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精神的前提性问题_左亚文.pdf

662023 年第 3 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总第 56 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试论中国精神的前提性问题左亚文 黄路平 摘 要 研讨中国精神必然要解答究竟有无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否包含了消极面、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三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等这样一些前提性问题。自 19 世纪末以来，学界围绕着“中国精神之有无”“中国精神之正误”“中国精神之一多”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在分析和反思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实际，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索并力求提出新的看法，乃是推进和深化中国精神讨论的基础性工作。关键词 中国精神 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 前提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黄路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探讨什么是中国精神，必须澄清这样几个前提性问题：究竟有无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否包含了消极的方面？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否是一个东西？只有将这样几个关涉中国精神是否成立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对中国精神作出本质的规定。一、中国精神之有无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无中国精神？或者准确地说，究竟有无积极的中国精神？无疑，精神与民族共存，没有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精神，问题在于有无积极的民族精神。梁启超把中华民族的精神称为“中国魂”。在他看来，“中国魂”尚未形成，甚至“杳不可见”，因而提出要“制造中国魂是也”。而其所倡导的中国魂是具有“爱国心和自爱心”的兵魂。他于 1899 年在清议报第 33 期发表的文章中国魂安在乎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魂”的概念。该文指出：“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夫所谓爱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22ZDA006）阶段性成果。7左亚文.indd 667左亚文.indd 662023/3/31 10:492023/3/31 10:4967左亚文 黄路平 试论中国精神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1(P90)梁启超所谓的“兵魂”，即是指尚武的精神。在该文中，他大赞古斯巴达、德意志、俄国和日本的尚武精神，而对于中国“文弱”则极尽批判和斥责的态度。在论尚武一文中，他说：“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驰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1(P710)在梁启超看来，造成这种“文弱”“懦怯”之病源有四：一是国家之统一。一旦国家一统，战事平息，四海晏然，则习武之风渐息，而礼乐揖让时行。于是乎，武事废堕，民所柔靡。二是儒教之流失。孔子之教，本来文武兼备，然后世贱儒，“不法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阴取老氏雌柔无动之旨，夺孔学之正统而篡之”。1(P627)三是霸者之摧荡。纵观古今中外，凡霸者夺得天下，第一要务就是兴文偃武，即所谓“马上打天，必不能马上治天下”。而且，霸者深知其霸业乃以武力所得，故对强武有力之人十分恐惧，故必用“锄”“柔”之术予以清除。四是习俗之濡染。数千年来，我国轻武重文，濡染既久，积习成弊，且文学、戏剧，皆描写才子佳人之柔情；管弦音乐，皆谱演靡曼哀思之郑声。在此等习俗风气浸蚀之下，人们的雄心豪气被消磨殆尽。何以改弦更张、强武兴国？梁启超提出涵养尚武精神的“三力”之法。一曰涵养心力。天下弱女，为母则刚，乃爱子之心力也。“心力涣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今外敌逼我，情势日急，故通过涵养心力，激发热诚，鼓起勇气，乃强武兴国之第一力。二曰涵养胆力。无胆力者，时时处处皆难境；有胆力者，条条道路无畏途。而胆力又源于自信，无自信则无胆力。所以，涵养胆力，确立自信，乃强武兴国之第二力。三曰涵养体力。有强健之体魄，方有坚忍不屈之精神。故强健体魄，乃强武兴国之第三力。最后梁启超指出，今日之世界，乃列强竞争之世。我中华广土众民，已成列强环伺之地，然我族文弱，如不奋起勇气，固其国防，涵养心力、胆力和体力，难免被列强吞噬之命运也。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论尚武中所提出的上述观点，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力吁国人要向西方和东方的强国学习，振奋精神，确立自信，革新自强，重现中华雄风，这对于唤醒民众觉悟，鼓舞民族士气，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断言中国人无魂无精神，这是一种激愤极端之论。黑格尔说，人是“能思维的动物”。2(P216)凡理智健全之人，皆有精神。一人如此，一国亦然。问题在于，人之思想、国之精神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雄健的还是颓堕的？梁启超观点的实质是说中国人没有积极的、进步的和雄健的精神，有的只是消极的、落后的和颓堕的精神。就当时清朝积贫积弱的现状看，尽管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完全否定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其次，在国际竞争中宣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梁启超信奉武力主义。论尚武一文贬智扬力，对斯巴达、罗马、日尔曼、俄罗斯、日本等国侵略行径赞赏有加，并明确指出今日之世界，乃“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之世”。在他看来，人有侵夺他人之心乃源自其本性。因此，“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人类历史的通则，欲自立于世，必强武尚力，铸造兵魂，7左亚文.indd 677左亚文.indd 672023/3/31 10:492023/3/31 10:49682023 年第 3 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总第 56 期才可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后，梁启超所提出的“强武兴国”之论，并未切中当时中国问题的实质。尽管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先锋，提出了推翻旧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主张，但是对于如何开展国民的精神启蒙却尚未有清醒的认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概念在其头脑里还是模糊的。其所提出的“尚武”之论，还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未能把准中国问题的本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在谈到中国的民族精神时也对其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其历史哲学中，他从精神本体的高度运用思辨的语言来阐述中国的民族精神，指出其还未曾分化，尚处于“实体性原则”之中。他说，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分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3(P161)这就是说，在中国人这里，自由的自我意识还未产生，一种未曾区分的单纯自然物质性泯灭了一切，整个民族乃是以君主之意志为意志，个体的意志则无从取得自己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在黑格尔看来，在古代中国，只有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在希腊、罗马，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在日尔曼，则全体人是自由的。因此，他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的自由意识的进化史。他说：“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3(P57)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创造主，这种绝对精神在历史领域就表现为世界精神。世界精神或观念是“一个民族之历史中各种事变和动作的内部指导的灵魂。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3(P46)而且“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3(P48)即是说，世界精神不仅是世界历史变动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且它本身常住不变和自身等同。研究人类历史关键在于透过历史的表象把握深层的世界 精神。世界精神反映在一个民族中，就具体化为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决定和引导着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但一个民族在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其民族精神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原则。对此，黑格尔这样写道：“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艺，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这些特殊的特质要从那个共同的特质即一个民族特殊的原则来了解，就像反过来要从历史上记载的事实细节来找出那种特殊性共同的东西一样。”3(P104-105)所以，世界精神、民族精神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之特殊的精神原则三者之间，是一种从普遍经过特殊过渡到个别的辩证关系。世界精神作为世界历史最普遍的理性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实存，而是内在于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中，7左亚文.indd 687左亚文.indd 682023/3/31 10:492023/3/31 10:4969左亚文 黄路平 试论中国精神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的精神原则而最终体现出来。由此可见，此三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前二者作为不同程度的共性而存在于第三者即适应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之中。但黑格尔认为，精神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不同。在物质世界里，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地心吸引力，而精神的实体或本质则是自由，自由对于精神来说，它不是其一般的属性，而是其根本的属性，其他属性皆因自由而确立，人类一切活动及其为之服务的手段都是为了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因此，“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3(P55)但自由对人来说，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指从自然界和社会的双重统治和束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主自立和自觉的人。首先，自由表现为具有明确的自身反思意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自己回到自己”，即具有独立的自身反思的精神。自我意识是人的天赋，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意识。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约束，有些人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意识进行反思，终身盲目地服从一个外在的意志。其次，自由表现为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3(P56)即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由社会或他人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中，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艰难行程。黑格尔已初步认识到，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与社会政治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古代中国由于实行以宗法为基础的君主专制，以君主之意志为意志，其他一切人的意志都被强行归入君主的意志之中，使其与之保持绝对的同一。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统治下，人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这样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3(P56)在黑格尔看来，专制君主在本质上也是不自由的，因为当其自由不受任何约束时，这样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而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3(P56)自由的意识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罗马人中，但是，他们只有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皆自由。这是因为他们实行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90%的奴隶沦为会说话的工具，成为非人。历史经过漫长的演化发展，到了现代的日尔曼人那里，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人类之为人类的本质是自由。这种意识开始反映在基督教的宗教思想中，但要将其推行到现实世界中去，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应该说，黑格尔关于中国民族精神及其自由意识的历史发展的观点确有其独到之处，他看到了在高度的君主专制的统治下，人们丧失了自由的意识，或者说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自由意识因压抑而成为消极被动的客体，带有任性、粗野和放纵的君主的个人意志上升为决定国家命运的绝对律令，一切历史主体的创造性自由意识都被归于虚无。他指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最早而最终陷于停滞的根本原因。这些思想虽然是用唯心主义的玄思妙语所表达的，但他对中国问题的诊断以及对历史主体自由意识的分析和阐扬却十分深刻和超前，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在总体上，且不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关于精神的抽象思辨的基础之上，其关于7左亚文.indd 697左亚文.indd 692023/3/31 10:492023/3/31 10:49702023 年第 3 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总第 56 期中国人自由意识尚未发生、仍处在主客未分的“实体”状态的判断，则是为了满足其思辨的逻辑而作出的抽象假设，与历史现实大相径庭。诚然，人类的自由意识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而且它必然要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但是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归根结底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由原始的蒙昧和野蛮社会进入人类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即奴隶社会或东方的宗法私有制社会，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伟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全面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是人类意识包括自由意识的一次历史的飞跃。由于私有财产和个体家庭的出现，人类终于从动物式的群体性狩猎、捕鱼和采集仅靠自然界现成东西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中解脱出来，开始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获取生存资料的崭新的生活方式即真正人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中，人的自由、自主和自觉的主体意识得到确立和提升，特别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掌握了文化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批判性反思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展开探索，从而建构哲学、历史、文学以及数理科学等知识体系。人的自由、自觉和自主的意识是全面的，它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还反映在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上，因此，像黑格尔那样断言在君主专制之下人们的自由意识完全处在“实体”状态而尚未发生的情形是不存在的。中国在近代之后的停滞和落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君主专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把中国的落后最终归结为被压抑的自由意识，尽管有其深刻之处，但在总体上是十分片面和偏颇的。二、中国精神之正误中国精神是否纯粹无杂？就是说，它是否只包含了积极的优秀内容而不包含错误和糟粕？对这个问题，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但持肯定观点的人居多。肯定者的理由主要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都是积极的正向的元素，而把错误和糟粕排除在外。4否定者则认为，中国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源于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是当前中国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整体性概括，其内涵既包括中华优秀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包括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消极性的精神体验和心理倾向，是中国精神状态的整体性呈现。5若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角度来观照和考察中国民族的精神文化，对其所包含的某些消极性或糟粕性的东西进行反思是可以而且必要的。但是，当我们从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纯粹抽象出优秀的文化内涵时，特别是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自我扬弃之后，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积极的正向的精神理念，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以抽象的形式扬弃了糟粕和错误。我们党所提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等就是这样的优秀文化精神，而这些精神乃是构成中国精神的重要的本质内涵。在多个场合，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滋润了中国7左亚文.indd 707左亚文.indd 702023/3/31 10:492023/3/31 10:4971左亚文 黄路平 试论中国精神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至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6(P170-171)但是，我们在对待这些优秀的文化精神时，还需要作辩证的理解。任何文化精神都有相应的覆盖面，其所适用的时空范围总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任何思想理论及其精神不仅源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而且其对客观对象的观测和认知维度也是特定的。实际上，任何思想精神都有其致思取向和重心，这首先表现在观测和认知的角度上。当我们从一个视角和层面去观照事物的时候，其他视角和层面所能观照的领域就被遮蔽了，反之亦然。例如，当我们把和谐精神、和谐思维当作中国精神的特质时，其所存在的斗争性、对立性、冲突性等被遮蔽的本质属性就隐含其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核和灵魂是和谐思维及其精神，其所凸显的是和谐性的原则。在辩证思维和精神特质上，它从和谐统一的视角出发，以协调性、统一性为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向，着重揭示事物内部的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同一性、互补性在其变化和发展中的作用，以维护和推动事物的和谐发展。与其相对应的是西方的矛盾思维及其精神，其所凸显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辩证思维和精神特质上，它从矛盾对立的视角出发，以否定性为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向，着重揭示事物内部的对立性、冲突性和斗争性在其变化和发展中的作用，以推动和促进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生长。东西方的这两种思维方法及其精神由于观测角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一开始就决定了各自所能涉及的理论覆盖面或时空限度的区别，而且其正好相反。前者所开显的恰恰是后者所遮蔽的，后者亦如是。如果说前者看到了事物矛盾体内部的统一性、同一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话，那么，后者则正好发现了前者所没有看到的另一面，即事物矛盾内部的对立性、冲突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任何理论的覆盖面或时空限度都是相对的，企图从一个全息的角度，上下左右内外毫无遗漏地阐明事物几乎是无限的本质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维与和谐精神需要做正确的领悟，不能将其与矛盾思维和斗争精神对立起来，似乎讲和谐就不能讲斗争，一讲斗争就背离和谐了。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新的历史环境，我们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对于人们认识活动的内在矛盾性，海德格尔从关于“敞开”和“遮蔽”的对立关系上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人类对于“存在”的认识过程，是作为人的“此在”对于“在”的一种揭示（discover)而呈现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揭示中，“在者”被遮蔽的本质被层层“敞开”而得以澄7左亚文.indd 717左亚文.indd 712023/3/31 10:492023/3/31 10:49722023 年第 3 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总第 56 期明。然而，“我们遇见的以及遇见我们的每一在者，都以这种奇妙的对立方式出场：在出场的同时，它总是又把自己扣留在遮蔽之中。在者处于其中的开放空间本身同时又是遮蔽”。7(P12)这就是说，当人们从一定的场所揭开被遮蔽的事物，让其本质得以敞开而澄明时，新的遮蔽又随之发生，此处敞开则彼处遮蔽，彼处敞开则此处遮蔽，故敞开之地、澄明之所同时是遮蔽之处，在此意义上，敞开即遮蔽，遮蔽即敞开，其像一个面向光亮的帷幕，左右移动，悬而不落。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和真理的这种玄思，从存在的本体论高度揭示了任何真理所包含的有限和无限、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对于任何思想精神不可避免地具有被遮蔽的一面，先秦思想家荀子在解蔽中也有深刻的分析。他说：“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故“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这里的“蔽”不是指弊病、错误，而是遮蔽、蒙蔽。这就是说，万物之间因差异而相互遮蔽，例如，喜爱和厌恶会造成遮蔽，前者会放大其优点，后者会夸大其缺点；远观和近看、广博和狭隘、古代和当代等亦如是。这说明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价值取向、知识积淀乃至喜恶情感等都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可以说荀子从认识的本源上揭示了人类思想精神中的显与蔽的矛盾特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和理解一种优秀的文化精神时，必须把握其绝对性和相对性、无限性和有限性、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一种优秀的文化精神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和价值，因而具有其绝对性、无限性和无条件性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这种优秀的文化精神是从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合理的精神，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彰显了积极的精神气质和思想风貌。其二，这种优秀的文化精神在其适用的时空范围内其认识是正确的、其价值观是合理的，它不会被推翻。其三，这种文化精神中的“基因”作为变中之“常”具有永恒的价值。但另一方面，文化精神也具有其相对性、有限性、有条件性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是该历史阶段社会实践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其二，它不是僵死不变的，会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三，任何一种精神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因而不可能替代其他精神。如果把一种精神抬高到绝对性和无限性的高度，那就会堵塞其发展的道路。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针对杜林形而上学的真理观阐明了人类思维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他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8(P463)这一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呢？“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 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8(P463)无疑，恩格斯这一论述同样适用我们对中国精神的正确理解。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1 页。7左亚文.indd 727左亚文.indd 722023/3/31 10:492023/3/31 10:4973左亚文 黄路平 试论中国精神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三、中国精神之一多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东西还是三个东西？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精神实则中国的民族精神”，二者是一个东西；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其时代特征的精神，而中国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9但二者如何统一于中国精神之中，在这个统一体之中，三者关系又是怎样的，却语焉不详。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三个有差别的东西，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差别。有人认为，民族精神是蕴涵于一个民族精神中的基因，它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而时代精神则呈现历史性和变动性的特点。中国精神不仅仅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还是实然和应然的结合，因而它不但加入了当今世界中那些我们应该吸取和借鉴的先进的思想精神，而且应倡导那些尚未确立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精神理念。5也有学者认为，三者的差别表现在其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民族精神勾连历史记忆、凸显民族特性，是中国精神的民族底色”，而“时代精神折射时代诉求、赋予时代特征，是中国精神的时代镜像”。质言之，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都是理解中国精神的重要概念，各有侧重、缺一不可”。10应该肯定，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对于我们认识三者的关系深有启发。但是，要进一步认清和理解三者的辩证关系，还必须作出更加具体和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三者之间是差别性和联系性、多样性和同一性的有机统一，其具体关系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第一，就其客观存在形态来看，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东西。无论是中国精神还是民族精神，都属于抽象范畴，其不过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类精神本质的一种概括和反思，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但是，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又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不是纯粹主观的概念。其作为本质性的存在，蕴涵于每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之中，并通过时代精神而得以彰显。正如黑格尔所说，精神“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1(P8)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代表的是人类精神的内在的本质“共相”，所反映的是人的“类特性”。这种作为人的“类特性”的本质“共相”，又寓于作为“殊相”而存在的时代精神之中，无“殊相”则无“共相”。这也正如一个人，他历经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其生命包括其精神就存在于人生各个阶段之中，而没有一个超然而独立于这些阶段之外的抽象的人或独立人格。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即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将中国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割裂开来的错误。一是将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孤立化，把它们看作一种可以脱离时代精神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甚至将其加以片面地夸大和无限地膨胀，使其成为高高在上的历史的创造主，从而倒向柏拉图和黑格尔式的客观唯心主义。一是只承认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存在，而把中国精神、民族精神仅仅看作一种主观的概念甚至语言符号，而否定其客观存在性，这就滑向了形而上学的“唯名论”。第二，在其理论抽象的形态上，中国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有差别的。时代精神是一7左亚文.indd 737左亚文.indd 732023/3/31 10:492023/3/31 10:49742023 年第 3 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总第 56 期个民族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的表征，它带有其时代的特质，因而是“一种特别的民族精 神”。3(P104)而民族精神实际是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中进一步凝练出来的带有普遍性或共性的东西，它如同一个民族精神发展中相对稳定的基因。习近平在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多次提到“精神命脉”“文化基因”的问题。他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6(P170)对于“文化基因”的本质，习近平明确指出它就是贯穿于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该根据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来进行基因鉴定和基因测序。他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6(P265)这就是说，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关键是要把握其作为“文化基因”的民族精神，因为它支配着这个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从“变”与“常”的关系看，民族精神就是“变”中之“常”，即历史流变中那常住不变的东西。时代精神则是“常”中之“变”，相对于“常”，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呈现不同的时代内涵。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常”居于“变”中，通过“变”而得以显现和展开；然“变”亦不离“常”，离“常”则“变”就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归于消亡。当我们提出“中国精神”这个概念之后，它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认为，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变”与“常”的结合，它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自身之内，因而它是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的最高抽象。具体地说，中国精神是一个最大的概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都通过自我扬弃的方式包蕴其间，而中国精神则通过民族精神进而通过时代精神来实现自己。这就是三者之间的总的辩证关联。第三，中国精神是传统与现代、实然与应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首先，中国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人的头脑里主观自生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生成和积淀的结晶，离开传统和传统文化，它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之根，而中国精神不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和实现。其次，中国精神是实然与应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一个民族的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11(P8)历史地变动着的中国精神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因而必然要在自我扬弃的基础上，对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进行积极的吸纳和借鉴、创造和建构，从而使之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壮大。最后，中国精神的立足点、着眼点、归宿点在当代而不是古代。它站在当代，回望、追溯历史，反省、反思传统，最终又归结于、落脚于现实。因此，当我们去探讨中国精神时，决不能将其视为考古学、考据学，毋宁说，它是从历史的源头一路走向时代深处的发展学、创造学和建构学。参考文献1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7左亚文.indd 747左亚文.indd 742023/3/31 10:492023/3/31 10:4975左亚文 黄路平 试论中国精神的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2 德 黑格尔.小逻辑 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 M.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4 佘双好.深刻理解中国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特定内涵 J.思想理论教育，2019，（5）.5 魏泳安.中国精神研究述评 J.社会科学动态，2018，（10）.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7 德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 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冯颖红.论中国精神在当代的弘扬与培育 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10 张瑜.理解中国精神的三重维度 J.思想理论教育，2018，（12）.1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 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Study on Prerequisite of the Chinese SpiritZuo Yawen Huang LupingAbstract:To discuss and research Chinese spirit,it is necessary to answer some prerequisite problems such as whether there is Chinese spirit,whether Chinese spirit has downsides,and Chinese spirit,whether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re one thing or three things.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the academic circle,based on whether there is Chinese spirit,true or false of Chinese spirit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Chinese spirit,has conducted constant discussion.Based on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achievements,and new era realities,deep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and giving new ideas are groundwork for promoting and deepening discussion of Chinese spirit.Key words:Chinese spirit,national spirit,the spirit of the Times,prerequisite problems 责任编辑：徐小梅 7左亚文.indd 757左亚文.indd 752023/3/31 10:492023/3/31 1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