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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被尊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和“圣手”。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代表作《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
1、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来由。
赵树理写的小说，都是下乡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想到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且每一篇小说都要解决一个问题，都有具体实在的目的。由于注意力集中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上，“问题”也就成了赵树理作品在内容上的核心特征，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品的主题，他写作的目的在于指导现实，写作的过程即解决问题的过程，并归类命名为“问题小说”。
2、赵树理的写作模式给他的创作带来的一系列特点和问题。
一是问题：赵树理表现的是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问题”就是一些事情，事情要牵扯到各种各样的人，就容易写出许多人，而人成为事的附庸，以事带人，这对周到地描写人的个性和内心世界有不利的影响。二是特点：A、重在研究问题、表现问题，完备地叙述事情来由，而人物性格的描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挖掘得不深，形象不够丰满，比较简约，只用一个外号就可以概括，鲜明单薄，这是以事为主的必然结果。B、其写作模式是以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依据，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使他在写作中采取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因他的思维的依据是眼见的实际，也就不会无事生非杜撰问题去解决，要见到问题才写这个问题，这使他对整个社会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态度，不容易受到理论的干扰和左右，表现在作品上，这种方法不容易出现虚假的描写。C、特别说明的，他深感遗憾没有写出阶级敌人的破坏性。
3、赵树理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和圣手，他是如何在农村描写上取得卓越成就、形成巨大影响的？他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和处世原则？
一、原因：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对农民评议的精确把握，对农村艺术的广博知识和由衷热爱，本真而幽默的性格，以及他为农民写作、用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使农民能够接受新思想的艺术志愿等等，更重要的是始终坚持的农民立场和农民气质。二、这种立场和气质保证了他的思想方法和处世原则。他平时说话质朴和求实，不会跟风、谗上、无中生有地迎合权势者，不会被似是而非的高深理论所蒙蔽和欺骗，基本上没受新文艺时尚的影响而继续走他现实主义问题小说的道路。作品虽不多，但仍维持了那个时代农村写作的最高水平。
4、赵树理对新、旧人物创造上不平衡的原因。
原因主要是他对旧人物极为熟悉，而新人物即那些进步的干部、积极分子这类只是浮光掠影，了解不全面、不够深刻，大半是在开会的时候碰碰头，无法掌握各个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各种关系的全貌，无法写出生动细致的作品来，写新人物只有概念没有形象。
5、以《三里湾》为例，说明赵树理的艺术观念表明他要的是“土”而非“洋”。
他的作品更突出的特点是农民化和民族化，更注重传统的技巧和手段，其作品风格最显眼的一面是土气。一般认为，他不采用的方法都是洋的方法，也就是新文学惯用的方法。小说《三里湾》是他艺术观念的集中体现，各个方面都表明他要的是“土”，最多是略加修改。具体地讲：一是叙述和描写的关系。西式小说的写法是把叙事融合在描写中，而中国评书式的写法是把描写融合在叙事中。中国的听众也爱听描写，但写景往往要从人物的眼中看出。人物相貌的描写也是一样的。所以《三里湾》的写法就是以人带影，没有充满文学意味的描写，并不是他不会写，而是有意照顾农民的欣赏习惯。二是从头说起，接上去说，即故事和人物关系清楚、完整连贯，且人物一进来就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读者猜。章与章之间有衔接和交代，不会让人感到突兀。他认为应牺牲一点艺术性，不让农村读者去猜谜。三是设置悬念，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四是粗细问题。由于他主要是讲故事，所以描写以粗为主，对天气、场景、人物的衣着相貌都不作细致的甚至根本不作描写，以使故事更快地推进。这与西洋小说描写精细、故事缓慢的特点不同。叙述技法上主要借鉴中国的评书，并批判地吸收，是中国农民习惯的和可以接受的技法。

B、周立波(1908—1979)：现代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短篇集《铁门里》《禾场上》，散文报道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译著《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1978年发表的《湘江一夜》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1、为什么说周立波的文学观中渗透着明晰的科学意识？
周立波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小说家。他力图发现、把握和真实地反映客观规律，体现出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品格。一是他注重观察和分析。要求文学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过程中，像自然科学那般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他十分推崇巴尔扎克的“观察方式”，认为“新的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无限多样的反映现实，依照巴尔扎克的方法，用经常的观察补足心血来潮的灵感”，他完全认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源泉说”，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以及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五个“一切”的思想。二是他十分强调文学创作中思想理性的作用。其思想理性是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对现实本质的认识，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这观念基于把文学看作“科学工作的基本思想”，他反复强调“要从事实的逻辑中生出幻想”，认为“离开了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中的人的思想感情的仔细的体味和科学的研究，幻想就会变成没有根基的可笑的空想”，而“空想与幻想，有如纸花和鲜花”。三是表现在他对艺术规律的探讨方面。表现出他一直强调的“研究科学的睿智”，表现出一种科学的批判精神。四是其文学观中的科学意识也构成他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达方式的独特认识，构成他独特的审美观。真实、自然、朴质是他对艺术表现的最基本的要求。即艺术表现既要表现生活的本质，又没有造作痕迹，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无技巧”的境界，总之就是应当科学地认识和反映生活。
2、周立波文学观中的科学意识如何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最具体地体现出其创作实践和他的理论完全一致？
一是其创作是一部真正的“社会生理学”。从他30年代创作报告文学起步，到1978年《湘江一夜》终笔，总是从时代的大处着笔，通过真实深刻地描写现实关系（绝非仅仅是阶级关系），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这个“科学实验室”里错综复杂的情形，切实表现历史发展的趋向。 二是其创作是“写日常事的文学”，是“接近自然的艺术”。作品善于将时代风云和社会矛盾的表现生活化、风俗化，把他对于现实生活规律的把握还原和溶解于生活，通过日常具体逼真的生活场景表现出来，使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和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自然、朴质，真正做到返璞归真：A、体现在其作品情节的构成中，很少戏剧性、巧合、悬念和故作惊人之笔，“服从于现实事实的逻辑的发展”。B、人物塑造，他笔下的人物也“是我们的亲切的兄弟，而不是没有生气的、不相干的美人勇士”。他未过滤人物性格中的非英雄因素，未将其性格加以拔高和纯化，保留了生活的原色。C、文学语言方面，与其艺术追求一致，写东北农民的《暴风骤雨》就用地道的东北农民方言土语，写湖南农民的《山乡巨变》就用地道的湖南农民的方言土语，增加了生活气息，增强了真实程度。D、作品中乡土风俗的描写，艺术结构的顺乎“自然”，以及对抒情、幻想、渲染等十分有限的运用，都和他作品真实、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相统一。总之，在周立波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中，科学意识和革命意识是高度统一的，并使革命意识能够脱离相互的阶段而上升到科学的自觉的高度。其文学观和文学创作既能在整体上，在总的方面上服从于党和阶级的利益，又能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失误和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掀起浊风恶浪时，执著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至出现大的迷误。
3、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什么堪称中国革命生动形象的史诗？
一、《暴风骤雨》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土地改革中农村的社会现实关系，表现了在土改斗争的发动阶段至初胜阶段，农民和地主那种错综复杂、相互渗透的关系，显现出各式各样的形态和不甚分明的状况。二、《山乡巨变》的艺术构思基本从生活出发，对社会现实关系进行真实、深刻的描写，在新背景下，具有不同于前的特色，现实关系是作品的主体和有机构成，最真实地展现了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进行高度公有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心灵史和命运史，表现他们在这种唯意志的社会大变动中的惶惑、痛苦、自私、狭隘、不得已、眷恋土地、忧虑前途等心态。当代描写农村集体化的所有作品中，无一部作品对现实关系的描写达到了《山乡巨变》的真实度、生活度。
4、周立波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的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文学的本体和主体作用。他受卢卡契的文学理论影响较深，强调反映论，把农村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科学认识和说明现实生活的手段，强调文学是“社会生理学”，相对忽略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面，强调“接近自然艺术”，同时对形象思维的某些规律注意不够，为了“自然”，常影响了人物的典型化。
5、分析比较老孙头和“亭面糊”盛佑亭的描写，简述精细观察和客观描写使人物具有的一种“科学”标本的价值，至今不减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是老孙头的艺术形象具有历史的逼真感和较高的美学价值。典型意义：在旧中国饱经苦难的老一代农民，既是革命的一种基本力量，又需经过长期的教育，才能摆脱自己身上因袭的旧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沉重负担，跟上时代的步伐。二是“亭面糊”的典型意义：中国老一辈贫苦农民的愿望、命运和前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通过“亭”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的喜剧性格，具体生动地体现出来了，达到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劳动人民的美德和小私有者的劣根性，新思想的影响和旧意识的烙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亭”的形象，深刻表现了老一代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大变动时期的精神状态和前进轨迹。三是两个人物形象无论在描写分寸的把握上，还是在性格的开掘上，都有新的突破。精致的观察和客观的描写，使其具有了一种“科学”标本的价值。

C、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笔名马铁钉，他始终称自己是乡村诗人，是劳动人民，所以被称为劳动战士诗人。主要著作有：《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郭小川是新中国最高亢激越的歌手，是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人物，他又是一个个人真情的表达者和人性的探索者，他的人生包含了新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学的主要密码，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意义。
1、真情战士。
一、郭小川战士意识浓厚，战士是他坚持终生的人生定位。战士就是革命战士，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身份，其诗作以抒发政治感情为中心，是政治信念的诗歌化，但又以战士情怀和战士的心理为基础，这个战士就是郭小川本人，因此他的政治抒情诗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特点。二、“战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道德形象，郭小川用诗句展现的战士都有浓烈的道德色彩，这也是对完美的战士形象的追求。无论“文革”前后还是和平时期，郭小川都要求自己是个战士，要继续革命。这种战士情怀和理想有浓重的反省色彩和自我斗争的性质。他在进行自励和自我完善，总在激发和保持着自己的革命激情，以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战士。
2、战士的悲剧。
郭小川向人的内心的发掘也促使他向革命历史的纵深处挺进，他要写出在革命队伍中抹不去的异样体验，因为他渴望表达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故事，其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是革命队伍某个侧面的真实写照，虽然是文学的胜利，却是郭小川革命生涯上的失败。在以敌我斗争为法定框架的文学时代，这部作品所表现的革命队伍的复杂性、革命者经历的曲折性、人性内容都使他成为一种异端，他因此受到了无法摆脱的纠缠，遭到长期的迫害，使他的后半生生活在浓重的阴影下。
3、诗里诗外。
虽然郭小川一直真诚地以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作品所写也多是战斗和继续革命，但他在革命文艺队伍中显然是一个异类，他的本性使他不能很好地适应革命的残酷斗争，因为他是一个人性化的、不断有表达本心冲动的诗人。即使在表现革命战士的时候，他也竭力要找到那些革命精神的心灵基础，使其呈现出动人的文学性，他对自己见到的和感到的真实都有一种真正作家的表现的欲望，这与整个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相违背。还有他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气质和不时透露出来的善良和真诚，都使他显得很刺眼，不像标准的革命者。
4、自由诗律。
一、郭小川善于抒发政治感情，把政治观念感情化。由于这些内容本身并不亲切，不容易引起共鸣，诗人就从艺术性上下功夫，强调作品的音节的响亮和谐以及辞采的华美明丽。他觉得新诗要有韵律，而古典诗歌的韵律是新诗格律化的重要动力和资源。二、郭小川主要是用现代书面语写诗，也就是文学意义上的白话文，没有任何仿古的或陈旧的痕迹，他注意的是诗歌语言的自由律动，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格律，这是一种解放了的格律。他的诗不露痕迹地带入了古典诗歌的形式因素，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而毫不古气。三、郭小川的特点是长句，他在长句的处理上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将它们切断分行排列，即所谓的“楼梯式”，这是他抒情诗的主流格式，比较适合抒发豪迈激越的革命感情。一是所谓的“新辞赋体”，与“楼梯式”十分接近，也是很长的句子，只不过没有分开写，或只是一个长长的句子用逗号打开排在同一行上。整体而言，一个充满革命豪情的人只能选择滔滔不绝的抒发，而不会含蓄和俭省，这是他选择长句和这两种诗体的根本的和内在的原因。

D、杨朔（1949—1966）：男，十七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散文家，其散文创作是当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环节，已具有“史”的意义。他与秦牧、刘白羽被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以杨朔影响最大。
1、杨朔散文的“诗化”表现在哪几方面？
一是寻找诗的意境。“意境”的基本特点是用主客一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宇宙人生的本寓意蕴，是诗歌最高的审美追求。意境的创造：A、在作品中形成一种含蓄、优美、令人瑕想的情调和气氛，作为人物、事件记述的背景，例如《茶花赋》着眼于茶花，却起笔于梅花，在花匠普之仁未出场前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百花争艳图；B、在诗的意境创造上，运用古典诗词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继承中国古诗“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传统，将诗歌中的比兴手法引入散文创作之中。
二是学习古典诗词的结构。A、他在散文创作中强调把握重点，结构全篇，其每篇散文都有一个“文眼”，通过“文眼”来表达境界。B、散文结构采用开关设悬念、引人入胜，中间转弯子，使思想意境不断开拓、升华，彰显其志的结构方式，即“曲以致深”。
三、像诗那样锤炼语言。他重视散文评议的锤炼，特别是在选词用学上力求精练传神。其语言满贮着诗意，洒脱自然，色彩优美，格调清婉，韵味别致。以口语为主，夹以和句，错落有致，有如山涧清溪一般活泼跳跃，写景状物，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味，搭配极为和谐。总之，在散文“诗化”过程中，杨朔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他用纯熟的笔法，进行了意境的营造、结构的曲深、语言的锤炼等多方面的探索，最终实现了他提出的把“散文当诗一样写”的艺术主张。
2、杨朔的散文与诗歌、小说在文体上的不同之处。
一是散文取材广泛。多从平凡的事物和普通劳动者身上发掘诗意，“抓取”生活“片断”，表现时代侧影，不必求全求整，这是散文表现生活、抒发情感上区别于诗歌、小说的重要特征。
二是结构上不同于诗歌。杨朔的散文在结构上仍遵循古代散文结构严谨、封闭的原则，其散文无论怎样起承、转，最后都落实到“合”上。
三是散文是语言的艺术。杨朔的散文是诗化的语言，具有诗歌语言的含蓄、隽永、精粹、富于音韵美等特点。但同时体现散文的清新晓畅、活泼细腻。四是笔法最为自由的文体。杨朔的散文以“诗化”为主，同时还兼有“小说化”、“通讯化”等多幅笔墨。

3、杨朔“诗化”散文的形成原因。
“诗化”的选择，一方面与杨朔的个性、气质、修养相关，更是时代对作家艺术选择规约所致。一、杨朔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喜独处、沉思、酷爱美和大自然，其浓浓的诗人气质，细腻、敏感的内心，使他常常为生活中那些细小平淡而美好的事物所触动，并用自己的笔去提炼生活中的诗意。
二、散文的“诗化”与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其对古典诗歌的个人偏爱，传统文学积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在寻找散文创新之路时，积极向古典诗词汲取有益的营养，最终走出了“诗化”这条重要的路径。三、特定的时代使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强调文学创作鲜明的政治功利性，要求“文艺为政治、工农兵服务”，杨朔歌颂平凡、普通劳动者的别具一格的散文立意，他在艺术横向借鉴之路被阻断后，只能到古代诗歌中借鉴艺术技巧，最终在50年代末提出“诗化”主张，在60年代的创作中将“诗化”散文推向成熟，是时代选择了“诗化”散文。
4、“杨朔模式”的悖失，即创作的弊病和负面影响。
一是其散文在形成个人风格的同时，又不断地重复自我，出现了艺术的单一化和模式化。二是出现了感情的不真实、不自然，即“矫情”和客观写实的伪饰性的弊病，这是最大缺点。三是杨朔诗化散文出现后，为时人争相仿效，散文的“诗化”成为了评价散文优劣的必备条件，并奉“诗化散文”为正宗，文体褊狭、审美格局滞闷，创作形式单一，到80年代初仍未突破杨朔模式，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E、老舍（1899—1966）：字舍予，原名舒庆春，老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1、老舍的辉煌和枯窘。
老舍在新中国前后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其辉煌的创作业绩有某种表面性，它掩盖着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创作上的低落和窘迫。一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老舍在1950年以后基本没再写过小说而只写剧本，这是他对要写的题材不够熟悉，退而求次的举措，表现了其创作的衰落。二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沉入小说的的世界，且当时的文艺形势已不允许他写自己想写的题材，个人的无能为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同时忙于会议、公事、应酬，使他对于跟家人谈话时间少而感到遗憾。他对文艺界的行政工作的基本否定是意味深长的。
2、老舍的《茶馆》风波。
《茶馆》的创作和演出历尽坎坷和波折，成为在文学史或戏剧史上少有的经历复杂的作品。一、作品发表在1957年，排演在1958年春天，它显示的精神氛围和当时“反右”过后“大跃进”来临的时代的火爆喧嚣完全脱节，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干预。作品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相左是显而易见的，代表时代意志的批评家们应该说感觉是敏锐的，剧本里既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工人阶级，更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文学惯有的党史性，很是引人注目和刺眼。二、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对《茶馆》十分关心和多次发表意见，主要是对老僖三个时代的选取持不同意见，而且认为主题不够鲜明，教育意义不突出。但在1958年“反右”后中国社会急剧左化的年代，《茶馆》因缺乏政治风格而停演。三、60年代初，极左思想有所加强，因此《茶馆》被荒唐的进行加红线的修改。老舍对别人的屐显然不以为然，但也很无奈，因为这极易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态度。即使作品被改动后仍在演出第二场之后就停止了，因为当时全国都在演《夺印》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国社会已开上极左的快车道，排演这样的戏本身就显得很奇怪了。四、直到1976年以后的新时期，《茶馆》的第一次演出在这个时期才成为可能，它使老舍的话剧也使中国的话剧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正是文艺创作者们的志向所在。
3、老舍的是非教训。
一、老舍的人生经历所显示的意义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具有更广阔的现代历史的意义，这不仅是文学也关系到对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行为评价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文学只是一个伴生的现象。二、进入新中国的老舍和政治的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歌颂，他作为一个党外的知识分子表现显得过火。由于对各种政治运动的密切配合和与事实明显不符的捧颂，曾招致一些读者的厌恶和唾骂，私下被骂为“无耻文人”，这已涉及到他的政治人格、政治判断的正确性及所取态度的正当性等重大问题，对后人处理这一关系无疑有极大警示作用。三、理论家们认为老舍的行为是认识上的时代性浮浅和幼稚造成的，老舍的悲剧是在认识的偏差中造成的。
4、老舍的“内外有别”。
一、老舍大量的公开议论和有迹可寻的私下议论有很大的出入，一般而言，私下的言论代表说话人的真实思想，公开的言论则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是对环境的理智反应，老舍这种内和外的分离从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二、老舍在众多的剧本和文章中呈现的是不变的喜悦的调子，使出全身的力气配合着政治，唱着赞美的歌，但他的内心却是悲凉、惨伤的，这种心境越来越强烈，并在好友面前偶然地表现了出来。三、老舍在不同场合下言论如此悬殊，似乎是两个人，这种现象也是意味深长的，似乎是在对一个时代做着注脚，展示着至少是一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复杂扭曲的内心世界。

F、王蒙（1934—）：从率先发动“小说革命”，推出《夜的眼》、《布礼》等探索性作品，到“红学”领域里异军突起的《红楼启示录》，从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倡导和“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选择，到关于“躲避崇高”的吟味和对“人文精神”的责难，其始终处于文学的漩涡之中，是活跃的弄潮儿。他才思敏捷，作品数量之浩大，涉猎之广泛，兼及创作、评论、学术研究、社会文化批评诸门类，十分罕见。研究王蒙具有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1、“寻根文学”的产生原因？
一是新时期文学暗潜着两条尚不搭界的河流，对于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部分作品来说，它们无形中张扬着对权威意识和虚幻的理想信念的反驳的一种独立人格。这种人格发展下去，便是现代人个体、孤独的也是坚强的灵魂铸造，他们决不轻易地再追求和相信什么，但也幸未采取逍遥的态度调侃一切，嘲笑一切。二是对于王蒙、梁晓声、刘索拉和张抗抗这些人来说人格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其心态仍渲染在对昔日的信念或倦怠、或厌恶、或重建之中。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获得失去了大地母亲或理想、信念的偎倚的共产党员和一群可观的知青游子的强烈共鸣时，笼罩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主要氛围就不是清醒的人格意识，而是一种温暖的恋家情结，后者在另一方面导致了寻根文学的产生，或是其原因之一。
2、如何理解王蒙式的忠诚？
一是王蒙的执著姿态显得十分突出。他那种“九死而未悔”的信念通过钟亦成、曹千里等系列形象和各种明暗的象征符号表现出来。这批人物形象一生坎坷多舛却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且浑身充溢着“对于理想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渝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强烈的责任感是这批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强调通过外界决定人自身，个人对外部事务负责。“外界”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暗含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习惯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与和谐。认识这一点对理解王蒙十分重要。二是王蒙式的忠诚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尚不太被我们所察觉的文化沉淀。其忠诚还不像比他更年轻一代的知识青年们那样纯真，那样充满血气。毋宁说王蒙的忠诚是全方位的。他忠于党也忠于人民，在党和人民之间，他尽量起着类似张思远那样的“桥梁”作用。体现了他的成熟，这一方面表明了王蒙开始意识到“切切实实”为人民的事业做一些实际工作的必要性，比单纯的牢骚不知强多少倍；另一方面又透示着今天的王蒙在学生的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可奈何，且潜藏着“生存着是重要的”文化意识和“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现实的默认，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文学家的王蒙和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强烈责任感的王蒙的之间产生某种不一致的时候，桥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平衡，并产生力的抵消和缓冲。
3、王蒙式的“批判”。
一是王蒙尽量通过文学传达对生活和事业的一种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是他用美好的眼光看待社会十九岁的青春的延续。王蒙对社会各种不正常的丑恶的现象的揭示，正是以这种对社会的乐观态度为底蕴的。王蒙式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种肯定性批判或批判性肯定，这种批判带有一定的超脱性。王蒙的性格因素和潜意识中“不得罪人”观念，可能无形中介入其批判。他在提示一种社会弊端，同时罗列大串社会弊端，加上长短句和急促的节奏，使人眼花缭乱，这种举一反三和发散式的批评具有一种敏锐的涵盖力，更多的是一种机智和超脱。二是王蒙的批判一方面具有儒教的“温柔敦厚”、“点到为止”的特质，另一方面在批判方式上又具有一种道教的随意性、任意性和超脱性。他使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皆沉浸在一种类似于相声的氛围中，其效果一方面能使他的批判达到一种让被批判者自我感化和司化的效果，同时也能避免因激怒对方而造成批判者自身的麻烦，又具有“牢骚”的性质。但却很难触及批判对象的根柢，其力度的匮乏是使其批判带有悲剧性的缘由。
4、王蒙的“创新”。
王蒙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在艺术形式上予以探索，对现代气息具有敏锐感受力：一、王蒙以一种对社会基本肯定的态度介入艺术形式的探索。他之所以投身于艺术探索，一是较多感觉到传统的创作手法无法很好地再现现代人的心理空间，有拓新的需要。二是他可能下意识地感到自己作品所传达的社会意蕴已成为一种定性，这种定性包含了他对事业和理想的信念，是不可移易的，限制了其才能的任意发挥，传导的内容又有悖于同行们对社会的尖锐批判，因此他才大踏步地、一天一个花样地通过熔冶各种艺术手法于一炉，来体现其最为关心艺术的。二、王蒙想在艺术内容和形式上获得双重价值时，囿于一种心情的急切，使之难免有堆积和蹂躏技巧的嫌疑。在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时，他在艺术技巧上显出把玩的随意性态度，这与其在批判方式上的宽松和辛辣，显然具有某种深层联系，即一种超脱，一种对对象的漫不经心和轻蔑，它的深层文化意识仍然是属于道家的。王蒙是复杂的、矛盾的，又是聪明的、睿智的，聪明和睿智更增添了王蒙的复杂和矛盾，从根本上说他又是清醒的，这一切构成其文化个性，构成了在中国当代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上的“王蒙现象”。
5、为什么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是其最具冲击力和突破力的作品，且充满审美价值？
这是一部剖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作品，是一部拷问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作品，也是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的王蒙对这个群体进行的一种令人震颤的自我剖析的作品，是王蒙创作的亮点之一。一、作品中的人物，处于三重的精神牢狱中，是由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外地狱与心灵的内地狱构成的。王蒙比一般描述人间痛苦的作品更深刻之处，在于不仅描写人间表层性的痛苦，这即物质性的外地狱的痛苦，他还写了深层性的痛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观念所积淀成的内心地狱。在这个地狱里，一方面是旧的文化观念在蚕食着人的心灵，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未被消化的新文化观念和旧文化观念的冲突、撕杀和拼搏，又使人彷徨，困惑，感到醒来了而无路可走，不如糊糊涂涂地沉睡好。二、这部作品展示的是具体形态的主客体冲突，是深沉地扎进具体社会环境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深化到民族文化心理深层之中的现实主义杰作。在精神苦刑中受到最惨烈的折磨，并因此而变形得最厉害的是小说主人公倪吾诚，他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展示的是在特定社会制度下、特定的文化观念中所造成的人生的悲剧。其心灵历程，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是非常深刻的悲剧性历程。这种悲剧精神，完全是现代中国的悲剧精神。这种精神的批判锋芒既指向中国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封建文化观念，也指向没有与中国具体现实找到结合点的西方文化。王蒙用现实的手法写出现实的荒谬。三、小说塑造的另一成功人物是静珍，其心理变态写得十分精彩。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对我国传统文化心理进行一种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批判。她是旧道德的牺牲品，但她没有人格平等的意识，所以她觉得以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作为代价来记得守节的名声是值得的。她不知道尊重自己和别人，在剥夺自己的同时剥夺别人，又在剥夺别人的过程中更彻底地剥夺自己。封闭的封建文化，就是这样在一个很残酷的圈子里进行着恶性的循环，给中国人民制造着种种精神的牢狱。四、王蒙通过这部作品及人物，对荒谬的人生进行揭示，激发人们去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以激励人们改造这种环境，赢得生存和发展的自由。他虽大胆地写了社会的丑恶，仍然能使读者感受到作品充分的审美价值。王蒙这部小说给人看到主客体的极其深刻的矛盾，主客体尖锐矛盾后的变形了的人物，还原到现实中是非常荒谬的。但作家却清醒地看到这种荒谬，并清醒地描述、精彩地揭示这种荒谬。他清醒地看到笔下的人物主体意识的受困、受囚，看到他们的变形、变态、变质对人的解放的呼唤，这是尊重人、热爱人、肯定人的呼唤。对象主体的荒谬并非创造主体的荒谬，生动描述这种荒谬，正是作家挺进到人的灵魂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本身超越了现实的荒谬，穿透而驾驭了荒谬的表现。因此，读者在听到人物心灵痛苦呻吟的同时，既听到作家的呼声，又听到他幽默的笑声。读者由此获得的审美体验是作家对丑的精彩批判，是作家的审美意识在对消极现象的鞭挞中反映出来的积极人生态度。

G、汪曾祺（1920—1997）：男，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研究汪曾祺应注意哪两点？
一是他既“早熟”又“晚成”，“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的矛盾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1940年第一篇小说，1980年创作《受戒》。二是关于创作的量与质的矛盾。创作数量极少，但靠“质”取胜，“质”即汪所特有的风格、韵味、“文气”，尤其在短篇小说与散文创作方面成就突出。
2、简述汪曾祺将人道与抒情相融合的恬淡和谐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征。
一是文学史家概括其创作：其作品大都写童年和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原始浑朴的自然描绘中，在普通平凡的际遇里，抒写生活内在的诗意，塑造沉淀着传统文化的性格，表现恬淡和谐的笔墨意趣。二是他自嘲概括：“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其艺术核心要素即“人道”和抒情，“人道”指作家描绘风土人情意味的田园牧歌和风俗画时，倾注的对浑朴和谐的人生吟咏和对素朴而健康的人性人情的崇尚和赞美。“抒情”指作品中原始浑朴的自然描绘中所贯穿、洋溢的健康而诗意的美的情调，在平凡朴素的人生际遇中展现对生活内在诗意的抒写，对自然和谐的风俗画的诗意描绘。“俗”指淡泊的、自然的氛围，及注重生活本身的真实感和自然感的叙事方式。“兼容并纳”指作家在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形成过程中，所致力的那种艺术上的多向探索及其对丰富多彩的艺术观念元素的吸纳。这是他艺术个性的本质特征所在。三是他独特的对人、对生活的认知方式，决定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审美化、抒情化，从而决定其艺术追求必然是温情地赞美自然、相互的人性人情，吟咏一种健康诗意的美，平静而恬淡的感觉，抒写充满人情意味及和谐的民风乡俗。他具有独特魅力的淡泊宁静的叙事，简洁、自然、素朴的语言，也是与他个性化的对人、对生活的认知方式以及自觉的艺术追求，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汪式的 “人道”与“抒情”的恬淡和谐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征。
3、汪曾祺融合人道与抒情的恬淡和谐风格的原因。
一是受到沈从文文学观念和风格的影响。表现在文学观念和如何写小说方面，及生活观念和对生活的态度方面。A、沈从文教他“要贴到人物来写”。即小说做法的问题。首先强调小说要写人物，且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其次这个要“贴”到人物，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再是“人物以外的其他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B、沈从文说“造成不要冷嘲”。即写作的态度和技巧问题，更是如何看取人生和现实生活的问题。要有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即使在逆境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不能更改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二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制导。A、他的创作是多方面、综合性的，比如从淳朴、恬淡、高洁的思想，到和谐、自然、纯真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等，都体现出作家的传统文学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即儒家“爱人”思想。B、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京剧以及民间文学的影响。三是与早期文学创作活动过程中的多向尝试和探索有关。写仿现代诗、仿西班牙作家阿索林的风格，追求“平淡”，受意识流方法的影响等等。
4、汪曾祺“抒情”与“人道”相融合的恬淡和谐风格的表现形式。
一是他在主张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现代派手法使现实主义“返老还童”。二是表现的相关层面：关注、尊重人，温情地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赞美朴素、健康的人性人情，对充满浓厚人情韵味的风俗画的描绘，淡泊宁静的叙事，简洁、自然、具有独特魅力的简约化语言等。
5、“抒情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抒情”的创作特点。
“人道主义的抒情”，指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感知和热爱，完全消融在诗情画意的乡风民俗的文本画面中，对人的关切和尊重，完全消融在恬淡和谐的人物生存方式中，融化在自由自在的人物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浑朴、自然、健康的人情和人性形态中。“抒情的人道主义”，指创作主体在“谈生活”时，用充满善意的眼睛去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用素朴而真诚的认知态度去感觉周围生活的生意盎然，以恬淡、平和、不动声色的心境发掘生活内在的诗意，抒写健康、自然的人性人情。
6、以《受戒》为例简要分析汪曾祺小说中体现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抒情”创作特点。
《受戒》处处体现美、诗意、健康的人性，表现在小说宗教世界里自然、凡俗的人情人性的张扬，对江南水乡浓厚的乡俗民情和充满浓厚风土人情意味的自然风光的描写，对农家少年单纯、质朴爱情的绝妙展示等方面。一是以正面肯定性的叙事话语，打破了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界限，张扬了僧人与普通人共通的自然、纯真的人情和人性。二是在对充满温馨和谐情趣的世俗生活图景和淳朴民风的描写中，反映出它独特的人道主义的抒情特色。三是《受戒》的人道主义的抒情还表现在对农家少年的自然天性和单纯、质朴的爱情的绝妙展示方面，是小说的“人道”抒情的重中之重。四是在这种自然、明快的描绘中贯穿、洋溢着一种健康而诗意的美的情调，倾注作家对平凡而素朴的尘世人生、对浑朴而淳厚的人情和天性的关注、尊重和诗意的张扬。作家对人的关切和尊重，完全融化在恬淡和谐的人物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作家和人道主义情怀，完全融化在由自在的人物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浑朴、自然、健康的人情和人性形态中。
7、汪曾祺《大淖记事》与《受戒》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
不同之处：A、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由生活自身所包含的负面因素和尖锐的对抗性冲突所构成。在不和谐的矛盾冲突性的生活讲述中，实现了作家一贯的“人道”与“抒情”相事例的基本创作特点。B、只有一半的篇幅涉及故事内容本身。差异不仅在于其风俗画描写的集中程度上，更主要是减弱了《受戒》式的自然、浑朴的色彩及其和谐、轻松的田园牧歌情调，而强化了一种生活的沉重感。相同之处：A、《大淖记事》依然是在风俗画中体现朴素、健康的人性人情；B、《大淖记事》虽讲述了生活中固有、负面、不和谐的生活因素和悲戚成份，但它被作家的改变和谐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观念冲淡了。这是汪式“抒情的人道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
8、如何理解汪曾祺的淡泊、宁静的叙事方式与简约化语言？
一是汪曾祺的淡泊、宁静的叙事方式，与他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密切相关，与作家不重故事情节，重生活本身的真实感和自然感的文学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是简约化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