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家法的衰退.pdf

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汉代家法的衰退郑 虹摘要汉代经学史上，经师兴立家法之浪潮的消退和它出现一样，皆是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以为，汉代的博士制度不仅是家法兴起之源，也为家法的衰退埋下祸根；章句之学诱发了家法衰弱，古文经学对家法的冲击使得家法逐步走向崩溃。关键词家法 五经博士 章句 古今之争 汉代自武帝朝以来，朝廷多优待儒生，于是四方学者蜂拥而至，经学之师法家法，赖此以兴。东汉末年，时局动荡不安，博士倚席不讲，学者怠散，顺帝愍学之不修，复缮太学，阳嘉年间又行察举法以试学者，“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灵帝熹平年间诏诸儒定五经、刻石碑，然而大厦将倾，经师家法亦不可挽回地走向衰弱。直至魏晋时期，玄风势起，官方虽有心于此，惜经师家法，终不复如两汉。本文将试从博士制度、章句、古文经学三个方面考察家法衰退的过程与原因，窃望自千年之后，能廓清其貌。一置立博士与师法的裂变“家法”一词最早出自 后汉书，唐李贤注曰：“儒有一家之学，432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伦理学比较视域中的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BZX046）的阶段性成果。郑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学与儒学。（南朝）范晔 后汉书 卷六一 左雄传，中华书局，2000，第 2020 页。汉代家法的衰退故称家法”，李氏认为家法是儒家内部成系统且较具有独创性经学学说。而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言：“人重师法如此。又称 家法，谓守其一家之法，即师法也。”蒋湘南 经师家法说 谓：“师法亦谓之家法。”二者皆以为家法即是师法，只不过前汉多言师法，后汉多言家法，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称谓的改变。但事实确实如此吗？要更为全面地了解家法的来源与含义，需从“家法”与“师法”的关系入手。（一）师法与家法所谓“师法”，后汉书鲁丕传 言“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意为先师对经典的阐释。从这层意义上讲，在 汉书 后汉书 中，师法与家法经常混用，含义没有明显的区别。而 后汉书中“家法”出现的次数远高于“师法”，意义上也涵盖了“师法”。若“家法”与“师法”的内涵完全等同，何必新造“家法”一词？故后世还是有人对此二者做了区别，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皮锡瑞的说法：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 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皮氏以为师法与家法是源与流的关系，师法在家法之先，家法从师法中分出，自成一系。然而皮氏追溯二者的关系，还是有未说尽之处，比如该如何判断源与流？按照皮氏所谓“源流”的说法，施、孟、梁丘三家之学俱出于田王孙一师，属于田王孙之流，而皮氏以之为师法；大小夏侯俱事欧阳高，应属家法而非师法，皮氏却道：“二夏侯出张生而同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532（南朝）范晔 后汉书 卷六一 左雄传，中华书局，2000，第 2020 页。（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2005，第 190 页。（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经师家法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9 页。后汉书 卷二五 鲁丕传，第 884 页。（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中华书局，1959，第 136 页。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也。”（同上）从这些矛盾之处可知区别师法与家法的关键不在源流关系上。沈文倬在 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 中提出：“博士的立于学官，就是以他对某经自撰或其师所传的师法作为标识的。武帝初置经学博士，只是一经一个师法。以后各经弟子成长，别撰解说，于是在某师师法中出现家法。家法是未任博士之前的名称。当某家法一旦立于学官，也就成为某师师法了。”沈氏注意到，师法与家法不单是源流关系，更重要的区分标志是是否立于学官，一旦家法被官方承认，列为博士学官，该家法即升为师法。沈氏将师法家法的关系列入博士学官体系内考察的做法相对皮氏而言更为合理，本文将在沈文倬观点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梳理。皮氏曾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两汉书中确实不只一次地出现汉人重师法的例证，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喜因改师法而与博士失之交臂，然而吊诡的是，两汉间形形色色的家法不胜枚举，皮氏与“守师法”的预设大相径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根源就在于两汉的博士学官制度。（二）五经博士与家法的演化博士官制最早可以追述到周代的学官制度，当时对经典的阐释权集中在官方掌握知识的官师手中，经典与官师互为一体，弟子不可能越过师说去理解经典，因此在文献流传的过程中，师对经典的解释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弟子亦以谨守师说为荣。秦朝亦有博士官，如后来为汉高祖制定朝仪的叔孙通在秦为博士，不过秦代博士与汉代博士的职能不同，其学不限六艺，为掌通古今的博学之士，待诏宫中，充当顾问，以备君王不时之需。汉初承秦制，博士的职能与秦同，直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员，博士不仅对上掌承问对，且对下掌教弟子。当时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书632沈文倬：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52-1982）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上海图书馆，1983，第 265 页。郜积意在 刘歆与两汉今古文学之争 与 宣、章二帝与两汉章句学的兴衰 中继承了沈文倬的观点，并对此有进一步的阐发，具体请翻阅这两篇文章。（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中华书局，1959，第 77 页。汉代家法的衰退唯欧阳，礼 后，易 杨，春秋 公羊而已”，即欧阳生所传伏生 书 学；后苍所传高堂生 礼 学；杨何所传田何 易 学和胡毋生所传公羊 春秋 学；诗经 博士则不详。王国维 汉魏博士博士考 以为文景时曾有专经博士，“申公、韩婴均于孝文时为博士，辕固于孝景时为博士，则文景之世，鲁、齐、韩三家已立博士”，武帝于 诗 无所增置，故此略之；钱穆以为三家诗的分立是西汉晚起之说，西汉前期并无三家诗的说法，王氏之说较钱氏更为合理。武帝之举不仅为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画上休止符，同时也重新树立了官师一体的新格局。其设立五经博士的本意本是为了顺应汉代大一统的格局的需要，确立官方的学术规范，以改造后的经学规训士人，且经师师法为天下学者学习五经之学提供范本，朝廷取士也可以以是否合乎师法为评判标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武帝为着汉帝国的统一与稳定所设立的五经博士体系从一开始就埋伏着不安定的因素，并且随时有可能产生变化或被修正。孔子殁后，儒分为八，七十子所传的五经之学本就莫衷一是，至汉武时，五百多年间的学术发展分裂出不同的学派亦不以足为怪。以诗 为例，在鲁有申培之学，在燕有韩婴之学，在赵有辕固生之学，三家于何时立为博士已不可考，然其学在文景之时已颇为流传。又，公羊 春秋 虽因公孙弘和董仲舒二人的鼓吹而立于学官，而在当时榖梁 春秋 亦有瑕丘江公传之。这些都是师承不同的学派，不可议何者为源，何者为流，若一经只限一师，对于学术传播则有不利，未列入学官的学派的人才也很难进入朝廷；更何况学习师法要求严守先师之说，学派内部后来的学者若产生新的想法，若不是曲解先师之意，借先师之名自说自话，就只能在师法之外另辟新径，必然会在师法内部分裂出新的学说，此便是“家法”。新的家法与旧师法相比，在学说上更趋于完备成熟，如果只遵循师法，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进步。武帝之后产生的各家学说见于 儒林传 者：“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 易 有施、孟、梁丘之学。”“由是 尚书 有73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汉书 卷八八 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第 3620 3621 页。王国维：王国维文存汉魏博士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 526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598 页。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大小夏侯之学。”以上的各家之学在昭、暄之时已成气候，学者颇师事之。这些未进入官方学术体系的学说都有争立博士的诉求，若朝廷搁置各家之间的争论和分歧，那么即是忽略客观事实，将使天下士子议论纷纷，有失立五经博士之旨。于是宣帝甘露三年三月于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 易、大、小夏侯 尚书、谷梁春秋博士。”无论宣帝动机为何，石渠阁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平五经之异同，一统经师之说，和武帝的初衷一致。学派之间确有不能兼容者，宣帝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将这些学说立于学官，如刘歆所说“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于是五经博士到了宣帝黄龙元年，增员至十二人，一经不以一师为限，大小夏侯 尚书 学和孟氏、梁丘 易 学皆由家法升为师法。然至是以后，经师的分门别户并未因此平息，反而催生了一场分立家法的狂潮，以 易 为例：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由是有翟、孟、白之学。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由是易有京氏之学。由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施、孟、梁丘、京氏 易 都曾列于学官，而费、高二家未尝得立，主要在民间流传。无论是否得立，学者兴立家法的热情不减反增，其中玄机，班固一语道破，“传业者寖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试看西汉的博士学官832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604 页。汉书 卷八 宣帝纪，第 272 页。汉书 卷三六 刘歆传，第 1971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598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599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601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602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602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620 页。汉代家法的衰退政策：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东汉虽无此明文，然自汉光武帝建国伊始，朝堂上下多举彬彬之士，士大夫未有不习一艺者，身居高位的经师大儒俯拾皆是，取士标准改变使五经之学俨然成为士人入仕的敲门砖，为着“利禄”二字，士人无论是否出于自愿，都必须明习五经之学。无怪官至太子太傅的夏侯胜常对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另外，虽然朝廷兴办官学，但仍然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东汉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据 儒林传 所载，张兴、牟长、魏应、丁恭、楼望、张玄、蔡玄等人弟子先后著录至成千上万人次，比之前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弟子之多，经师必不能一一亲自教授，如郑玄在马融门下挂名三年不得相见，由高足弟子教授而已，这些弟子在教学的过程中容易衍生出新的说法，如此亦加剧了家法的演化。为解决家法分流愈演愈烈的问题，东汉初又立京氏 易、小戴礼 于学官，以严氏和颜氏二家代替公羊、榖梁二家 春秋，凡十四博士，试图平息学派之争，期以永为定则。然而一再变化的博士体系意味着师法的藩篱已被打破，西汉时孟喜还需借田王孙的所谓遗嘱来掩盖改师法的事实，东汉经师却无此顾虑，最明显的是对照两汉 儒林932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594 页。汉书 卷八八 儒林，第 3596 页。汉书 卷七五 夏侯胜传，第 3159 页。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传，后汉各经的传承谱系模糊不清，说明东汉师法不像喜欢有那么严格的遵从标准，经师不必靠师门传承来作为自己改师法的护身符。一方面，官方自思想统一与科考取士的角度出发，必令诸生各随其师法，以维护官方学术体系的稳定，而另一方面，朝廷又不得不通过增立博士来向家法妥协，这种矛盾的态度事实上又向人们传递出唯有异于师法才有可能增立博士的信号，而家法一旦被立为博士，经师和弟子必将是最大的获利者。于是局面逐渐失控，发展成经有数师，师有数家，家有数说，说无定则，终使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兼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以各自所习家法相互攻讦。家法的迅速发展无疑消解了师法的权威性，而家法的兴盛则又令经师异说层出不穷，各执一词以聚讼，经典的权威性反而因此被削弱，学者引领而望却学无所宗。正如皮氏所言“然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云礽旷远，渐忘其祖。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二章句之学、古文经学的兴起与家法的衰弱若说两汉的博士官制为家法兴起之源，同时也为家法的衰退埋下祸根，那么章句之学的兴起加速了家法的衰弱。（一）章句之学与家法的关系所谓章句，是汉代开始盛行的一种解释经文的方式，吕思勉 章句论 以为“顾考诸古书，则古人所谓章句，似后世之传注”，“古所谓章句者，实后代画断点句之类。故 论衡 谓 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 也”。考察完整流传至今的赵歧 孟子章句 等汉人章句之学的著作，相比长于析文解字、简明扼要的训诂，章句注经的主要特色是将经文区分为若干意义较为完整的句子，分章断句，再逐段逐句地进行解释，把握主旨，因此它的篇幅也较长。东042后汉书 卷四四 徐防传，第 1500 1501 页。（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中华书局，1959，第 137 页。吕思勉：章句论，商务印书馆，1930，第 3 页。汉代家法的衰退汉徐防曾上书言“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故有学者以为章句之滥觞可溯至先秦，然而章句之学的真正兴起，却是在西汉昭、宣以后，伴随着家法争立一起迅速膨胀。前文已知，博士以师法或者家法传诸弟子，师法或家法立于文字便是章句，故在两汉的语境里，章句在常常可与家法或者师法混用，如后汉书徐防传“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官方科考，必考其师法章句，而家法可雠，则必已列于文字。章句是判断新家法的标准，家法的形成必以章句为依凭，如“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着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 桥君学。”“着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这些有章句的“某氏学”都是家法，且李贤注文中有“虽承一师之业，其后触类而长，更为章句，亦别名家”，从中可证章句的形成与师法、家法密切相关。（二）章句的弊病西汉夏侯建曾师于事夏侯胜和欧阳 尚书 学的欧阳高，夏侯建之治 尚书，“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无论这其中是否有意气之争，夏侯胜所说的“具文饰说”和“破碎大道”确实是汉代章句之学的两大弊病。所谓“具文饰说”起自各家之间的论战，两汉各家法之间围绕着博士的激烈斗争使得经师不得不多方采撷发展章句，完备己方的学说，以自成一家，如刘歆在秘府校书的时候见 左氏传 唯训诂而已，采其父向所习 榖梁 章句以备 左氏；尹更始本习 榖梁，又从左氏传 中取其变理合者以为 榖梁 章句。然而经师博采他家章句142后汉书 卷四四 徐防传，第 1500 1501 页。后汉书 卷七八 蔡伦传，第 2513 页。后汉书 卷三五 曹褒传，第 1201 页。后汉书 卷五一 桥玄传，第 1695 页。后汉书 卷七九上 儒林列传，第 2557 页。后汉书 卷三 章帝纪，第 129 页“虽曰承师，亦别名家”李贤注文。汉书 卷七五 夏侯胜传，第 3159 页。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并不是为了多闻阙疑，而是为了文过饰非，在本门学说引起争议的地方考虑种种可能出现的驳难，缘词饰说，以应对其他学说的论战。如前引丁鸿传 就有丁鸿“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的记载，可知“善论难”和“应敌”是汉代章句之学的主要功能之一。五经之学本浑然一体，具是三代圣人之说，西汉前期虽文籍散乱，但依然存在一师多经的现象，如后仓除 礼 外，也擅长齐 诗 和孝经；韩婴除了 诗 之外，亦以治 易 闻名，而西汉中期以后，竟是“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师多半专守一经，其原因在于章句的烦琐化。前文已知，师法虽不可违却可增，后来的经师可以以自己对师法的理解增衍章句，以期成一家之言，故昭、宣以后，章句逐渐向冗长烦琐的方向发展，甚至“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如周防撰 尚书杂记 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朱普解 尚书 至四十万言，桓谭 新论 曾嘲讽秦延君解 尚书 章句百余万言，尧典 两字之义，至十余万言，“曰若稽古”三万言。如此之繁冗，经师学习本门章句尚且不及，又何暇顾及他经？章句的渐行渐远使各师法家法之间各自处在相对封闭的境地，若放任章句向这种极端的、单一的、细致化的趋势发展，那么重返大道，构架体系完整的五经学说就会越发困难，这即是夏侯胜所批评的“破碎大道”。学术的发展需要交流，而章句之学使得家法宛若先天的畸形儿，在后天的发展中它的缺陷又得不到矫正，逐渐失去活力，因而越发死气沉沉。无怪班固曾沉痛地感叹道：“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此外，汉代有一种天人之学，谓之谶纬。说文 言“谶，验也。有征验之书。”谶纬多祥瑞灾异，占星望气之说，本源自方士。汉武帝任用方士，哀平之际，谶纬大行，光武起自草莽，自然会拥护谶纬来强调皇权的正统性，故而东汉诸帝亦喜谶纬，甚至以谶纬决是非，于是“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上行下效，学者为迎合上意，便在章句中增加谶纬以解五经，如 樊条传 载樊条与公卿242汉书 卷三十艺文志，第 1723 页。汉书 卷三十艺文志，第 1723 页。后汉书 卷五九 张衡列传，第 1911 页。汉代家法的衰退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曹褒传“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学者趋时审势，阿世取资，使得作为学术的章句和政治的战车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东汉桓谭不读谶，言谶非经，险些被斩首，而贾逵虽不信谶，犹以谶纬附会 左传 显贵，说明当时的章句的谶纬化不是单纯意义的学术活动，还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与谶纬融合或许令经师得以立足于朝廷，更直接地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却因其假托圣人之言，必有穿凿附会、荒诞不经之处，无益于经典，反而降低了章句的学术性。（三）章句之学的衰退和古文经学的兴起章句之学的因功利而急剧膨胀，并没有使汉代家法向官方所期待的那样向稳健和统一的方向发展，反而使经学变得四分五裂，不但各家之间的差异愈加不可调和，家法之外的学者亦羞言章句。于是当章句之学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争立家法的风气亦开始由盛转衰。在 后汉书郑玄传 中范晔对东汉的家法学者的学术风气做了评价：“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因此，当时不少博学广识之士，不屑于学习章句：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桓谭字君山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王充字仲任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342后汉书 卷三二 樊條列传，第 1123 页。后汉书 卷三五 曹褒传，第 1203 页。后汉书 卷三五 郑玄传，第 1213 1214 页。汉书 卷八十七上 杨雄传，第 3514 页。后汉书 卷二八上 桓谭传，第 955 页。后汉书 卷四十下 班彪传，第 1330 页。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而不守章句。荀淑字季和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卢植字子干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民间还是朝廷，都有不少反对章句之学的声音。发展到后来，学者认识到章句繁冗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终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减章句的运动。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删减章句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破坏大体”“具文饰说”的弊病没有从根本上被解决，家法之患依然存在。等到东汉章句与谶纬体系不发达，更加注重经学学术性的古文经学的影响力渐渐扩大，章句与家法的光辉也就逐渐被湮没。汉代的今古文之争虽不及清儒所渲染的那般激烈，然纵观两汉经学的发展历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治经方式与学风确实呈现出两种截442后汉书 卷四九 王充传，第 1629 页。后汉书 卷六二 荀淑传，第 2049 页。后汉书 卷六四 卢植传，第 2113 页。后汉书 卷三 章帝纪，第 138 页。后汉书 卷七九 儒林传，第 2579 页。后汉书 卷三七 桓郁传，第 1256 页。后汉书 卷六五 张奂传，第 2138 页。后汉书 卷七九下 儒林传，第 2571 页。汉代家法的衰退然不同的面貌。前文已论，章句是立家法的必要基础，而家法的兴替又与博士的置立密切相关。古文经学中，毛诗 左氏传 古文尚书逸礼 等曾置立博士，而又旋废，直至东汉灭亡，古文经学并没有真正走进官方的政治核心，始终作为私学在民间流传，所以相较于代表着官方博士五经学说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缺乏系统完备的章句体系和传承谱系。两汉今古文的争论焦点集中在 左传 身上，故此以 左氏为例。在文帝时，贾谊已为 左氏 作训诂，刘歆校理秘书，大好左氏，于是“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然而陈元父钦与刘歆同时治左氏，“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贾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逵传其父业而不为章句，唯言“尤明 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又自述“臣以永平中上言 左氏 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祕书，”若刘歆时 左氏 章句已备，元、逵二人何不治章句？且观其文势，大意为刘歆博引他经以释 左传 文字；或者刘歆确为作章句，但类似丁宽那种唯举大谊的“小章句”，绝非后来动辄几十万字的大章句。后来直到马融治 左传，亦不过训诂传记而已。故终汉世，作为古文经学之代表的 左传 章句体系并不发达，更遑论他经。至于古文学家的学派传承，范升曾上奏言“左传 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批评左传 不重师法家法，学术渊源尚且不清，那么古文学家们所谓 左传 传圣人微言大义的可靠性便存疑。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左传 的合法性学术地位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东汉章帝扶持古文经学，也是煞费苦心地从确立古文经学的传承方面着手，选高才授古文经以培养势力。且古文学家多博闻之士，学无常师，不以家法为限，甚至贯通今古文之学，如贾逵“虽为古学，兼通五家 谷梁 之说”，尹敏初治欧阳尚书，后学 毛诗 榖梁 左传；卢植“能通古今学”，古542汉书 卷三六 刘歆传，第 1967 页。后汉书 卷三六 陈元传，第 1229 页。后汉书 卷三六 贾逵传，第 1235 页。后汉书 卷三六 贾逵传，第 1237 页。后汉书 卷三六 范升传，第 1228 页。后汉书 卷三六 贾逵传，第 1235 页。国际儒学论丛（第11辑）文大师郑玄“始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受 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其学之广，当时学者罕能匹敌。由于古文经学的这些特点，它较于擅长审时论难，几乎垄断所有博士学官的今文学，更能在学术上发挥优势，易于学习和效仿，故而古文经学在民间的势力日益抬头，逐渐威胁到身在官方的今文家法。无论今文各家法之间的分歧如何，若一旦让不重视章句与家法的古文经学立于学官，进入官学思想的核心位置，不仅会破坏已立博士的师法系统，更令未立学官的家法之间层出不穷的分立变得毫无意义，今文家法可能将会面临被更替的局面。因此在面对古文经学的冲击时，各家法学者倒是沆瀣一气，在前两次与古文学家刘歆、韩歆的论战中均获得了胜利。真正令今文经学的地位发生改变的是东汉章帝时期今文学大师李育和古文学的大师贾逵的论战。章帝建初四年，效仿石渠阁故事，会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白虎观，帝亲称制临决。代表 公羊 学的李育和代表左氏 学的贾逵对二家经义展开了激烈的辩难，具体过程已不可知，见于史传者唯有“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寥寥数语。然而这次争论后的结果却是古文学大为通行，章帝选高才生授古文 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古文经学以曲隐的方式正式进入官学体系之中。古学即明，章句益疏，今文家法的消解再也无法避免。结语郑玄，顺帝永建二年生，始通 京氏易 公羊春秋 三统历，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经历数、图纬之言”（世说新语），“又从东郡张恭祖受 周官 礼记 左氏春秋 韩诗 古文尚书，”后又师事马融，为东汉学贯古今学的古文大师。郑玄注遍五经，“凡玄所注周易 尚书 毛诗 仪礼 礼记 论语 孝经 尚书大传642后汉书 卷三五 郑玄传，第 1207 页。后汉书 卷七九 儒林下，第 2582 页。后汉书 七九 儒林，第 2546 页。汉代家法的衰退中候 干象历，又着 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 駮许慎五经异义 答临孝存周礼难 凡百余万言。”郑氏注经，兼采古今文，不别古学今学或师法家法，“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其学易从，故天下学者引领而望，纷纷宗之。自郑学起，家法之间的差别逐渐混为一同，两汉间盛极一时的经师家法渐渐息兵掩鼓，直至被埋入历史的黄沙之中，成为经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段陈迹，而经学又于家法的崩溃后，开始酝酿新的统一的力量。（责任编辑：石永之）742后汉书 卷三五 郑玄传，第 1212 12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