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_朱金涛.pdf

115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不断变革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迎来数字时代转向。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2022 年，中央网信办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这一战略指涉到农村，就具体化为数字乡村建设。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将数字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科技手段且赋予其共享属性的后发现代化举措。规范的“数字下乡”和数字乡村建设能有力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由此形成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一、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与实际现状面向数字时代扎实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历史任务，亟需以一元三线历史分析架构洞彻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现实情境，观测乡村社会数字化演进规律。（一）分析框架：唯物史观视域下一元三线历史分析架构乡村数字化转型将对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产生系统性影响，只有立足于数字化变革的新特征、新规律，才能实现扎实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受罗荣渠先生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启发，本文提出唯物史观视域下一元三线历史分析架构1。即把由生产力大发展所引发的数字化转型视为总体性端元，将乡村经济基础数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朱金涛 孙迎联摘 要：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坚持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战略导向，具有共享的社会主义属性。农村社会共同富裕是社会多元主体共谋共建、富裕时差程度因地分殊的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政治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在于乡村经济数字化崛起驱动基础跃升、治理技术化变迁引发组织重构、文化媒介化演替激活文明转轨。破解数字时代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现实梗阻，要坚持差异化、制度化、组织化、旗帜化的总体方略，建设经济政策群驱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挖掘集体资产数字化渠道并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以数据为核心搭建数字治理体系，推动建设“共享型”数字社会政策体系。关键词：共同富裕；农村社会共同富裕；数字乡村；数字化转型中图分类号：F49;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3-0115-08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DOI:10.19861/ki.tqsjyll.2023.03.017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116字化跃升、治理技术化变迁、文化媒介化演替看作三条转型主线，且三条主线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乡村经济生活变革对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起到根本性作用，以此“综合分析”透视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同时，农村社会共同富裕是中国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根本旨归，立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现实，将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为面向乡村全体居民实现由社会多元主体共谋共建、富裕时差程度因地分殊的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政治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二）实际现状：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现实情境数字化浪潮兴起以来，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成为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同时带来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历史契机。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2021 年全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达到 39.1%，其中东部地区为42.9%，中部地区为 42.5%，西部地区为 33.6%，各省数字化水平详细数值如下表所示。可见，数字化从总体上切入中国农村社会，引发系统性山乡巨变，为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提供重要驱动力，具体表现如下：农村数字基础设施逐步跟进，奠定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数字基底。据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3.08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2371 万，占网民整体的 28.9%，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逐渐缩小，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83.1%，较上年增长 1.8 个百分点，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1.9%，较上年提升 4.3 个百分点。可见，随着近些年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加快，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有所削减，为数字化弥合城乡二元经济，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前提。农业生产智慧化、经营数字化进程加快，驱动农民富裕增收。智慧农业脱胎于资本下乡主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年）整理所得。表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测度数值注：录入数值的条件是该项考察的数字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处于全国前列，无数据则表明该省此项数字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117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农业数字化的过程，国有资本和私营农企是智慧农业的经营主体。智慧农场发展既为农村提供就业岗位，也辐射带动周村农业信息化普及，有利推动农民增收致富。同时，农业经营数字化态势良好，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1）显示，2021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05 万亿元，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 15.66%，同比增长 11.3%，增速加快 2.4%。各地积极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加上“三农网红带货”辐射效应，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产品滞销问题，切实富裕农民口袋。乡村数字治理格局迅速形成，保障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共同富裕。随着数字网络发展，“智慧党建”“云办公”“互联网+政务服务”迅速覆盖乡村社会并形成数字治理格局。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建成 355 个县级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已实现县级行政区域 100%覆盖、乡镇覆盖率达 96.1%，全国行政村“三务”网上公开覆盖率为 78.4%，数字治理格局的形成较大程度地提高农村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有力推动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共同富裕。乡村文娱和日常生活数字化程度加深，丰裕农民精神生活。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下乡有效改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落后状况。以浙江为例，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显示，浙江省部分农村居民日均使用 4G/5G 智能手机时间平均为 3.02小时，日均使用前三位的手机功能选择中，新闻浏览为 172 次、人均触及比率 41.1%，聊天社交为 246 次、人均触及比率 59.2%，娱乐为 143 次、人均触及比率 34.4%，产品交易为 11 次、人均触及比率 0.03%,学习教育为 59 次、人均触及比率14.2%。可见，数字化全面融入农村居民的文娱和日常活动，丰裕乡民精神生活共富质量。二、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在于乡村经济数字化崛起促使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跃升，乡村治理技术化变迁驱动乡村和美共富组织格局逐步重构，乡村文化媒介化演替激活乡土文明朝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渐进转轨。（一）乡村经济数字化崛起：基础跃升驱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农村社会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指乡村全体居民获得城乡均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收入分配正义协调、乡村社会宜居宜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在于数字技术引发生产方式变革，导致乡村数字经济崛起，进而使整个乡村社会生活样态数字重塑（见图 1）。图 1 乡村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机理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发展，一种依托大数据、智能化设备、遥感技术、物联网设施的智慧农业就带来生产现代化跃迁。数字农业、智慧农业以其特有的信息化中介延伸农业产业创新链、价值链，可达到多元主体各处其位、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农民增收效益驱动共同富裕3。智慧农业发展动向关乎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更影响我国政府帮扶数亿小农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各地正积极探索适宜本地农情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以提升农产品价值，通过智慧农业经济利益联结帮助大小农户“富口袋”，实现农村社会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崛起，电商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总比重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据2021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县域网络零售额达 3530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2%，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比重为 30.0%，提高 0.9 个百分点，其中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3507.6 亿元，同比增长 29.0%。通过三农网红主播直播带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其辐射效应带动周村经济发展和村民发家致富。可见，数字经济兴起为农村发展注入磅礴动力，使小农与兼业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118的农村经济跃升出“小农+智慧农业+平台经济”这一新业态前景，丰富了农民致富增收的渠道。（二）乡村治理技术化变迁：组织重构驱动政治生活共同富裕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共同富裕是指乡村全体居民有序参与村庄自主治理、保有平等政治权益、享受高品质共同体生活。马克思曾言明“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4。伴随数字信息生产力发展和乡村经济数字化深度转型，乡村治理发生技术化变迁。这一变迁是多元主体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将乡村公共治理要素虚拟化为数据信息，以实现在数字空间中达成治理的历史过程，其特征在于多元化、虚拟化和技术化5。这为村庄善治进而实现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全方位数字支撑。当前实践中，各地乡村出现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上海市宝山区搭建链接国家与乡村的“社区通”数字治理接点平台6）、“农村基层智慧党建”（吉林打造“新时代 e 支部”智慧党建平台推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7）、“互联网+农村雪亮工程”（四川成都的乡村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慧眼”工程8）、“互联网+村务公开与监督”（江西赣州推广建立“村务公开微信群”和“村务监督微信群”并制定“双群”管理办法9）等一系列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新现象，推动村庄善治组织格局优化，从而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共同富裕。同时证实数字技术下乡正在我国引发一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嬗变，使农村社会治理从组织虚化与主体原子化的半自治形态转变为组织重构与主体虚拟化的数字互动形态，这为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治理基础和政治保障。（三）乡村文化媒介化演替：文明转轨驱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于共同体中享受多元复合文化生活实现个人文化素养提升、较高精神生活品质、自我满足个性化精神需求、最终达到自主精神独立状态。伴随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下乡，乡土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数字化浪潮所席卷并激发文明转轨。一方面，乡土文化现代化演进由现实空间向数字空间转轨，推动乡村文化媒介化演替为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赓续文明火种。近年来，数字空间中出现众多为群众所知的“三农网红”与“乡村主播”，对乡土文化进行包装和宣传，借助数字平台为“三农”发展传递声音，这一现象正是乡土文化媒介化演替的具体昭显，该群体行动承载着乡土文化的数字转轨，不仅能够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赓续乡土文化火种，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多元主体对乡村文化的集体认同，广泛吸引多元主体参与推进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传统交往模式发生转变，影响乡村社会价值规范，进而改变乡村文化形态。首先是村民间现实交往部分被数字虚拟交往所取代；其次，农民获取信息和信息传播大多通过数字网络媒介实现；最后，农民文娱生活主要通过数字网络达成，少数具有创新意识的村民甚至通过自媒体生产文娱作品。这些转变正潜移默化地改变乡村文化形态，使得新时期后所形成的传统乡土文化遗产交叠市场经济意识这一占主导地位的乡村文化形态，转变为由主流网络意识形式主导的多元复合文化形态，不仅促进城乡文化交融，更丰富了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质内容。三、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现实梗阻由于乡村处于我国城乡二元空间中的弱势地位，在数字化浪潮中，乡村经济基础跃升、治理组织重构、乡土文明转轨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内在张力，进而生成梗阻影响农村社会共同富裕（见图 2）。图 2 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现实梗阻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119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一）跃升短板：乡村数字经济自生能力不足与数字经济发展失衡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问题根源，在于数字经济向农村社会扩张所引发的双重效应。即乡村数字经济诸形态，包括电商经济、平台经济、新型农业经济、智慧化服务经济，既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有造成贫富差距增大的风险。具体而言，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物质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如下问题：其一，乡村社会要素资源禀赋结构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盲目转型不利于农村社会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稳步推进。就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和农村劳动力素养而言，我国乡村此时无法承载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同时，资本裹挟数字下乡具有盈利性质和平台垄断性质，盲目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下乡、智慧农业经济、平台经济等各类数字经济形式，将会造成过早去工业化、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闲置、小农户生存空间被挤压、政府财税扶持压力大效益小等各类发展困境，严重阻碍农村社会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扎实推进10。其二，乡村数字经济在区域、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缺乏先富带动后富的利益联结机制。一方面，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据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2）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存在落差，自 2013 年至 2021年共 8 年间，东、中、西部的增长倍数分别为 5.42、3.31、2.78；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行业间发展不平衡。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显示，2020 年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8.9%、21.0%和 40.7%，比重近似 1：2：4。且以乡村网红为引擎的电商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情境而言，“淘宝村”“网红村”背后具有较大偶然性，在缺乏先富带动后富的利益联结机制的情况下，会导致乡村社会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利于农村社会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稳步实现。（二）重构难点：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尚待健全与主体数字素养缺陷乡村数字治理具有智能化和科技化特点，而我国传统乡村治理主要依托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乡土社会伦理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冰冷的数字技术，使得乡村治理遭遇技术消解伦理、伦理排斥技术的二元矛盾，如何在这“技术伦理”的张力结构中顺利推进乡村治理技术化变迁是在实践中要把握的重要法门，其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缺乏面向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共同富裕的制度规章体系。其一，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建设不规范，农村基层“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数字党建”大多流于形式。笔者调研发现安徽省部分地区政务平台十分驳杂，存在“多个部门多款软件”，群众办事“一项事务一次下载”的现象，容易形成“数据孤岛”，不利于数据整合共享和群众便利。其二，在涉农数据整合、监管和共享上，缺乏统一管理标准，数字资本下乡时，又缺乏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规约体系，往往造成数据不合理占用以及数据垄断现象，损害农民共富权益。其三，缺乏“共享型”数字社会政策体系，城乡居民享受的数字化社会服务权益差距较大，无法保障农村居民在数字教育、网络就业、在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主体数字素养存在缺陷，难以满足技术性治理形式的数字化特点。数字素养缺陷是我国农民存在的普遍问题，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显示，安徽调研范围内，“无家庭上网设备”以及“不使用智能手机”的农户数为 63，占比为17.5%；对于使用 4G/5G 手机，88 户农民表示“有些困难”，占比为 24.4%，36 户农民表示“较困难，只用来打电话”，占比约为 10%，能够“正常使用”4G/5G 智能手机的农户数为 173 户，占比为48.1%。可见，我国部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缺陷较严重，且存在一批难以解决的“数字遗民”，数字素养缺陷又导致其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积极性低，使得乡村治理技术化变迁遭遇阻力。（三）转轨困境：乡村网络文化生态风俗低迷与共同富裕观念薄弱数字时代乡村网络文化建设是推进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有利于驱动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数字时代网络虚拟化与文化工业对主体的俘获，使乡民趋于原子化和功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120利化，这对推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出如下挑战：其一，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力度弱，数字文化空间风俗低迷，影响农民精神生活富裕。乡村文化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特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内容涉及文化、法制、风俗、社会治安等多个方面11，着重于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12。在数字时代，随着乡土文化借由数字化经历文明转轨，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疏松的情况值得重视，乡村网络空间是集体共同的精神家园，部分村民通过自媒体平台接纳或宣扬负面内容，乡村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影响村民精神生活富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和美共富的乡村网络文化生活空间迫在眉睫。其二，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加重农民原子化与功利化进程，集体性基础缺失促使村民共同富裕观念薄弱。一方面，数字技术营造的虚拟网络空间使居于其中的人成为一个独立的、被集体分割的个体，沉浸在由数字资本统摄的文化工业所构建的虚拟意识形式中的乡村居民也会逐渐淡化现实空间的伦理结构，开始从集体中剥离出一个原子化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现有的数字经济并不能为乡村社会提供集体经济基础，全国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村民在市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扩张中，逐渐获得利己的主体性，村民共同富裕的观念薄弱。徐学庆甚至认为集体经济是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基石，“集体经济雄厚的村庄乡风文明建设才搞得好”13。但是，当前我国农村数字经济多为平台资本主义垄断或个体户所掌握，难以为农村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集体基础。四、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实践策略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是依靠农民并且为了农民的系统工程，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经济繁荣只是主体追求富裕生活的工具和手段。围绕乡村数字化的系统性和属人性，本文的实践策略包含总体方略和政策建议两个部分。（一）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总体方略考虑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的整体性，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数字乡村发展，遵循差异化、制度化、组织化、旗帜化四条总体方略，扎实推进数字时代农村社会共同富裕（见图 3）。图 3 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总体方略差异化分殊共富时差，分类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要深入区域城乡广袤的时空差异摸准不同乡情的特殊性脉门，因地制宜、依村推进。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争创优先。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应财税优惠和智慧农业扶持政策，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农业数字化服务企业扎根，创建先进模式。另一方面，中西部落后地区弥补短板。数字自生能力稍弱地区可暂缓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帮助其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人才和数字科技供给，由省级政府统筹建设一体化乡村数字政务平台鼓励基层治理技术化变迁，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奠定治理基础14。制度化定格共富规范，健全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制定面向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数字治理体系是一项重要任务。其一，完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规约体系。地方政府可从城乡数字一体化发展、乡村数字经济监管、乡村数字产业链发展、农业数据管理体系等方面入手，规范乡村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杜绝数字平台形成垄断、不合理占用农村资源等现象。其二，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加强村级公共事务网络议事、决策、公开、监督程序化、制度化建设，确保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全过程村民民主自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推进符合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的“智慧党建”规章设计，避免“数字党建”流于形式。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121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组织化团结共富主体，多元主体协同共谋共享。数字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离不开多元主体凝聚合力，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奔向共同富裕。一方面，全方位开展数字素养培训工程。各地党委可与地方信息化部门合作开展专项行动，强化“带头人队伍”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运营能力。同时，分类引导农村居民融入数字乡村，村委会开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班，切实增强群众基础性数字素养，针对部分“数字遗民”，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专属数字化服务通道；另一方面，建立数字时代农村社会共同富裕多元主体共谋机制。除农村党团组织、村民委员会、中坚群体、新乡贤、数字弱势群体等内部实践主体外，还需要积极争取到上级党政机关、在外务工群体、市场主体、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群策群力15。旗帜化促生共富观念，高举共同富裕精神旗帜。乡村文化建设是推进数字时代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灵魂工程。一方面，筑牢农民共同富裕观念。村两委可利用数字平台统筹和组织村民参与村集体经济运营和集体资产管理，巩固村民集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强化乡村网络文化综合治理，守好乡村网络文化阵地。基层政府可适当转变绩效考核方式，将乡村文化建设、乡风文明程度、农民精神生活面貌纳入政治考核标准，同时加强乡村网络文化内容建设和正面宣传，当地宣传部门可借助自媒体平台，以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切实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观念进乡村、进宗族、进家庭。（二）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以县域为载体构建数字化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经济政策群驱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县域数字经济独有的空间整合效应，为城乡融合提供现实载体。实践中发挥县域数字经济辐射农村社会共同富裕效应，可先由地方政府牵头搭建“高校及科研院所+国营企业”互通合作的县级数字化产学研平台，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积聚势能。同时，注重建设面向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经济政策群以驱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一是倾斜性财政税收政策，以减税降费手段帮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电商个体户、智慧农业私营企业等乡村数字经济基础力量发展；二是耦合性产业政策，自觉利用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和调节性产业政策合理搭配、协同作用引导数字产业集群向县域转移、扎根；三是数字化转型政策，加快设置相应产业结构升级优惠补贴政策，对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县域原有产业提供积极的优惠政策。以数据为核心搭建数字治理体系，规范各类政务数据与涉农数据整合、开放、共享。数据是信息化时代重要生产要素，谁占有数据谁就拥有数字生产所有权，面向共同富裕，要加快稳固集体对数据占有的基本盘，建设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治理体系，这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面向农村社会共同富裕、坚守社会分配正义的关键保障。一方面，解决政务平台零散、数据孤岛问题，各省政府可逐步建立统一的基层数字政务平台，既方便政务数据整合、共享及监管，又能够加快形成权威性的数字政务空间，方便群众政务办理；另一方面，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参考数据安全法，加快出台相关涉农数据管理规章，界定农业生产端数据采集、整合、共享、监管的责任主体及管理事宜，捋清私营农企、农业大户获取生产端数据保密使用的个人保护年限及其开放共享事宜。大力培育乡村数字人才，挖掘集体资产数字化增收渠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其一，针对乡村数字人才弱势，可依托地方高校公费培养一批数字技术人才专门服务于数字乡村建设，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多渠道培育乡村“数字能手”，并积极吸纳“数字能手”进入组织内部，提升党组织统筹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其二，加快发展产权清晰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支部书记“直播带货”“网络宣传乡土文旅资源”挖掘集体资产数字化途径，既能借助数字红利带动农民致富，也能扎实集体基础，增强农村社会共同富裕集体认同。其三，对于部分由“平台网红+电商经济”模式带动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成效突出地区，要加紧建立先富带动后富的利益联结机制，完善乡村社会第三次分配机制，引导乡村数字致富能手贡数字化驱动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机理与实践 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122献于村庄公益慈善事业，倡导“村集体+三农网红+小农户”集资、集智、集能、集劳入股形式发展农村电商经济。完善数字化社会服务，推动建设“共享型”数字社会政策体系，满足农村居民数字生活需求。数字时代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应着重关注数字化社会服务，满足农村居民在知识获取、数字就业、在线问诊等多元数字生活需求。推动建设“共享型”数字社会政策体系，根据差别平等原则，对农村居民实行倾斜性的惠民政策。教育政策上，通过数字网络平台优化城乡教育资源，推动优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日常科普等资源数字化共享，可由省级教育部门建立统一公用教育资源网络平台，鼓励各级优质院校、科研机构、科普工作站等事业单位面向乡村教育需求展开教育资源共享。就业政策上，地方就业指导中心可加快建设农村数字就业培训体系，通过网络普法提高农民劳动权益保障。医疗政策上，加快健全农村居民数字医疗保障体系，鼓励城市医疗机构面向落后地区乡村开展免费在线诊断业务。参考文献: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75-8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 殷浩栋，霍鹏，肖荣美，高雨晨.智慧农业发展的底层逻辑、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 J.改革，2021，（11）：95-10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2.5 朱金涛，孙迎联，杨文静.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显著特性、内在张力与优化路径 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2，（6）：88-91.6 李全利，朱仁森.打造乡村数字治理接点平台：逻辑框架、案例审视与联动策略 J.学习与实践，2022，（3）：82-92.7 李凤华.抓实“新时代 e 支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J.新长征（党建版），2020，（2）：40.8 吴莹，秦美平.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重构以成都市 S 镇“慧眼”工程为例 J.新视野，2022，（5）：72-80.9 邬家峰.网络技术结构性赋能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江西省赣州市村务微信群的考察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3）：56-64.10 李文睿.数字经济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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