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_周翊泓.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周翊泓，邹琨（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摘 要：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泛在性、具身性、虚实互构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与资本社会权力建构下的必然产物，生成于人实践生命的存在论基础之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个体生命发展可行能力的支配与挑战。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是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产转向与生活转向实现的。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亦需要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使用社会关系规制，从“宏大叙事”伦理转向微观生活场景规制，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规制，以凸显对数字主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与可行性能力提升。关键词：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数字资本；数字劳动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在当代信息技术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感知到的经验事实是：数字智能化技术不断打破实存与虚拟的边界，将所有的实存数字化，建构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数字化生态圈，成为包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存在论技术系统。而当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连入数字化技术生态系统时，一个可预见的问题就出来了：数字智能化技术之于人的生命而言到底是技术的赋权还是生命的规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则需要在技术哲学的视域下对数字智能化技术进行学理的探索。一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技术权力”指的是技术与权力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技术的生命权力”指的是技术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对人生命进行形塑与规训，而技术如何实现对人生命的形塑与规训，既关涉技术的本质特征之问，亦关涉到技术如何与人“生命”进行关联之问。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既关涉到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本质特征，亦关涉到数字智能化技术何以成为“现实的个人”生命的存在论基础。值得审慎勘界的是，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命权力既不同于技术政治学中偏重于技术在国家政治权力中的宏观叙事，也不同于西方“左翼”思潮中偏重于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生物学生命的微观叙事，而是对人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中实践生命的存在论叙事。（一）数字智能化生命权力生成的技术基础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是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的技术基础。我们今天所关涉的数字智能化技术，是数字化信息时代发展到数字智能化高阶阶段的技术系统总称。数字化信息时代与物质化信息时代的差异在于：“信息传输不再依靠原子式的物质载体，转而依靠计算机等通讯技术设备；信息传输的内容全部数字化，以比特为信息载体。”较之于数字化信息时代，数字智能化技术的高阶性体现在：由数字化传感设备的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作者简介：周翊泓（），女，湖南邵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邹琨，程柏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技术权力与规制，自然辩证法通讯 年第 期。雷海蒙德：数字化商业，周东等译，中国计划出版社 年版，第 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具身化”存在、数据感应与数据解析的“泛在化”存在、算法等大数据处理技术的“智能化”存在、人工智能体的“进阶式”存在、“元宇宙”等形态的虚实同构化存在。据此，我们可以将数字智能化技术定义为：数据信息感应的具身化、数据信息存在的泛在化、数据信息处理的智能化综合形成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这样综合形成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具有典型的“泛在性”“具身性”“虚实同构性”特征。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泛在性”特征体现在大数据与算法的无处不在。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之中，各种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大数据广泛分布于端、边、云，一切实存都可以被“数据化”，从而形成一个泛在化的数据化网络，推动着物理空间与赛博空间的不断融合。与泛在化存在的大数据相伴随的是“算法”无处不在：从本地计算的集群到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从边缘计算到端云协同，计算无处不在。具有泛在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包裹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具身性”体现在：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的移动互联设备与人生命的高度交互性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生命意义的深度交互与意义控制，实现着个体生命的数字化形塑与规训。以智能手机为标志的各种智能穿戴设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智能化技术产品大都实现了与人生命的深度交互与意义控制。这种“具身互动”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技术基础，使我们现实的生命处于一个“数字化物质世界”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由此从一种诠释学意义上的技术走向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技术。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虚实同构性”体现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不仅能“将所有存在数字化”，实现实存生命的数字虚拟化，而且伴随着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的系统演进，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的智能性与自主性会逐渐增强，这样的技术系统反过来对人的实存进行智能建构，由此形成万物皆数、万物互联、虚实一体的“元宇宙”（）形态，从而带来“数字孪生世界”对实存世界的智能建构，实现数字孪生世界的生命化。由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虚实同构性”在“数字孪生世界”与“实存世界”之间的交互建构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据上所述可见，具有“泛在性”“具身性”“虚实同构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不断地推进具体技术产品创新，不仅改变着当今时代的生产方式，也形塑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工业文明往更深层的信息智能化文明演进，而每一个“现实的人”也由此生活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之中。只有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中，个体生命的数字化与数字孪生世界的生命化才有了技术的可能，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的力量才有了技术的前提。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是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的技术基础。（二）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的存在论基础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独特的技术特性为技术之于生命的力量生成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力量并不必然是支配性的权力，而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故此，要探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对人生命的力量如何最终发展为一种生命权力，就必然要去探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结构中存在的。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整体性发展历程来看，其技术的创制与使用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迁高度关联，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数字智能化技术为资本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向提供了可能，“现代协同生产机制的分散与重组，根本上有赖于数字连接性的大体量、通用等特性”，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生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样态。另一方面，资本生产也建构数字智能化技术的创制与使用，比如信息与数据如何“连接”如何“流动”更多是由资本权力来主导的。由此可见，在数字智能化技术与资本生产的相互建构中，数字智能化技术不仅成为资本生产的技术基础，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也成为数字智能化技术使用的社会关系背景。萨拉普赖斯，凯里朱伊特，巴里布朗：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史晓洁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李爱龙：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逻辑奇点与术语革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吴畅畅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第 卷周翊泓，等：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唯物史观指出：生产方式决定人的生命方式与生活方式。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的存在论基础在于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资本生产的基础，进而成为人生产生活的基础，成为人生命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被资本这种社会权力关系所建构时，技术的生命权力才能得以生发。具体表现为：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在表征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当代资本生产的存在论基础，在数字资本生产中，人的劳动方式也实现了“产消一体化”的数字劳动方式转向，在“产消一体化”的数字劳动中，“使个人的时间服从于生产体系”。由此，数字智能化技术不仅通过数字资本生产实现了对人日常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渗透，实现了对人生命方式的数字化建构与生命权力支配，而且由此成为了资本生产模式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据此，我们可以从生成论的角度，将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命权力理解为：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成为当代资本生产与个体生活方式的存在论技术基础，而由此生成的对人生命全方位规训的支配性力量。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既体现了数字智能化技术较之于其他技术权力的特殊维度，也体现了作为资本社会权力当代社会运行的技术特征，其理论内涵不同于将权力归为上层建筑政治权力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将权力归结为身体规训与管制的生物学生命叙事，而是将权力归结为当代资本生产与个体生活中技术规训与支配的存在论叙事。由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也就在个体生命社会存在论的基础上展开，展现为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交往生命、生命发展的规训与支配。二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生成于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成为人生产生活的存在论技术基础之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不靠“惩罚性的政治法权”，而是渗透于人生命每个维度的规训与支配，呈现出“使人活（）”的生命权力特征。围绕着个体生命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其具体展现为对个体劳动生命、交往生命、生命发展的规训与支配。（一）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的规训与支配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支配与规制，是通过数字资本生产对劳动方式与劳动结构的规制与型构来实现的。当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资本的生产技术时，由“发动机、传统机构、工具机和智能控制装置”共同建构的生产体系使得生产、交换、流通与消费的时空边界、生产性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边界、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边界进一步融合渗透、相互转化，由此造就了新的雇佣劳动方式与新的数字劳动方式，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的生命权力也由此生发。这种对个体劳动的生命权力既体现在数字智能化技术对数字劳动者生命的全面吸纳与深度异化，也体现在数字智能化技术对数字劳动力结构的支配与控制。纵观资本与技术的结盟历程，资本与技术对劳动者的吸纳和异化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面，从身体到生命的发展历程。如果说 世纪资本在机器工业生产中实现的只是对人完整性技艺的切割与异化，那么当下资本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中实现的则是“对更广阔范围劳动力更严重的控制和剥削”，即对数字劳动者的认知、审美、消费等劳动生命的全面吸纳与深度异化。这种深度的生命权力体现为“资本主义以新异化的形式更加悄无声息地侵入现代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可以说这是从生理侵入到心灵的剥削，它使个人的梦想、目标、欲望和人生规划，都必须用于喂养（资本这个 引者注）加速机器”。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支配还体现为数字资本对劳动力结构的控制。数字资本以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为技术中介，不仅拓展了企业的传统界限，扩大全球价值链并改变就业的地 ：，米歇尔福柯：惩罚的社会，陈雪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赵敏，王金秋：资本主义智能化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 年第 期。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理边界，而且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劳动方式，促成了“零工经济”的兴起，实现了对劳动力雇佣模式的流动性改造。由此，在数字资本对雇佣模式的流动性改造中，也实现了对劳动力结构的分层化控制，形成了雇佣劳动力总体性上的“中心外围结构”。（二）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规训与支配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支配与控制，展现在个体社会交往活动数据化、数据交换价值化、数据平台资本化、社会性交往行为智能算法诱导化的总体性关联过程之中。首先，泛在化存在的数字智能技术体系可以实现对人社会性交往活动轨迹的“全景监视”，并由此实现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数据解析”与“数据画像”。再次，在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数据解析”的基础之上，已有的货币交换价值体系则进一步使得数据交换价值化。马克思曾说：“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当个体社会性交往数据交换价值化后，个体社会性生命则纳入货币与资本所主导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由此，数据在交换价值化的过程中必然走向数字资本化。在数据交换价值化与数据资本化的过程中，平台资本为了获取与垄断更多的用户数据，实现用户数据的资本化，必然会利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实现对用户认知、审美、休闲、社交等具体日常生活情境的全方位裹挟与渗透。比如基于用户偏好的“智能算法推荐”、基于用户数字化生活生态的“苹果”系列产品等，都体现了平台为了保持数据垄断，会不断地建构自己相对封闭的数字智能化产品生态，用以诱导与固化平台用户的消费习惯。由此可见，当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体系成为个体社会性交往的存在论技术基础时，个体生命会进一步纳入已有的以资本和货币为主导的社会权力体系之中。当个体的社会性交往数据具备交换价值、成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就意味着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体系直接作用于每一个个体的社会性生命，实现了对个体社交生命的资本渗透与生命规训。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命权力也由此展现为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支配与控制。（三）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自由全面发展的规训与支配较之于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与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支配与控制，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自由全面发展的支配与挑战乃是更为深层的生命权力展现。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法权原则，实质自由是与人的“可行能力”相互关联的。由于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形成乃是存在于个体的数字日常生活之中的，故此个体生命的“可行能力”亦是特指与数字日常生活相关联的观看、审美、认知等“可行能力”。据此，我们可以把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发展的支配权力理解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人自由全面发展与主体性地位的挑战。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规训与支配是通过资本权力对个体数字日常生活的渗透与支配来实现的。一方面，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成为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存在论基础，大家都是“数字存在”的个体；另一方面，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在资本权力关系的建构中，所带来的并不是对每一个个体都有着均衡性的力量增强和主体自由，而是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规训与支配。在被资本建构后的数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是平台资本数据权力与平台用户数据权利的失衡。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可行能力的支配与挑战并不是由技术本身所赋予的，而是通过“感知”的景观化、数据化、商品化来实现的，即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的资本建构而形成的。“感知”的景观化，指的是数字资本或者平台资本利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泛在化、具身化存在的技术特性，建构大量流动的、碎片的、沉浸式参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工作性质的变革，：。菲利普斯塔布，奧利弗纳赫特韦：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鲁云林译，国外理论动态 年第 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可行能力”（）被阿玛蒂亚森赋予为体现人主体性与实质自由的概念与方法，亦可以借鉴来研究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命权力问题。详细请见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第 卷周翊泓，等：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的数字文化景观与数字视觉商品，以供个体在数字日常生活中“观看”“审美”“休闲”“认知”。在个体数字日常生活中，感知的景观化是数字时代视觉文化的典型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中，个体在对大量数字景观的“感知”中进一步被数据化和商品化了。即你对景观的“观看”“审美”“休闲”“认知”等与“感知”活动相关联的数字生活行为会在数字智能化技术体系中被平台抽象为“一般数据”，由此实现“感知”数据化。在“感知数据化”的基础之中，由数字平台所加工与抽象的“一般数据”又会进一步“商品化”，成为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的价值增殖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而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目的的数字资本必然会加大对个体数字化日常生活的渗透，包括且不限于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觉景观以刺激虚假消费、提供更为精准的算法推荐景观以获得平台流量、提供更多被剪裁的后真相碎片化新闻以形成对个体的信息裹挟。在数字资本通过“感知”的景观化、数据化、商品化以实现对个体数字日常生活的建构中，个体原本极具主体能动性的“观看”“审美”“休闲”“认知”等生命行为亦异化为数字资本对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支配与控制。比如以各种虚拟景观消费、沉浸式娱乐为典型表征的“观看”“娱乐”“休闲”行为，实质上是拥有一般数据所有权的数字资本平台对观者的生命统治行为。而以“算法推荐”“信息茧房”“后真相”为表征的“认知”行为，呈现的是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对个体的认知进行更为隐蔽的权力支配。亦如维尔诺所言：“一般智力，或公共智力，如果它不成为一个共和性和公共性的领域，即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就会强制性地让人们屈服于它。”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可行性能力的支配与控制，推向极致则是“思想的无产阶级化”，即主体在数字日常生活中存在论上的虚无，技术由此构成了对人生命自由全面发展最深层的挑战。综上所述，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因为存在于个体数字化生产生活方式之中，由此展现为对个体劳动生命、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与个体生命发展的支配与控制。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与展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主体性地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此导致人在生产与生活技术系统中，更加突出的技术异化与生命规训。三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作为在人生存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生命权力，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资本社会权力与数字智能化技术辩证性互动的产物，呈现出总体性与弥散性、支配性与生成性辩证统一的权力特征，这样的辩证特征为我们探讨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一）从技术“物”的规制转向技术使用“社会关系”的权力规制万物互联、虚实交互、相互建构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形成，本质上是资本社会权力结构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对生命实践活动的解析与建构。在数字化透视、算法化解析、智能化建构过程中生成的“数据”“算法”等技术“物”实际上都是资本权力主体建构后的“物”，是现存社会中资本社会权力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中的“物化”“数据化”，甚至是“强化”。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中，需要透过“数据”“算法”等技术“物”，看到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使用中的资本社会权力关系，只有从总体性上规制资本社会权力，才能规制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尤其是展现为对个体劳动生命实质吸纳的生命权力。故此，对作为资本社会权力结构化产物的生命权力规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打破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结构性裹挟与总体性支配，但这一点很显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可以运用道路与制度优势，厘清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背后的资本社会权力关系，厘清数字智能化技术与现有资本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唯有此，才能在现实资本权力结构的调节与规制中实现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其具体体现为：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以保障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代佳欣：公共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一个文献综述，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 卷），方尔坪译，译文出版社 年版，第 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劳动者的权益为核心，对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进行分类治理与权力规制；通过勘界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运行的力量边界，防止平台资本的跨界垄断和无限扩张；通过规制数字资本与平台资本的运行机制，将各类“临时性”“流动性”劳动者纳入劳动合同法与社会保障的体系之中，实现对“流动性”劳资关系的协调、对数字劳动者的分配公平与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政策赋权和法权保障。（二）从宏大的伦理叙事转向微观生活情境中的权力规制如果说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及其背后的资本社会权力结构是一个“总体性”的规制视域，那么强调从宏大的伦理叙事转向微观生活情境中的权力规制，则是一个微观性、具体性、经验性的场景转向。因为，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不仅呈现为资本社会权力的总体性支配特征，同时也由于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的泛在性、具身性、智能性特征，使得这种总体性支配的生命权力，又以弥散性和生成性的微观生命实践来呈现。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活场景中实现的。比如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对个体劳动生命的支配，是在“产消一体化”的数字劳动场景中实现的，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支配，是在数字社交具体场景中实现的，对个体生命可行性能力的支配，更是在数字日常生活的“观看”“休闲”“娱乐”“认知”等数字化日常生活场景中实现的。正因为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具有技术系统的泛在性与技术使用的多元情景性、生命权力的总体结构性与微观弥散性等辩证特征，所以在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中，才需要实现从“元叙事”向多元情境转向、从“普适性”原则建构向社会关系建构的微观生活转向。比如，同样的个人信息数据的搜寻放在不同的数字化具体场景中，技术所彰显的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亦是不同，由此更需要在数字智能化技术使用的微观生活场景中，厘清数据与算法权力的真实来源，审慎的勘察与规制数据与算法使用的具体应用场景边界，实现对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的政策赋权。同理，对社交平台的定义、分类、规制都需要从“宏大叙事”走向更为具体微观的情景反思；对个体隐私权、知情权、处置权等数据权利的保障亦需要下沉到更为具体的数据获取与数据使用的情境中来推进法规治理。（三）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的权力规制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在数字智能化技术成为个体生产生活的存在论基础之中生成的，是资本社会权力与数字智能化技术交相建构的权力，具有支配性与生成性辩证统一的特征，即其对个体生命的支配是通过“使人活（）”的权力机制来实现的，具有强烈的技术伴生性特征。故此，我们在规制支配性与生成性辩证统一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时，需要从技术裹挟走向技术赋权，强调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赋权的平等性，而不是个体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的全盘拒斥。我们在规制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生命可行能力的生命权力时，需要在技术创新与技术社会使用的过程中，凸显每一个个体可行性能力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赋权，尤其是对社会最不利主体可行能力的提升与赋权。比如在技术创新中，强化技术主体的“负责任创新”，打开“算法黑箱”，提倡“算法”的可解释性，探索人工智能可解释的多元方法，以实现对个体认知能力、解释能力、自主选择能力等生命可行能力的增强与赋权。在技术的使用中，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批判更需要回到现实社会中技术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的平等性追问。比如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一步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数据产权，规制数字资本对数据的无偿占有与使用，实现对数字劳动者的技术赋权；在平台与用户之间，对平台与算法推送带来的认知权力需要制定算法与平台推送的标准，让算法黑箱透明化，以实现技术对用户的赋权；在数据生产者与数据垄断者之间，需要深入具体的数字场景中，做好数字场景分类的使用界限与群体标准，推进对数字平台的数据权力的规制与数字用户的数据权利的保障，实现对数据生产者的赋权。综上所述，数字智能化时代的生命权力展现着技术与人的存在之间关系的重大变迁：从原来的“离身化”逐渐走向“具身化”，从原来上手的工，“：”，（）：第 卷周翊泓，等：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具中介走向虚实交互与身心同构，从个体器官的投影延伸走向社会性生命的数据孪生。正是由于数字智能化技术具有这样的技术属性，才使得现实社会中本来存在的资本社会权力有了新的作用方式，即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命权力来实现资本权力的支配与渗透，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实际上是资本社会权力与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力量相互强化的结构性产物。因而，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亦需要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使用社会关系规制，从“宏大叙事”伦理转向微观生活场景规制，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规制，以凸显对数字主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与可行性能力提升。结语在个体生命逐渐被纳入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系统中的时代，我们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反思与解剖，本身就是面对自主性与智能性逐渐增强的数字信息生态圈的理性自觉，而透过技术“物”看到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结构的总体性建构，则为我们打开了探索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规制性实践路径的理论视域。面对数字智能化技术生态系统之于个体生命的权力展现，无论是理论的反思还是实践的规制探索，打破对理性主体自主性、能动性等抽象规定性的宏大叙事，实现从“元叙事”向多元情景转向、从“普适性”原则转向社会关系建构的微观生活转向，凸显人在数字劳动、数字社交、数字认知等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与可行性自由的提升，乃是进一步研究与探索的问题视域。，（，；，）：，：，“”，：；（责任校对 朱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