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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分类探讨
2009-09-28 17:11:11|  分类： 旧石器考古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发表在王幼平、何嘉宁和黄蕴平编：《考古学研究》（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1-43页

摘要：分类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础。分类应该遵循形式逻辑划分的原则。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分类需要正确观念的支撑。
关键词：旧石器分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张森水在西侯度遗址的再研究中提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不久以前，李炎贤（2004）在最后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基础知识和基础研究不足”现象。
“基础研究”实际上是研究的基础，即研究的基本功底，不仅需要掌握“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还需要具备足够的田野工作能力。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具有较多的自然科学属性，其研究基础，除了专业学识外，还包括大量有关的科学知识，甚至还可以包括语文的历练和品德的修养等。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存在“基础知识和基础研究不足”的现象虽然有过去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原因，但它频频出现在国家级学术机构的所谓最高研究层面，不仅十分遗憾，而且很耐人寻味，也非常值得深思。
分类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础，是旧石器材料处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手段，分类的科学性与研究报告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分类树立正确的逻辑思维非常重要，很有必要。

一、分类的基本原则
分类，形式逻辑上称之为划分，即一个概念的全部对象按照一定标准区分为若干小群或小类以揭示概念外延，该划分的类称之母项，若干小群或小类称之为子项，子项的分子必然是母项的分子。划分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姜全吉，1998）：
（1）每次划分根据必须同一。每次划分根据只许有一个，不得有双层标准。
（2）划分后各子项外延之和须等于母项。实际分类中有的子项常常缺失。
（3）同一层面划分的子项互不相容。
（4）划分应当按层次逐级进行，不能越级，层次必须分明。
分类根据不同的目的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分类实际就是事物特征的有序组合，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分类。人们在生活中也无不涉及分类，俗语说：“黄鸡儿一窝，黑鸡儿一窝，毛毛头另一窝”，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已经生活在分类之中。
张光直（1986）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曾经阐述过考古研究的分类问题，他举例美国钱币的分类，根据可以按照面值，也可以按照质地，还可以按照形状。我们如果以人为例进行分类，根据有很多，可以有种族、民族、籍贯、性别、年龄、职业、职称、文化程度、面貌、肤色、血型、基因等（卫奇等，2001）。但不管哪一种分类，都必须逐层划分，而且在同一划分层面只能有一个标准，绝对不能有双层标准或多层标准。假设有5个人，如果这样分类：男性1人、山东籍1人、教授1人，老师1人、汉族1人，那么其划分违反了同一层面一个标准的原则，划分后的各类相互包容，一个人就可以具备这5个条件，这样分类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旧石器研究分类恰恰长期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二、李氏石片台面分类剖析
最近20多年来，李氏石片台面分类法在将近4成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报告中得到了应用（卫奇，2006a），虽然尚未被多数人接受，但影响是相当广泛的。然而，李氏石片台面分类存在逻辑思维的严重缺陷和基本概念的认识不足，非常值得进一步认真探讨。
李氏石片台面分类系统，首先将石片台面按照属性分为“天然台面”和人工打击台面两大类，其分类是符合形式逻辑划分准则的。然后对于人工打击台面进一步分为“素台面”、“有疤台面”、“有脊台面”、修理台面、“点状台面”、“线状台面”、“刃状台面”和“零台面”（李炎贤，1984），在同一划分层面上使用了性质、形态不同的标准，明显违背了科学划分准则（卫奇，2001）。因为，“素台面”、“有疤台面”、“有脊台面”和“刃状台面”体现的是形态，修理台面却是性质，而“点状台面”、“线状台面”、和“零台面”指的又是大小和轮廓。这样的分类明显缺乏正确逻辑理念，因为大部分类型是相互包容的（表1）。

表1  李氏石片台面分类方案的逻辑分析
属性
性质
面貌
状态

 天然台面
（未修理台面）
无疤
－
 零台面

有疤台面
 点状台面
 线状台面
（面状台面）

人工台面
素台面

有脊台面

修理台面

（损坏“台面”）
－
 刃状台面

不久前，李氏石片台面分类的创建者声明，其分类“不是分类，……是尚未完成的分类”，是“都还没有说出来、写出来，甚至还没有考虑好的事”。其表态，无不使李氏石片台面分类的信奉者深陷尴尬和无奈。李氏石片台面分类虽然被修订，重新根据石片台面保留情况将其台面从小到大分了4种：1）台面缺失者；2）台面小到不保留“面”（包括零台面和刃状台面）者；3）缩小的台面（虽然比普通台面小，但仍可以被观察到。包括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4）普通台面。其中普通台面分为：“天然台面”、部分天然台面/部分人工台面组合成的台面和人工台面三种。人工台面有一个面的，包括无疤的“素台面”和有疤的“有疤台面”；也有两个面的，通常为“有脊台面”；还有三个面的，包括台面不是修理的和经过修理的修理台面（李炎贤，2004）。显然，其修订方案在第一划分层面上就出现了多出子项、子项相容和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并无实质性的改进（表2）。

表2  李氏石片台面分类修订方案的逻辑分析
显示
属性
状态
性质
面貌

（显台面）
普通
台面
（大台面、
中台面、
小台面）
天然
台面
零台面
（未修理台面）
无疤
－

（面状台面）
有
疤
台
面

人工
台面
素台面

有脊
台面

修理台面

（特殊
台面）
缩小的台面
点状台面
线状台面
（未修理台面）

缺失台面
不保留“面”台面
刃状台面
（损坏“台面”）
－

上述分析表明李氏石片台面分类自始至终陷于分类误区。笔者认为，补救李氏石片台面分类的最佳方案是采用多重结构订名，例如，有疤人工剥片平坦台面（“有疤台面”）、无疤人工剥片平坦台面（“素台面”）、无疤球面状自然台面（“零台面”）等。
术语的选词，特别是引进的术语，不仅要讲究科学性，而且也应该考虑信、达、雅。术语的定义或解释必须严谨严密，文字简洁明了，意思完整到位。
李氏石片台面分类雏形创建于贵州观音洞旧石器的研究，而且将“小台面”（李炎贤等，1986b）分解成了“点台面”和“线台面”等，尽管其研究报告发表得较晚。
在李氏石片台面分类系统中，“天然台面”如果是首创，那么它应该是“自然台面”（邱中郎等，1973；贾兰坡等，1976；张森水，1977）的变体。“天然”和“自然”在汉语中不仅存在意义的微妙差异，而且词性表现也不完全相同，许多相关术语不宜相互置换，例如自然科学和自然地理等。更何况，无缘由的术语更换，不属于科学研究的常规，所以有人介绍李氏石片台面分类时大胆将“天然台面”还原为“自然台面”（王幼平，2006）。“砾石”、“结核”、“矿物”和“岩矿”与“岩石”作为石器原料的概念与石头是全同关系，所以解释可以简洁表述为：自然台面是石头自然面的台面，因为石制品的原材料就是石头。岩石的节理面或层面、矿物的解理面或结晶面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自然面，但是作为石片台面的记述一概论其为自然面欠妥，因为人工劈裂的岩石节理面或层面、矿物的解理面或结晶面应当属于人工制作面。
“素台面”的“素”可能源于法文un plan de frappe lisse (Lerio-Gourhan et al., 1966；Tixier et al., 1980)，意思是打击的光滑的一个平面。其台面英文文献中称为plain platform，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中称“平坦打面”（大场正善等，2003）。裴文中（1955）曾经称台面为“打击面”，王幼平（2006）将李氏石片台面分类中的“素台面”改写为“打击台面”。诚然，“素”在汉语中没有平坦的意思，如果创建者理解的素是朴素而不加修饰，那么除修理台面外的其他台面何尝不为之“素台面”？特别是自然台面。所以，“素台面”作为译文创新，却忽视了信达意境。
“有疤台面”是李氏石片台面分类中“提出两种世人不太注意的类型”之一。但存在疑点：1）除了修理台面外，远古人类如何专门生产单面台面石片并在台面上刻意制造小疤？如果小疤不是刻意的产物，那么小疤的存在就不可能只局限在人工单面台面上，它可以出现在各种类型面状的石片台面上。2）论述“有疤台面”上的小疤有的“或者是石片剥落后产生的”，这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基本概念认识的逻辑错误，因为石片形成后在其台面边缘形成的人工小疤已经不属于石片台面性质，应该归于石片的加工或使用特征。3）“有时在台面的腹缘也可见到”的小疤“则可确定其为打片同时或石片剥落之后的产物”。剥片时在台面的破裂面缘如何能够产生小疤，如果提不出科学根据那就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卫奇，2006a）。
关于“有脊台面”，早先就有记述，例如：“石片的台面有脊”（邱中郎等，1973），“利用台面凸棱打击石片”，“特点是石片的台面上都具有棱脊，打击点恰位于棱脊上”（贾兰坡等，1976）“有台面脊者”（张森水，1977）。有关论述内容基本是一致的，李氏石片台面分类中的“有脊台面”也是“打击点位于棱脊上或其附近”。不过，其解说 “这种棱脊多垂直于石片的平面”基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这类锤击石片的台面角通常大于90°，台面棱脊与石片破裂面“多垂直”几乎是不可能的（卫奇。2006a）。如果“有时台面由三、四块石片疤构成，形成数条棱脊”，那么其棱脊又如何“构成台面的两部分”（李炎贤1984）。“台面两部分相交的角度多呈钝角，小于90°者较少”（李炎贤1984），不堪设想石片之台面如果棱脊的角度小于90°又何成其为面。“有脊台面上的疤有一部分石片剥落前产生的，也有一部分是石片剥落之后或打片的同时产生的。”（李炎贤，1984）很显然，其解说的初衷是展示表达完美，但效果适得其反成了画蛇添足。笔者认为，脊状台面应该界定为打击点位于台面棱脊者。如果打击点落在石片疤的面上者为平坦台面，那么棱脊“有时台面由三、四块石片疤构成，形成数条棱脊”的解说对于脊状台面是无意义的。
修理台面在李氏石片台面分类中解释为：“修理台面是有意识地在石核的台面上系统地加以适当处理的工作，在台面上打出小疤或棱脊，打出斜面或加以研磨等措施均可归为修理台面。” 这段话的句型基本结构是：修理台面是“工作”，“措施”归为修理台面。显而易见，其解释在内容和文法上均存在逻辑错误。而且，将修理台面上打出的斜面、小疤和棱脊分别与“素台面”、“有疤台面”和“有脊台面”面貌相混淆。笔者认为，台面修理和修理台面不同，前者是台面的修理，后者是修理的台面。所以，修理台面的界定应该注重台面修理 “工作”和“措施”行为的结果，即台面上具有为有效剥片而修整的痕迹，因为这是实实在在能够观察和分析的考古现象。
    修理台面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剥离石片，打片的关键是在石核台面上确定打击点的位置，利用剥片疤面变换打片位置也可以达到类似台面修理的效果，在泥河湾盆地东谷坨、仙台和许家窑遗址发现的石核，“转向”打片技术似可与台面的修理媲美。实际上，在中国真正的修理台面技术主要表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核的制作上，过去报道的较早时期的修理台面笔者认为归于脊状台面更为合适。石片台面的轮廓与打击点在石核上的分布位置密切相关，在直线边缘棱上锤击的石片台面受损形成刃状缘，在石核台面边缘突出部位（例如角状缘和弧状缘等）面上锤击的石片台面一般呈三角形和弓形等几何图形面状。
“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这类台面虽小或很薄，但还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虽然后来重新划归于“缩小的台面”，但其台面的界定混淆了点、线和面的概念，既然“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缩小的台面”，那就表明其面的属性尚未消失，仍然应该属于面状台面（表3）。而且，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石制品测量通常精确到0.5或1毫米，所以“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是可以进行测量的。
“刃状台面”也是李氏石片台面分类“提出两种世人不太注意的类型”之一，解释为“台面再进一步缩小”“小到不保留‘面’者”，举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两极石片中，有一部分标本的背面和破裂面相似，均有剥落碎片的痕迹，台面则成刃状。”图示北京猿人遗址QⅡ层长方形薄的两端砸击石片，在其刃的两侧（背面和破裂面）分别具有5个和3个“剥落碎片的痕迹”，其破裂面上的“剥落碎片的痕迹”很可能是石片形成后的产物（卫奇，2006a）。笔者在泥河湾盆地观察和实验，发现“刃状台面”是通过锤击或砸击石核或岩块边稜产生的，其石片台面应该归于损坏“台面”（表1，2，3）。这类石片台面虽属处于台面位置的石片缘，但石片台面已经在打片时损坏。李氏石片台面分类思想片面强调了剥片受力的面，然而实际上剥片除了岩石面上的一个点可以受力外，同样在岩石的棱上或尖上也可以受力。2006年8月31日，笔者陪同日本学者佐川正敏到泥河湾盆地大同火山区考察，切西瓜没有刀，便油然想到了打制石片。那里的石头是清一色的黑色玄武岩，我们用一岩块锤击一巨大岩块的边棱，剥落一块左右不对称的石片，用它来切开（确切地说是锯开）西瓜。其石片小型，较薄，石片台面部分打片时已经破坏，打击一端确实呈刃状。王幼平（2006）将李氏石片台面分类中的“刃状台面”归于“线状台面”，解释为“线状台面，亦称刃状台面，即台面仅保留一线或刃状者。”
在李氏石片台面分类中创建的“零台面”显然是孤立静止观察石片台面并且把打击点作为打击面看待的结果。石片的台面是石片剥离时从石核上带下来的台面部分，如果恢复剥片前作为石核的砾石状态，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其剥片的台面不属于“零”状态，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面，是一个大致呈球面状的面。认为其石片台面是“再进一步缩小”“和背面相连成一体而消失其间界限”，“台面小到不保留‘面’者”，然而这类台面的打击点长度一般在15毫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20毫米，如果打击点不被排除在石片台面之外，那么具有这样打击点的台面，不仅不应该属于无“面”台面，也不应该属于缩小的台面。它应该属于普通台面类型或凸面自然台面，确切地说应该归于台面及其背缘呈球面状自然台面（卫奇，2006a和b）（表3）。据观察，台面“和背面相连成一体而消失其间界限”的特征基本表现在原型为磨圆度较高砾石的Ⅰ1-1型石片（自然台面自然背面石片）上，特别是以扁平砾石摔击而成的Ⅰ1-1型石片较为典型，台面及其背缘呈球面状。这类石片在中国最早的报道见于台湾的八仙洞遗址（宋文薰，1969）。后来，曹泽田（1978）将这种石片的打片技术订名为为“锐棱砸击法”，而李炎贤（1984）称其石片为“零台面”石片。笔者在三峡地区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石片是利用扁平砾石摔击产生的，石片的台面及其背缘呈球面状，台面和背面逐渐过渡，完整石片的破裂面一般比较平坦，左右两边多不对称，打击点呈一个宽浅的破碎带，台面角90°，放射线清楚，半锥体不存在，尾部为刃状，石片破裂受力方向与原型砾石的长轴斜交，剥片一般只产生一件石片，但有时也可以对称产生两件石片，还有的时候在石片背面同时脱落较小的一个石片或一对裂片（卫奇等，2000）。

表3 关于李氏石片台面分类的解释对比

李炎贤（1984）
卫奇（2001）
李炎贤（2004）
本文
天
然
台
面
“天然台面可能是砾石面、结核的表面、岩石的节理面或层面、矿物的解理面或结晶面，也可能是岩矿自然破碎形成的面或风化面等等。”
台面为自然单平面或单凸、凹面。
“普通台面”的“天然台面”。
自然台面
台面为石头自然面。有的带小疤。
素
台
面
“凡石片台面由一块石片疤的一部分构成，其表面没有小疤也没有棱脊者，称为素台面，它可能是平的、凹的或凸的。”
台面为打击或打制单平面或单凸、凹面。
“普通台面”的“无疤的”“人工台面”，“由1个面构成”。
人工剥片
平坦台面
人工单面台面。有的带小疤。
有
脊
台
面
“这种棱脊多垂直于石片的平面，也有一些棱脊是和石片平面斜交的。棱脊往往由两块石片疤连接而成，有时台面由三、四块石片疤构成，形成数条棱脊，偶尔也可见到台面的一部分为石片疤，另一部分则为天然面的标本。构成台面的两部分可能是平的或凹的，也可能一部分平而另一部分凹；凸的较为罕见。但两部分的连接处则是凸起成脊，可以连到台面的腹缘，打击点位于棱脊上或其附近。棱脊有直的和弯曲的。台面两部分相交的角度多呈钝角，小于90°者较少。”  
台面为人工打制台面上带有两个或多个面相交横贯台面的棱脊。
“普通台面”的“人工台面”，“由2个面组成(通常为有脊台面，由两块人工打成的石片疤组成”)。有的由3个以上的面组成。
人工剥片脊状台面
带剥片形成棱脊的人工台面。有的带小疤。
修理
台面
“修理台面是有意识地在石核的台面上系统地加以适当处理的工作，在台面上打出小疤或棱脊，打出斜面或加以研磨等措施均可归为修理台面。”
台面为了有效剥离石片而在石核台面上有意修整打出的痕迹。
“普通台面”的“人工台面”， “由3个以上的面组成”的“经过修理的”台面
人工修理脊状台面
带为有效剥片而修整的痕迹的人工台面。有的带小疤。
刃
状
台
面
“台面再进一步缩小，就可能成刃状”，其刃状者“可称为刃状台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两极石片中，有一部分标本的背面和破裂面相似，均有剥落碎片的痕迹，台面则成刃状。”
线状台面进一步缩小成刃状的台面。
“台面小到不保留‘面’”的台面

人工打片损坏台面
从石核边稜锤击、砸击或碰砧产生的石片“台面”。
零
台
面
“台面再进一步缩小”，“就可能成”“和背面相连成一体而消失其间界限”，“可称为零台面。”“像水城硝灰洞和兴义猫猫洞的‘锐棱砸击石片’的台面具有零台面的特征。”
线状台面进一步缩小和背面相连成一体而消失其间界限的台面。零台面石片和“锐棱砸击法”石片属于同物异名，实际上主要是摔击石片。
归于球面状自然台面，系扁平砾石摔击石片具有的自然台面，打击点宽而深，一般打击方向与砾石长轴斜交。
有
疤
台
面
“素台面的局部地方带有或多或少的小疤，则称为有疤台面。”“台面上的小疤形成的原因较多，或者是石片剥落前产生的，或者是石片剥落后产生的，此外还有少数是与打片同时产生的。”
台面为人工打制台面边缘或多或少带有种种成因的小疤。
“普通台面”的“有疤的”“人工台面”，“由1个面构成”。
归于其他台面次一级的划分类型，如有疤人工剥片平坦台面、有疤自然台面等。
点状
台面
呈点状的“小台面”。“多为人工打制，”“这类台面虽小或很薄，但还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台面多为人工打制台面仅保留很小的几乎不成面的台面。
“缩小的台面（虽然比普通台面小，但仍可以被观察到。”

归于小型人工剥片平坦人工台面和、小型自然台面和损坏台面。
线
状
台
面
呈线状的小台面。“多为人工打制，”“这类台面虽小或很薄，但还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有时由于石片近端破碎，而成为断线状，这是偶尔出现的情况。”
台面多为人工打制台面仅表现为棱脊状的台面。
归于窄长人工剥片平坦人工台面、窄长自然台面和人工打片损坏台面。

三、石器分类剖析
案例一：《关于砾石石器分类的一些问题》（以下简称《分类问题》）（李炎贤，1991）
《分类问题》一文指出：砾石石器的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分类标准不统一，二是名称不统一，三是描述用语不当。”就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的划分，在 “丁村报告发表之后，这种比较合适的分析方法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代之而起的是类型分析法，而省略了素材的划分。但由于这一省略，同一石器类型可能包括含不同的素材，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一做法流传甚广，影响甚大。” “砍砸器和刮削器的划分问题，几年前我们已在论文中正式提了出来，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至今仍然有考古工作者沿袭旧制，按大小来划分这两类石器，而置素材的区别于不顾。这是很遗憾的。”
《分类问题》一文虽然表达了作者分类思想不受注意的遗憾，但是关于石器分类“省略了素材的划分”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的论断，不免有些危言耸听。“素材”仅仅是石器类型划分标准之一，如果只注重“素材”的分类作用，其视角有些偏颇。
“素材”在《分类问题》文中虽然没有界定说明，但是从文章内容可以理解其意，过去一般称其为“毛坯”，最近有人称它为“原型”并解释为石制品在其生产过程中前一工序流程的类型，包括石制品（石核、石片和断块等）、自然石块（包括砾石和其他岩块）（卫奇，2000，2001）。实际上，旧石器研究报告对于石器原型的记述从来没有间断过。原型和加工石器的石料关系密切，深受地质环境的制约。远古人类加工石器，应该是就地取材，一般不可能舍近求远到远处采集石料；就地有适合直接加工成石器的砾石，就不会非得再打片来加工石器，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特有的意识。
《分类问题》一文论述“在石器类中，分类比较复杂，命名颇多。例如尖状器一类，在汉语文献中就有：正尖尖状器、喙状尖状器、厚尖状器、薄尖状器、大三棱尖状器、小三棱尖状器、鹤嘴形尖状器、宝剑头尖状器、秀长尖状器、钝尖尖状器、短尖尖状器、双尖尖状器等十多种，加上一些翻译的名称，如莫斯特尖状器、梭鲁特尖状器等约有二十多种。”
其实，《分类问题》中介绍的尖状器类型并非复杂，而是杂乱无序，概念存在相互包容关系，例如正尖尖状器、薄尖状器、宝剑头尖状器和秀长尖状器等可以表现在同一个器物上。另外，尖状器的概念限制缺乏共识，例如“宝剑头”、“秀长”和“钝尖”不仅对于外国人难以理解，就是中国人也未必都能明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献中还有以limace(蛞蝓，鼻涕虫)、桂叶等形状形容器物的，可见旧石器类型概念限制词的选择，洋人自由，国人随便，问题存在普遍，根源出自西方。
《分类问题》一文指出：“法国学者Tixier(1980)归纳出加工方向有六种：正向加工、反向加工、错向加工、转向加工、两面加工和对向加工。我们在几年前曾把石器的加工方向归纳为八种：正向加工、反向加工、转向加工、横向加工、对向加工、复向加工、交互加工和两面加工，后两种有一定区别。”“至于两个刃缘和多刃缘的情况，尚有同向加工和异向加工之别，错向加工为异向加工的一种。”“加工方向是这样多样、复杂，对砾石石器的定名也就成为令人踌躇的问题。例如：正向加工和反向加工的砾石石器似乎都可用单面加工的砍砸器（chopper)来概括，但Bordes(1961)把反向加工的刮削器单独分成一个类型，以区别于正向加工的刮削器”（李炎贤，1991）。上述似乎是传播西方人的先进学术思想，而且显示更胜西方人一筹，将6种加工方向扩展到了11种。显然，这是糊涂分类观念的引进和发展。由于盲目推崇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缺乏逻辑思维判断，抓不住事物的本质，理不清事物的概念及其关系，使分类不能形成体统，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关于“砾石石器”的分类，笔者通过最近十多年参加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体会到最大的分类难题是加工器物与石核的区分和砍砸器与刮削器的鉴别。
原型为砾石的“砾石石器”，其加工方向，实际上只有大致的单向（或同向）和双向（或异向）两种。如果加工存在超过两个方向的，那仅是极为少数的特殊类型。其砾石石器的分类重新整理如下：
按照加工方向分类：
1）  单向加工，又名单面加工或同向加工。
2）  双向加工，又名双面加工或对向加工，或复向加工，或转向加工，或异向加工。
（1）交互加工。（2）错向加工。
   按照加工部位分类：
    1）纵向加工（加工方向垂直砾石平面短轴）
  （1）一端加工。（2）两端加工。
2）横向加工（加工方向垂直砾石平面长轴）
  （1）一边加工。（2）两边加工。
3）纵横向加工
（1）一端加工：①一端一边加工。②一端两边加工。
（2）两端加工：①两端一边加工。①两端两边加工（周边加工）。
《分类问题》文中，虽然说明“石核、石核石器和砾石石器的定位方法不同于石片和石片石器所用的方法”，但是又叙述“砾石石器”的“正向加工”和“反向加工”之说（李炎贤，1991），不禁使人联想到关于“复向加工指正向加工或反向加工与交互加工或两面加工或对向加工的结合” 的解释（李炎贤，1986），其糊涂理念并非偶然现象。石核石器和砾石石器的加工何有“正向”“反向”？
案例二：观音洞的石器类型（李炎贤等，1986b）：
1、砍砸器：单边砍砸器、双边砍砸器、三边砍砸器和多边砍砸器。
    2、刮削器。
1）单边刮削器：单边直刃刮削器、单边凸刃刮削器、单边凹刃刮削器。
2）相连两边刮削器：相连两边直刃刮削器、相连两边凸刃刮削器、相连两边凹刃刮削器、相连两边直刃－凸刃刮削器、相连两边直刃－凹刃刮削器、相连两边凸刃－凹刃刮削器。
3）不相连两边刮削器：不相连两边直刃刮削器、不相连两边凸刃刮削器、不相连两边凹刃刮削器、不相连两边直刃－凸刃刮削器、不相连两边直刃－凹刃刮削器、不相连两边凸刃－凹刃刮削器。
4）三边刮削器：三边直刃刮削器、三边凸刃刮削器、两直刃－凸刃刮削器、两直刃－凹刃刮削器、两凸刃－直刃刮削器、两凸刃－凹刃刮削器、两凹刃－直刃刮削器、两凹刃－凸刃刮削器、直－凸－凹刃刮削器。
5）四边刃刮削器。
6）多边刃刮削器。
7）周边刃刮削器
8）盘状刮削器
3、端刮器：单端端刮器、双端端刮器、尖端－端刮器。
4、尖状器：厚尖尖状器（分Ⅰ－Ⅵ式）、薄尖尖状器（分Ⅰ－Ⅱ式）、错向尖状器。
5、石锤
6、雕刻器
7、凹缺刮器
案例三：白岩脚洞的石器类型（李炎贤等，1986a）
这是“在论文中正式提了出来，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的分类（李炎贤，1991）：
1、砍砸器：单端砍砸器、单边砍砸器、两端砍砸器、两边砍砸器（Ⅰ式：两刃不相连，加工在同一平面；Ⅱ式：两刃不相连，加工不在同一平面；Ⅲ式：两刃相连，加工基本在同一平面；Ⅳ式：两刃相连，加工不在同一平面）、多边砍砸器。
2、刮削器：单边直刃刮削器、单边凸刃刮削器、单边凹刃刮削器、单边凹凸刃刮削器、横刃刮削器、两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
3、尖状器：正尖尖状器、错向尖状器、角尖尖状器、侧尖尖状器、双尖尖状器。
案例二和案例三，其分类虽然具有合理的观念，但是仍然尚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存在着划分的逻辑错误：划分同一层面多出子项或子项相容，例如“三边”和“多边”砍砸器，“三边”、“四边”、“多边”、“周边”和“盘状”刮削器，“正尖”和“错向”尖状器。
2、砍砸器和刮削器的“多边”概念不一致，前者是四个和四个以上的边，后者是五个和五个以上的边。
3、按照其研究者的分类思想判断，两边砍砸器的两刃相连者应该归属于两边一端砍砸器，因为其相连的一端不是刃状就是尖状。
4）在“分析的是石器类型的类群”（李炎贤等，1986b）前提下，三边刮削器既然是按照边和形进行分类，那么只有直刃、凸刃和凹刃的组合，而忽视了它们的排列是不够全面的。理论上讲，三边刮削器边刃的形态应该有：直-直-直、凸-凸-凸、凹-凹-凹、直-凸-凸、直-凹-凹、直-凸-凹、直-凹-凸、凸-直-直、凸-凹-凹、凸-直-凹、凸-凹-直、凹-直-直、凹-凸-凸、凹-直-凸、凹-凸-直。实际上，在一个石制品组合中有的类型可能会缺失，特别是小型三边凸刃刮削器划归多边刮削器甚至周边刮削器也许更合适。
5）一边一形的观察结论不全面，因为有的器物一边可以表现为一直一凸或一直一凹的特征。
6）几何图形有三角形、四边形……n边形，所以石器加工的边刃在理论上就会有1……n个。但是，从研究工作的实际操作考虑，笔者认为器物分单边、双边和多边（包括三边和超过三个边甚至周边的）三类较为合适。“四边刃刮削器”，创建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再划分的难处。
案例四：关于石器原料岩性的分类
石器的岩石类型表述，不仅存在分类的问题，而且还有认识的问题。例如，“北京人的石制品所用原料种类较多，……可以概括为3类：第1类是砂岩和火成岩或变质岩以及一部分石英构成的砾石，……第2类是为数最多的脉石英，……第3类是质地较为均匀致密的硅质岩石，如水晶、燧石、石髓、蛋白石等”（李炎贤，1999）。其岩石的分类混乱不堪。
砂岩属于沉积岩的次一级类型，它与岩浆岩和变质岩并列是不恰当的，砾石在岩石学中是作为沉积岩的一种粒度元素看待的，与岩浆岩和变质岩相提并论是错误的。脉石英是旧石器考古研究报告中经常出现的岩石类型，实际上是出自岩脉的石英块，它仍然属于石英。石英的种类很多，但都属于硅质岩类。因此，把脉石英排除在硅质岩石之外是分类的错误认识。引文中显然是把水晶、燧石、石髓、蛋白石等作为硅质岩石看待的，而且硅质岩在岩石学上归于沉积岩，所以将水晶、燧石、石髓、蛋白石等置于沉积岩类符合逻辑思维。因此，“把燧石、石髓、碧玉、水晶、玛瑙、蛋白石等矿物归于沉积岩；……说法与近几十年来的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很不相同。如果它们能被大多数有关专家、学者接受，则将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地质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方面的新进展，地质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教科书将要因此而改写”（李炎贤，2004），后面的论述完全属于偏激的主观臆想，其判断是不可取的。

四、关于术语建名
分类离不开术语的界定。然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由于缺乏较严格的科学游戏规则，所以术语的创建和应用相当混乱，有的该讲道理而不讲。
古人类学中人类种属的建名比较规范，通常称之为命名或订名，是遵照国际通用的学名命名规则用拉丁文确立的。科学界人们遵循命名优先的原则，即人们需要按照最先的命名称谓。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化，对于原先的名称的修正也是常有的事情。北京周口店发现的早期化石人类，最初葛利普(A. Grabau)称之为Peking Man，其后步达生（D. Black）订名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意思是“中国人类北京种”），以后在中文著作中，裴文中等称中国猿人，吴汝康等称北京猿人，贾兰坡等称北京人，最近黄慰文称北京原人。虽然现在人类学界已经将Sinanthropus pekinensis归入晚期直立人（Homo erectus），尽管北京人和北京猿人的称谓出现频率较高，但其他称谓也不能说错，即使再出现诸如“龙骨山人”或“房山人”的称呼也不能说不对，因为这些名称不属于学名，而且现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缺乏规范的操作程序和科学的鉴赏标准，更何况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人多名的习俗，不仅有名、字、号，名还有乳名、官名、笔名等。
旧石器时代考古建名过去通常以地名为准，有的按照行政区划取名，例如“中国猿人”、“北京人”、“大荔人”、“虎头梁遗址”等；有的以自然地理名称定名，例如“河套人”、“萨拉乌苏河遗址”、“小长梁遗址”等。除此之外还有借以人名和其他名称建名的，例如“飞梁遗址”的“飞”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谢飞的名；肯尼亚Koobi Fora有个遗址是KBS，其名取自美国Smithsonian研究所学者Kay Behrensmeyer的姓和名及site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建名，笔者认为原则上要准确、、简单、明了, 尽可能考虑到拼音文字的长短。位于行政区划界线上的遗址或地点，建名时最好借用彼此共识的自然地名，甚至以发现者或其他值得记念人物的名字也可，例如“许家窑遗址”如果当初订名为“梨益沟遗址”的话，就不会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出现“许家窑”和“侯家窑”名称应用的混乱。
新的名称建立时需要谨慎考虑。科学订名有命名优先权，如果有问题可以更正，但需要讲道理。随便变换术语如同给人乱起绰号，这是做科学很不严肃的行为。
有许多地名的汉字是多音字，应用时很容易出现错误，例如峙峪(Zhiyu)拼音文字错写
成了Shiyu，东谷坨(Donggutuo)的汉字“坨”实际是“它”，百色(Bose)常常误读成Baise。对于使用蒙、维、藏等文字书写的地名拼音应按照《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元音译转写法》拼写，例如：珠穆朗玛Qomolangma，扎赉诺尔Jalai Nur, 吐鲁番Turpan等。因此，地名的使用也需要谨慎。

五、结语
1、分类的关键是按照形式逻辑划分原则进行操作，术语实行多重性结构是科学订名的权宜之策。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分类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过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培养基本是师傅带徒弟式的，研究技术路线大体是模仿式的，因此“基础研究不足”现象应属传统的遗产部分，它的存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时的，更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专有的。
加强基础研究很有必要，不仅需要大力呼吁，更需要积极开展建设性的研究倡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近些年来，仍然从国外引进一些不正确的分类理念。其实，只要略加形式逻辑学修养，分类的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笔者郑重呼吁，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者应该读形式逻辑学。
2、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在法国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论是研究思想还是研究方法深受法国研究传统模式的影响。最近20多年来，由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的传播，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经有了明显起色。
但是，在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和方法的时候，需要鉴别，不可盲目照搬照抄，否则会将一些不甚科学的观念转嫁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3、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在对材料的取舍、表述、定性和研究的程序、方法方面不同的研究者保留着自己的倾向性和随意性，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在学术语言和专业词汇方面还存在着混乱和争议，尚未取得统一和共识”（高星，2001）。诚然，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同一事物，各自表述，术语混乱的局面十分严重。不过，旧石器研究规范是非常必要的，但术语的统一尚需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4、有人说，现在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只有5％。确实，如果用未来的眼光看现在，目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可能是相当混沌的。有一位著名科学家在清华大学演讲，他对学生们的提问连续回答了三个“不知道”的问题，媒体报道他显得特别伟大。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一门探索性学科，研究对象千变万化，研究者受所处时代的人为局限也在所难免。但是，研究者，特别是声望在高层面的学者，必需荼苦禅练度己，做学问必须严肃严谨，力戒不懂装懂，信口雌黄。同时，研究者切不可唯上唯书盲从，被俘虏坠入歧途。
当代中国的科学人虽然不再有红色和白色之分，但仍然存在着暖色和冷色的差异。但是，随着星移斗转，所谓的圣贤或精英走下了神坛，耀眼的光环失去光芒的时候，淀积在历史中的只有和常人一样的论文报告。其论文报告经过时间的冲磨和分选后必然会重新排列组合，是有参考价值的作品还是科学垃圾，历史自有公正裁决。
5、术语订名需要认真仔细斟酌，不仅要考虑到逻辑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到通俗易懂和应用的可行性。
6、在科学发展中，先人必然为后人铺路。科学人应该注重为社会为后人留下什么，至少要有防范制造垃圾文章的科学环境保护意识（卫奇，2006b）。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猷调查统计，最近5年来中国42万科研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已有66万篇左右，但其中可以被别人引用比较多的仅有大约2.1万篇，可谓触目惊心（刘英团，2007）。因此，科学家的素质修养任重道远。

吕遵谔先生是我认识石器的启蒙老师。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地貌学专业学习期间，吕先生开设古人类和旧石器课程，不仅传授了石器知识，还诱发了我对石器的兴趣，最终奠定了我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选择。值此吕先生80华诞之日，撰文作为研究汇报，并祝先生健康长寿！

参考文献
曹泽田，1978。贵州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