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物说话之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 汉代西南第一碑隶书神气独具.pdf

56-64文化文化作为连接历史和公众的纽带，博物馆承载着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躺在展柜的柔光里，文物无声地展示着它们背后的故事、文化、历史。此时的它们，是一位讲述者，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让我们守护好灿烂文化遗产，听它们讲述过去、启示未来。之让文物说话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汉代西南第一碑隶书神气独具记者宋婷婷1700多年前的汉朝朐忍（今云阳）县，民风和洽、社会平安，县令景云备受百姓尊崇爱戴。但景云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德行政绩会被后世刻于一方石碑之上，千古流芳。作为目前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这块“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如今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其保存完整，字口如新，笔法秀劲稳健，汉风扑面而至。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因保存完整、字口清晰闻名碑，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一种石刻文化。“石刻文化发端较早，传说在西周时期就有石刻产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刘兴亮介绍，“这种刻字石刻的产生，最早是用来记功的。”春秋战国以后，记功的刻石数量就非常多了。到秦代的时候，也有如今闻名天下的秦始皇时期的琅琊刻石等。西汉时期，刻石记功的传统也在延续，比如关于霍去病攻打匈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刻石记功和德政逐渐结合起来。在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德政碑，以及极少数的墓葬碑文。两汉时期，特别是在北宋后期到南宋，通过石刻铭文追溯历史，成为文人学者一时之风尚，金石学应运而生。比如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都很喜欢金石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还写过金石学专著。但由于当时的巴蜀地区地偏路艰，宋代在编很多金石著作的时候，并没有将蜀地的金石纳入。到了清代，随着阮元等一批书法家喜欢汉碑上的书法，由此带动金石学在清代中期以后开始兴起，同时引发大量金石学家追寻石刻。此时，人们开始真正把巴蜀地区的汉碑纳入考察的视野。如今三峡博物馆收藏了很多碑文拓片，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蜀碑的记载，甚至包括重庆地区出土的刻石。比如，56202285720228重庆最早的三峡石刻就在朝天门的灵石之上，这段石刻名为 灵石社日记，它的年代要追溯到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记述着当时人们在社日时祈祷丰年的美好愿望。可奇怪的是，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实物。2012年，刘兴亮入职三峡博物馆，后承担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峡地区古代石刻整理研究”，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他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巴蜀地区的石质并非上佳，随着风吹日晒雨淋，石碑自然风化剥落了。其次，在做拓片时或者做完拓片以后，一些石碑遭到了人为的破坏。还有一些曾经出土、受过关注的石碑，可能因为战争等原因被尘土再次覆盖，在后世不知其价值的情况下，最终沦为铺路石等。”刘兴亮表示，“即使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些石碑，也往往因为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字口非常难辨。”因此，2004年出土的这块非常完整、字口清晰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才显得如此可贵、令人赞叹。“这是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且品相极佳，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刘兴亮在介绍时，难掩心中激动。专家推断，景云碑在东汉末期以后立碑不久，时局动荡，动乱发生，碑扑庙毁，碑体被埋，即使裂开成了两块，但因几乎未遭其他毁损，字口锋芒等仍然十分清晰。碑文共有367字客观提供了丰富史料信息云阳县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巴人王陵、汉代盐井和三国张飞庙，在汉代时还是朐忍的县城。但朐忍县旧址是不是就在云阳旧县坪这个地方，历史书上并无记载。在人们争论不休之际，于旧县坪出土的景云碑让所有人停止了争论。景云碑碑文共有367字，首句即为“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故拟碑名为“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景云其人未见诸典籍，从碑文当中可知，景云字叔于，东汉永元十五年去世，死时为巴郡朐忍县的县令。景云的籍贯应该是在广汉郡治下的梓潼县。碑文上说，景云从上任起，洞察事理，不盛气凌人。虽都只是一城一地的地方官，但他兢兢业业，治理有道，使得民风和洽，社会平安。民众精神振奋，对其尊崇爱戴。上级主管部门州郡向皇上进表，褒举景云的德行政绩，认为能对他委以重任。在景云中年亡故之后，民众深野旷泽、哀声悼切，为他祭祀祝祷，烟火不绝。此碑正是东汉朐忍令雍陟于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为纪念70年前的景云而立。因此，景云碑是一块德政碑。刘兴亮介绍，从史料记载来看，巴蜀地区出土的汉代碑碣，通常文字不多，史料信息不丰。比如清代晚期在重庆出土的东晋“枳阳府君碑”，上面只有几十个字。此外还有一些碑的碑文，大多是表彰前贤的溢美之词，内容较为空洞。记录文化景云碑碑额图（三峡博物馆供图）文化记录5820228“但景云碑不同，它在歌颂景云德政的同时，还客观地提供了很多史料信息，为巴蜀地区的政治、地理、移民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刘兴亮说。据介绍，景为楚姓，景氏如何从楚地迁移到了蜀地，这涉及到先秦时期最早的重庆地区的移民活动。“现在我们讲移民，通常是指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关于早期移民的文献记载很少。而景云碑客观反映了景氏先祖的移民历程，展现了当时从中原地区到巴蜀地区的交通路线。”刘兴亮说。此外，碑文中还提到了大禹治水的事迹“术禹石纽、汶川之会”，是说大禹曾在石纽和汶川举行过盟会。“蜀道三千，峡路一线。”险峻的长江三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自两汉开始此地大小战争很多，史料上也记载了大量的人事往来，因此理应有诸多汉代遗存。但是，如今在三峡博物馆内的有关藏品多为陶俑。在刘兴亮看来，陶俑属于标准化的陪葬器皿，代表着民间的一种丧葬习俗，并非当时的统治阶层、上流社会的历史遗存。而景云的祖祖辈辈都在做官，世世代代皆食朝廷俸禄。景云碑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勋贵阶层提供了个案，由此弥补了研究两汉史料的不足。“我们知道 二十四史，特别是 前四史 里头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公卿大夫阶层。景云作为一个中下级官员，代表了当时的社会基层治理层面，恰恰是传统史书中往往会忽略的人物。”刘兴亮拿起手边的一本书，“比如我这几天正在看的这本 杜凤治日记，是晚清时期南海知县杜凤治写的日记。如果没有这部日记，可能也没有人知道杜凤治的存在。但有了日记、有了景云碑，我们就可以基本还原出历史上的这些小人物。”刘兴亮说，历史恰恰就是由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所组成，通过解读人物，我们也在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书法美、雕刻精为隶书成熟和鼎盛时期的代表作景云碑有“汉代西南第一碑”的美誉。刘兴亮认为，这与其书法美、雕刻精有关。纵观景云碑全篇，文字是用汉代典型的字体隶书所书写，书风秀劲稳健，字口锋芒如新，神气独具，汉风扑面。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书体沿革流变，书法艺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刘兴亮（三峡博物馆供图）有研究认为，在为人熟知的汉碑中，张迁碑与景云碑在字体风格上最为相近。但景云碑与传统的隶书书写方式又有所不同，极具地方特色。这为研究三峡地区的书法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我们了解隶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记录文化5920228璀璨迷人。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隶书由秦代的小篆演变而来，其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次革命。它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的各种字迹奠定了基础。刘兴亮说，景云碑成于隶书艺术成熟和鼎盛的东汉后期。“有研究认为，在为人熟知的汉碑中，张迁碑与景云碑在字体风格上最为相近。但景云碑与传统的隶书书写方式又有所不同，极具地方特色。”刘兴亮认为，这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的书法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我们了解隶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此外，景云碑保持了巴蜀地区东汉中晚期碑的形制特点，图案也很朴实精美，是汉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见证。景云碑为浅灰色细砂岩，高239、宽93、厚21厘米。其基本造型是环首穹窿顶，碑额呈半圆形，碑面为长方形，与汉碑的主流造型一致。传世汉碑多有额题，但景云碑却没有额题，代之以图案。碑额，被三条碑晕分割出三幅浮雕。左侧为金乌，呈立身昂首展翅之状，是汉代画像中的祥瑞图案；右侧为玉兔，兔首人身，呈跨立之形，双手平举，手中似握丸状之物；正中镌刻妇人启门图。碑额下刻有一圆形碑穿，四周环以阴刻的流云、飞鸟。碑侧浮雕为青龙、白虎。关于“妇人启门图”，刘兴亮认为仍有待研究。中国古代的墓葬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形象：两扇门，一扇微启，一妇人身体半掩于假门门扇背后。“针对这种形象，现在有两种解读：一是侍女祈求升天；二是表示门后还有一个很广阔的空间，为了还原当时主人生活的一个场景。”刘兴亮表示。据了解，墓葬文化发展到唐及其以后，特别是宋代，很多墓葬中都有这样的“妇人启门图”，在巴蜀地区还比较集中。但诞生时期较早的景云碑是一块德政碑，或立于祠庙、或立于道旁，但绝非属于墓葬。那代表了一种民间信仰的“妇人启门图”，又如何从地上走到了地下，这还有待继续研究。（编辑 刘婷婷 ）（三峡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