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深层忧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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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深层忧患 (2011-07-17 23:00:02)转载▼ 标签：文化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教授吉文辉忧患意识是儒家入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核，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美德。自古以来，忧患意识就是读书人应当培植和拥有的精神传统。它随着读书人的仕途而被带入上层社会，并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遗憾的是，近六十年来，这一精神传统在一次次的政治风雨的冲击下，随同传统文化，于今日已日渐式微，消失殆尽。虽然近几年有所呼吁，但亦如强弩之末，仅流于口号而无实质性举措。作为儒家六经之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块奠基石——《周易》，其原动力就是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认为编创《周易》的著者，应是身处患难之中而满怀忧患意识的人，因为《周易》一书中充满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思。孔子说：“《易》之为书也…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周易·系辞下》）“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就是使人懂得畏惧谨慎，并明白忧患所在及忧患之因，这就是忧患意识。《周易·震卦》说得更加明白：“君子以恐惧修省”。一般认为忧患意识是指人们在面临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患难时所产生的忧虑和思索，然而《周易》所展现的儒家忧患意识绝不仅限于此。能够体现儒家忧患意识高尚境界和深厚底蕴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越自我的历史使命感。超越自我是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核心指标，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自我担忧是个人的本能，与生俱来，而儒家忧患意识指向的则是更高层次的担忧，是对国家、民族、群体、人类前途命运的担忧，是对真理、正义、人道、人性不张的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苏洵《管仲论》）。二是居安思危的超常预见力。灾难降临，人所共见；灾难潜伏，人难预料。儒家忧患意识强调的是对将临灾难的的担忧，知人所未知，忧人所未忧，即“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就是《周易·既济》所讲的：“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与《黄帝内经》所云：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同一个道理。忧患意识的可贵就在于，能够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未雨而绸缪，防患于未然。而要拥有居安思危、见微知著的预见力，则必须拥有超乎常人的知识、智慧、意志、胆识和才能，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博大的情怀。三是身居其位的社会责任心。古人提倡忧患意识，针对的主要是包括帝王在内的国家管理者，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观《周易》、《论语》、《孟子》中所言大人、君子，多与从政、治国、御民、教化、听訟等相关，故知非平民百姓也。以德教为例，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上层人物的品德有如风，风一刮能影响四方；普通百姓的品德有如草，风吹草上，草就会顺着风的方向倒去。风能影响草，草何能影响风？忧国忧民，是在位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拥有权力、地位、金钱、财富，而不能利益国家、社会、民众，于心何以对得起这些权力、地位、金钱、财富？以上三点——重在自我超越、重在居安思危、重在官员忧思，最集中地显示了传统忧患意识的精神实质。近几年，党中央一再告诫政府各级官员要增强“忧患意识”，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的讲话）。由此可见，传统忧患意识在古今是完全一致的。自我超越、居安思危、官员忧思三者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居安思危。《孟子··告子下》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易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中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身处当今中国，政治一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技猛进、教育腾飞，忧从何来？为何党中央一再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对此，诸多文章对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归纳起来，大体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骄奢淫逸；权力不受公众约束，骄横跋扈；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医院学校公益性失落，房价物价飙升脱离工资实况；社会资产恶性积聚，国富民穷；社会风气急剧恶化，道德滑坡；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无从保证；利益集团操控市场，大量资金外流；弱势群体举步维艰，就业问题逐年加剧等等。细分析，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有些是各国共有的，有些是我国独有的，有些是我国比较严重的；有些是阶段性的局部的，有些是危害严重影响久远的；有些是管理不善计划不周造成的，有些则是国家制度先天不足带来的。笔者论为以上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总的来说还属于“果”的层面，属于“标”的层面，是人们所共见的。孔子说，君子应“明于忧患与故”。只有明白导致灾患和疾病的根本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中医强调治病求本，防病治心。笔者论为，产生当今中国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有其由来已久的诸多不良思想根源，也可以叫做思想误区。不良的思想根源犹如病毒深藏体内，不断地腐蚀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可谓病之根、病之本。这些思想误区应是中华民族的深层次忧患。今试作分析如下：一、极左思潮极左思潮，也称作激进思潮、极端思潮。极左思潮往往披着革命的外衣，并挟带有暴力色彩。它虽以旧社会、旧文化的批判者和改造者的面目出现，但最终却只有破坏而毫无建树。这一思潮在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极左思潮公开宣称与人类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为敌人。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归并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文化，并加以彻底否定。中华民族向称诗的国度，首重诗教、乐教，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学子，乃至农民起义将领，皆以能诗为荣为乐。而极左思潮鄙视文学艺术，视文学艺术为奴婢、工具，视历史为可以随意捏弄的橡皮泥人。如今人们对诗歌的敬慕之心，已荡然无存。极左思潮推崇极端主义，鄙视中庸之道，把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社会引向极端，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真就是假，不是先进就是落后，不是革命就是反动，不是科学就是迷信。他们漠视历史、文化、社会的多样性和大自然的兼容性：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否定思想的多元化，容不得任何异见，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实行垄断，以奴化教育、犬化教育代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的人性化教育，将人性扭曲为痞性、匪性、兽性。极左思潮奉持斗争哲学，这与当今构建全民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水火不容。和谐社会本来就是古人追求的目标：“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周易·乾卦·彖辞》）。古人认为 “和也者，天地之达道也”（《中庸》），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之道体现着宽容、包容，体现着中和、平和；谐之道体现着共生、共荣，体现着和谐、和悦。老子主张人应效法天地，就是说人应当像天地那样拥有包容和奉献的精神。大自然是包容万物的。而极左思潮则与此相反，极力鼓吹斗争哲学，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群体斗争的大舞台，把历史简单地归结为两个阶级的对抗，把社会中存在的日常矛盾无限上纲为政治冲突，视社会为自己的实验场所，不断地在人群、文化、思想中人为地制造对抗、制造分裂、制造敌人。可以说，极左思潮是社会和谐的天敌，是产生当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大的根源，它只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动荡与不安。极左思潮本身是一种文化自闭症，将自己的思想理论奉为至高无上的神谕和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在思想层面通过暴力钳制，大搞一言堂。极左思潮因其拥有极端的排他性和盲目的破坏性，极易滑向唯意志论，也极易被一些阴谋家和野心家所煽动、操纵与利用。思想、文化、权力、私欲、心态等一旦全盘走向极端，文化大革命式的民族灾难则会必然出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历史给了中华民族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清算极左思潮的机会，但是，这个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被我们失去了，极左思潮危害不但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反思和清算，反而改头换面地继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作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在竭力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时刻怀念一人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的个人专政时代，大肆攻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思之令人扼腕叹息。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笔者论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冤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扣上封建主义的反动帽子，被打倒，被批判，被歧视。近百年来，人们总是把造成中国的愚昧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从20世纪初“打倒孔家店”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一直被分派为替罪羊的角色，极左思潮更使这一认识雪上加霜。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认识上的严重误区。群体的认识误区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被妖魔化。近百年来，人们不断地诋毁丑化传统文化，把以往社会描绘得一团漆黑，五千年的中华历史只是一部人吃人的丑陋历史，一个伟大民族的思想与道德、文学与艺术、信仰与追求都灰飞烟灭了。民族虚无主义在历史领域大搞 “绝今古通”：过去是统治，现在是领导；过去是压迫，现在是管理；过去发家致富是剥削，现在发家致富是改革；过去是资本家，现在是企业家；过去一切黑暗，现在永远光明等等，使今人与传统隔绝。历史的长河被人为地分割成两段。数典忘祖、呵佛骂祖、欺师灭祖在当今中国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传统宗教、传统中医、汉字、文言文等在内均被视为腐朽的、落后的、保守的、陈旧的封建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均在打倒之列，文革中大量珍贵文物和历朝古迹被人为地疯狂地毁坏而毫不痛心。于是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虚无，批判传统文化成为先进、文明、革命、科学的象征，全盘西化成为时尚，至今官方主流思想仍出自西方。可悲的是，贬低祖先的历史，厌恨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行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只发生在当代的中国人身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是以毁灭自己民族文化为奋斗目标的。虚无主义泛滥的结果只能导致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丧失，爱国主义更无从谈起。没有文化传统的民族，绝对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崇敬和尊重。其实，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中,政治是刚性的,文化是柔性的.政治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只是被采纳、被利用的对象。文化的取舍不决定于自身而决定于政治。中国近代社会贫穷落后的原因是当权者的腐败和西方的欺凌，本不与传统文化相干。只要提供一定的宽松与激励的社会政治条件，中国实现科技发达并非难事。只要当权者本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也并非难事。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为证。如今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随心利用，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呵护、培养和弘扬。真正的弘扬和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应是发自民众内心的呼唤和现于政府示范的行为。还应当指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是文化的落后，而是生存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不同，正如我们不能责备李白不能看病，杜甫没有武功，教授打不过流氓一样。传统文化愉悦于自然赋予的人生，并未把财富和纵欲当作是生存的最高目标。子不语 “怪、力、乱、神”，邪恶、暴力、掠夺、专制绝不属于文化、文明。历史和社会中存在的诸多负面现象，绝大多数是非文化和反文化的结果，例如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反文化的暴行。中国传统文化指向的是人，而不是单纯指向国家、民族、政党、集团。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例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思想就具有永恒的价值判断意义。五四运动提倡民主政治和现代科技是对的，但否定和抛弃传统道德和民族文化则是错误的。为恢复局部功能而漠视生命之本，这是长期以来困惑着民族复兴的一个大患。社会道德的大幅度滑坡、心理素质的严重失衡，民族自尊心的日渐削弱，正在使一个伟大的民族逐渐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和道德底线。如果抛弃了作为民族独立精神象征的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还能站在什么高度上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三、唯科学主义打开中国近代史大门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各种思想仅仅是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力量并尾随其后而来。实际上西方的人文思想很难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积弱和受辱，使中国人抱有急于改变科技落后的心态，于是科学的地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愈来愈高，这就给唯科学主义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唯科学主义是极左思潮、极端思维在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科学极端崇拜，把科学绝对化、宗教化，某一理论或思想一经贴上科学标签便神圣不可侵犯；二是认为科学万能，无限扩展科学的功能，将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延伸到人文社会学科。当今中国，科学一词的演变和异化最能说明什么是唯科学主义。最早，科学仅指自然学科，与哲学、文学、史学、美学、神学等平行，观科学院、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名词可知。之后，科学便膨胀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同义词，观《汉语大词典》解释科学一词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可知。于是各门学科都被科学囊括了，自然学科统领了一切知识体系。最后，科学更进而变成包含合理、正确、先进、真实等内涵，具有终极判断价值的形容词了。科学同当年“革命”和“革命的” 的权威和霸气不相上下，凡是一经贴上“科学”标签，便与真理和上帝同在了。于是 “科学的”一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当初被它打翻了的神学宝座。文化闭塞的当代中国更为唯科学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伪科学”、“反科学”、“封建迷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大帽子漫天而飞，注重人文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了唯科学主义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彻底批判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口号也只有在唯科学主义泛滥的中国才能够出现，它的标志就是文化大革命。唯科学主义最致命的误区在于它混淆了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界限，抹杀人文与社会的非物质属性和个体的主观能动属性，把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对象的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规则套用到人文、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研究主要采取实证实验的方法，讲究人为的设定条件，讲究可操作、可检测、可重复，而人文和社会岂可由实验者设定和操作，思想、感情、意识岂可用仪器检测，人生和历史岂可重复，文学和艺术岂可用数学表达，人岂是水火木石？唯科学主义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人工具化、物质化，使道德边缘化，使宗教妖魔化。唯科学主义另一个误区是无视不同学科的不同功能，无视不同学科的协同功能。各门学科、各种文化形态，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也有着各自的局限，都是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相互间是协同关系，而不是对立或取代关系。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救国，是对的，但缺少了真正的德先生（道德）。中国人只知道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却不知道康德的“道德就是命令”。实际上，道德是文化基础的基础。民主指向社会政治，科学指向物质技术，道德指向人的精神、灵魂。三者作用并行不悖，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相互不可替代。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一个非人的社会，何谈和谐？科学和民主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局限性。离开道德的科学和民主，只能产生希特勒。古人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禆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万物和合，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完全相同，就不可能有新的事物产生。古人有一个说法，叫“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儒治世” 并不排斥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医治病、以艺怡情等等。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你死我活的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就缘于这种和合精神。人类社会亦如同大自然，只有万物共生共荣，大自然才能生机盎然、欣欣向荣；也只有各门学科、各种文化共生共荣，社会才能生气蓬勃、丰富多彩。文化本身并不具备必然的对抗性，只有将某一种文化形态或某一种思想作为裁决其他文化形态或思想的唯一标准，才会激化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四、社会达尔文主义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学说，认为物种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地进化而成；认为物种进化是逐渐演变的过程；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紧接着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生物进化理论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先后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创论的意识很淡薄而六道轮回思想却很普遍，因此，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传播毫无阻力。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入中国正巧又赶上了中国正处于民族大危难时期，赫胥黎在《天演论》中宣扬的优生劣汰、物竞天择的思想很快地就与中国人的忧患与图强心态产生共鸣，对激发中国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真理往往与谬论只差一步之遥。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旦与极左思潮联袂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便不可避免地要与一贯主张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直面对抗，并将中和、中庸之道打入另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容易被解释成“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把生物进化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引入人类社会生活必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以下诸种弊端： 1、否定人类社会的协同作用：达尔文进化论只是一种科学假设，并非实证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因为人类无法模拟生物发展历史。生物进化论只看到生物界弱肉强食的竞争的一面，却忽视了生物界共生共荣、相依相存、相互协同又相互制约的一面，而后者本应是众多生物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的一面。儒家六经之首《周易》就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系辞》）如果大自然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杀生之道，地球上哪来如此众多的物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列为自然法则并进而指导人类社会，这显然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文精神：仁爱、互助。同时，这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研究方法，也严重地违背了科学的求实精神，开科研伪劣之先河。 2、抹杀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生物进化论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不是具有思想、感情、意识的人，更不是由人群构成的国家与社会。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是人有人性。没有人性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一味地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盲目鼓吹以暴力斗争来解决人种、信仰、阶级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只能是天择强者。这就给暴君、强盗、权势者们侵略扩张、抢劫杀戮、巧取豪夺提供理论武器和心理屏障，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无所畏惧。人类社会发展究竟是由自然选择，还是由自我选择？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回答得很明白：只能由人自己来选择。 3、混淆社会发展与物种进化的不同界限：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论述，物种进化是一个以百万年为计算单位的生物演化过程，而人类社会发展充其量也没超过一万年，况且社会发展与物种进化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同一个领域的事物。物种进化可以设想生物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地演变，即使设想错了，也只是科学探讨内部的事，对人类不会带来什么灾难。但用所谓的自然规律来规范人文社会，这就严重混淆了社会发展与物种进化的不同界限。人文社会发展根本不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单向演变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后人的品德就比前人高、后人写的诗歌就比前人好、后人的创造能力就比前人强。科技也不能决定文学艺术和道德品质的优劣，更何况科技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简单的进化思维很容易导致简单地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历史、否定古人，从而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五、反宗教意识科学侧重追求真，宗教侧重追求善，艺术侧重追求美、三者构成人类文化最核心的结构，共同促进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升华。不同的文化形态有着不同的结构要素和评判标准。以科学要求文学就不可能产生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诗句，同样，以科学要求宗教也不可能请来上帝、佛陀。以科学来解释和说明宗教可以说是缘木求鱼。我们能够不称诗人为科学家，能够不称和尚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艺术和宗教符合科学？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由于唯科学主义和极端唯物主义的恶性膨胀，宗教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三顶政治大帽子紧紧扣在宗教的头上：一、宗教是反动统治者的帮凶，二、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三、宗教是反科学的迷信。这三顶帽子已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深深地扎根于决策阶层并垄断着思想教育领域。如今的中国，宗教只能在社会底层中苟延残喘，本应清净的寺院道观已被钱权污染不堪。其实，紧扣在宗教头上的三顶帽子也是一场文化冤案。事实上，宗教只是社会生活中与政治、教育、科学、艺术等并列的一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有如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各具其态、各行其能、各尽其用，本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生死对立。世之所云老养生、儒治世、释明心、艺娱情、技谋生，皆各尽所能也。首先，说宗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纵观中国历史，有哪次农民起义不是以宗教作为反抗统治者的凝合剂的？农民起义的发动如果不借助于宗教组织形式团结成一股力量，如何对付强大的国家统治机器？更何况将统治者的信仰一概武断为利用，恐怕也有失偏颇。其次，宗教作为人们的精神食粮，自有其净化道德、和谐社会、排除烦恼、清醒人生的功能，更不待说宗教对文学、艺术、哲学、医学、建筑等其他文化形态所产生的巨大贡献了。宗教又何尝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呢？更何况，即使是麻醉，对人生亦有某些解脱的作用，哪能全盘否定呢？外科手术如果没有麻醉剂，胸腔怎么开？脑颅怎么开？人生难得糊涂，局部的暂时的自我麻醉也还是需要的。第三，说宗教反对科学更无从说起，且不说在中国古今未见一例，就是在西方，亦只举得罗马教皇迫害科学家数例。人们难道就不知道教皇拥有的是政治权力吗？没有政治权力，没有武装暴力，谁能迫害谁呀？当今社会，谁见到哪个和尚道士迫害科学家了?谁见到哪个科学院院士因有人信教而放弃自己的院士职务了？谁见到哪个寺院道观发表文章批判现代科学了？有那一门宗教干扰了政府的科技决策了？岂可将皇权政治迫害科学家的责任转嫁到宗教头上？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教师、医生、专家、学者被批判、被下放，大批知识分子身心遭受摧残迫害，难道是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干的？还必须指出，为鼓动群众参加暴力革命而极力诋毁主张非暴力的宗教，那只是斗争的一时需要，俗话说“出口无好言，出手无好拳”，岂可将蛮理视为常理？只要宗教头上的三顶反动帽子不摘除，人们对宗教的偏见终难消除。正信的宗教无法弘扬，邪教必然横行。邪教虽然貌似宗教，而实际上并不是宗教。宗教教化众生，邪教神化教主；宗教推动文化，邪教毁灭文化；宗教融入社会，邪教自我封闭；宗教主张仁爱和平，邪教大搞欺骗恐吓；宗教重视修心养性，邪教漠视人心人性…等等。总之，正信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必能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邪教则绝对有害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开发悟性，启迪人心，关注生命，和乐社会，对于医治当前社会物欲横流的诸种弊端，虽不是灵丹妙药，却也不失为一副济世良方。信仰支配人，人支配知识。不能将信仰当作知识来学，信仰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她与美的感受是一样的。同样，也不能把知识当作信仰来学，知识是一种大脑认知的产物，她与对工具的掌握是一样的。信仰主宰人的心灵，知识增添人的力量。信仰使道德净化，社会和谐；知识使物质丰饶，社会发展，两者各尽其职。孙中山说：“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护民族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这些教诲很值得我们深思。结语以上所言极左思潮、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唯科学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宗教意识，五位一体，都是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是腐蚀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病毒，是阻碍中国未来发展的隐患，当今中国的诸多弊端皆根植于此。自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无数的志士仁人为谋求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复兴，满腔热血的投身于医治国家的奋斗行列。百年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但是，人们在崇尚西方文明、推行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刻意斫伤和毁弃中华民族赖以传承的传统文化，而恰恰这个传统文化正是医治今日中国人精神创伤的不二良药。如今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忧患意识”，不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吗？笔者认为，只有科学、民主、传统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宏图大业，而现今中国则极需自上而下地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是恢复、健全中华民族生命力和自信心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精神支柱和道德源泉，富有和强大能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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