人群众语法，或是将街头诗适当地与方言诗结合，以适应大众的接受偏好。再者，注重节奏与韵律，调动大众情绪，便于朗诵传播。街头诗一方面借鉴民歌中的自然音韵，拉近与大众的距离，“自然的音韵配合就容易上口，容易感动大众的心”；另一方面，简短而坚实的句子，能够创造响亮、沉重而富有节奏的“鼓点”声，鼓动出大众内心深处的“粗扩与野生的力量”，爆炸出生命的热与力?。总体而言，街头诗艺术形式与文本内容相辅相成，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与鼓动性。正如剑秋曾回忆榆山的农民群众传诵街头诗时的情景，“他们看着、说着、唱着，有的小孩三五遍就学会了，满街哼起来”，“一两天的功夫，他们就已经普遍的唱起来了，在山里，在街上，在早晨，甚至在半夜里烧着火，送着饭到处可以听到农民内心的呼喊”?。与此同时，街头诗人们努力建立街头诗与大众传播、接受的良性关系，探索出别具一格的“诗教”模式。一方面，街头诗因时制宜地采用“广场化”的传播方式。具体包括将街头诗张贴于战地、农村、城市的街头墙壁，誉写于岩石、枪杆等特殊的战时物什上，并在街头等公共场合朗诵街头诗。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报刊媒介盛行，现代诗教的实践形式主要体现在以新诗为阐释对象所开展的批评活动之中，即诗人、读者围绕新诗作品通过报刊发文评论、通信交流，在新诗批评中解读新诗、受教于新诗。在战争背景下，诗歌作品被张贴或誉写于街头墙壁、路边岩石等具有“广场”特点的空间媒介，这里的“广场”指能够让大众随时免费获取信息的公共场地。由此，现代诗教对应延伸出第二种实践形式，即新诗书面作品“广场化”，这是街头诗的重要“诗教”模式。“广场化”传播方式的出现，主要缘于战时物资匮乏。以街头墙壁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简捷、经济又便利，可以极大地延展诗歌教育的空间与范围。从教育场地来说，“不用建筑教室”，“不用设备桌凳”，“墙壁街头就是一个顶呱呱的学习处所”；从教育传播工具来说，“不用印刷机件”，“不用书籍讲义”，“只要有一枝笔，几张纸就可以干起来”；从教育时间来说，“不用按时上课”，“饭前饭后或随便一个休息时间都可以教别人向别人学或自学的”。此外，“广场化”的传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太平天国时期“墙头题言”的方法。田间曾在街头诗札记中指出：“街头诗是为了抗战而发动的，批判地采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这类形式，过去也常见。例如太平军在麻城罗文俊家墙上的题言。”除了湖北麻城，在江苏常熟、安徽绩2023.81 95溪、安徽祁门、浙江诸暨、浙江义乌、福建上杭等地，都有太平天国墙头诗。上杭南阳黄金莲家的墙头诗，据文献记载，“1 2 首太平天国诗书写在该村黄金莲家墙壁上。黄金莲家是一座有2 0 0 多年历史的杉木结构平房，曾设过太平天国的馆衙。房内墙壁用竹片交叉编织，上敷稻草搅拌的黑泥，再涂垩上厚厚的石灰，墙头诗用毛笔蘸墨题写在墙壁上”。太平军在1 8 6 4 年1 1 月转驻上杭南阳，在此地安营扎寨长达四月之久，“这些墙头诗就是太平军当时写下的宣传标语”。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作为诗歌创作主体在衙署或通衢墙头题写大量诗作，供百姓“围观”，以获得百姓的支持。这些“墙头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宣传教育的任务，也由此形成了诗歌的“墙头”传播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街头诗与苏联马雅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诗到广场去”等理论虽有联系，但受其影响并不大。田间曾在我的几首街头诗中明言：“诗到广场去，对我是有影响的，但其具体做法不清楚，我也只能体会这种精神，按照我们自已的传统来做、来发展，群众也便于接受。”另一方面，探索从“读诗”“感诗”到“写诗”的教育路径。首先，让大众阅读理解街头诗，即“读诗”。“读诗”效果的好坏，主要与诗歌的文本内容和传播媒介有关。街头诗人会结合大众的智识水平，以“内容须避免俗滥与玄奥”“主旨须民族化”“语言文字须简洁”为基本原则，有意识地创作出能够被大众理解的诗歌作品；同时辅以街头张贴、朗诵等方式传播街头诗，为大众阅读街头诗提供物质条件。其次，让大众在阅读街头诗后产生情感认同、实现情感共鸣，即“感诗”。“感诗”的程度与诗歌的文本内容与艺术形式有关。街头诗人会在创作前夕“实地体验民众的疾苦愿望”与“了解各种人的特性与生活环境”，让街头诗注人民众情绪，同时加强诗歌的节奏与韵律，从“声”的维度拉近与大众的距离，使得大众对于“战争的苦难”“抗战的激烈”更为感同身受。最后，在依次实现“读诗”与“感诗”的基础上，激发大众的创作兴趣，引导大众参与“写诗”。“写诗”的实现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一创作动机与创作方式。在创作动机方面，街头诗人不断丰富街头诗的艺术形式，将其打造成引发大众创作兴趣的教育材料。如在诗中融人民歌调子，以“切合于群众的旧经验”，使群众“感到学习的兴趣”；又譬如“将诗歌谱成流行歌曲”，激发群众的创作力，等等。此外，鼓励大众“作诗言志”，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961江汉论坛感通过写诗的方式予以表达。以1 9 4 3 年发表于战教月刊的一首四四儿童节街头诗为例，它是一首典型的自述类街头诗。作者王民杰作为一名省立第四小学的高级学生，为抒发复兴民族、抗战救国的激情与斗志，创作出“我是中国的儿童，民族复兴的责任，放在我们全身。为了胜利的明天，/我们要同德同心。不怕如疯似狂的敌寇，那管世界万变的风云。团结一致，挽救祖国。才配称为中华的小英雄。”这样的诗句。在创作方式上，群众既可用文字创作，也可口述。街头诗人会针对性地帮助文字能力有限的群众，采用“他们念一句我们写一句，再把写好的歌，教给他们念”的方式配合群众“写诗”。从“读诗”到“感诗”再到“写诗”的教育思路，既内化了“吟诗”“解诗”等传统诗教方式，又切合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规律，通过递进式教育使诗歌深入人心。值得一提的是，大众在这样的“诗教”模式中，从接受诗歌教育的客体逐渐转变为参与创作的主体，既通过阅读、感受街头诗受到抗战教育，又通过参与街头诗创作而再次受教或是普及他人。随着身份的转化，大众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诠释抗战主题，在思考与创作的过程中，将抗战精神内化于心。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大众读者转变为创作者，进而影响更多的读者，让街头诗的创作队伍在短期内不断扩大，抗战宣传教育效果进一步增强。三、街头诗的诗学价值与反思街头诗作为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诗育人”的诗歌现象，体现了诗教传统在现代时期的传承与转化。五四以后，“诗教”作为儒教传统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中隐身。抗战爆发，潜藏于现代诗人血脉深处的“政治伦理文化、人世治世的政治情怀”被点燃，具化为强烈的抗战救国精神。现代诗人有意识地在新诗领域策划出一种新的诗教文本一一街头诗，实现抗战宣传由“礼教”向“诗教”方式的转变，推动大众对于抗战从“知”到“行”的实践。街头诗人既注重“兴观群怨”的传统诗教原则，又汲取“墙头”题诗的传播方法与“吟诗”“解诗”的传统诗教方式，为抗战宣传教育事业服务。积极思考“诗教”模式与“抗战动员”诉求的对接，探索街头诗与大众的传播、接受关系，创造性转化出“广场化”的传播形式与从“读诗”“感诗”到“写诗”的阅读接受路径。与此同时，街头诗人从诗教维度思考诗歌体裁、语言、声音三大方面的问题，对于新诗艺术形式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诗学价值。一方面，短小精悍的体裁使得街头诗成为诗坛的一股“粗扩与野生的力量”，既不同于1 9 3 0 年代初期诗坛流行的现代派与象征派的诗歌，也区别于五四时期含蓄隽永的小诗。另一方面，在工农兵群众转变为诗教的主要对象的契机下，融入方言、谣的诗歌语言，开拓了通俗化、民族化的诗风，新诗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颓废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最重要的是，民歌资源被再度重视，自然的音律与顿挫的节奏成为诗歌的重要部分。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一直是“诗”“歌”互融。五四时期，“歌”在新诗中被逐渐弱化，音乐的缺失影响了诗歌与民众的结合。在抗战动员的时代背景下，街头诗人重新反思“歌”在新诗发展中的重要性。以“歌”人“诗”，在新诗艺术发展与新诗大众化层面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宣传教育的时代需求，虽为街头诗提供了机遇，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弱化了其发展。换言之，提倡街头诗的现代诗人虽触及到许多重要诗学问题，但并未将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引向深人。在新诗理论探讨方面，关涉街头诗的理论文章总量较少，理论探讨的热度不够、深度不足。在街头诗诞生的前期，谈论街头诗的文章主要有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关于街头诗运动关于街头诗大众化与方言街头诗歌，寒寒可数。对于这一现象，田间在1 9 3 9 年发表的现在的街头诗运动中表明：“现在街头诗的理论与批评非常缺乏。”而后，理论文章的数量略有提升，田间、艾青、朱自清、林山、学鹰、高咏、陆维特、钱毅等人都分别谈论过街头诗的问题?。其中，1 9 4 1 年诗坛爆发了一场关于街头诗的论争。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田间、艾青、朱自清等人曾撰文支持街头诗，但并未就提出的诗学问题深人研究下去。而唯一的一次规模性论争，参与者也局限于沈任重、叶金、洛汀等在新诗领域影响力较小的诗歌工作者。由此，街头诗的理论探讨力度在诗坛仅泛起几层涟漪，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的浪潮。此外，街头诗的理论探讨始终局限于“抗战宣传教育”的表层，理论家并未从纯粹的诗学层面对街头诗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深入探索与建构。五四以来，现代诗人一直在探索如何创作新诗、如何发展新诗相关的理论问题。新诗史上一次又一次重要的理论思潮，其核心都离不开新诗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就街头诗而言，1 9 3 9 年以前，街头诗人与理论工作者主要聚焦于街头诗运动的外围情况，如发生的背景与动因、必要性与重要性、短期内的宣传成效等。1939年以后，街头诗人与理论工作者将目光投射至街头诗内部，但始终以“抗战宣传教育”为第一要务，思考街头诗的创作问题。艾青在开展街头诗运动一一为街头诗创刊而写一文中明确表示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宣传与鼓动的武器”，诗歌内容的创作应以“大众的话”“大众关注的事情”为核心。朱自清同样以“朗诵诗歌是群众的诗”“宣传是朗诵诗的任务”为基本观念，谈论诗歌“朗诵”这一问题。?此外，1 9 4 1 年前线日报战地集中刊登的十余篇街头诗文论，主要论争的也是“街头诗的现实社会基础”“是否只有贴到街头的诗才算街头诗”等与抗战宣传教育息息相关的问题。可以说，街头诗的理论探讨并未深人触及到新诗艺术发展的内部，因此也无法连接起自五四以来新诗理论发展的主流脉络。在新诗创作实践方面。街头诗有两股创作主力，一是期望通过诗歌实现抗战宣传的现代诗人与诗歌工作者，如田间、艾青、柯仲平、林山等；二是“现学现用”的工农兵群众。其中，具有专业涵养的精英诗人比重较少。放眼诗坛，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大都未参与街头诗的创作，如郭沫若、戴望舒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并决定了街头诗的质量。就街头诗的文本内容、艺术特征与传播形式而言，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内容方面存在文质分离的问题。最典型的情况是“标语、口号的翻新”，即部分街头诗人试图通过“把标语的内容加以充实，把它的情绪更表现得丰富”的方式，创作出“代表或抓住大众情绪的街头诗歌”。这样的创作方式，在响应紧急动员的政治口号的同时，滋生出“非诗性”的弊端，即诗歌艺术性的流失，街头诗“已完全失去了形象的美、失掉了诗的文学的最洗炼底形象的语言的特殊性了。那完全是标语的分行写，一个字一行或两个字一行，是到诗底末路了”。田间也认为这一创作方式极大地破坏了诗歌艺术的发展，“有的简直把他的标语或口号排列起来了，或者把散文分行分段写出了，空洞得很，单调得很，没有感情，没有力量，于是哪里还有生命呢？”遗憾的是，现代诗人虽在街头诗发展后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调整，但却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同样，街头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也受限于“抗战宣传教育”。即街头诗人在诗歌的体裁、语言、声音方面所作出的尝试，源于“宣传教育”的目的，2023.8 1 97却未能超越“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如田间创作的儿童节这一代那些工人等诗歌作品，都是为了“朗诵”而朗诵，儿童节是“为儿童节大会的朗诵而作”，这一代是“预备朗诵给中国农民听”，那些工人是“为祝福山西工人而作，并预备在工人面前朗诵”。街头诗人是从诗歌作品需张贴于街头墙壁、需朗诵于街头的现实意义层面，倡导诗歌在诗体、语言、声音方面的发展与变革，并未突破实用主义的思维圈，未将街头诗的艺术形式问题引向更为纯粹的诗歌创作维度，未能对接自五四以来从郭沫若到闻一多，再到戴望舒，这样一条诗歌艺术探索与创作实践的脉络。这样的街头诗，一定程度上“只是宣传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艺术品”?。此外，“广场化”的传播方式未能经受实践的有效检验。叶金曾指出号称“街头诗”的诗歌作品并未被悉数贴置街头，“街头诗我们除了听到田间的报告说真的贴出外，像林山，胡危舟他们这些街头诗，真贴出街上来了吗一一不！是登在、印在堂皇的中国诗坛之类的刊物上啊！”“问题不是林山、胡危舟两个人的诗没有贴出去，而是整个的街头诗根本没有走上街头”。事实上，街头诗人提倡的“广场化”传播方式一直存在争议，其中，“是否只有贴到街头的诗才算街头诗”这一论题曾引发激烈的讨论。在叶金对于街头诗的传播方式提出质疑后，洛汀回应道：“只有贴到街上去的诗才能算是街头诗，这见解未免过于偏狭”，进而指出“街头诗是可以贴到街上去的，是为了贴出去而写的”，同时也可以依托印刷散发、期刊发表、诗集出版等形式进行传播。在反复的论争中，街头诗的传播路径不断丰富，新诗作品开始向书面化回归，街头诗人试图建构的“广场化”传播方式被逐渐消解。以街头墙壁为代表的传播媒介，既是街头诗区别于其他诗歌的重要特质，也是街头诗概念生成的重要缘由。当街头诗不再主要依靠“街头”等传播媒介，“街头诗”这一命名显得“名不符实”。如叶金所言“街头诗如果又不贴，又不散发，只是登在文艺刊物上，只是摆在书柜上那么，哪一种形式的诗又不可叫街头诗或是再立些什么名目呢？”由此看来，街头诗的发展方向逐渐背离了诗人们“为了将诗歌作品贴到街头而创作街头诗”的最初愿景，难以长远发展。街头诗人从“抗战宣传教育”的诗教视野创作街头诗，既对诗教传统进行了选择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又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诗艺术形981江汉论坛式，让街头诗拥有了身诗歌史的历史价值。值得反思的是，街头诗人虽关注到诸多重要的新诗发展问题，但却浅尝辑止，未能将问题探索引向深人。注释：至伟：街头诗钞，益世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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