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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34）：272279，2022关于起右盘“倒置文字”产生的 过程和机制崎川隆一问题所在起右盘为1979年湖北随县安居春秋早期墓葬所出，现藏于随州市博物馆（1）。该器口径34.6厘米，器高16厘米，口沿一侧带槽形短流，另一侧附有龙形把手，可视作一种“匜形盘”（见图1左）。器身外侧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圈足底下附有四个牛形小足。从器形、纹饰特征看，该盘制作年代大概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2）。该盘内底铸有4行26字（含重文2字）铭文（见图1中、右），现以原行款摹录如下：唯起右自作用其吉金宝盘，迺用万年，子=孙=永宝用享，永 用之。器形、纹饰铭文照片铭文拓本图1273关于起右盘“倒置文字”产生的过程和机制 铭文在个别文字、字句的释读、考释上似乎没有特别的问题，但从语法、句式、文字书写形式角度看，却存在如下两条值得注意的现象：1.语法异常，用词重复；2.铭文第3、4行出现的“子、孙、之”三字被倒置。关于第一条，张昌平曾经做过很好的解释（3）。张先生认为：在铭文第1、2行出现的“自作，用其吉金，宝盘”一句语序混乱，应是“用其吉金，自作宝盘”之误，只要将“自作”两字挪到“宝盘”前面就可以读通。此外，铭文后半部分出现的“迺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永用之”等词语用词有所重复，若按照曾国青铜器铭文常见的辞例，可以将其改为“迺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张先生认为，产生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应是与铭文书写人的“文化知识缺乏”有关的（4）。我们基本同意张先生的这一解释。第二条的问题更为明显，我们一看铭文拓本就很容易发现：第三行出现的“子、孙”两字以及第四行末尾的“之”字分别是被倒写的。关于这一问题，张先生同样早就注意到，并对其产生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还是与铭文起草人的文化程度有关（5）。我们也基本赞同张先生的看法，无论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产生如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是与铭文制作人识字能力有关的。但就第二条问题而言，我们还想进一步深入了解那些“倒写字”所产生的更直接的原因、更具体的途径和机制到底是如何的。对于这一问题，夏含夷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尝试性思考（6）。夏先生指出：这三字的倒写会让人想起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特征。当然，我们通常说活字印刷术是到北宋时代才发明的，然而中国上古时代也不是没有活字印刷术的某种萌芽和前例。夏先生认为，就使用活字般的工具来复制文本这种机制而言，其起源似可追溯到春秋中晚期的秦公簋（集成 4315）铭文。众所周知，在秦公簋铭文中，每一个文字周围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压印痕迹，而且铭文中出现两次以上的“秦、皇、公、命、朕、严、祖”等单字都可以彼此完全重合。因此，我们可以推定：秦公簋铭文应是利用活字般的“单字模”工具来复制、铸造的。若此，起右盘铭文中的那些“倒写”现象也是否正是因为“单字模”的使用而才产生的？夏先生通过对起右盘铭文的仔细观察发现，铭文单字周围看不到任何印模痕迹，而且“用、宝”等出现两次以上的文字并不能彼此重合。所以，夏先生似乎暂时放弃了自己提出来的这一假设，但同时也有指出，若确实没有使用“单字活字”，那么我们对那些三个字的“倒置”原因“很难想出更好的解释”（7）。那么，起右盘铭文的“文字倒置”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否与“单字模”的使用有关？本文从商周青铜器铭文铸造技术史以及文本复制技术史角度入手，首先讨论并论证起右盘铭文中的那些“文字倒置”现象并非因“活字模”的使用而产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第三节中进而探讨产生“文字倒置”现象的具体途径、机制等问题。274古文字研究二铭文铸造工艺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铸造工艺中，是否存在某种机械的文本复制技术？就商、西周时期的情况而言，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通过对商周青铜礼器中“同铭器”铭文的比较分析似乎可以解决这一问题（8）。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材料中，不同的器物或同一件器物的器、盖上铸有相同内容铭文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作“同铭器”（9）。而这种同铭器虽其记载内容完全相同，但就其字体大小、文字布局、文字倾斜度等细节特征而言，每一件标本都有出入，彼此完全可以重合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例如：图2左所示的“亚址觚”有10件铸有同样铭文的标本，但其中没有一对可以完全重合的铭文；又，图2右所示8件“簋”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器、盖铭文内容虽完全一致，但通过对每一篇铭文中单字字形的仔细观察和比较可知，其中没有一对可以完全重合的铭文（10）。1(M160：112)6(M160：166)2(M160：113)7(M160：139)3(M160：114)8(M160：171)4(M160：116)9(M160：170)5(M160：133)10(M160：150)10件同铭亚址觚8件同铭簋第1器 第2器 第3器 第4器 第5器 第6器 第7器 第8器皇其佩图2此外，在同一件器物的器铭和盖铭之间也几乎看不到可以重合的情况。通过对所有商、西周时期已公布的同铭器材料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知道，除了真伪有疑问的材料以外，基本没有彼此可以完全重合的、或者部分重合的铭文。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肯定，至少在东周之前的青铜器铭文铸造工艺中，还没有出现“单字模”那种机械的文本复制技术。但是，到了东周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春秋以后，在同铭器铭文的铸造工艺中慢慢开始出现机械的复制技术，其具体方法可分为如下三种。1.全铭模复制法。这种复制方法也可以算是一种“字模印制法”，其具体运用方法是：首先将拟铸铭文的全部文字以阴线划刻在同一块泥质模具上，当作“全铭字模”（11）。然后将其压印275关于起右盘“倒置文字”产生的过程和机制 在多件器物的铸范上，通过反复运用得以机械地复制出多件完全相同的铭文。由于用这种方法复制的铭文皆出于一模，其文字字体、行款格局等细节特征自然也是一模一样的。通过对以往公布材料的调查可知，这种铭文复制方法最早出现于春秋早期晚段，其后一直沿用到战国晚期（见文末附表）（12）。代表性的例子有：宗妇鼎（共7件，集成 26832689）、宗妇簋（共7件，集成 40764087）、宋公簠（集成 4589）、庆孙之子簠（集成 4502）、陈曼簠（集成 4595、4596）等。2.单字模复制法。从复制原理的角度讲，这一复制法同样也算是一种“字模印制法”。不过，“单字模复制法”要比“全铭模复制法”更为机械，更为追求效率。其具体运用方法是：首先将铭文全文分解为单个文字，将其分别做成活字般的单字印模，然后将每一单字模逐字压印于铸造用的陶范上，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形成多篇同样铭文（13）。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在同一篇铭文中多次出现同样文字的情况下，可以反复使用同一件单字模，可节省一定的劳动时间和工作环节；铭文的字距、行款可以随意调整，可适用于各种不同形制、不同大小的器物上。运用这一方法复制出的铭文一般具有如下特征：（1）同铭器之间或者同一篇铭文中反复出现的文字之间，每一单字字形可以完全重合；（2）在同铭器之间虽然每个单字字体彼此可以完全重合，但其字距、行距、文字倾斜度不一定能够重合；（3）每一单字周围经常可以看到压印痕迹。这种“单字模”复制法最早出现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见文末附表）。代表性的例子有：秦公簋（集成 4315）、鄬子孟青嬭簠（新收 522，铭像 5795）、鄬子孟升嬭鼎（新收 523，见图3）、鄬子昃鼎一（新收 532）、鄬子昃鼎二（新收 533）、克黄鼎一（新收499）、克黄鼎二（新收500）、鄬子受编钟（新收504512）、鄬子受编镈（新收 513520）等。器铭盖铭鄬器铭盖铭器盖铭重合子孟升嬭之飤鼎图3鄬子孟升嬭鼎铭文单字重合情况276古文字研究3.复合模复制法。到了战国时期，在如上两种复制技术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复制技术，我们暂时将这一新技术叫作“复合模”复制法（见文末附表）（14）。实际上，这“复合模”复制法是一种位于“全铭模”和“单字模”中间的折中办法，按照铭文铸造时的各种具体制约和要求，可以灵活配合最合适的模具形式。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关于“复合模”运用的具体机理和情况我们在此未能展开全面讨论，以下只能举一些代表性的例子，如：曾姬壶（集成 9710、9711）；郑令戈铭文石模（河南博物院编著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 第189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河北平山三汲出土戈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集第164页）等。通过对铭文机械复制技术的不断改良，战国时期得以实现更为机械、更有效率、更大批量的文本复制。综上所述，“单字模”技术应是在“全铭模”技术的基础上，大概在春秋中期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若此，我们似乎可以肯定：铸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起右盘铭文中，不大可能突然出现较成熟的“单字模”技术。这明显是不符合铭文铸造、复制技术史的一般规律（见文末附表）。实际上，夏含夷通过对起右盘铭文照片的观察所取得的结论（即：每一个单字周围看不到印模痕迹，反复出现的单字无法彼此重合等）也完全支持我们的这一推定（15）。因此，我们认为：起右盘铭文中“倒写字”的产生和“单字模”的使用之间应该没有任何关系。三产生“倒置字”的途径和机制如果以上理解无误，那么，起右盘铭文的“倒置字”那种错误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从结论谈起，我们认为那三个“倒置字”的产生实际上是与铭文书写人在制作铭文时所依据的“模板”（又可称作“范本、底本”等）及其载体、行款形式有关的。那么，当时的铭文书写人所依照的模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载体形状和行款形式究竟是如何的？我们推测，那就极有可能是一种“环行铭文”。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环行的行款形式是比较常见的（见图4）。这种行款形式主要出现于鬲、壶、盘等器物的口沿部，铭文文字一般以单行书写，沿着器物口沿的弧度随形环行。值得注意的是，若从器口上面俯视这种“环行铭文”，位于铭文后半部分的文字往往会呈现上下倒置的状态（16）（见图4左）。因此，若有一位识字能力较差的书写人将这种“环行铭文”当作模板进行抄写，那么犯下“文字倒写”错误的风险应是很大的。而且，在铭文字数较多的情况下，环行铭文的头一字和末尾一字往往是相连成环，除非具备一定程度的识字能力，否则连铭文的起始点和行文走向都难以判定。实际上，我们在“环行铭文”本身中也已经能看到一些“文字倒置”的例子（见图4右）（17）。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环行铭文”是一种让识字能力较低的书写人容易犯下那一类错误的行款形式。277关于起右盘“倒置文字”产生的过程和机制 齐趫父鬲（集成 685）倒置番君伯盘（集成 10136）图4总之，本文的结论可归纳为如下两条：1.产生起右盘“倒置文字”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是书写人对文化知识的缺乏，但更直接的原因应是与铭文书写人制作铭文时所参考的“模板”的物理形状和行款形式有关；2.铭文书写人所参照的“模板”有可能是铸在鬲形或盘形青铜器口沿部的“环行铭文”。2021年9月30日初稿附表铭文铸造工艺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商西周春秋宗妇诸器手 工 复 制 阶 段宋君夫人鼎秦公簋淅川徐家岭铜器攻吴王夫差剑曾侯乙墓铜器越王者旨於赐矛曾姬壶郑令戈200BC300BC400BC500BC600BC700BC800BC900BC1000BC秦王钟荆历钟宋公簠庆孙之子簠陈侯午簋、敦全铭模单字模复合模战国秦晚期晚期中期中期早期早期278古文字研究附记：本文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商周青铜器铭文铸造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注：（1）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 1982年第12期。（2）器影、铭文拓本均采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24624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器影照片又著录于随州市博物馆编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 第37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深圳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编礼乐汉东湖北随州出土周代青铜器精粹 第154155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等。（3）参见张昌平 曾国青铜器研究 第15216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4）关于铭文书写人的社会身份，张先生云：“铭文所代表的社会层次较高，但铭文的制作完成则是由社会身份较低的匠人执行。由于当时社会文化教育范围有限，制作者未必认识、理解其制作的铭文，出现上述错误也就在所难免。”（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160161页）。张先生的意思应该是：这些低级错误所反映的文化、识字水平应是匠人们的，而不是贵族、知识分子的。可是我们通过对起右盘铭文的仔细观察注意到：起右盘铭文虽然具有如此明显、严重的错误，但在铭文中却没有任何经过修改的痕迹（包括补铸、补刻、刮削等）。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使用这件器物的贵族们也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不在乎铭文中出现的那些低级错误。所以我们认为：无论铭文文字的实际书写人到底是贵族还是匠人，起右盘铭文中出现的那些低级错误不仅代表匠人的识字水平，而且同样也可以代表当时曾国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识字、文化水平。（5）同注（3）第160页。（6）（7）（15）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随州安居桃花坡一号墓所出起右盘及其对中国印刷史的意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后来该文章标题改为 起右盘的发现与中国印刷史，收入夏含夷 三代损益记夏商周文化史研究 第94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8）（12）关于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方法，可参崎川隆铭文重合法对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研究的有效性以鱼尊及其相关器物铭文考证为例，出土文献研究视野与方法第5辑，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2014年；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铸造工艺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出土文献与物质文化，中华书局（香港）2017年等。（9）例如：商代晚期的亚址觚（新收198207）、亚址角（新收208217）、西周晚期的簋（集成41704177）、追簋（集成 42194224）、史颂簋（集成 42294236）、善夫梁其簋（集成 41474151）、倗生簋（集成 42624265）、小克鼎（集成 27962802）等。（10）张昌平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参看张昌平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文物 2008年第8期，后收入张昌平 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 第2392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首次提出“字模印制法”这一说法的是张光远，后来吉开将人也沿用并发扬了这一概念。参张光远战国初齐桓公诸器续考，故宫季刊1977年第12期；吉开将人先秦時期単字模鋳造法曽侯乙墓出土青銅器群中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第129册，1995年；吉开将人 先秦時代“単字模”銘文鋳造法中国古代“活字”的資料，歴史文字記載、活字、活版 第4954页，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1996年。另参注张昌平论文。张先生对吉开先生的看法提出否定意见。279关于起右盘“倒置文字”产生的过程和机制（13）同注（8）崎川隆论文。此外，有关“单字模铸造法”的具体运作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可参吉开将人 曽侯乙墓出土戈戟研究，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第12号，1994年；Noel Barnard巴纳“A Lid Core with Intaglio Inscription;and a Re-appraisal of Methods of Casting Inscriptions”,Appendix A,The Shan fu liang chi Kuei and Associated Inscribed Vessels，第215268页，SMC Publishing Inc（1996年）；林巳奈夫 殷周青銅器銘文鋳造法関若干問題，东方学报 第51册，1979年等。（14）同注（8）；又参看崎川隆郑韩故城出土“戈铭石模”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古文字研究第 32 辑，中华书局2018年。（16）起右盘铭文所见那三个“倒置字”恰好也集中出现在铭文后半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位置。（17）在春秋早期的番君伯龙父盘（河南潢川彭店乡刘砦村出土，集成 10136，铭图 14473）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环行铭文”开头第一字（即“隹”字）被倒置的现象。图4中的拓本采自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二）第620片，文物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