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pdf

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杨 铃 陈晓蓉 张汝立 张昆贤【摘 要】青年群体是数字时代享受技术红利的主力军,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潜在主体。但现有研究多关注社会治理中技术如何赋能具体事务的管理,较少关注从数字技术到社会治理的中间机制,以及青年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疏离。本文基于一项全国范围的青年群体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青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特别是在以虚拟社区为代表的数字场域内,成员联结度越高越有利于培育青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且这一效应通过提高青年的社会支持水平而实现;同时,推动以线上志愿服务为代表的社会治理参与方式面向更多青年,也将提升青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本研究为新时代如何动员青年作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路径与现实启示。【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数字技术;虚拟社区;社会支持;青年群体一、从互联网技术到数字社会:分化与整合技术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其应用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在国家治理层面(邱泽奇,2018)。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数字技术并非一个外生因素,杨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领导力;陈晓蓉(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数字社会,1946330933 ;张汝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张昆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化转型。引文格式:杨铃,陈晓蓉,张汝立,等.2023.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J.公共管理评论,5(2):162-187.Cite this article:Yang L,Chen X R,Zhang R,et al.2023.A study of the mechanisms to cultivate an awareness of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mong youth in the digital eraJ.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5(2):162-187.(in Chinese)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163 而是嵌入在社会的多个维度之中,改变着社会运转的逻辑(闫泽华和王天夫,2022)。可以说,数字时代改变了技术作为工具的角色,使之成为架构新型社会基础与治理模式的重要场域和手段。有研究指出,以“治理云”和“政务服务平台”为代表的数字治理平台可以通过调动与联结多元共治主体为政社共治提供必需的主体要素,可以通过平台的中介效应促进共治主体间互动达成共识,进而构建政府聚合社区合作治理的资源平台和共享治理数据(周济南,2021),还可以通过动员机制促成多元共治主体从达成共识到集体行动,最终实现权力、资源、价值、利益等在政府和社会间的双向循环互动(沈永东和毕荟蓉,2021)。总之,数字技术对于当下的社会事务治理具有重要实践助力。但当下多数研究重点讨论的是社会治理中技术如何赋能具体事务的管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数字技术到社会治理的中间机制为何以及何为。事实上,数字技术除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凝聚了虚拟社区内多方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有机联结使社区居民过上了线上的“社群生活”,培育了居民间的互助合作能力,为形成社区居民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能(周济南,2021)。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备独特的实践价值,这种价值表现为解决数据价值化、治理民主化、运行秩序性和社会价值传递等问题,重建了社会规则与社会结构的组织形态(朱婉菁,2020)。而究其实质则是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为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要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关爽,2021)。本文认为,数字技术打破了个体间的原子化状态,既强化了公民的社区认同,又加强了公民之间的情感联系,促进了虚拟社区内人际关系的良序发展,有必要对技术的使用者如何受技术影响而参与社会治理进行进一步研究。由此,可以进一步讨论数字社会中基于人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否培育其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这对当下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青年群体通常被认为是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疏离的,尤其是线下社区内的共同体。这是因为青年有自己的职业网络、社交网络、兴趣爱好圈,这些网络与圈子多数不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之内,居住地更多时候仅仅是他们休息的空间。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这一现状似乎有所改变。以志愿服务为例,2022年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一起云支教,共同迎冬奥”活动就吸引了全国超过 280 所高校的 62000 余名大学生参与(中国青年网,2022),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202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因此,从青年视角切入,探讨如何培育这一群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尤为重要。由于当下数字技术使用的主力军是青年群体,基于此,本文以数字社会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为逻辑起点,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虚拟社区再造出发,重点关注数字时代青年在数字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164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在社会学中,“共同体”的概念起始于滕尼斯,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人们拥有共同感情、良好关系的社会生活状态(gemeinschaft),后来鲍曼指出“共同体”是人们能够相互依赖与关心的场所(王思斌,2020)。据此,可以认为“共同体”的含义是强调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共同意识、价值观念、文化规范的社会表现形式。随着不同领域对“共同体”概念的运用,出现了诸如“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说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2019)。“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党中央对社会建设格局的创新性思考,对当下社会治理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何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政策文本上来看,它指向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和人人享有”的治理格局,强调公共性和实践性,是对当下社会治理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公共精神培育以及权责关系优化(李慧凤和孙莎莎,2022)。当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从学理层面对该概念做了进一步探讨。作为“共同体”概念的具体领域分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是“组织吸纳社会”,即国家通过组织网络的方式借力社会力量,形成社会中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周明和许珂,2022)。可以说,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相关各方基于共同的理念和目标而形成的群体形式,群体内各方因共同价值的存在而相互信任和合作,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这种共同体意识并非只由简单维度构成,而是综合了社会治理过程中公共性相关的多方因素。首先,共同体本身即包含一定程度上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基本特征(刘琼莲,2020);进一步地,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层面基于一定的共同价值而相互嵌入、共同协商、合作行动的价值、目标乃至利益共同体(徐顽强,2020)。在这里,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包含了共建、共治和共享的意涵,其中,共建是过程,共治是目标,共享是效应(王思斌,2020)。因此,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回溯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是相关主体围绕一定的社会治理目标采取合作行动的共同价值基础,主要包含身份认同、共建意愿、共享理念以及共同情感这四个维度。由于现代社会中治理场域和治理事务的复杂性,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并不必然同时满足这四个维度,个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更多是基于不同情境表现出不同维度的特征。因而,本文所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是个体对于社会事务较为宽泛的参与意识,其本质是个体基于共同目标或利益诉求等不同动因考量而选择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意识。广义上,社会治理共同体既包含地域意义上的实体社区,也包含网络意义上的虚拟联结。在国家的政策文本和多数分析中,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指向实体社区,也就是线下社区的治理共同体;而基于线上社区所形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政策文本中多被表达为社群的概念范畴。二者在治理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以党组织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165 为核心,以委员会为依托,依靠干部带动居(村)民共同参与;后者以网络平台等为载体,依靠社群内用户共同参与。事实上,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社会的数字化特征愈发明显,这种技术的更新已经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场域 数字场域。在数字场域中,技术具有社交属性,它使得青年群体的联结从现实社区走向虚拟社区,这也使得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了更宽的内涵,模糊了实体社区与虚拟社群之间的边界。由于虚拟社区以强大的沟通技术作为基础,其领域内的互动具有即时性,而这种即时的互动往往能带来更有效的社会支持,因此在虚拟社区中的社群关系联结更有可能基于共享价值和信念。进一步来说,当青年群体的社区属地从现实走向虚拟,其活动领域可能不仅没有缩减,甚至会出现新形式的扩面,如线上志愿服务等,而诸如此类的活动可能进一步激发青年群体对于社区以及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而这也正是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原初基础。因此,本文认为,技术的发展带来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场域,即数字场域。在该场域内,通过互动式技术的使用,青年群体的社区活动范畴从现实生活扩围到虚拟空间,在虚拟社区中参与的活动及获得的社会支持都将进一步影响其在具体生活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一)数字技术、虚拟社区与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1.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的普及使用从机会、动机和能力三个方面提升了青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首先,数字技术复制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特质,为青年群体融入社会治理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相比传统媒介和互联网媒介,基于数字化的信息传递更加迅速,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载体更显丰富,为青年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平台。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媒介出现,青年群体能够从多个方面接受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尽管所面对的信息纷繁冗杂,但青年恰恰能够依靠自身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从多个不同的渠道中辨别真伪、去伪存真(汤峰等,2021);另一方面,在更具多样性的数字空间中,公共舆论的表达更为透明,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由社会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社会信任不足问题,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商、理解和共识,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信任(Bouchillon,2014)。其次,数字技术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动机,变被动为主动。数字技术时代,APP 的使用更为频繁,贯穿于年轻一代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于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而言,他们需要在“学习强国”等各类红色平台上进行一定的理论学习,同时还可以借助各类数字技术工具开展党的主题活动;而对于团员青年而言,也有“青年大学习”等线上学习产品来帮助他们培育投身社会治理的意识观。通过数字 APP 的使用,青年群体得以提升自身政治素养,关注国家和社会大事,表达自身政治诉求,作为主体之一参与和政府共建的过程(孟天广和李锋,2015)。最后,数字技术提升了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在数字时代即体现为数字能力。数字能力广义上指的是与数字技术使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结合,是数字时代青年参166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与数字社会发展的关键。个体的数字能力越强,数字技术使用越多样,就意味着其越可能充分地利用互联网上丰富的资源来满足自身需求,并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得收益。数字能力的运用影响着青年的政治参与、社会资本和幸福感等个人发展和主客观福祉的获得(陈丹引,2021),进而提升了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感(刘晋飞,2020)。综合以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数字技术的使用对青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有正向作用。2.虚拟社区成员联结度数字时代改变了技术作为工具的角色,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场域,即虚拟社区。虚拟社区通常被视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所形成的独特社区形式,主要体现为线上社群等,进而区别于物理空间的社区,带有超越时空的属性。而从社区虚拟化过程以及虚拟社区起源的社会性及其实质出发,虚拟社区也是现实社区,并且在不断重塑日常社区实践。本文所指的虚拟社区主要聚焦于自发形成的微信社群。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个体的活动空间也由于虚拟社区的存在得到拓展,这种拓展如何与现实中的社会治理相联结,也受到本文的关注。本文认为,依靠数字技术所建构的新型虚拟社区场域是虚拟赋能现实的主要场所,而虚拟社区内的成员联结度则从四个方面对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产生影响。第一,强化社会互动。数字技术融入了更多的社交属性,这种技术属性弥合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鸿沟,使得二者之间在空间场域上有了新的联结点,也解决了互联网时代“空间匿名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强化了原有的社会关系(DiMaggio et al.,2001),它通过构建社群使得公民日常的生活行为得以在网络空间延续,也可以将现实中的社会关系与虚拟社区相贯通。例如,有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改善了邻里社区的关系(陈福平和李荣誉,2019),促进了居民的社区融入(周骥腾和付堉琪,2021)。第二,强化集体行为。虚拟社区内的成员在互联网使用的过程中更容易体现出“集体”特征而非“自浸式”特征,具体表现为他们会利用互联网交流、分享观点,这是由于虚拟社区的空间为他们表达观点与诉求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空间。这种借由互联网快速获取社会和政治信息,并与他人分享,从而提高政治参与度的使用取向,也被前人学者称为“社会参与假说”或“公民赋权假说”(Welzel,2014)。第三,强化域内监督。虚拟社区解决了网络社会时代监督不足的问题,模糊了网民在表意过程中的前后台界限,使得青年网民在社群中的发言更为具象,且态度更为客观中立,而大数据下的精准定位也为责任明晰提供了技术支持,规避了无效发言,一定程度上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提高了建言献策的水平与质量。第四,强化信息反哺。虚拟社区内实时更新的信息流使得青年公民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获取信息,反之又能够以最快的速率动员自身乃至周边人群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这促进了青年的治理投入,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共同体意识。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虚拟社区内的成员联结度对青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有正向作用。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167(二)社会支持作为中介路径尽管虚拟社区中青年之间的互通有无、社会交往有助于提高其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仍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将虚拟社区内的情感和社会关系迁至现实生活之中。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过程中,社会支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社会支持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时常扮演着形成和维持幸福感的“缓冲器”角色(陈建等,2018),良好的社会支持水平有利于个体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激发个体的贡献行为,提高个体的社会融入程度(秦敏和李若男,2020)。除了社会情感帮助,社会支持还包括工具帮助和信息帮助(张梦等,2021),而这些则成为个体网络资源禀赋的重要因素。换言之,社会支持主要通过个体的社会网络来影响其在社会参与中可能调配的社会资源。此外,社会支持还会影响个体的分享意愿。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可能感受到较强的安全感,从而促进其主动分享观点、交流理念(李正东和尹思雨,2021),而观点和理念的碰撞又有利于形塑青年个体的共同体意识。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青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其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有正向作用。首先,在数字技术的使用及其赋能下,虚拟社区内成员的联结程度有利于提高身处其中的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这是由于数字技术的使用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线上化,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即时通信步入生活。在数字时代,人们之间的沟通频率提高,交往范围逐步扩大,既丰富了新增社会支持的来源,又深化了既有社会支持的强度。对于青年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其次,那些在虚拟社区空间中联结度高的成员更容易形成群体意识,更容易受到成员之间的影响,也更容易被调动起参与感,从而提高自身对于社会支持的感知。最后,数字技术与虚拟社区还共同为成员提供了信息支持,以帮助成员在不同的社区中充分享受信息红利,提高甄别能力。据此可以认为,社会支持是解释数字技术和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对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a:数字技术的使用对青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有正向作用。H4b:虚拟社区内的成员联结度对青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有正向作用。H5a:青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在数字技术使用与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之间起中介作用。H5b:青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在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与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之间起中介作用。综上,本文提出如下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三)志愿服务的调节效应志愿服务作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有利于培育青年的利他动机168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图 1 基础中介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和亲社会动机。现有研究中关于志愿服务缘何能够成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主要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失灵展开。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决定了政府难以满足这些多样化诉求,而政府力量的有限则为志愿组织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市场失灵理论则认为,市场的个人主义极容易吞噬公共理性,若仅从自我利益出发,最终一定也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为了避免上述两类失灵的发生,就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把原先由其独自承担的部分责任转交给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志愿团体。在当前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下,参与志愿服务不仅有利于个体素质的提升,还能推动公共服务的供给、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公共价值的产出(王焕等,2021)。数字技术的使用,尤其是虚拟社区空间为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高翔,2020),一些以线上志愿活动为主的社群逐渐出现,构成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新组织,在数字时代发挥着动员青年参与的作用。青年参与线上志愿服务可能具备如下作用。第一,能够培育青年的服务和奉献意识。一方面,参与线上志愿服务与线下志愿服务类似,可以让青年以其自身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范;另一方面,青年参与线上志愿服务,还能够锤炼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奋斗品性。第二,能够拓宽青年的社会网络资源,帮助其沉淀社会资本。数字社会中青年获取志愿服务信息的渠道更为广泛,在志愿服务中也更可能接触人际资源并进行维系。在参与线上志愿服务的实践中,青年可以增加公民社会资本,这有利于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兴趣和能力,促进和谐社区的形成和社区共同体的建构,从而显著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第三,能够提高青年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这主要体现为通过一些即时的信息反馈机制,给予交流与共享的空间,从而促进青年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能力,增进青年调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强化青年的社会信任,提高青年群体间的凝聚力(陆亚娜,2015)。综合来看,那些具有线上志愿服务经历的青年更可能感受到社会支持,进而更容易提高自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6:青年的线上志愿服务经历调节了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对青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的正向作用。具体来说,相较于没有线上志愿服务经历的青年,在有线上志愿服务经历的青年中,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对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的正向作用会更强。H7:青年的线上志愿服务经历调节了社会支持在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与青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之间的中介关系。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169 具体来说,相较于没有线上志愿服务经历的青年,在有线上志愿服务经历的青年中,社会支持在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之间的中介作用会更强。图 2 是在上述论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调节中介模型,其样本为加入过线上志愿服务群的调查对象。图 2 调节中介模型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我国 1835 岁的青年群体,于 2022 年 3 月通过腾讯问卷平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发布并回收问卷 683 份,其中有效问卷 533份,有效回收率为 78.038%。研究样本的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本文在正式调研前对 12 名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和不同就业情况的青年进行了问卷访谈,根据反馈的建议修改了问卷用语。同时,本文还在问卷核心变量的题项中加入了 3 道注意力检测题项,以进一步保证问卷填答的有效性。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青年均是自愿、匿名参与。表 1 样本特征描述(N=533)变量题项数量百分比变量题项数量百分比性别年龄(岁)政治面貌男18033.771%女35366.229%182432360.601%252917432.645%3035366.754%非中共党员36468.293%中共党员16931.707%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未婚47488.930%已婚5810.882%离异10.188%在学29354.972%就业20137.711%待业336.191%其他61.126%170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续表变量题项数量百分比变量题项数量百分比教育程度年收入(万元)初中及以下81.501%高中或中专244.503%大专或高职10419.512%大学本科24345.591%硕士及以上15428.893%229054.409%259718.199%5108415.760%1020499.193%20132.439%地域分布线上志愿服务群线上志愿服务经历线上志愿服务时长(小时)北京15829.644%广东489.006%福建397.317%其他28854.033%未加入31659.287%加入过21740.713%无42479.550%有10920.450%年均值6.512 注:地域分布中的“其他”包含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辽宁、黑龙江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线上志愿服务时长”指的是调查对象在过去一年中参与线上志愿服务的总小时数。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在全样本 533 人中,有 217 人加入过线上志愿服务群,构成本文的虚拟社区样本(N=217)。其中,男性 72 人(33.180%);年龄范围为 1835 岁,均值为 23.373;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调查对象 176 人(81.106%);处于在学状态的调查对象 132 人(60.829%);未婚的调查对象 194 人(89.401%);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调查对象74 人(34.101%);2021 年全年税后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各种奖金等所有现金给付)不超过 2 万元的调查对象 126 人(58.065%);过去一年中(2021 年),有过线上志愿服务经历的调查对象 87 人(40.092%),全年线上志愿服务平均时长为 15.359小时。本文进一步区分全样本(N=533)和虚拟社区样本(N=217)并进行分析,主要是由于笼统性的数字技术使用较难实现对青年群体中广泛存在的虚拟社会互动、数字亚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等具体行为和心态特点的精准把握(孙金燕和金星,2022)。对此,第一,本文将数字技术使用作为数字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在全样本中构建“数字技术使用-社会支持-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模型,旨在探索和检验数字技术使用对于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效果和一般机制;第二,为了更精准地呈现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效果,本文在对全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聚焦于更能体现青年群体虚拟互动和亚文化建构特点的虚拟社区,将其作为数字技术使用的一种具体应用场景,并用“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代替“数字技术使用”作为自变量在虚拟社区样本中进行检验,同时加入“线上志愿服务经历”作为调节变量,旨在进一步明晰何种场景与何种程度下的数字技术使用会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产生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171 影响。选择加入过线上志愿服务群的样本作为虚拟社区样本,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可及性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志愿服务工作深受党和国家重视,志愿服务条例的颁布、“一起云支教,共同迎冬奥”等大型活动的开展,为广大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政策支持和参与平台。二是互动性强。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数字技术与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一批以网络志愿者、数字志愿者等为主体的线上志愿服务社群,这些社群不仅促进了社群内志愿者团体的共同体意识,也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生力量。(二)变量测量除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之外,本文中其他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既有文献中被反复验证的国际或国内通用成熟量表,其中国际量表采用翻译-回译程序保证其准确性和适用性。1.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测量目前学界尚无直接测量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工具,本文通过理论推演与概念界定,结合上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定义,分别从“身份认同”“共建意愿”“共享理念”“共同情感”四个维度设计相关题项。其中,“身份认同”维度主要借鉴既有文献中有关组织认同的量表(Van Dick et al.,2008),并根据本文研究情境在表述上做相应的替代;“共建意愿”维度从愿意程度出发,落脚于“参与”“带动他人参与”“建设”3 个关键点;“共享理念”维度从“认为”出发,落脚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共同情感”维度则围绕情感特征,从情感联系、情感状态、人际关系 3 个方面构造题项。综上,本文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量表最终包括 16 个题项,并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调查对象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越强。由于是新量表,本文首先对量表进行了初步修订(张书维等,2019)。结果显示,16 个题项的区分度即高低分组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均显著(p0.001),且与总和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 0.6 以上(p0.010);信度分析的 Cronbachs 值为 0.950。接下来,本文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为了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本文通过 SPSS 26.0 将全样本(N=533)的数据随机分为两份独立的样本,样本 A(N=257)用于 EFA,样本 B(N=276)用于 CFA。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样本 A 与 B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的差异均不显著,且均值也都基本一致。样本 A 的 EFA 结果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量表的 KMO 值为0.943,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度(p0.001)均符合要求,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提取的 4 个因子共解释总变量的 75.637%,由于其中两个题项的因子载荷过低,删除这两个题项后的所有 14 个测量题项在其对应因子上的载荷值都在 0.5 以上,较为理想地通过了 EFA 检验。其中,身份认同和共建意愿各包含 3172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个题项,共享理念和共同情感各包含 4 个题项(见表 2)。表 2 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量表结构及题项变量维度题项陈述SSGC身份认同共建意愿共享理念共同情感SSGC1我认为我是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一员SSGC2当提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时,我经常用“我们”而不是“他们”SSGC3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社会治理共同体SSGC4我愿意参与身边的社会公共事务(如参与居民议事)SSGC5我愿意参与建设和谐温暖的社会SSGC6我愿意带动自己身边的人一起参与建设和谐温暖的社会SSGC7我认为社会治理应以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直接目标SSGC8我认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有建立在真诚帮助弱者、相互理解、增强共同生活能力基础上的服务SSGC9我认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社会SSGC10我认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离不开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共同努力SSGC11我觉得我和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在情感上相联SSGC12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让我感到很愉悦SSGC13我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应该相互接受、相互信任SSGC14如有需要,我愿意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提供情感支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为进一步验证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四因子结构,本文接下来运用样本 B 进行一阶和二阶 CFA 检验。二阶 CFA 相较于一阶 CFA 更加简化,但构建二阶模型需满足两个要求:一是各一阶构面之间要有较高的相关性,二是目标系数(一阶 CFA 的2值与二阶 CFA 的2值的比值)需达到可接受的 0.740 标准值。本文通过 Mplus 8.3 分析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一阶构面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满足构建二阶模型的基础条件:身份认同与共建意愿(r=0.894,p0.001)、身份认同与共享理念(r=0.759,p0.001)、身份认同与共同情感(r=0.816,p0.001);共建意愿与共享理念(r=0.719,p0.001)、共建意愿与共同情感(r=0.784,p0.001);共享理念与共同情感(r=0.900,p0.740),说明二阶模型能够较好地代表一阶模型。最后,二阶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2/df=2.738,CFI=0.955,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173 TLI=0.944,RMSEA=0.079,SRMR=0.046),各一阶构面对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非标准化因子载荷均显著,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在 0.850 以上,这进一步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量表二阶 14 个题项的设计是有效且较为理想的,为本文的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在全样本和虚拟社区样本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量表的 Cronbachs 值分别为 0.946 和 0.939,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2.其他变量的测量数字技术使用。本文将数字技术使用作为数字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因而该变量的数据来自全样本。本文借鉴曾凡斌(2018)关于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分类,根据题项表意以及因子载荷来选取最适合本文情境的题项构成测量量表(柯江林等,2022),包括 3 个题项:(1)过去一年,您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情况;(2)过去一年,您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消费的情况;(3)过去一年,您与朋友通过社交平台(如微信、QQ、微博等)沟通联系的情况。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从不,5=每天),在全样本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值为 0.685。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本文将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作为衡量虚拟社区内部社群关系的重要指标,因而该变量的数据来自虚拟社区样本。本文采用 Porter and Donthu(2008)编制的 14 条目三维度量表,包括信息质量、成员嵌入和成员互动 3 个维度,代表题项如:该线上交流群提供了可信的信息等。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在虚拟社区样本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值为0.919。社会支持。本文将社会支持作为数字时代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机制,因而该变量的数据既来自全样本,也来自虚拟社区样本。社会支持在性质上通常分为客观社会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Wethington and Kessler,1986),后者能较好地反映个体的主观感知和心理状况,体现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的交互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姜乾金(2001)修订的 12 条目三维度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代表题项如:我的家庭能够切实具体地给我帮助等。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在全样本和虚拟社区样本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值分别为 0.932 和 0.916。线上志愿服务经历。鉴于目前我国人均志愿服务时长相对较短(7.440 小时)的现实情况,以及回顾性研究易产生的回忆偏倚问题,本文在参考 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问卷中关于公民志愿服务行为的测量方式的基础上(王焕等,2021),采用是否参与过线上志愿服务的虚拟变量(是=1)进行测量,具体题项为:2021 年您是否参加了线上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宗教类、扶贫志愿服务蓝皮书: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212022)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中国志愿者总人数达 2.170 亿,志愿团体 113 万个,志愿项目 621 万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 16.140 亿小时,人均志愿服务时长为 7.440 小时。174 公共管理评论 2023 年第 2 期助困救灾类、健康卫生医疗类、教育类、环保与动物保护类、文化与艺术保护类、邻里与社区服务类等)。控制变量。本文在借鉴网民社会意识等有关公众社会意识研究的基础上(林奇富和殷昊,2020),在模型构建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以保证模型的稳健性:(1)性别,虚拟变量(男性=1);(2)年龄,即调查对象在填答问卷时的周岁数值;(3)教育程度,分类变量;(4)年收入,即调查对象个人 2021 年全年税后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各种奖金等所有现金给付),根据“粗分法”(Cochran,1968)与青年群体的收入分布特点,将收入分成 5 组;(5)政治面貌,虚拟变量(中共党员=1);(6)所在城市级别,虚拟变量(省会城市=1)。(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文采用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种手段来控制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et al.,2003)。一方面,在程序控制上通过预调研改进量表题项,并于正式调研时在问卷内容中设置注意力检测题项,从而保证调查结果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在统计控制上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贡献率为 25.719%,小于 40%的临界值,说明本文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此外,本文运用 Mplus 8.3 进行 CFA,以进一步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结果如表 3所示:在全样本中,由数字技术使用、社会支持、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构成的三因素模型拟合最优(2/df=1.780,CFI=0.961,TLI=0.956,RMSEA=0.038,SRMR=0.041);在虚拟社区样本中,由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社会支持、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构成的三因素模型拟合最优(2/df=1.453,CFI=0.926,TLI=0.920,RMSEA=0.046,SRMR=0.059)。表 3 CFA 结果表样本模型2df2CFITLIRMSEASRMRN=533基准模型:TEC;SS;SSGC559.0273140.9610.9560.0380.041备选模型 A:TEC+SS;SSGC965.707319406.680 0.8970.8970.0620.057备选模型 B:TEC+SSGC;SS1094.970320535.943 0.8770.8650.0670.057备选模型 C:TEC;SS+SSGC2280.7743231721.747 0.6880.6610.1070.105备选模型 D:TEC+SS+SSGC2436.8033241877.776 0.6630.6350.1110.110数字时代青年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研究175 续表样本模型2df2CFITLIRMSEASRMRN=217基准模型:VC;SS;SSGC844.3085810.9260.9200.0460.059备选模型 A:VC+SS;SSGC958.732583114.424 0.8950.8860.0540.076备选模型 B:VC+SSGC;SS1006.427583162.119 0.8820.8720.0580.098备选模型 C:VC;SS+SSGC936.61758392.309 0.9010.8930.0530.076备选模型 D:VC+SS+SSGC1079.558584235.250 0.8610.8510.0630.098 注:N 代表“样本量”,TEC 代表“数字技术使用”,VC 代表“虚拟社区内成员联结度”,SS 代表“社会支持”,SSGC 代表“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代表变量的合并,p0.36)之外,其余变量的 AVE 均大于 0.7,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表 4 研究构面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