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语境下党章中两个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规范构造.pdf

Researchon IntrapartyRules and RegulationsVol.2No.3July2023030051党肉法舰究第2 卷第3 期月2 0 2 3 年7 月国家建构语境下党章中两个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规范构造叶正国 余淑娟（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摘要：近代以来，民族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织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家建构的发展进程。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构的核心维度，集中体现在党章文本的变迁中。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党章中民族条款和外交条款不断调整，逐渐从学习苏联转向植根中国。这两类条款虽然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始终同向并进，在整体上对中国国家建构形成合力。十九大党章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写入，在逻辑脉络、文明思维、任务导向和价值基础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国家建构的主体性。关键词：党章；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建构；主体性中图分类号：D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7-1 0 6 0(2 0 2 3)0 3-0 3 0-2 2国家建构是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向主权国家的关键，也是集中权威和资源实现政治安定、国家增能和行政有效的过程。1 8 4 0 年被强行卷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漩涡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艰难转型，呈现出民族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交织的状态。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堆积效应的现实映照和集中释放，当时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口号即说明二者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维护了中国的同一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其中，党章尤其总纲部分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国家观变迁的规范载体，进人十九大党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国家建构意涵，分析二者与当下中国国家建构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宪法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讨论，部分成果也对国家建构议题有所涉猎，但很少有学者关注党章及其相关历史文献。党章文本是如何叙说与建构“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多民族国家的？党章对内是如何整合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对外又是怎样在世界时空场域内定位自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组对照表述体现了中国国家建构怎样的特征？对此，本文试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场域内探讨党章文本中收稿日期：2 0 2 3-0 2-2 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特点和趋势研究”（2 1 BDJ048）作者简介：叶正国，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教授；余淑娟，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参见刘义强、管宇浩：国家建构：为什么建构、建构什么与如何建构为一兼论国内研究之不足学习与探索2 0 1 5 年第6 期，第4 7 页。李大钊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4 5 9 页。参见肖高华：现代国家建构：2 0 世纪2 0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及论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4 2-9 5 页。31叶正国余淑娟：国家建构语境万史生成及规范构造民族条款和外交条款的相互关系，以此侧写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路与主体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写人党章，说明在国家建构进程中民族和国际议题的“内外互联”从线性思维转向交互思维。据此，中国共产党开拓了一条国家建构新道路，为克服美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世界零和博奔弊病提供了可能。一、民族和国际议题“内外互联”的党章视角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通过“个人主义一民族主义一帝国主义”构建了现代政治秩序，冲击了家国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民族国家天然包含着国际性意涵，一经产生就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中国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天然同中国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将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置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心任务下进行调适，并将对二者的认知与把握适时表达于党章中。基于党章，能够更好地理解民族和国际这两个维度对中国国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缘由，以及二者所针对的现实关切。（一）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政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团体都希望通过掌握政权来“创建”中国，政党驱动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最大特点。从孙中山开始，“以党建国”的思想便已萌发。陈独秀也认为当时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要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国共两党都选择了“对内求民族密切团结，对外争国际平等地位”的国家建构路径。特殊的“政党驱动型”国家建构历史，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肩负起阶级和民族的双重使命，持续探索着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致力于以“先锋队”的自身定位领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已的初心使命”，而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党纲中也明确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 9 4 9 年具有代表全国人民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此后，五四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也在不断推进着新中国的建构，这尤其体现在宪法序言部分。正是出于国家建构的考虑，中国宪法序言较长，且在历次修改中序言内容都有所增加。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制宪是用宪法的方式来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始终及时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推进国家建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参见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2 0 7 页。参见【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 8 9 5 一1 9 4 9)，高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6 年版，序言第3 页。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版，第4 0 2 页。参见陈独秀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2 8 3 页。参见孙彩霞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从创建、发展至执政全国时期（1 8 9 4-1 9 4 9)第4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2 1 年版，第3 0 2 页。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有相近的目标：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建立国际和平”“保障国内和平”。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2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6 1 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 0 2 1 年版，第3 页。参见阀珂：“国家宪法日”为啥定在1 2 月4 日，中国人大2 0 1 5 年第2 3 期，第4 9 页。参见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2 0 1 5 年第4 期，第2 8 页。32.党同法靓裕宪2023年第3 期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2 0 1 8 年修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人总纲，亦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建构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与开展的伟大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应当被纳人中国国家建构的研究视野中（二）民族与国际是党领导国家建构的核心维度“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以1 6 4 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标志，民族国家开始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的行2动主体，并以其在政治统治、战争动员和对外扩张等方面的显著优势逐渐淘汰了其他国家形式。与“至大无外”的帝国秩序不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突出特征是“内外有分”：对内，民族国家的生成要求塑造一个特定空间范围内基于共同的语言、文化或信仰等具有“超越性”的共同体认同，以脱离专制帝国、觉醒革命意识；对外，民族国家则以国际法的修辞完成对外部世界秩序的构想与描述，并借助条约体系与他国开展对话、建构区域合作统一体。至此，民族国家以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建构起对现代世界的重新叙事。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国家以民族国家形式优先塑造了现代国家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性”。但相较于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都是在极为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受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便是西方国家，也并非是于一张白纸上进行国家治理结构及制度要件的全盘设计和重构，而是深深根植于本国的文化传统与遗产，并普遍经历了复杂的制度要件耦合的过程。更不用说因现代资本扩张和殖民掠夺而被强行拖人世界体系的亚非国家，它们的国家建构经过了更为曲折漫长甚至多次试错的探索历程。正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历史时空场域，非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对内民族问题和对外国际问题也都有一定特殊性。二者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两个重要维度也远不如西方理论所预设的那样能顺利而完整地契合在一起，而往往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张力。一方面，就民族维度而言，非西方国家转向民族国家进程本身就是被动卷人现代化的结果，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近代殖民体系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就国际维度而言，它们也多是被动融人现有的国际秩序，外部环境与国内民族革命在其国家建构中有着不容忽视的直接关联。由此，基于不同的政治历史和时空场域，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建构叙事并不完全符合民族国家“内外有别”的理论预设。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维度和国际维度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张力中，对于二者的把握与平衡有时甚至决定了国家建构的最终成败。与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相比，人口和疆域的超大规模、早熟的传统国家形态及其基于本土历史的独特演进逻辑，再加上近代遭殖民侵略后无法修复的传统秩序与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极为复杂而艰巨。就国内而言，历史之中国与地理之中国的不完全重合，多民族聚居的传统与多元文化对共同体存在秩序的重构，令中国的对内整合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对接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就国际而言，从被帝国主义列强轮番侵略，被迫打开国门、卷人全球体系，到战后被纳人美苏两国的地缘政治棋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平衡中解决独立与生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 0 0 2 年版，第1 1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2 1 9 页。参见【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9 年版，译者序第3 页。参见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7 页。33叶正国余淑娟：国家建构语境下党章体的历史生成及规范构造危机，使得近代中国已在事实上具有了世界历史性质，并被序列化为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因素。与西方国家相比，“民族”和“国际”这两个维度及二者之间的关联与张力，正是中国国家建构存在“时空错位”的直接体现。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能够广泛凝聚国内革命与建设力量，有利于实现对内的民族整合；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运动本身即带有的国际主义色彩，使得国际视野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道路的进程中长期存在。由此，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历史使命，“民族”和“国际”这两个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维度从一开始便紧密相联。与西方民族国家“内外有分”的外观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建构实际上遵循着“内外互联”的基本思路。如果说将对内的“民族”维度和对外的“国际”维度均纳人国家建构叙事中，是吸收学习西方社会之国家建构经验的结果，是使中国得以融人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建构普遍性叙事的必然选择，那么，以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互动为现实表达，则是中国国家建构主体性的体现，是基于现代中国复杂的国家生成环境及先锋队政党的自身属性而对国家建构所作的创造性适用。（三）党章集中体现了民族和国际议题的“内外互联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使得党章文本中包含大量的国家建构叙事。党章不仅是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规范性基础，更是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其中有关中国国家的结构形式与发展方向的构想，深刻影响着包括我国宪法在内的制度文本与规范形式。从事实层面来看，党章总纲对于塑造宪法的基本面貌、确立国家任务以及对宪法的修改都有直接影响。宪法和党章作为我国两大规则系统内的最高规范，在内容规定上，宪法序言和总纲与党章总纲之间存在明确呼应，在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层面二者始终保持一致；在修改变动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带动党章修改，而党章修改往往伴随着对宪法序言及总纲内容的修改。宪法和党章形成了一种接近实践惯例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概念的统摄下，宪法和党章统一于“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依据党章从严治党”的实践之中，党章所确立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成为宪法制定实施的基本指针。党章构成中国宪制秩序的规范性渊源，是中国宪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党章与宪法均共同指向国家建构，二者实际上都包含分析中国国家建构特征的文本依据。无可否认，研究国家建构最终必然回归对该问题之研究具有首要意义的宪法，但本文以党章演进为线索，并非是对宪法的有意忽视或回避。以党章文本为考察材料，无关对党章和宪法之于国家建构问题重要性的潜在衡量，只是一种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的选择。作为一种具体化尝试，以党章文本切入国家建构的研究路径，或许能够对党章和宪法关系，以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探究提供一定启发，并为宪法学乃至法学领域研究该问题提供另一层理论与材料的支撑与补充。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意志的集中表达与历史经验的制度结晶。“民族”和“国际”这两个维度，不仅是源于现代民族国家“内外有分”秩序构想、基于国际秩序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国虽与西方社会同处于一个时代，共同进入现代国际秩序的现场，但由于国家转型的时间差，中国在很多方面必须面对早期现代国家的建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那里可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陆续解决。参见高全喜：寻找现代中国：穿越法政与历史的对谈，法律出版社2 0 1 4 年版，第2 4 2 页。参见秦前红、周航：论党章修改对宪法变迁的影响一一以党章总纲为中心的分析，深圳社会科学2 0 1 9 年第2 期，第1 3 3 页。参见周叶中、汤景业：论宪法与党章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 0 1 7 年第3 期，第8 7 页。34.党图法规低宪2023年第3 期演变历程的“历史的存在”，更是党章中“现实的存在”。二者一体两面，均于党章文本中长期存在且相互关联，是与党的国家建构思路相关的两条重要逻辑线索。作为集体意志的统一表达与历史经验的制度结晶，党章中对应“民族”和“国际”这两个维度的党的民族政策发展脉络和对外政策发展脉络，亦于章程文本中有所清晰呈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领导“一盘散沙”的近代中国重新走向聚合的原因之一。“民族”与“国际”这两个叙事面向，以民族政策规范和对外政策规范的表现形式始终存在于党章文本中，共同影响并塑造着中国的国家认同与身份定位，展现出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建设与改革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面临的国际挑战相联系并进行通盘思考的战略定力。在“国际体系转型过渡期与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交织”的当下，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和国际议题的思考再度深化，并于党章文本中将其进一步抽象凝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表达，这是中国国家建构“内外互联”特征的重要文本依据。至此，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的多民族内部整合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国际关怀，首次以一种“共同体”思维被置于同一逻辑层面，实现了规范层面的民族认同构建与国际战略构想的张力消解与效能弥合，进而达成对外消解风险、赢得发展主动权，对内国家、社会与公民同向发展、共生共存并相互支撑的国家建构目标。二、党章中民族和外交条款的历史经纬诚如自1 9 5 0 年起便在天安门城楼两侧高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对称标语?，党章中的民族条款与外交条款的理想状态，也应当是在底层规划与实践层面实现一定的互通与平衡，逻辑完整、自洽地表达出对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发展认知。同时，与西方对内建构同质化民族、对外推行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的国家内外观形成理论叙事上的对比，以突破西方现代化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困局为目标，从而发挥党章应有的政治认同整合功能。当然，从党章文本及相关资料的历史呈现来看，党章中的民族维度和国际维度并非始终同步发展，甚至在某些时期，二者存在一定的规范张力。究其原因，一是在实际的国家建构中，中国共产党对二者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其对应的具体政策也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状态；二是在不同的建设发展阶段，国家在对内和对外面临的问题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二者的规范调整并非共时，但始终同向。当然，如果将一定时期的阶级斗争等条款与二者一起进行整全性解释，就能发现所谓“分别”只是表面的，二者实际上仍对中国的国家建构形成合力。（一）在中国独立自主追求中的聚合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当时，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日益严重的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状态，而俄国革命的胜利与俄式社会主义的诱惑与冲击，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在苏俄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的基本政策下，苏俄共产党开始接触中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 0 2 1 年版，第1 1 页。“1950年9 月底，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胡乔木向中共中央建议，把天安门城楼东侧的标语“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不仅让城楼东西两侧的标语字数相等，都是九个字，而且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雄浑气魄和巨大力量。胡乔木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一致赞成。”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 0 1 9 年版，第1 7 6 页。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6 9 9 页。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 9 1 7 一1 9 9 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7 页35叶正国余淑娟：国家建构语境史生成及规范构造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与青年，着手在中国成立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1 9 2 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大党纲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主张建立新政权、新社会，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色彩。“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高于国家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主张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任务判断，在当时看来，阶级革命高于一切，阶级解放才是最终的解放。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也尚未完全独立，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并未对党员国籍作出限制。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很早就进人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早期共产主义的阶级思维与国际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念与国际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这既存在利于中国对内整合与对外交往的一面，也为后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在国家建构方面产生张力埋下了伏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其主要任务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党的一大建立起了党的组织，提出了实行社会革命的政治纲领，但由于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尚未充分认识，因而对“新国家”的建设构想并不明晰。直到一年后，在对时局与社情作了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第一份建国构想，即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此时的联邦制建国构想显然与日后新中国实践的单一制不同，可见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现实，但其理念更多是从革命理想追求和学习苏俄经验出发而形成的。从党章文本及其相关资料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与国际观均曾经遵循一种较为理想化的阶级逻辑。就民族观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将中华民族视为世界无产阶级同盟的一份子，为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合法性；而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则关注到了中国各民族内部存在的民族压迫，强调“民族平等”，甚至主张“民族自决”，以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团结，据此调动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而维护国家统一。就国际观而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序列上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深受“世界革命论”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页。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 9 8 0 年版，第1 8 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4 1 页。3“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页。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3 1 6 页。“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3 0 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3 3 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3 3 页。同时，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宣示：“（六）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七）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 9 2 1.7 一1 9 4 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8 页。36.党尚法规低宪2023年第3 期“革命外交主义”的影响，将国内外资本主义视为一体，认为其既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也是世界革命的对象，主张“加人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一一苏维埃俄罗斯”?，视野远超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也影响到1 9 3 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于“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将要在全中国实现的基本任务的规定3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逐渐加深，自身也不断走向独立与成熟，并开始建构自主的革命理论。虽然阶级逻辑仍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主线，但当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成为首要政治任务时，中国共产党便自觉将自己的主张与抗战需要紧密结合。彼时无论是民族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与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相一致。以民族解放为基点，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关系，对内保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对外争取一切有力外援支持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新转向。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古老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回应延续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生存的时代要求。在民族政策上，中国共产党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接受“民族自决”理论，主张与国内各民族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彼时其所谓“中华民族”，不少时候实际指的还是汉族或汉化民族的整体。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才逐渐被明确为由中国各民族组成的一个“上位民族”的概念。由于“民族自决”内涵含混、易被曲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政策主流上已逐步酿从允许“民族自决”到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最终确立的。“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此时中国共产党已开始重视国家多民族历史文化的相关性和一体性，对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程度的体认和表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主张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观，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由弱变强、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4 8 7-4 8 8 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3 6-1 3 7 页。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的基本任务包括：“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就对其民族条款和对外条款提出了相关原则。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6 4 7-6 5 3 页。对此，毛泽东1 9 3 4 年在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1 9 3 1 年宪法大纲中民族条款等进行了说明：“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949)第1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2 8 页。参见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 0 1 4 年第2 期，第4 9 页。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经历了一个从允许少数民族“独立”、与汉族政权建立“联邦”，到认同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转变。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245-266页。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6 2 2 页。37.叶正国余淑娟：国家建构语境下党章同体的历史生成及规范构造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也进一步定型和制度化，并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基本共识。在外交政策上，彼时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根本任务制约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党的革命目标从笼统的“资本主义”转为更加具体的“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存在层次化推进。“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中国共产党在逐渐摆脱共产国际对其对外交往的影响，并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开始接触一些驻华机构和西方进步人士，并愿意将参加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共同战线的国家都视为友好国家，以争取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先前充满理想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观相比，在民族救亡的重大任务前，走向独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更加理性和灵活。中国共产党的目光回到了“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上，并为此产出了相应的理论表达，论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这进一步厘清了中国民族解放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关系，在争取外援最大化的同时，又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立场。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并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调整了民族观和对外观。在抗战胜利前夕通过的七大党章总纲第1 自然段中，“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得到明确，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整体的直接联系。这是具有“国家民族”内涵的“中国民族”文本表述在党章中的首次出现。同时，七大党章总纲第4 自然段亦指出，在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阶段，党的任务是：“对内，组织与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此时，中国共产党以“达到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已任，对内团结国内各民族、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解除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主义压迫、为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奋斗的内外观雏形已于文本中形成，并深刻影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陕甘宁边区宪法文本的国家建构。如1 9 4 6 年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在政权组织部分规定：“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总体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逻辑起点具有一致性，都是以苏俄为师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期，在内争与外力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起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从而实现了全民动员，为抗战胜利以及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仍始终追求世界革命、践行国际主义，强调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结合、将爱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 9 9 4 年版，第1 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6 5 1 页。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 9 9 1 年版，第5 2 1 页。3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 9 2 1 一2 0 1 7），中国方正出版社2 0 1 9 年版，第1 1 4 页。红色档案一一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1 3 年版，第6 7 9 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修正稿）等也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规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2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3 8 8 页。38党图法视低宪2023年第3 期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主张打破原有的国际体系（二）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中的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内政和外交思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极为重大、深远的影响。从二战时即深受国际政治的左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侯成立便被镶嵌于冷战格局中，近代中国的命运始终与世界局势紧密相联。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观察国际的方法和形成的国际主义世界观，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外政策所带有的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国家定位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因此，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稳定新生中国的国内社会环境，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领导者，出于国际主义原则，又要向外推广中国革命经验，援助周边国家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双重责任，使得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构路径迥异于传统的“民族国家”，更多依靠意识形态和阶级话语凝聚国家认同。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维护国家生存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民族问题上，以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为导向，“中国共产党最终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必须用特别的努力来改善各少数民族的地位，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关系。党反对任何妨碍民族团结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着力于消灭民族间的压迫与剥削，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力促各民族间的实质平等，维护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政策表述亦同时进人宪法及各类纲领，如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9 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第5 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E”5五四宪法在总纲第5 自然段中亦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并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进人国家根本大法，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层面上已经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特征以及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其将作为具备一定稳定性的民族基本政策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确立的以阶级理论为基础、坚持民族差别化发展的策略，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问题，各族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认同感逐渐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多元性”建设的“实”与“一体化”建设的“虚”实际上使得一个新的民族的“二元结构”出现，弱化了国民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特别是当阶级不再成为我国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底层逻辑时，先前依靠阶级力量凝聚起的民族认同便需新的理论与话对此，毛泽东也有过相关表述：“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 9 9 4 年版，第1 6 页。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 9 2 1.7 1 9 4 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9 1 年版，前言第1 1 页。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 9 2 1 一2 0 1 7)，中国方正出版社2 0 1 9 年版，第2 3 1 页。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2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7 6 0 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9 2 1 一1 9 4 9）第2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7 6 7 页。参见沈桂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一一以民族理论和政策话语重构为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 期，第6 0 页。叶正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