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政治伦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的创新价值解析.pdf

生态文明、政治伦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的创新价值解析刘 然 王 瑛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审视，创新的哲学根基是实践，创新就是创新实践。创新实践是当代人的生存方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时代中国的创新实践可以凝练为三大主题：生态文明、政治伦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与政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推进发展的，并逐渐在反思中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理论和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思想上升到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空前高度加以系统阐述，生态文明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创新实践的主题。生态文明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及社会文明有机统一、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在广义上，生态文明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的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生态文明与每个个体和社会各个方面息息相关，“技术制度观念”和“宏观微观”成为理解生态文明的基本思路。首先，生态文明直接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创新实践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一观点构成了生态文明的根本依据。所谓技术创新实践，是指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提高行为效率和增强行为效果的需要，运用相关经验和知识，创造新的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实践活动。技术创新实践依据技术理性，以提高人与自然交往的效率为目的，结果却引发了生态危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与自然领域中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技术手段解决；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技术创新实践只是基本手段，生态文明的实现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内容。其次，生态文明的关键是人与人的关系，制度创新实践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路径。生创造论坛30总第 343 期/2023.5态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其二，资本的逻辑是财富最大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力和自然共同构成了财富的来源，只有两者合二为一，财富才能涌流。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隔断了两者的直接关系，成为异化的根源。虽然技术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是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使赋予了它意识形态的意义，技术试图将人控制在它的体系之中，按照资本的逻辑去选择自身，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作为财富的两个源泉，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技术控制人的过程，就是技术破坏自然的过程；当技术控制和剥削世界人民的时候，生态殖民开拓疆土的时代必然降临。因此，生态文明的关键在现实中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模式的改变，制度创新实践在其中起着根本作用。最后，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是合理的价值观，知识创新实践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动力源泉。知识创新实践作为新的精神成果的源泉，它为技术创新实践和制度创新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对于生态文明而言，最核心的是合理的价值观的形成。现如今，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与资本的逻辑相一致。唯有科学把握二者的一致性，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二者的统一性在于，市场经济也具有为他性，市场经济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如果想成功地获得价值，就必须让渡使用价值；社会主义也具有趋利性，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好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两者的关系就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社会主义需要利用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激发社会的活力，同时保证使用价值的真实性，确保市场经济的为他性。在资本主义模式处于全球统治地位的时代，合理把握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需要强调三条基本原则：第一，社会主义追求的财富是满足人们合理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作为利润的价值；第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抽象的 GDP；第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自由和平等，我们必须在制度上保证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对财富的所有权和经济政治的参与权，抵制官本位在新时代的延续。二、政治伦理：伦理诉求的政治表达生态文明直接关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两种关系的和谐都以合理的价值观为必要条件。政治伦理是内涵于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中的伦理诉求及价值关怀，因此必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创新实践的主题。政治伦理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狭义上，政治伦理局限于政治文明领域中，伦理上的平等和自由的观念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在广义上，政治伦理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整体变化，哲学发生语言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文化重心发生经济向伦理的转变，人们走过分别以宗教、政治、经济为文化重心的时代，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伦理诉求成为时代的主题。首先，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是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二者的统一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张力。马克思认为政治伦理目标的实现存在两个向度：其一，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其二，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是人创造论坛31总第 343 期/2023.5CREATION类解放。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就要坚持保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张力这一基本原则，避免二者相互干扰。一方面，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变化需要现实主义的科学视角；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应然探讨、批判维度和终极关怀需要理想主义的人文视角。基于以上观点，现实地推进中国的制度创新实践，实现政治伦理化发展，必须先要立足市民社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应该通过教育和技术、制度、知识创新实践，自觉地有计划地推进这个过程，而不是相反地向公共生活领域殖民。权力应该从一种外在于群众的异己的力量，转变为一种内在于群众的创造性的力量。其次，政治伦理的发展脉络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结合。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的本质日趋丰富合理。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从这个角度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三种形态，分别是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由此观之，人类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的文化重心：人的依赖关系社会是权力本位，依据血缘、神性和德性进行等级划分；物的依赖关系社会是货币本位，依据经济地位和财富的占有进行社会分层；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是伦理本位，每个个体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社会成为财富共同拥有和分享的自由社会。作为当代中国创新实践的主题之一，政治伦理在当代中国凸显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社会形态文化重心的转变，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二是中国国内改革创新所遭遇的政治体制阻力。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治伦理需要反思当今世界出现的各种极权主义因素，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付诸政治实践。最后，政治伦理的理想目标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30-631 页）这就是说，当现实目标一步步完成的时候就是理想目标实现的时刻。“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伴随着人类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知识性因素逐渐在人类的整体实践活动中脱颖而出。生态文明和政治伦理的实现都需要知识源泉和文化支撑。步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在变革中实现文化转型的关键，因此必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创新实践的主题。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进行狭义和广义的不同理解。狭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知识创新实践实现有机结合。广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构创造论坛32总第 343 期/2023.5建中国现代文化。但受到外源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元素相对复杂，其中，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合理地处理二者关系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三个维度：历史维度、结构维度、比较维度。它们恰好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形成基本的对应关系。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密切相关。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归宿来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任务相结合，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但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单纯强调时代特征和时代任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谓时代化，是一种历史维度。是一个纵向的时间范畴，我们需要打破过去和现在的隔阂，伽达默尔称之为“视野融合”。无论对现实或者历史的理解，只有将当下的现代视野与过去的历史视野融合在一起，才会产生意义。“视野融合”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都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张力之间纵横捭阖。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构维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作为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科学原理，其中国化的过程必然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展开。作为“化马克思主义”与“化大众”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创新话语范式与话语表达，将抽象理论形象化、生动化，使厚重的理论思想被社会大众接受并践行，进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促成结构维度中社会上下的良性互动。唯物史观也给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启示，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国家单一主体的行为，必须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个体成为另一端的主体，在二者之间形成互动的“前进-回溯”关系，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各种中介因素，比如民族、地域、宗教、家庭、教育等在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影响力。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维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实践对话的过程。要建构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不仅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更为根本的还必须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彰显中国式的智慧精神。为此，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整体性的横向对话，而且需要对内容体系进行分析，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展开全方位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对话，这样才能形成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 文 系 北 京 高 校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2016BJ05MZDX）、2021 年 度 辽 宁 省 高 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21LLMLB016）的阶段性成果（第一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单位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责任编辑：余昊东创造论坛33总第 343 期/2023.5CRE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