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pdf

第卷 第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月一、论争与辨析：浙派初祖从文学批评史的意义上讲，作为概念的文学流派，其内涵的界定从来都是一个令批评家犯难的事情。宋代的江西诗派如此，清代的浙派亦不例外。此派萌芽于清初，崛起于顺、康年间，兴盛于乾、嘉时期，影响近乎整个有清一代，而对其初祖的论争犹如一桩千年悬案，历来没有停止过。狭义的浙派，推厉鹗为首，旁出钱载为起领的秀水一支。袁枚随园诗话曰：“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仿元遗山论诗再论曰：“小雅才兼大雅才，僧虔用典出新裁。幽怀妙笔风人旨，浙派如何学得来。”诗话补遗又曰：“吾乡诗多浙派，专趋宋人生僻一路。”然袁氏是从界唐分宋的角度着眼，以宗宋为审美法则来厘定诗脉的。其实作为一个创作实绩斐然，诗学内蕴丰厚的诗歌流派，宗宋确乎是浙派的特点，但不是唯一特质。洪亮吉沿袭此说，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曰：“近来浙派入人深，樊榭家家欲铸金。”广义的浙派是对以浙江地域为限，诗学主张、创作风格相同或相近的浙籍诗人的统称。关于其祖，持论有三：一曰“西冷十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怀清堂集”条曰：“浙江诗派自西冷十子之后，竟以藻绘相高，而气骨渐弱，右曾以清鲜朗润一洗其习。”又曰：“论者称浙中诗派，前推朱垞，后推西厓，两家之间，莫有能越之者。”这可能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提出“浙江诗派”或“浙中诗派”的说法，并将西冷诸子推衍为其端绪。朱庭珍大张其说，筱园诗话曰：“西冷十子中，则毛稚黄、陆丽京二人尤为矫矫，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习。”又曰：“浙派自西冷十子倡始，先开其端，至厉太鸿（鹗）而自成一派，后来多宗之。”二曰朱彝尊。邵长蘅青门賸稿卷三病起拨闷曰：“陈髯丽藻世无双，宋派同时竟长雄。谁许少陵庑下坐，一盃合酹顾黄公。”诗中有注，陈髯即陈维崧，顾黄公名景星，而所谓的“宋派”则“谓朱垞、孟举”。邵氏法眼别具地点读出“浙派”的宋化倾向，并直接以“宋派”称之。全祖望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曰：“浙之诗人首自朱先生朱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汤先生西涯实鼎足。至今浙中诗派，不出此三家。”吴颖芳无不宜斋未定稿序亦曰：“吾浙国初衍云间派，尚傍王、李门户，秀水朱太史竹垞出，尚根柢考据，擅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温德朝（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摘要黄宗羲诗学思想在明清易代的文化生态语境中具有独特的转捩和建构价值。他从哲学的高度融通“情”、“理”，转注传统诗论“性情说”以新的元素；兼采“唐”、“宋”，再次确证宋诗美学范式；崇尚清刚之音，希冀用阳刚之气和风雷之美来摹绘天崩地解的乱世风云。作为初祖，黄宗羲以其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浙派的创作基调，本文试从审美文化的层面予以诗史意义的考察。关键词黄宗羲；浙派初祖；诗学精髓；文化观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温德朝（），男，河南南阳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词藻而骋辔衔，士夫咸宗之。”此后的论述多是前人的翻版，如尹嘉年论国朝人诗仿遗山体曰：“思笔纵横格律新，西厓才大有谁论？浙中诗派从谁溯？长水而还第一人。”彭光灃论国朝人诗曰：“才大何难见性灵，怀清堂继曝书亭。试将浙派从头数，谁愈斯人作典型。”虽是称赞汤右曾的创作，但都把初祖寻绎到朱彝尊。三曰黄宗羲。这是近代以来研究渐趋健实，不断寻根上溯后得出的结论。钱钟书在宋诗研究领域饮有盛誉，谈艺录论黄宗羲诗学在明清易代之际独特的转捩价值曰：“梨洲自作诗，枯瘠芜秽，在晚村之下，不足挂齿，而手法纯出宋诗。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梨洲诗则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钱翁认为就诗论诗而言，梨洲建树不若亭林和船山，但转注对一个学科的历史贡献，其价值恰恰在于不可磨灭的凿石创辟之功。朱则杰清诗史认为，作为浙派初祖，“黄宗羲本身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但是地位却相当重要，这就是他开创了浙派诗风。”他把浙派诗人共同的创作倾向归纳为：重学问、宗宋诗、主空灵、善写景，真正融“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为一炉。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综合考察了浙派的形成和发展，并提出浙派“一祖三宗”和“发展四阶段”说。他采用正反互证法，首先否定了西冷十子和朱彝尊为浙派之始，其次从三个方面对黄宗羲的初创地位进行论证：浙派初期诗人多系宗羲弟子；宗羲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为浙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宗羲的刻意经营促进了浙派的形成。蒋寅在专论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 中肯定并引述了张仲谋的观点，“将黄宗羲推为浙派的开宗初祖是有说服力的，他为宋诗所作的开拓辩护已臻于定论，以性情反声调的论述则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策略，关于学人之诗或学问与诗歌关系的探讨，也为后人指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上述不揣文抄公之讥，是因非此不足以伺窥浙派之渊源。本文将在近人研究的基础上逶迤前行，肇奉黄宗羲为浙派之祖，尝试补论处有三：一是黄宗羲身上体现了浙派兀傲奇崛的文化人格。真正的作家多站在生命的高度上写作，视文学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特殊存在，把冰冷的理性世界对象化为血肉丰满的能传达自我人格意志的感性文本。浙派诗人卓立特异，不谐于俗的性格特征在黄宗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时时恪守着遗民的生存规范，始终不肯向清廷低眉折腰，并糅诗品与人品为一体，把内心的牢骚不平和抑郁悲愤隐现为诗化的所指。二是黄宗羲诗歌诠释了浙派创作异端野逸的审美情趣。清初诗坛大致呈现出“朝、野离立之势”，以黄宗羲为代表的遗民诗人以审美异端的方式进行了大量创作。与台阁诗人雍容华贵的应景之制不同，其诗句式生新突兀，意象枯瘠芜秽，意境荒凉凄厉，给人一种苍莽排奡，颓唐老健之美。三是黄宗羲诗学提出了以江西诗体为宋诗审美正宗的美学论断。虽然黄宗羲以前也有诗人对宋诗表现出好感，但多出于尊唐之外的“余事”和个人的好恶，以杜、韩、苏、陆为师法对象。黄宗羲史滨若惠洮石砚曰：“吾家诗祖黄鲁直”，姜山启彭山诗稿序又曰：“少陵体则黄双井专尚之，流而为豫章诗派，乃宋诗之渊薮，号为独盛。”他认为和代表唐诗美学的盛唐诗歌一样，讲求炼词炼句，点铁成金的江西诗体则典型地代表了宋诗美学，这是对宋诗审美范式的又一次确证。不同于以往社会历史文化的外循环勾索，拙解侧重于文本本体的内循环印证。二、通融与建构：诗学精髓尝有论者以为黄宗羲诗学剿袭前贤，创新价值匮乏。叶娇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曰：“黄梨洲诋卧子诗嘘北地、历下之寒火，故见诎于艾千子，为学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许之。吾每读至此处于其南雷集中，直掩卷不欲观之。其实不知诗而强言诗，故人言两失。”蒋寅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亦曰：“黄宗羲并不是诗学专家，他很少关注和考虑诗学的专门问题，议论所及都不出当时的一般话题，你若想在他的诗论中寻找属于他个人的独到见解，可能会很失望。”窃以为不然，阐释不足和过度阐释都不是治学的理想门径，仔细地辨析并还原黄宗羲诗论诗作到明清易代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其独特的通融和建构价值，至少不失为清初方家至论。（一）“情”与“理”“在思想史上，一个大师的门下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渊源而未益分，于是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形成许多小派别，而向各方向分途发展。”由于阳明学说内部的矛盾和其“四第期温德朝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句教”说法自身的含混，致使王学末流分门别户，主静的一派以聂豹、罗念庵为代表，走向禅定修炼，归寂顿悟；主事的一派以王畿、王艮、何心隐为代表，肯定人欲，走向世俗生活。远承阳明余绪，中受东林诸子感染，近继蕺山衣钵，黄宗羲从哲学的高度上不断对“王学”进行修正，在“心性”主根基的学风里揉入稳健趋实的元素，尝试践行“情”与“理”汇通的理念。盘点黄宗羲的诗论范畴，作为关键词存在的“性情”无疑占据很大比重。陶元藻全浙诗话曰：“吾乡国初耆宿以梨洲先生为最。湛深经术，不以词章自见，然诗句风格遒上，能道其性情。”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曰：“（黄宗羲）诗摹山谷，语硬磐空，而有情致。”潘飞声在山泉诗话谓南雷诗历：“有题壁绝句云：倦钩簾幕画沉沉，难向庸医话病深。不信诗人容易病，一春花鸟总关心。先生孝义高节，经史文章，表彰一代，而诗情乃婉丽如此，诚大才不可测也。”袁枚随园诗话也说：“黄梨洲先生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惟诗人能结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诗见长，而言之有味。”其实黄宗羲是从诗歌本体的角度来言说“性情”的。陆鉁俟诗序曰：“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精神意志者也。”在他心目中，诗歌灵感可以来自“天地万物”的激发，诗歌叙事可以是对社会百态的摹写，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化了的表层文本能指，其最终指向则是“畅吾精神意志”的情感表达。黄宗羲对“诗以道性情”这一诗学命题的阐释，在诸多文本中都有述及。朱人远墓志铭曰：“昔宋文宪以五美论诗，诗之道尽矣。余以为此学诗之法，而诗之本原反不及焉，盖欲使人之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间，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与之推荡磨励于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则鸣。此诗之本原也。”寒村诗稿序亦曰：“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无从窥其隅辙。”人之情感无限，端绪万化，诗道性情，章法奥妙，表现空间亦无限。围绕“言志缘情”这一古老而又常变常新的学术命题，黄宗羲进行了大量而富于创见的申述。相较于传统诗论模糊笼统的论说，黄宗羲的独特贡献在于把“情”进行了细化和归类，他笔下的“情”有“不及情之情”与“情至之情”、“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之别。明文案序上曰：“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就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来说，情感变化有若“不尽长江滚滚来”，而单就时间链条上横向的某一瞬，或某一个体来讲，情感有“至”与“不至”的程度之异。黄宗羲极力赞扬“一写以真，不假粉墨”（顾麟士先生墓志铭）的情至之作，因为它们能够穿越历史理性的隧道，关注柔软的人性深处，为卑微者祈福，为这个世界的不公隐忍抗议。那么，怎样的性情才算真性情？怎样的诗才算真诗呢？答曰：“真意之流通”。黄宗羲在黄孚先诗序中赞扬孚先之作“情意真挚，不随世俗委波”，以自由独立的精神创作，诗中那种不可磨灭的“古人之性情”恍然若现。“是故有孚先之性情，而后可持孚先之议论耳，不然，以不及情之情与情至之情，较其离合于长吟高啸之间，以为同出于情也，窃恐似之而非矣。”关于“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马雪航诗序辨析道：“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所谓“一时之性情”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机缘下，触景感物时偶露之性情；所谓“万古之性情”指的是合乎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思无邪”之旨的人类共通之情感。又李杲堂先生墓志铭曰：“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以载道，犹为二之，聚之以学，经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无情之辞，外强中干，其神不传，优孟衣冠，五者不备，不可为文。”“文”、“道”合一，“情”、“理”俱在，足见黄宗羲论诗旨要。郑梁南雷文案 序所论最为中的：“先生起于文衰道丧之余，能使二者焕然复归于一。”迄黄宗羲以来，浙派诗人多视诗歌为情感泄导的异坊幽径。前期诗人多为残明遗民，借诗发抒的是雉发匿影的遗民哀怨。全祖望湖上社老晓山董先生（剑锷）墓版文曰：“有明革命之后，甬上斐遁之士甲于天下，皆以蕉萃枯槁之音追踪月泉诸老。”墨阳集序曰：“吾乡故国遗民之作，大率皆有内外二集，其内集，则秘不以示人者也。”杲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堂诗文钞序曰：“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所谓“内集”就像秘不外传的私人笔记一样，记录的是作者心弦拨动的本真之音和心曲徘徊的难言之隐。对全氏之作，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序曰：“祖望的学问，和宗羲学问的风貌，最为相似。”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评其：“直抒胸臆，语皆有物。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时，搜集幽佚，尤足以广见闻。”后期诗人多为怀才不遇之辈，诗中发抒的亦是不谐与俗的牢骚不平之气。査慎行在颠簸沉沦中完成了敬业堂诗集，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论曰：“比岁西巡，赓歌载笔，凡幽岨之区，瓯脱之境，为从古诗人所未历者，荡胸骇目，悉于五、七言发之。”即使是性情孤峭的厉鹗也能于山水篇章中透悟出世事的沧桑，全祖望厉太鸿湖船录序曰：“独拳拳于兰浆桂棹之间，繁举而屑数之，说者以为是骚人之结习，学士之闲情也。”“情”外素以“事”见，“情”中尚以“理”呈，浙派之作大抵若此。（二）“唐”与“宋”唐宋诗之争不特始自明代，实启之宋末，至明而益盛。从本质上说，这是两种不同诗学范式间的审美碰撞，并无优劣之别。叶燮原诗曾以花木荣枯榭复之喻来论：“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近人钱钟书谈艺录亦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又曰：“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其实，黄宗羲此前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有明一代前后七子趋步盛唐，标举格调，规范模拟，严重阻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黄宗羲庚戍集自序严厉地批评道：“有明一代之文，论之者有二，以谓其初沿宋、元之余习，北地一变而始复于古；以谓明文盛于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为之调入者，则以为两派不妨并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后较其优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后，直致而少曲折，奄奄无气，日流肤浅，盖已不容不变。使其时而变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叹而出之，无论沿其词与不沿其词，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语，自任起衰，乃不能脱肤浅之习，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辞为起衰，合思昌黎以上八代，除徘偶之文之外，词何尝不修？非有如唐以后之格调也。而昌黎所用之词，亦即八代来相同之调也，然则后世以起衰之功归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论，余姚、昆山、毘陵、晋江，其词沿唐以后者也；大洲、浚谷，其词追唐以前者也，皆有至处，顾未可以其词之异同而有优劣其间。自此意不明，末学无知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与为肤浅之归而已矣。”黄宗羲对明代李、何诸家主奴之见的批判高屋建瓴，与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 内篇“立门庭者必饾饤”的立论一样，他也认为学者应“转益多师”，综汇百家之长，化而出之。并进一步论述道，即使同为宗唐派，对“唐”之理解也因人而异。靳熊封诗序曰：“百年之中，诗凡三变，有北地历下之唐，以声调为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浅率幽深为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为波澜。”而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争的后果是，“虽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于一途，是使诈伪百出，只留其肤受耳。”黄宗羲综唐汇宋的理论主要表现在：遴选宋诗版本，扩大宋诗影响。康熙二年癸卯黄宗羲馆于水生草堂，与吕留良和吴之振、吴自牧叔侄酬唱应和，并参与宋诗钞的蒐讨勘订工作。黄、吕、吴之关系介于师友间，宋诗钞虽未署名，实际上是在黄氏指导下完成的，凡例对此有详细记载。明清之际的选本研究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入选篇章往往渗透着选家特殊的诗学见解，参校明代较有影响的两个宋诗选本李蓘的宋艺圃集和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取舍标准大致不离唐诗规范。吴之振宋诗钞序曰：“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学佺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又曰：“余与晚村、自牧所选盖反是（指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尽宋人之长，使各极其致，故门户甚博，不以一说蔽古人。”钱钟书谓：“助孟举钞宋诗之吕晚村、吴自牧，皆与梨洲渊源极深。”故孟举宋诗之选可视为梨洲诗学思想的延续，黄氏还自选有宋集日抄，全祖望用作续宋文鉴，其选本思想可见一斑。主张诗歌不以时代为限，唐、宋诗各有特旨。张心友诗序曰：“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第期温德朝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蔑如者”，打破了后学者对唐诗的盲目迷信。他认为宋诗之佳，正在于其“能唐耳”，非谓其“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非谓其“舍唐之外，能自为诗也”，并自辩道：“于是搢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噫亦冤矣！”在肯定唐诗的同时，强调向宋诗学习，并说“善学唐者惟宋”。一个时代的诗歌有其独特的体式、风貌，而这种总体上的共性又是由多方个性合力凝聚而成的。姜山启彭山诗稿序曰：“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顾唐诗之体不一：白体、昆体、晚唐体少陵体则黄双井专尚之，流而为豫章诗派，乃宋诗之渊薮，号为独盛。欧梅得体于太白、昌黎，王半山、杨诚斋得体于唐绝虽咸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游万仞，历液群言，上下于数千年之间，始成其为一家之学。故曰善学唐者唯宋。”黄宗羲认为宋诗是唐诗的变体和深化，二者并构成诗歌审美艺术的双子星座。在对宋诗美学地位确证的过程中，他不但提出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为宋诗正宗，也不忘兼采宋末谢翱、林景熙、汪元量等人的诗歌，虽出于精神上的默契，但客观上启迪了清代博洽通贯学术风尚的生成。黄宗羲乐于奖掖后进，浙派诗人大多出入唐宋间。从选本上说，吴之振有宋诗钞、査慎行有苏诗补注、陈迂有宋十五家诗钞、厉鹗有宋诗纪事他们把宋诗的源头追寻到唐之杜甫、韩愈，在深化理解宋诗的同时也完美地保存了一代诗学文献。从人生际遇上说，浙派诗人多认同于宋诗的文化内涵。钱钟书谈艺录所论最为精要：“清初浙中如梨洲、晚村、孟举，颇具诗识而才力不副。晚村较健放，仍是小家薄相，如鸡肋刀豆，槎枒寡味，学诚斋、石湖，劣得短处，尚不及同时汪钝翁之清折妥溜。至陈宋斋出南雷之门，选宋十五家诗，有南丰、乐成、梅溪、徽国、秋崖、文山、而不及后山、简斋，则并诗识亦不高矣。查初白出入苏陆，沿蹊折径，已非南雷家法。”又曰：“浙派西冷诗家多南宋江湖体，惟秀州诸作者知取法西江大家，上绩梨洲坠绪，汪丰玉仲鈖一诗最为例证。”査慎行论诗兼采唐宋，得川叠前韵从余问诗法，戏答之曰：“唐音宋派何须问。”吴门喜唔梁药亭曰：“三唐两宋须互参。”朱庭珍筱园诗话论慎行：“诗宗苏、陆，以白描为主，气求条畅，词贵清新，工于比喻，善于形容，意婉而能曲达，笔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浅，时见巧妙，卓然成一家言。”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论厉鹗“樊榭性情孤峭，所作幽秀绝尘，思笔出于宋人，而不失唐人之格韵”；论杭世骏“先生于诗用功深，尝曰吾遇韩、杜当北面，东坡则兄事之”；论胡天游“诗则古体取径韩孟，以窥杜陵之奥，近体七律导源玉溪，思力风骨俱胜，在雍乾间故应俯视流辈”。（三）清刚梨洲先生年谱卷首有自题小像曰：“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匡时救弊的豪杰精神和忧乐万民的人格理想移情于诗学叙事上，必然是对清刚雄浑之美的召唤。明清易代的剧变深深地震颤着他的魂灵，这不能不影响到其对文艺的认知和评估。时禋谢君墓志铭曰：“乾坤之正气，赋而为刚，不可屈挠。”靳熊封诗序曰：“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夫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声音，郭守敬之律例，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之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则若龙挛虎跛，壮士囚缚，拥勇郁遏，坌愤激讦，溢而四出，天地为之动色，而况于其它乎？”盖世积离乱，风衰俗怨，骨挺梗概之气无所发舒，降而为诗，充满了劲健狂放的力度感。其审美形式是奇气，审美意味是奇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稀释，就会像虎缚龙挛一样，爆发为激烈的挣扎和冲突，此河狱决裂的审美情感正是“风雷”品格鼓荡而出的艺术化呈现。黄宗羲从文学与时代共振的角度来管蠡风雷之文和阳刚之美，“当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尤其是遇到厄运危时，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人们的感情汹涌鼓荡，波澜千叠，从而推动文学积极发展，形成高潮。”谢翱羽年谱游录注序曰：“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自廊庙，而于鬯浃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鲜矣。”黄宗羲认为诗文是天地间元气的外化，平常的时候，元气浅淡无奇，而处于“厄运危时”的非常一刻，元气澎湃激越。其所谓“至文”，即“诗史”篇章，拙作论黄宗羲“诗史”思想内涵及其文化品格已有专论。而“便娟轻俊，只可装点山林，附庸风雅”的公安小调和“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的竟陵颓风是难与时代相洽的。因此他主张诗人应拓宽视野，以博大壮阔的胸怀去拥抱风云万端的世界，把鲜活的现实题材构织成具有奇伟之象和清健之姿的旷世大作。缩斋文集序叹曰：“虽然，泽望之文，可以弃之使其不显于天下，终不可灭之使其不留于天地。其文盖天地之阳气也。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阴气在下，重阳包之，则抟而为风。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阳气乎？然武王之世，阳明之世也。以阳遇阳，则不能为雷。宋之亡也，谢翱羽、方韶卿、龚圣予之文，阳气也，其时遁于黄钟之管，微不能以纩转鸡羽，未百年而发为迅雷。”黄宗羲的阳气之文包蕴着“耿耿治乱存亡之故事”，充盈着“如江河淮海，冲砥柱、绝石梁”，足以“贯金石，动鬼神”的“情至之情”，阳刚之美为“天地元气”之所寄，其“拥塞激讦，溢而四出”，可以“击而为雷”，可以“抟而为风”，真正达到“天地为之动色”的审美境地。基于此，他的诗论特别偏爱“中有愤盈”、“激扬呜咽”等悲壮苍凉的格调，特别青睐“诗中忧愁，然抑之气”、“高厉遐清，惊世骇俗之言”等凄楚危苦的词汇。这是一种千年一遇的雄奇，一种摇人心旌的壮烈，若金石簌簌，铿然震响。“宗宋可分两派，一派偏于清刚，一派偏于清婉。前者学苏轼、陆游的豪放，和黄庭坚的峭劲，而且上溯韩愈，后者崇尚黄庭坚、陆游、范成大，而且只取其田园景色，闲适情趣”。黄宗羲首创的浙派即为偏向清刚的一路，翁方纲以“硬直”论之。石洲诗话卷三论宋诗钞曰：“但一时自有一时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吴选似专于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执而论也。”同卷第条曰：“宋诗钞之选，意在别裁中说，独存真际，而实有过于偏枯处，转失古人之真。”同卷条曰：“吴钞大意总取浩浩落落之笔，不践唐迹，与宋人大局未尝不合，而其细密精深处，则正未之别择。”卷四第条曰：“（吴之振）专以平直豪放者为宋诗。”翁方纲以肌理说来睚眦吴选，其不满处实为浙派审美个性之所在。宋诗钞 论苏轼和黄庭坚时更坦言要洗削细密繁缛之习，张扬硬直慷慨之气。“子瞻诗，气象洪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虽其学问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尽也。而世之訾宋诗者，独于子瞻不敢轻议，以其胸中有万卷书耳。不知子瞻所重，不在此也。加之梅溪之注，并汏其过于丰缛者，然后有真苏诗也。”“宋初诗承唐余，至苏、梅、欧阳以变大雅，然各极其天才笔力，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庭坚出而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虽对宋半句不轻出，为宋诗家宗祖，江西诗派皆师承之，史称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非规模唐调者所能梦见也。”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对浙派同仁的清刚之风亦多品评，论吕留良曰：“诗纯用宋法，风调雅近黄叶村庄而益以苍坚，颇多警策。惟以自处，殷顽不循汉法，往往以质直出之”；论姜宸英曰：“诗自玉局入少陵，兀奡磅礴，能以气举其辞”；论杭世骏曰：“堇浦才力雄瞻，著述最富，旁及绘事，萧寥疏辣”；论査慎行曰：“国初诸老渐厌明七子末流科目，至初白乃专取径于香山、东坡、放翁、祧唐祖宋，大畅厥词，为诗派一大转变。其自言在熟处求生”。朱则杰清诗史对査氏也论道：“査慎行的诗歌在艺术上主要学习苏轼、陆游，气势宏放，辞意畅达，擅长白描。”至于胡天游，齐次风序石笥山房集称其：“而言诗文工且敏者，磊落擅奇，下笔纵横矫挺，不屑屑蹈常袭故，雄声环玮足与古作者角力，必首推山阴胡子稚威。”朱梅厓曰：“稚威于文工四、六偶丽，诗亦雄健有气。”三、意义与影响：文化观照“晚明诸遗老之在清初立节志行之高洁，成书著书之精严，影响清代两百六十年弗衰。”黄宗羲就是这样一位典范的遗民老耆，有感于明的亡国，遍备了人世的辛酸，他的诗学思想以批判性为主，对清代诗学总体风貌的生成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一）交游唱酬，开创清代浙派创作。黄宗羲对“遗民”概念的厘定不同于王夫之式的狭隘决绝，仅“至于不仕”。他在清初进行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戊申之年在宁波、绍兴等地参加“证人讲会”，后改称“五经讲会”，康熙十五年又应许三礼之邀赴海昌讲学。藉此培养大批弟子，他们中的多数再加上介于师友间的诗人构成了浙派初期的中坚力量。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九十六曾进行过不完全统计，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也有详细考证。黄宗羲曾为浙派羽翼渐丰而欢欣鼓舞，谢莘野诗序曰：“顾近年来，浙东风气一大变。第期温德朝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略举如郑禹梅、万贞一、陆鉁俟、姜友棠、周弘济、裘殷玉、谢莘野诸子，要皆称心所出，瑕不掩瑜。”中后期浙派诗人亦多私淑黄氏，精研其诗法。（二）体系化思维，总结和提升诗歌美学。中国古典诗学发展到清代，逐渐走向成熟，很难像曰唐、曰宋一样用一种固定的风格来称之。杂唐糅宋，体系化思维的特征在黄宗羲诗学中已露端倪，他积极吸收哲学理论资源以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希望借助逻辑思维的力量以突破传统诗论直觉、零碎、模糊等缺陷。天岳禅师诗集序曰：“作诗难，知诗尤难”，黄宗羲在“知诗”观念引导下对诗旨进行了元诗学层面的哲学反思。在诗学方法论上，他从“一本万殊”（明儒学案 凡例）的哲学观念出发，提倡“品藻说”，反对“折衷说”，务博综，倡实证，初步实现了各种方法的汇通，各种风格的并存。（三）以在野的形式、精神对抗主流意识形态。清初统治者实行文化“怀柔”政策，一方面利用开科取士、博鸿敕聘来笼络文人；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打压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威性。浙派诗人多为遗落草野的江湖孤异者，清厉逋介之气郁郁难平。缩斋文集序称黄宗会为人：“劲直而不能屈己，清刚而不能善世，介特寡途，古之所谓隘人也。隘则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愤绝人，彷徨痛苦于山巅水滨之际，此耿耿者终不能下，至于鼓胀而卒，宜矣！”吕留良与黄宗会性情相类，严秉“华夷之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谓其：“身后得祸最酷，得名亦最盛”。査慎行遭洪昇“长生殿事件”牵连，行事谨小慎微，在“慎”与“悔”的心理矛盾中挣扎徘徊。厉鹗一生颠倒落魄，临终前语其弟子汪沆：“予生平不谐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而索序。”全祖望厉樊榭墓碣铭亦称：“其人孤瘦枯寒，于世事绝不谙，又卞急不能随入曲折，率易而行，毕生以觅句为自得。”中国文化往往把艺术看作另类的生命存在方式，唐君毅说：“最高之文学艺术为人格性情之流露，以文学艺术之表现本身为人生第二义之下事。”浙派诗人视诗歌为藻濯胸胃，导起性灵的有效载体，在艺术化生存中实现着自我的审美理想，用文化上的优越感来对抗政治上的失意，而政治上的失意更标格了文化上的优越感。参考文献严迪昌 清诗史 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稽文甫 晚明思想史论北京 东方出版社邬国平 论黄宗羲的文学观复旦学报钱谦益 列朝诗集 丁集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 下黄君坦 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刘世南 清诗流派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钱穆 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余英时 方以智晚节考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 中正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