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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每日时评：年夜饭限时让亲情宴变味
如果说由于年夜饭预订太火爆，在菜品价格上涨近两成还可以理解的话，深圳、合肥等地餐馆借此机会增加了对年夜饭的“限时”规定，就未免显得太过分了，让人纠结，这样的年夜饭已经沾满太多的铜臭味，让亲情宴变味儿了!
年夜饭原本是最轻松的家庭宴会，如果商家硬要求在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内吃完，那就太煞风景了;更何况，吃年夜饭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也从来没有人这样规定，我认为这样的商家、这样的规定太愚蠢，赚了眼前这几个钱，说不定就自己砸了自己招牌。
当然，作为消费者，也应该文明消费，餐厅毕竟不是娱乐场所，不宜在饭后长时间停留，这点大家都可以理解，商家可以友情提示，有客人来了可以作适当解释，实情相告，但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太露骨，让消费者寒心，也很不人性。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解救乞讨儿童亟待更多政府行动
近日，知名学者于建嵘开设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颇受关注。据报道，一方面，是网友纷纷将乞讨儿童照片上传至微博，希望家中有孩子失踪的父母能借此信息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公安部门也对此予以回应，并提醒网友，如发现乞讨儿童有被拐嫌疑的请立即拨打110。
由学者发起，以微博为平台并由广大网友参与的这项“解救”实践，试图通过网络所带来的技术性变革，扭转以往在解救乞讨儿童上信息隔绝的困境。此项“解救”成效究竟如何，自然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但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这一微博运行仅仅数天之后，我们已经乐观地看到，微博所带来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一社会力量如能保持良性运转，它所能带来的社会收益将无可估量。
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手机拍照)”的时代，经由网络传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具备了随时都可成为“随手拍”志愿者的心境。收获实质的“解救”成果，将只是时间问题。
旨在“解救乞讨儿童”的“随手拍”，还因其贴上了网络媒体的标签，而将担负起监督乃至倒逼一些政府部门履职的功能。“随手拍”是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动员，它的社会属性和辅助作用异常明显。解救乞讨儿童的首要责任人仍是政府———当然，还可以具体到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
从法律上说，乞讨儿童本不应存在。《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均应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对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仅就这一法条的施行而言，年满六周岁的乞讨儿童都应接受当地政府的调查和救助。尽管这一工作可能会涉及复杂的异地协作和部门协作，但“复杂”并不是地方政府可以一推了之的理由。
对于未满六周岁的儿童，也不应允许其乞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基本建立起了全方位保护机制。当作为最底层的“家庭保护”出现问题之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理应无缝衔接。乞讨儿童集中在城市，且乞讨必须公开进行，因此，乞讨儿童的行踪并不难掌握。作为综合执法主体的城管，能否摆脱与小摊贩进行街巷追逐战的固有形象，也真正履行起管理和协调职能来———至少，城管在发现乞讨儿童后可区别情况及时联系公安或民政部门。
与此相关的另一项政府职能，是打击隐藏于乞讨儿童身后的刑事犯罪。除拐卖儿童外，刑法还明文规定了“强迫乞讨罪”———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即构成犯罪。对网友而言，在发现乞讨儿童之后，既可以“随手拍”上传到微博，也可以同时向警方报案。对公安部门而言，不管有无接到报案，也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的信息，只要是本地出现了乞讨儿童，都应进行调查处理。与司法的被动属性不同，侦查是一项主动的权能。并不是所有的乞讨儿童背后都有刑事罪案，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排除暴力、胁迫或拐卖等犯罪嫌疑。从法治的角度看，对儿童乞讨熟视无睹，就是一种失职。
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目前已引起了一些公安部门的关注。对于来自社会的信息支持，还亟待更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关注起来，行动起来。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上春晚”后，农民工如何走进“春天里”
公众关注旭日阳刚,被《春天里》所感动,不仅是关注两个人的命运,更有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歉疚和同情。如何避免农民工“老无所依”,不要在城市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然后“悄然离去”,是所有有良知、对公平正义心怀向往的人无法漠视的问题,更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政府的职责和良心”
上班途中路过北京西站,春节期间显得空旷的站前广场又恢复了拥挤,人群中有不少是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他们有的是探亲后返城,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来北京讨生活,有的兴奋得东张西望,有的显得拘谨沉默。看到他们,不由自主在心里哼起了那首《春天里》。连他们很多人的装束和神情,都像极了春晚舞台上的“旭日阳刚”。
他们中多数人,一定都在家里收看了今年的春晚,听到了这首“代表”他们的歌。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样的心境:跟看其他节目一样,只是当一个娱乐节目?当听到“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时,是心有所感,还是无奈默然?
农民工版《春天里》在网上热传,已经有不短时间了,但我相信,肯定还有很多人是通过春晚,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尤其是那些没有上网条件的农民工。也有不少人,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听过了这首歌,知道了旭日阳刚的经历,但仍然被感动到热泪盈眶。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
这首歌能登上春晚舞台,与其他欢天喜地的节目大异其趣,是公众推动的结果。在新浪微博发起的投票中,农民工版《春天里》力压赵本山小品,成为网友“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当然,并不是说这个节目有多完美,两个人的演绎有多精彩。但投票也是一种态度,寄托了公众太多的情感和诉求。
如果完整听完这首歌,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写给农民工的歌,“信用卡”“小公主”“破木吉他”,这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工相去甚远,分明是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在缅怀逝去的岁月。但是,经过农民工粗砺质朴的演绎,赋予了它不一样的内涵。尤其是当他们不是在华丽的春晚舞台,而是在逼仄出租屋里打着赤膊忘情地演唱,呈现了他们不加掩饰的艰辛生活,也触发不同人强烈的共鸣;尤其是那一句“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这是整首歌的高潮,也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当然,感动归感动,春晚上的一首歌,并不能改变太多,甚至能否改变两个人的命运,都很难讲。虽然春晚前后采访和演出的邀约不断,但王旭并没有辞去月薪1000元的仓库保管员工作,因为“也许有一天老了,可能还要回去”。当然,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意外成名的机会太过偶然,他们的未来依然有那么多不确定性。很多人担心旭日阳刚红了之后,会失去本色,少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其个人来说,我倒希望他们还能更红一些,成为真正的艺人和明星。他们的成名虽属偶然,但也不是毫无准备,没有自小对音乐的热爱,没有长期在地下通道的坚守,连这样意外的机会也不会落到他们身上。
公众关注旭日阳刚,被《春天里》所感动,不仅是关注两个人的命运,更有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歉疚和同情。如何让他们不再“老无所依”,不要在城市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然后“悄然离去”,是所有良知尚存、对公平正义心怀向往的人,都无法漠视的问题,更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政府的职责和良心”。
然而,在现有的户籍和用工制度下,农民工的境遇,不仅是“老无所依”的隐忧,平等就业的权利,获得报酬的权利,教育、就医、社会保障,乃至追求精神文化的权利,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又到了农民工“候鸟”般返城的季节,望着春天里在车站广场徘徊的兄弟姐妹,真心希望各层级的决策者能够听懂《春天里》受热捧背后的诉求,尽快改变农民工用工制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他们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让他们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当农民工歌手不再成为一种标签,当一个群体不再因为身份而获取特别的同情,或许,那才是真正的“春天里”。随着中央对农民工群体的进一步重视关怀,随着更多的利好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快拆除户籍藩篱,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走进充满希望的“春天里”。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将“善待”务工人员体现在制度层面
春节里，随着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新一轮保姆荒、护工荒、早餐荒、废品荒又在许多大城市出现。原本，这些外来打工者生活在我们周遭，从事底层工作，付出辛勤劳动，拿着微薄薪水，并不起眼;但是，一旦他们离开，许多城里人感到了生活不便，甚至手足无措，过节也不踏实。只盼着春节快点过完、元宵快快过去，外来务工者重又出现在他们的岗位上，一切如常。家有老人小孩需要照料，医院里有病人需要服侍的家庭，最怕的是保姆、护工们“一去不复返”，那就大伤脑筋了。
虽说，城里人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但是一个事实凸现——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务工者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善待他们，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这依然是一个待解的课题。
善待，需要更多人性化举措。今年春运，根据预测，40天里有28.5亿人次“迁徙”，许多打工者的回家之路包含焦虑与辛酸。而一幕幕温馨的场景给他们增添了暖意：在上海，铁路上海站、长途客运总站开辟广场地下停车库作为临时旅客候车区，让因受雨雪天气影响而滞留的旅客有地方避寒休息，有关部门还组织了春运志愿者服务队，全天候为旅客提供服务。在北京，150名大学生志愿者在人群中穿梭着，为乘客指路、拎行李。一群公益人士带着50个塑料小板凳来到北京西站，赠送给无座返乡旅客。在广东肇庆，相关部门在国道沿线设置了23个长途摩托车“驿站”，为骑摩托回家的农民工提供暖炉、方便面、姜粥，同时新增十几条摩托车检测线，免费检修……细微之中见真情，这些举措体现了政府部门和城里人对外来务工者的关心。怀揣这份温情，打工者们对这座城市将多一份留恋与向往。
这样的善待，还应当蕴含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于制度层面。这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外来务工者涌入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快速增长，给交通、住房、公共设施等带来很大压力。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低素质人群”已经成为城市的巨大负担，城市需要“减负”。当然，城市良性有序发展，需要对其人口规模、劳动者素质有科学的测算和统筹规划。但也应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是一个人口有序流动的城市，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城市，各个阶层都应该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即便是最底层的外来务工者，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便可以享受“同城待遇”。能否善待他们，也是考量城市文明的重要“指数”之一。
站在城市化潮流前沿地带的农民工如何 “市民化”，是目前最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许多制度方面设计：能否由政府部门牵头，建设更多廉租屋和公共租赁房，让“资深”外来务工者安居乐业。政府部门要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给农民工更多培训机会，构建适合他们特点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等。此外，无论是做保姆还是护工，都应该纳入正规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员工制”，让服务更规范，让外来务工者的权利受保障。当打工者在城里的生活、工作状况改善后，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就会增强。如此，沉重的春运和春节里的各种“荒”才有可能缓解。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春运还有多少“豪华卧铺”待取消?
上海至北京的一趟动卧车取消高级软卧，5趟车中仅存一趟仍保留该席位，而这些仅存的高级软卧，也将在2011年1月5日被全部改造成普通软卧。(据12月29日《人民网报道》
我对取消列车上的高级软卧举双手赞成，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怪，而是认为列车取消“豪华卧”是对绝大多数乘客都有益的事。
现在即将到一年一度的春运时节，“一票难求”已成了国人的共识，如何把有限的公共资源用于为多数人服务,这是我们相关运输部门应该做的，而不是逆公众而动，迎合少数的需要。其实，我们都知道。目前公共交通工具上还有不少“豪华卧”，只不过铁路部门在部分线路上进行了“改造”，还原普通软卧的本来面目而已。比如，现在陆路客运、海运等还有所谓的“豪华卧”，为什么不能在春运来到时刻也来个走向平民化呢?为广大普通乘客多提供座位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称，根据中国铁路的规划，不是一味追求更快、票价更高，而是寻找一个速度与票价的最佳结合点。以后中国铁路的票价不能太贵，也不会回到原来的便宜时代。专家的观点就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一味的求豪华不是中国铁路、交通运输的根本，这样只能“冷清”收场。这次上海至北京的一趟动卧取消高级软卧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实不少人对高铁、动车组的豪华软卧早就提出过质疑，但我们有些部门就是疑虑重重，总认为，中国早就不是绿皮车行天下的时代了。那个时代，出行非常困难，虽然票价相对便宜，但是火车速度慢，乘车环境又不好，都出现过“挤死人”的状况。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不仅火车速度提升很多，乘车环境也在不断改变，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舒适的环境是可行的。这话乍听起来也不无道理，但我们现阶段也不能盲目上更多的“豪华卧”，毕竟现在经济还处在起飞阶段，还没有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当然，今后，增加一些高级软卧还是需要的，但要在数量上加以控制。眼下，先从改善普通车的条件入手，因为，春节出行的两大乘客流，一是学生流，二是民工流，他们都是社会的普通人，他们同样要需要普通客运工具的高质量的服务，而不是高票位。正如一些专家的建议，大部分人不是要奢华地回去，是要安全尽快地回去。让我们从改善客运工具的硬件设施和人文关怀服务上多下些工夫，让乘客走好走了。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新年新法规关键在执行
每年新年伊始,都会有一批新颁法律、法规进入正式实施阶段,这已成为一种惯例。从2011年1月1日起,新工伤条例开始实施,简化认定程序,认定时间由60天缩至15天。此外,人民调解法等一批法规也自今日起开始施行。(1月1日《中国青年报》)
新法规实施与新年约会,是我国社会文明与法治进步的动态记录,彰显打造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民本政府的持久信心和务实举措。解读今年开始实施的新法律法规,不难发现法制建设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密集关注民生细节,无不贴近百姓生活,维系民生幸福。
从《人民调解法》到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到港澳台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具体办法,到支持和促进就业税收新政将实施,新年正式实施的新法规侧重社会建设,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各种矛盾纠纷,激励发展低碳经济,启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自主创业、扩大享受自主创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等,都与“十二五”的发展思路和民生热点难点息息相关。
最具亮点的是,《新工伤保险条例》为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扩大了工伤保险适用范围,将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死亡补偿的参照标准,以法规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得全民打破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劳动领域首次真正实现生命权益的平等,顺应民意诉求,“同命同价”终于见诸法条。不仅如此,该条例还调整扩大了工伤认定范围,使之惠及更多的职工群众;简化了工伤认定程序,缩短了工伤认定时间;设置了工伤认定的简易处理程序,大幅度提高了工伤保险待遇,增加了基金支出项目,提高了工伤保险的强制力度。新条例涉及民事权益中的生命权、健康权,对明确各方法律责任,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体现出政府以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的民本理念,立法的第一考量以保护和增进公民权利为依归,以维护民众福祉为目的。
张居正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立法关键在于信仰法律,敬畏法律,施行法律。社会公平正义的秩序唯有靠法律规范,如果政府官员、执法人员和普通民众在举手投足间都能有对法律约束的警戒,那么,法治文明将来到你我身边。法律法规的细化见证了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民生细节得到越来越多制度的保护,让每一个法律法规都得到严格公正的执行,重构民众对法律的信心,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显得尤为重要。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礼品为何“难以拒收”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元旦、春节之际，各种规定相继出台，狠刹节日送礼收礼风。有地方规定，对于“难以当场拒收”的礼品，可以事后上交。可以说，这一规定有一定针对性，折射出一些领导干部的“身份困惑”。
工作岗位上，领导干部有“职业身份”，要严守纪律，避免“利益输送”，远离“利益交换”;日常生活中，领导干部也有“个人身份”，有亲朋好友，免不了互相走访、互送礼品。少数人却模糊了这两种身份的界限，面对礼品，怕拂人面子、伤了感情，所以“难以当场拒收”。于是行贿受贿贴上“人情”的标签，变得名正言顺。
权力始终是由人在行使，领导干部的“双重身份”，一些时候难以截然分开。所以，尤其应该警惕这二者的“交叉地带”，在岗位上保持独立，在生活中保持警醒，不能把个人利益、私人身份带入工作。制度建设也应该以此入手，在权力的运行和监督中，以严格的规定划定权力的边界，严防“身份的越界”。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禁烟承诺缘何成水中月
今天，距离我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周年仅余5天。作为该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相关部门政企不分、烟草涨税不涨价、烟草文化难以改变等原因，履约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中国失约，已成定局。(《京华时报》1月4日报道)
看看我们身边的情况，室内公共和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已经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承诺。
我们所有的禁烟措施，还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之上。要是单单的两句轻轻的口号宣传，就能实现禁烟目的，那我们早就跨入了后发达社会。
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自动禁烟那种程度，禁烟就需要重典。可很多时候，当上边有这个明确的意思的时候，因为缺少利益的驱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种“支应”，随便去定制两块写有“此处禁止吸烟”的牌子杵在那儿，就算完成禁烟目标。
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部特别有权威的无烟立法现身出来。
而这一切的核心似乎都在围绕着烟草行业带来的利益而动。早在签署这份承诺的时候，有关部门就强调说：“烟草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没利益驱动而不行，有了反方向的利益驱动就很有可能向着反方向运动。有了根子上的这个利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我们的喊了多年禁烟，为何还一直在表面上做“支应”文章。
所以，我们将继续把烟盒做到精美又精美。
所以，镜中花，水中月。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通往“事业”的路不应有捷径
近期，一些地方事业单位录用人员与官二代的暧昧关系频频走光。诸如某地人事局长把在读大学的儿子早早安排进“皇粮”名单等等。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在近期的一次公开招聘中，报名条件赫然列有“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鹤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条件”。
看来，在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压力下，由财政全额拨款供养、准公务员编制的事业单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相较于公务员编制与考试的严格，事业单位进人的相对宽松，被越来越多的聪明人看出“捷径”来。
“公务员热”高烧不退，从报考人数由2004年的12万，一路增至今年的141万，可看出竞争之激烈。这也从侧面证明，公务员考试与高考类似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已获得相当的社会认同。要想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越来越难，不仅按照《公务员法》规定 “逢进必考”，考试也相当规范，“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录用，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而事业单位招聘用人，并无上述铁律，如冷水江市经“领导研究同意”即可，就算考试也可由部分单位自行命题，在县级地域内组织实施。两者相较，从名额控制、报考范围、考试难度上宽严立判。如果说公务员热仍然是铁饭碗热的一种，进入事业单位同样通向“罗马”，但显然是条近路。
“事业单位”这个拗口的词相当有特色。在加大社会公共服务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在行政机构使用事业编制、超编配置人员，而且丰厚的预算外收入，使养人已不是难题。由于传统的进入制度与现实的距离，使少数事业单位沦落为照顾官二代的福利机构，成为用人腐败的又一洼地。难怪关于事业单位工资与人员改革的呼声日久，却屡屡夭折，莫不与这块肥沃的用人自留地有关。
人皆有护犊之心，掌权者概莫能外，所以现代社会对于权力，必设计严密的监督与控制，依靠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完善，使权贵的传承之路越走越窄。事实上，官员护犊的心越强势，越让人看出特权的没落。毕竟，公务员的门已向特权说不，事业单位的门也不会一直敞开。
【网友声音】
●伏特加兑三聚氰胺：就业压力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只能眼睁睁看着有门道的人走终南捷径，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
●muzuki05：现代社会的许多制度设置都是借鉴现代企业，这方面事业单位不应例外，公开公正的原则更是每一个国民追求的目标。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环保局引进污染企业”是莫大讽刺
“环保局引进污染企业”，公众看到的是部门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糊弄上级;地方为了要GDP，而不惜牺牲环境代价。唯独看不到哪个部门能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为污染企业周边的村民想一想，为那些血铅超标的孩子健康负责。
据新华社5日报道，自去年12月底，安徽怀宁县高河镇已有200多名儿童被送至安徽省立儿童医院接受血铅检查，经检查发现有23名儿童血铅超标。然而，安徽省卫生厅6日发布公告称，经该省疾控中心检验确认，怀宁23名疑似血铅超标儿童检测全部正常，并将陆续出院。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与省疾控中心的不同检验，竟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到底谁更权威，公众无法知晓。超标的血铅又如何在短时间内就恢复正常，个中谜团更是十分蹊跷。但有一个事实很明了，那就是这些孩子的血铅异常与住家附近的电源厂污染有关。这也得到官方的确认，怀宁县政府发布的通报就说，“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超时违规试生产，是造成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
既认定了污染源，当有所问责才是。然而顺藤摸瓜，却发现这家生产蓄电池的博瑞电源有限公司竟由当地环保局招商引资而来。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本应对招商引资项目进行环保验收的环保局，居然干起了招商引资的活儿，这是不解之一;环保局招商引资也就罢了，可引进来的项目居然是未通过环保验收的“带病”企业，这是不解之二。
环保局干招商引资的活儿，相信不只是怀宁的特色，备受争议的“仇和新政”中，“全民招商”一直是一条铁律，无论是在江苏沭阳、宿迁，还是在云南昆明，仇和多次公开亮明招商引资的决心和铁腕。在“GDP唯上”的政绩指挥棒下，招商引资被视为第一要务，甚至以行政摊派为各部门划定任务指标，并将其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在这种发展理念下，环保局自然也不能例外。
由于有了招商引资的指标任务，环保局在招商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谓的环评也只当是走走形式。既然自己引进的企业都无法通过环评，这样的环保局又怎能对其他部门引进的项目进行环评呢?有意思的是，怀宁县环保局副局长辩称，“这个项目招商的时候，是由怀宁县工行招商的。由于工行完成了招商指标，而县环保局的指标没有完成，所以就让县工行把环保局加进去了，算环保局的任务也完成了”。
原来招商指标还可以顺手拿来做人情，这无疑是对层层摊派、逐级考核的招商指标的莫大讽刺。为了完成指标，各部门心照不宣，互相帮助，县工行把指标送给了环保局，“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环保局当然就不能对引进来的项目“说三道四”，“带病”的污染企业也就可以在环保部门的眼皮底下超时违规生产。在这其中，公众看到的是部门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糊弄上级;地方为了要GDP，而不惜牺牲环境代价。唯独看不到哪个部门能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为污染企业周边附近的村民想一想，为那些血铅超标的孩子健康负责。
一个现代政府，职责绝不应是全民招商，把招商引资视为所有政府部门第一政绩的发展理念，根本算不上是科学发展观。“环保局引进污染企业”的黑色幽默，无异于对行政摊派招商引资指标的最好注脚。最新消息说，怀宁县环保局已责令这家污染企业停业整顿。如何整改暂且不说，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听到有关问责的表态。果如此，即便23名儿童血铅超标真的已恢复正常，类似的血铅污染事件就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高考改革方案当响应民意尽快“落地”
舆论将教育部部长对《纲要》有关内容的“重申”，理解为教育部确定新方案，反映出民间对于真正落实、推动《纲要》，明晰具体的改革任务、步骤、时间节点、责任的期待。
1月8日，有媒体报道称，教育部近期确定高考改革方案。随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除了教育部长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有关高考改革部分的论述外，教育部并未对外公布有关所谓的“高考改革方案”。
确如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所说，教育部长在《学习时报》上谈到的下一步高考改革的主要思路，并不是什么新方案。这其实就是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所描述的高考改革思路，包括引起媒体关注的“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完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办法”、“清理并规范升学加分政策”，都是《纲要》的原文。
然而，这并无“新意”的改革思路，却被理解为“高考改革方案”，耐人寻味。一方面，按照常理，在《纲要》颁布半年多之后，教育部长再次提及高考改革，大家自然会推想，这应该是落实《纲要》的进一步行动，不会停留在重复原有的《纲要》表述层面;另一方面，这表明，虽然国家《纲要》历经两次公开征求意见，在媒体上广为讨论和传播，且已颁布半年，但对于其具体内容，还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于是，综合这两方面因素，闹出“误会”。
这当然不能怪公众对《纲要》没有全面掌握，而是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反思。早在制定规划纲要过程中，不少人士就指出，对《纲要》，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关注多，有关教育学者、专家关注多，而一线的教师和学生却参与很少;社会公众虽然参与讨论的热情很高，但他们往往是对一些具体措施很感兴趣，比如中学是否文理分科之类，而对于系统的改革方案，却不甚了解。这除了要加强《纲要》的宣传、讲解之外，更需要建立让一线师生、公众参与改革推动、落实的机制。这不但可以提高师生、公众对《纲要》的关注度和了解程度，更是让《纲要》能落到实处的根本保障。
而对《纲要》的落实，在社会中也存在这会不会变为“墙上规划”的担忧。原因是，《纲要》本身，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还缺乏明晰的改革路径。以高考改革而言，“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旨在打破一考定终身，减轻学生负担，可是，有的科目，究竟是哪些科目?这种多次考的成绩，究竟在高考录取中派怎样的用场?推行多次考后，集中录取制度会不会调整?等等，都是未知数。
舆论将教育部部长对《纲要》有关内容的“重申”，理解为教育部确定新方案，反映出民间对于真正落实、推动《纲要》，明晰具体的改革任务、步骤、时间节点、责任的期待。但愿教育部能重视这种民意诉求，在2011年中，加快完善具体的改革方案，让《纲要》尽快落地。
与此同时，有必要改变目前以教育行政机构为主导的改革模式，切实建立师生、社会公众参与改革决策、改革落实、改革监督的改革机制，这将促进有关《纲要》所制定的改革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而且，这本就是《纲要》所提到的“管理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胡锦涛中纪委全会讲话为啥强调“作风建设”?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月11日《人民日报》)
我们都知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关系各项任务的完成。而事实也早已证明，一个政党的干部作风好，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强，其执政基础就稳固。反之，就必然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其执政基础就会逐渐瓦解。
如此说来，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干部的形象，好在作风，坏也在作风;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态度，敬佩的是作风，不满的也是作风。所以，大到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小到一个县、乡的工作安排，如果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不解决，那应该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因此，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完成“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我们必须进一步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使我们的事业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
笔者感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特别是关于“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论述，既是对各级干部的真诚提醒、善意告诫、严肃要求，又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之谈，体现了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规律的高度认识，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清醒把握，值得各级干部反复研读、深刻反思。
时下，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由于受到一些消极腐朽思想及不良生活方式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也出现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思进取、漠视群众、虚报浮夸、阳奉阴违、独断专行、以权谋私、贪图享受、骄奢淫逸，等等。这些问题，严重破坏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执行。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只有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寓意深远，各级干部都应从中有所感悟、有所清醒、有所行动。要切记，我们只有在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上真正得到加强和转变，并切实取得实效，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才会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才会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如何不让“输液”成为一个经济问题?
针对日前关于我国“年人均输液8瓶”的报道，面对我国被称为“输液大国、抗生素大国和药品滥用大国”的问题，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发布会上表示，要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措施来加以改善。他说： “我们将继续在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方面严格要求，依据疾病的临床路径进行医疗活动，加强控费工作，这种滥用药和开大药的情况将得到有效的处理。”(1月11日《新京报》)
一个患者，该不该输液，应该使用哪种药品?这本来是个专业性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输液不一定就是过度医疗，使用抗生素不一定就是滥用药物。关键只在于，应该如何去鉴定其适宜性与必要性?一直以来，我们把这种选择权几乎完全地交给了专业的医生。但时间长了，就越来越曝露出了“过度”与“滥用”的弊端。有数据显示，2004年全球发生的160亿次注射中，中国发生了50亿次，是世界最大的"注射大国"。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到13亿人口，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里挂了8个吊瓶，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平均水平。我国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人均消费量是全球平均量的10倍。
从医疗的角度来看，治疗方案由医生来定，这本身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医生作为具有专业资质的工作者，他们掌握的知识更丰富，判断疾病更为准确的角色，他们比病人有更多对付疾病的方法(这实际上也是病人找医生的根本原因)。但现在，为什么却出了问题，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因素的过度干扰与影响。
当下，由于养医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追逐医疗GDP成为一种泛滥的现象，医生们从业者们正面临着一种沉重的工作压力，那就是为医院赚钱。当然，还有诱惑。医生们如果想获得高收入与肯定，其创造的经济收入是一种绕不过的硬指标。这其实只是过度医疗泛滥的主要原因所在。无论是输液，还是药品检查的滥用，目的只有一个，服务于养医的需要。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就成了一个经济问题。
在这点上，管理者们是很清楚这一点的。邓海华说，卫生部门将通过信息公示的方法，将各地区医疗费用总体情况、单病种医疗费用情况进行公示，供群众就医时进行选择，接受社会的监督。在刚结束的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也特别强调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中，要控制医药费用问题。其实都已经隐约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何时不让“输液”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一是政府要直面与彻底解决养医问题，尽快拿出解决办法，从而在根本上祛除一药养医。二是建立一种评价医生服务质量的新体系。三是在很多常见疾病上，还得必须保证有一个统一的行业卫生标准，医生们必须严格去执行这种统一标准。在一些发达国家，什么常见疾病应该使用抗生素及输液?应该首选哪一种治疗方式及药物?这些都被视作为公共信息向社会发布。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公考“泼墨门”背后的深层忧虑
1月8日，河北邯郸市参加河北公务员考试的小马在面试途中被泼墨，最终他带着一身墨汁完成了面试。当事人认为此事早有预谋。目前，当地公安局已介入调查。(1月13日《新京报》)
带着满头满脸的墨汁，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进行公务员招考面试，成绩必定好不到哪里去，但这也许正是“泼墨门”幕后黑手想要的结果。对于这样一起恶意破坏国家公务员考试，并且涉嫌人身伤害和羞辱的案件，公安部门必须给予严查，给受害人和公众一个交代才是。
种种迹象表明，小马的遭遇，极有可能和这次公务员招考面试有关，说白了，就是有人不希望他取得好成绩，不希望他被录取。那么到底谁不希望他被录取呢?即使是最笨的“侦探”也会想到，他的竞争对手嫌疑最大。因为受害人报考的这一职位，共有三名考生取得面试资格，受害人处于第二名，他的前面和后面，都是他的竞争者。尽管在事情查清楚之前，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一定是第一名和第三名导演了“泼墨门”，但这种可能性是无法轻易排除的。
如果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那显然是一件让人无比担忧的事情。既然一些人还没有成为国家公务员就使用如此下三滥，不入流的手段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如果他成为了国家公务员，又会以何种手段对付自己仕途上的竞争对手?换言之，他现在导演“泼墨门”，受害的还仅仅只是小马一个人，如果他当官掌权以后，还是如此心术不正，受害的可能就是国家、社会和亿万老百姓了。
申论热点每日时评：春运了，也要关注“回不起家”的人
又是一年春运时。随着1月9日全国铁路客票开始发售，各地火车站和代购点的拥挤人潮，再次把春运和“买票难”提上议程。然而，一对来自重庆的普通农民工夫妇的经历却告诉我们：那些“回不起家”的人同样值得关注。
据《东方早报》1月10日报道，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来沪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一趟，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父母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每年春节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批人，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回不起家”。熊良山夫妇就是一个样本。12年春节只回过一次老家，除了“买票难”的现实外，或许更主要的还是经济窘困。用他们的经济账去算：“回一趟老家夫妇俩路上火车加汽车路费要1000多元，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
不难想象，在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大军中，像熊良山夫妇这样算过“经济账”后舍不得回家的人，一定还有千千万万。那么，相比这些“回不起家”的人，遭遇“买票难”竟也是一种幸福，哪怕买不到车票也算是努力尝试过了。而那些真正“回不起家”的人，却连去面对“买票难”的底气都没有，只能把思乡之情掩埋得更深。
某种程度上，“回不起家”的人，更像是一群“沉默的羔羊”。在热闹非凡的春运返乡潮中，他们甚至连埋怨“买票难”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分散于大都市的犄角旮旯里。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他们的面貌——以至于，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的感受，未能对“回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