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民族忧患意识及其文学呈现.doc

北宋的民族忧患意识及其文学呈现

刘扬忠
内容提要 关于宋代文学中较多地出现“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并且随着国耻国难的加深而其中“所表现的爱国忧国情绪也愈来愈沉痛、激切”的这一现象，钱锺书先生曾在他的有关论著中作过简括的论述和介绍，并视之为“汉、唐文学里所没有”的一种特殊现象。钱先生所说的这一特殊现象，是宋人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在宋代文学中的一种集中而鲜明的反映。本文从思想史与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切入，将北宋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系统地探讨了北宋时期这种民族忧患意识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及其在文学上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呈现。
关键词 宋代 北宋 外患 文学 爱国 民族忧患意识
一、两宋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民族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其统治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辉煌，尤其在文化建设上可谓超过汉、唐，登峰造极；但这个政权在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当时称为“夷狄”）的交往中却极端地软弱无力，一直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呆老大”，这使得整个华夏国家不间断地遭受当时北方和西北强邻（辽、西夏、金、蒙古）的侵略与欺凌，外患几乎与三百多年的国运相始终。故而宋人的民族忧患意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强烈和久长，并经常反映到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学作品里。钱锺书先生曾经概括地描述过宋代文学这一特殊现象：
宋代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割据纷争，恰像宋人认为有象征意义的宋太祖赵匡胤《咏初日》诗所说：“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可是统一的范围缩小了，石晋割让出去的河北和山西北部地区（燕云十六州）仍然属于辽国。汉、唐开国都扩大了前朝所统治的疆土，而宋对汉唐故地并不能全部恢复，没有“四方之志”（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九《白沟》诗），宋代的“兴朝气象”就大大地相形见绌，宋人的内心里都抱着遗憾。这仿佛是先天带来的缺陷，所以宋人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差不多跟赵宋王朝同时出现，例如路振的《伐棘篇》（《宋文鉴》卷一三）。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师失地证明宋对辽、西夏、金的侵略是无力抵抗的。宋的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也就愈变愈卑逊，从“奉之如骄子”进而为“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杨有仁编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宋代文学里所表现的爱国忧国情绪也愈来愈沉痛、激切。靖康之变以后，悲愤的声音几乎成为南宋一百五十年的诗歌的基调。这是汉、唐文学里所没有的现象。[1]
这就是说，赵宋王朝“先天”的国土缺陷和后天所遭受的种种民族灾难——民族自卫战争的屡战屡败，强邻的不断欺凌，外患的愈演愈烈等等，乃是导致宋人“爱国忧国情绪”分外浓烈和宋代文学里“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远远多于此前各朝各代的最根本的原因。除此之外，关于宋代文学里的“爱国忧国情绪”的发展演变过程，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还有这样一段十分简洁而形象化的描述：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2]
钱先生的这两段带有经典意义的论述，说明了宋代文学里的“爱国忧国情绪”所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并点明了这种思想情绪是从北宋到南宋随着时局的演变而有着巨大变化的。站在思想史和精神史的高度来看，宋代文学里的这种“爱国忧国情绪”不单单是文人阶层的思想情绪，而是宋代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民族忧患意识的一种集中的和形象化的呈现。这种民族忧患意识显示出了宋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的主要思想特征，因而是宋代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发展线索，其可供专题探讨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钱先生的上述论述，具有概论的性质，因而无暇对这种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作具体深入的探讨与论证。近年来，这个论题已经引起了专治思想史的学者的关注，有论者已经发表文章，论述了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并把宋人的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定位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3]。但由于学科目标的不同和研究角度的差异，这类文章主要是使用思想史、哲学史的资料，来解决思想史、哲学史的有关问题。笔者则拟从思想史与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一下钱锺书先生事实上已经提出、但未及具体深入论证的问题——宋人的汉民族忧患意识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宋代文学又是如何表现这种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忧患意识的。
二、北宋前期：燕云未复和契丹的侵凌导致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
这里所谓北宋前期，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为时六十二年。宋人的民族忧患意识是从这个时期就产生的。钱锺书先生说：“宋人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差不多跟赵宋王朝同时出现”，这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准确判断。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之所以几乎在宋朝一建国时就开始出现，原因即在于宋人刚刚建国就有了民族屈辱感和国家生存的焦虑感——作为汉唐故土的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燕云诸州的占领者契丹并不断南侵，给中原王朝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试看赵宋建国之前二十多年，五代后晋的汉奸儿皇帝石敬瑭就已将燕云十六州出卖给了契丹，从此中原华夏帝国金瓯残缺。后周世宗柴荣在五代诸君主之中算是一个雄才大略、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在位的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常常抱恨于当时中原汉民族政权辖境之日蹙，而亲自领兵向外开疆拓土。他在公元958年将南唐的江北州郡全部攻占后，次年遂又转师北向，想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周军进入契丹境后，契丹的莫州、瀛州二州刺史即相继举城而降。周军本可继续扩大战果，不幸这时世宗染病，只好撤兵南还。随后，世宗去世，幼子继位，赵匡胤趁机从孤儿寡妇手中抢得了柴氏的江山，同时也背上了柴氏政权遗留的历史包袱——北征半途而废，燕云故土未能收复。赵匡胤建国之后，未尝不想收复燕云，但是当他筹划统一全国的战略计划时，对于究竟应该先北征还是先南进的问题，其决策就不同于周世宗了。赵匡胤原为周世宗麾下重要将领，当世宗南征北伐时，每一重要战役他都是参加了的。他建国称帝后，根据自己原来参战的经验和所知所闻，对于环峙在中原王朝四周的敌对势力加以权衡，认为“当今劲敌，唯在契丹”，仅仅凭靠中原地区的人力和资财而想去和契丹打硬仗以夺取燕云失地，是没有必胜之把握的。因而赵匡胤决定把收复燕云的事放到扫平南方以后再来解决，只在北部边境线上的重要军事据点配置一些精兵和战将，对契丹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守势布置。这样过了十五六年，到了976年，当赵匡胤基本上灭掉南方的割据势力，腾出手来准备完成他统一中国的最后两项工作——北征契丹收复燕云和消灭契丹卵翼下的北汉割据政权的时候，他却不幸在当年冬天不明不白地死于“烛影斧声”之下了 [4]！之后，虽然宋太宗举兵灭了北汉，但作为太祖赵匡胤重大遗愿的“收复燕云”的构想却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燕云未复”作为全民族的一个天大的“遗憾”留在了集体的记忆里，并成了北宋一百多年中不断驱动文人创作“慨叹国耻国难的作品”的一大心理情结。
当然，如果仅仅是北方部分国土未能收复、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北宋人的民族屈辱感、忧患感和焦虑感还未必就如此强烈。问题还在于，在太宗、真宗两朝，契丹不但不归还燕云，还常常以燕云为基地，不断发兵南侵，严重地威胁着宋朝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存。通观太宗、真宗两朝北宋与契丹之间的多次军事冲突，除了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战以外，基本上都是宋军败绩。敌军的强大和宋军的孱弱加重了当时文人的屈辱感与焦虑感，于是宋初一批表现民族忧患意识的诗文陆续产生了。这当中，路振(957—1014)的诗文便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先看看他这首被钱锺书先生举以为例的七言古诗《伐棘篇》：
伐棘何所山之巅，秋风 棘子丹。折根破柢坚且顽， 夫趄汗污颜。攒锋束芒趋道还，稕之森森缭长藩。暮冬号风雪暗天，漏寒不鸣守犬眠。主人堂上多金钱，东陵暴客来窥垣。举手触锋身陨颠，千矛万戟争后先。襟袖结裂不可揎，蹠破指伤流血殷。神离气沮走蹁跹，数尺之墙弗复攀。索头丑虏搔河壖，朔方屯师连七年。木波马领沙填填，气脉不绝如喉咽。官军虎怒思吼轩，强弩一发山河穿。将不叶谋空即安，玩养小丑成凶颠。推刍挽粟徒喧喧，边臣无心靖国艰，为余讽此伐棘篇[5]。
“索头丑虏”是对契丹军的蔑称（古代中国北方诸族编发为辫，故以索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称呼带有很浓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但考虑到当时契丹与汉民族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固无足深怪。这首诗的主题十分显豁：对契丹军的侵略表达强烈的愤怒，对边地汉族人民的苦难表示深切的同情，对“边臣无心靖国艰”进行讽刺。史载，路振是一个性情“纯厚”的爱国士大夫，亲身参加和领导过抗击契丹侵略军的战斗。他担任滨州（今属山东）知州的时候，“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众谓振文吏，无战御方略，环聚而泣。振乃亲加抚谕，且以敌盛不可与争锋，宜坚壁自守。数日，契丹引去。转运使刘综称其能，诏书褒美。”以后，在真宗大中祥符初年，他又曾奉朝廷之命出使契丹，并把出使的经历撰写成《乘轺录》献给皇帝[6]。由此可见，路振诗歌中的“爱国忧国情绪”产生于与敌国斗争的亲身经历中，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学审美意义。除了诗歌之外，他还用辞赋来表现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借祭奠死去的战马以说国事的《祭战马文》就是一篇与《伐棘篇》主题相近的讽喻赋。关于这篇赋的写作缘起，作者在序言中是这样陈述的：“（真宗）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荣无将材，但能走马，以驰射为事，受命恇怯数日不敢行，伺贼渡河而后发。有剽淄、齐者数千骑尚屯泥沽，荣不欲见敌，遂以其骑略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骑，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天子悯之，遣使收瘗焉。”路振得知这种种情况后悲痛难忍，“因作祭文”。赋的正文一开头就说良马难得，天子的御厩养之不易，天子令他的“牧官”精心养护这批“虎脊孤耸，龙媒鸷狞”的“神物”，乃是为了有朝一日让它们上战场，帮着军人们去杀敌报国。接下来，作者以浓墨重彩描述和渲染了战马投入战场后因将帅的怯懦而竟然纷纷“馁死”的悲惨命运：
穷冬边尘，入我河 。羽书宵飞，龙驭北巡。选仗下之名马，属阃外之武臣。琱戈电烛，禁旅星陈。授以长策，帅以全军。壮士怒兮山可擘，猛马哮兮虎可咋。何嚄唶之无勇，反迁延而避敌。冰霜凄凄，介甲而驰。不饮不秣，载渴载饥。骏马馁死，行人嗟咨。委天骨于衢路，反星精于云雾。报主恩之无及，齐戎力而何误！生刍致祭，弊帷成礼。瘗于崇冈，全尔具体！
全篇借马说人，对怯懦畏敌、误国辱国的王荣作了极其辛辣的讽刺。从这两篇作品中对政局时事的高度关切可以推想，路振平时肯定创作过许多表达“爱国忧国情绪”的作品。只可惜他的文集二十卷已经失传，使我们无从找到更多的例证了。
在宋初具有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文学家中，比路振年龄稍长而过早去世的王禹偁（954—1001）属于另一种类型。如前所述，路振曾参加和领导过抗击契丹侵扰的战争，并出使过契丹，他的爱国忧国之作，缘于他亲身的经历和感受。王禹偁则有所不同，他一生都只是在朝中和内地州郡任职，其职分也从未与边事有关联，但他却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态度，不在其位而谋其政，高度关注时事政局和宋、辽关系，以书生问政议政的行动来表达其民族忧患意识。端拱初年，太宗皇帝向群臣征求对边事的意见，时任右拾遗直史馆的王禹偁就献上了著名的《御戎十策》，对比汉代抗击匈奴的历史经验，劝告皇帝“外任人，内修政”，“合兵势而重将权”，“下诏感励边人”，以防止汉文帝时国家被匈奴军队“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那样的危机发生。此策一上，“帝深嘉之”[7]，足见王禹偁对当时国家第一等大事——守边御戎（亦即国防）已有深度而且成熟的思考。与这篇策论写于同一年的文学散文《唐河店妪传》，也是一篇表达爱国忧国意识的力作。此文用记叙加议论的手法，歌颂了一个机智勇敢地打击契丹侵略军的老妇人，同时指斥了宋初执政者不修边防的重大政策失误，正面提出自己重边兵的意见。除了这少量的直接以边事为题材的作品外，他的不少感怀抒情的诗歌也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对北疆问题的系念。比如写于汴京的五言古诗《对雪》，初看与边事了不相关，篇中却把笔锋突然转向边塞，写出了自己无时或释的忧国情怀，并对自己作为一介书生没能献出“安边议”表示深深的遗憾：
因思河朔民，输挽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
宋初南北二朝严重对立、中原王朝十战九败而被迫处于守势的政治态势，迫使宋朝文人士大夫几乎人人都来关心边事，议论时政，因而文学创作中表现民族忧患意识较为普遍，且大多具有怨愤的色彩。宋太宗两次攻契丹失败，朝野弥漫着一片低迷气氛，使得宋朝从此对契丹采取守势，朝中有的大臣甚至公然主张遣使求和。比路振大十岁的古文家柳开（947—1000）对此十分气愤，创作了借古讽今的《代王昭君谢汉帝疏》[8]。这篇文章代王昭君立言，借题发挥，以汉说宋，对屈辱求和、媚外亲敌的卑怯行为进行抨击。文章的深意还在于把所谓“相”、“将”与王昭君加以对比：“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靖边戍”本来是“大臣之事”，可是“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埸无侵渔之患”，如今竟系于一个弱女子之身！这里正话反说，实际上是对宋初朝廷上那些苟安窃禄、庸懦卑怯的执政大臣进行辛辣的讥刺，并暗中把矛头指向了皇帝。文章开头虽以“无怨愤”为辞，读者却能从字里行间随处感觉得到昭君的（实际上是作者的）深广的怨愤。
当然，宋与契丹的战争并非全是宋军败绩，偶尔一两次也有宋军取得局部胜利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文学家们便大喜过望，夸张地作诗庆贺。这种情况恰好证明，文人们那根敏感的神经是随时随地与时事政局牵连在一起的，他们的喜悦之情其实是他们内心的民族忧患意识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比如被当时人斥为只会“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派诗人杨亿[9]，就有这样一首《闻北师克捷喜而成咏》：
岁晏层冰合，烟尘起羯陲。文昌先命将，羽檄便征师。天迥星狼灭，宵寒月魄亏。前军临瀚海，后骑缚阏氏。蓟北胡沙静，河南露版驰。辽阳诸父老，重睹汉官仪。[10]
此诗似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被人们视为“脱离现实”的馆阁文人杨亿，其实时时在关心着时事政局呢！得知偶然一次的胜利就“喜”成这个样子，这不正好证明在那之前宋军打败仗的日日夜夜里，他一直是处于忧患悲伤之中的吗？其实杨亿具有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是毫不足怪的。熟悉宋史的人都知道，他在宋与契丹的斗争中是坚定的主战派。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朝中大臣惊慌失措，甚至有主张迁都避难者，“独杨亿与寇准激切上书主战”[11]。宋与契丹对峙中在宋占相对优势的情况下订立了“澶渊之盟”。杨亿本人后来竟因曾经主战而受到了排挤。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爱国抗战派人士，具有民族忧患意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北宋中期：西夏的立国和侵扰加剧了宋人的忧患感与生存焦虑感
所谓北宋中期，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23—1085），为时六十三年。公元1005年1月（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宋与契丹“澶渊之盟”订立之后，中国境内南北两个敌对的民族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从此直到北宋后期，两朝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事，宋人普遍觉得松了一口气。却不料北疆刚刚喘了一口气，很快党项羌族割据势力——西夏却在西北迅速崛起，先是李继迁于真宗在位期间攻占了宋的灵州（今宁夏灵武），以后赵元昊继续开疆拓土，占领西北大片土地，并于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正式建国称帝。元昊在立国前后多次对宋进行战争，以抢掠土地和财富。这时的宋王朝，不但收复燕云诸州已经不可能，而且还因为西夏的崛起，陆续失去了西北地区夏、绥、银、宥、静、灵等州郡，从此国土日蹙，民族生存的危机更加严重了。对西夏战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迫使宋王朝按照与契丹打交道的办法——“弃财于夷狄”，即订立和约、每年向对方输送巨额银绢，来换取西夏的妥协，以赢得西北边境的暂时安宁。这种“以钱物换和平”的政策，虽然暂时赢得了中原地区的和平，却永远失去了塞外的大片领土。北宋中期这种因中原王朝的妥协让步而形成的三个民族政权暂时和解的政治局面，对于宋统治区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影响十分深刻。这在知识阶层普遍形成了一种极为矛盾而痛苦的心理：一方面，不得不接受无法恢复汉唐故土而必须与强悍的“夷狄”相安共处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却又心有不甘，时时希冀有朝一日华夏王朝能够自振自强，使“夷狄”畏服，从而一统天下。在北宋中期如此令人丧气的政治形势下，文人士大夫的国家生存焦虑与民族忧患意识不但日益加剧，而且具有了与北宋前期不同的三点新的特征。这三点特征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有着鲜明而集中的表现：
第一，与宋初诗文作品多半只是书写一种偏于感性的伤时忧国的情绪、或最多只是就具体问题（比如边防、武备等等）发表政见大不相同，北宋中期文坛明显地、普遍地凸现了具有初步的理论形态（有的甚至是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的“中国”观念和严“华夷之辨”的华夏正统意识。以师道自居的古文家石介（1005—1045）的一系列具有理论形态的文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中国论》和《怪说》，十分严格地区分着“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差异，认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也十分严格地区分着“中国”与“四夷”的文明差异，认为君臣、礼乐、冠婚、祭礼等体现的是文明的中国，而“被发文身”、“雕题交趾”、“被发皮衣”和“衣毛穴居”的那些“不火食”、“不粒食”者，必然是“野蛮”的夷狄，“中国”人如果不仅在空间上与他们杂处，文化上也发生混乱，那么就“国不为中国矣”。因此石介认为，除了在空间上应该“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在文化上重新进行清理，使得人们明白“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文化清理上最为迫切的，就是抵御最接近瓦解中国之常道的佛教，因为这种从“夷狄之邦”传入的宗教完全是“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情，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的[12]。这两篇文章民族情绪非常激烈，甚至非常极端，充分反映出当时知识阶层对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之生存的焦虑。此外，欧阳修（1007—1072）写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的《正统论》三首[13]，则集中而系统地表达了宋人的华夏正统观念，论证了大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及其作为华夏正统的历史定位。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论题其实也是由当时严重的“敌国外患”给逼出来的。
以上还仅仅是政论文的例子。在文学性很强的辞赋、散文和五七言诗歌中，也不乏进行华夷之辨和表达民族生存焦虑感的作品。先看刘敞（1019—1068）《逐伯强文》：
宝元三年，予羁旅淮南，医来言曰：今兹岁多疾疫。予因作文以逐伯强。伯强，厉也，能为疫者，故逐之。
皇皇上天兮，后土浩浩。厥生孙繁兮，其地甚溥。陶陶仲夏兮，草木蕃芜。鸟兽孳息兮，我民乐胥。我民孔灵兮，上帝是仁。天子圣兮，百工日新。上无粃政兮，下无悖人。邻里其集兮，乐哉欣欣。伯强何为兮，孰畀以政？反世五福兮，持极以令。我民不怡兮，既爽其盛。黑白眩瞀兮，孰察其正。谓寿反夭兮，谓康反病。仁义无益兮，苟且为幸。嗟尔伯强兮，其独何心？绝世和气兮，俾民不任。上天孔神兮，大德曰生。天不可长罔兮，民不可久侵。天诛诚加兮安所避，雷公驱兮风伯逝。嗟尔伯强兮何所诣？南有蛮兮，为寇为逋。西羌戎兮，恃艰自虞。天子孔仁兮，靡焉毕屠。伯强往兮，代天伐诛。嗟中国兮，不可久留。子不去兮，颠倒思予[14]。
刘敞是宋代著名的春秋公羊学大家。春秋公羊学主张华夷有别，尤其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具有以种族自保的思想。刘敞的思想中便有极明显的重华轻夷的倾向。这篇用骚体写成的驱疠鬼之文，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观念的形象化的表现。文中指出宋朝施行仁政，天人相和，使得华夏大地“乐哉欣欣”，伯强不应降灾于这礼乐之邦。文末“南有蛮兮”云云，则表现出狭隘偏激的民族意识。刘敞的五言排律《题幽州图》也是一篇形象反映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品：
代北屯兵盛，渔阳突骑精。弃捐看异域，感激问苍生。尚识榆关路，仍存汉郡名。可怜成反拒，未见请横行。先帝曾亲伐，斯人昔徯征。大功危一跌，遗恨似平城。往者干戈役，因之玉帛盟。权宜缓中国，苟且就升平。名号于今错，恩威自此轻。奈何卑圣主，岂不负宗祊？事有违经合，功难与俗评。复仇宜百世，刷耻望诸卿。封畛唐虞旧，氛祲渤碣清。遗黎出涂炭，故老见簪缨。寒谷青阳及，幽都日月明。此怀如万一，高揖谢纵横[15]。
诗以回顾和描述宋初历史的方式，对宋太宗北征契丹功亏一篑表示遗憾，对宋真宗为“权宜缓中国”而与契丹订立屈辱的“玉帛盟”进行谴责，表达了对收复汉唐旧疆——幽州的渴望之情。
第二，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不但多方面、多渠道地表现了自己深沉浩茫的民族忧患意识，而且还用多种文学形式表达了报效国家的强烈意愿或想为国家杀敌立功而不得的遗憾心情。检视这一时期的朝廷重臣、文坛领袖和其他著名文士的诗文集子，可以说几乎人人都有表达忧国之情、议论军国大事和吟咏边塞题材的作品。这种现象不但为宋以前各朝代所未见，而且在北宋前期也未曾有。这些充满民族忧患意识的文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不但主持过军国大政，而且亲历边塞、曾领军与西夏战斗过的朝廷重臣。他们由于职分所在，习惯于随时随地对军国大事作深入的思考。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忧国感情，多从其亲身经历中来。这类人中的著名人物有范仲淹、韩琦、庞籍、吕大防、夏竦等。另一类是虽然未曾直接参与边事，但参政意识十分强烈，时时关注国家安危，经常对军国大事发表意见和发抒感情的文士。这类人中的著名人物有欧阳修、刘敞、刘攽、司马光、苏轼、苏辙等等。
前一类人可称为政治家、军事家而兼文学家。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一代名臣范仲淹（989—1052）。他曾历知十三个州军，其中永兴、延、耀、庆、邠等州军皆与西北边事有涉；他更先后担任过陕西经略副使和陕西四路宣抚使，在那里改革军制，筹划边防，并多次指挥过与西夏的战斗。以故他的诗文集子里表现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品颇多。所作文章富于政治内容，如著名的外交书信《答赵元昊书》即通过劝说西夏国主，义正辞严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忧国思想[16]。此书主旨在于谴责元昊擅自称帝，劝其撤去帝号，勿再侵边。文章首叙宋、夏双方旧日的欢好以及宋朝对西夏的优渥，指出元昊称帝是背恩忘义，徒使万民疮痍；强调宋朝乃是应天顺人的仁义之朝，军力强盛，元昊犯边，徒自祸害其民。最后从八个方面替对方分析了去帝号的好处，希望元昊慎重选择。除了这类专门而且直接地表达爱国思想与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品外，范仲淹日常抒怀遣兴、应酬友人或吟咏闲情的诗、文、词也不时涉及边事，流露忧国情绪和表白报国之志。如《阅古堂诗》述志道：“吾爱古名将，毅若武库森。其重如山安，其静如渊沉。有令凛如霜，有谋密如阴。敌城一朝拔，戎首万里擒。虎豹卷韬略，鲸鲵投釜鬵。皇威彻西海，天马来駸駸。”《依韵和襄阳王源叔龙图见寄》说：“与君誓许国，无忝于祖考”；《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道：“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更以唐代裴度自比云：“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17]此类例子还多，兹不备举。范仲淹还首开用长短句小词来吟咏边事、抒写报国之志的风气，其《渔家傲》词悲壮地吟唱道：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此阕写他戍边生活的亲切体验和悲壮情感，实质上是代全体将士剖白共同的襟怀：边功未就，故里难归；将军的白发和士兵的眼泪体现出外患未消、壮志未酬的悲愤。
范仲淹最为古今中国人都熟知和认同的两句至理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这位宋代国家栋梁的政治理念与民族忧患意识的升华和结晶。这两句话出自他写于仁宗庆历六年（1046，仲淹时年58岁）9月15日的《岳阳楼记》，是他大半辈子用以自勉和勉励别人的政治理想。据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说，范仲淹“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又，《宋史·范纯仁（仲淹之子）传》记载：“（纯仁）疾革，口占遗表，其略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可见这是范仲淹作为宋代爱国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在自己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思考中所总结出的道德伦理原则。
诚如《宋史·范仲淹传》所论：“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九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众多志士仁人所共同尊奉和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决不是偶然的。
后一类文学家，则为数更多，这里我们仅举邵雍、司马光、苏轼等几位纯粹的书生和文臣为例。邵雍（1011—1077），这位三十年居于洛阳“安乐窝”中潜心做学问的道学家，其《伊川击壤集》中除了大量的歌咏所谓“太平盛世”、表现闲适心情的作品以外，也有一些关心国家安危、慨叹国耻国难的篇什。其《思患吟》写道：
奴仆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18]。
号称“太平宰相”的司马光（1019—1086），不但有《论北边事宜》、《远谋》等陈述自己对边事的意见的政论奏疏，而且还用诗歌表明了自己未能亲历边塞杀敌立功的遗憾心情。比如他的《塞上四首》其一写道：
节物正防秋，关山落叶稠。霜风壮金鼓，雾气湿旌裘。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19]。
苏轼（1037—1101）的情况更是研究者十分熟悉的。苏轼自进入仕途以后，就一直关注西北边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或向朝廷献计献策，或抒写他对军国大事的忧虑，或宣示他要参军参战、用实际行动为国家解除边患的愿望。这里先举他的《教战守》一文为例。此文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制科考试所作《策别》中“安万民”之五。当时，契丹、西夏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发动武装侵扰，成为危及宋王朝生存的两大威胁。但宋朝君臣自以为国家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建设，已臻于“太平盛世”，朝野上下都沉溺于安乐享受之中，因而耻谈兵事，以为是“扰民”。这种内部的松懈、安逸情绪比外部的威胁更加危险，正所谓“无敌国外患（意识）者国恒亡”。苏轼此文以清醒的头脑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预见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明确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并极力倡导“尊尚武勇，讲习兵法”，教民习武，以为如此既可以为战守之备，又可以牵制日益骄横的兵士。由此可见作者见识之深远。对苏轼此文所表现的堪称远见卓识的民族忧患意识，后人曾大加赞赏曰：“坡翁此策，说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后靖康之祸，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20]苏轼的政论奏疏中此类作品尚多，无烦备举。苏轼是一个自幼就立下了要像东汉范滂那样“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的积极用世者[21]，以故他的一生，虽然除了在元祐八年（1093）10月至次年4月短暂知定州外，大部分时间并未与闻边事，但仍在各个时期的不少诗歌作品中反复不断地表达了对边患的关切和对国家生存危机的忧虑。其《阳关词三首》、《闻捷》、《闻洮西捷报》、《祭常山回小猎》、《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等诗作，反映出他无时无刻都在忧虑边事，关切国家安危。作于贬谪期间的《闻洮西捷报》高兴地吟唱道：“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表明他即使身为“罪臣”、被流放在外时，也未曾一刻忘怀国事。《阳关词三首》之一的《赠张继愿》更是借写别人来反映自己时时盼望北伐契丹、收复燕云故土的心愿：
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前古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尤其值得表而出之的是，苏轼除了用传统的诗文来议论国事、抒发忧国爱国感情之外，还继承范仲淹所首开的风气，运用原先只用作酒边花前娱宾遣兴的长短句歌词来写大题材，发大感慨，反映自己满怀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方面的例子，除了上文所引的既被当成诗、又被当成词的《阳关词·赠张继愿》之外，写于神宗熙宁八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尤具代表性。词中会猎场面的描写和抒情主人公以文臣而披甲射虎的英武形象的出现，意在显示苏轼自己已经为立功边庭而做好了准备；结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则是说：倘能获得朝廷信用，我当致力边防，去抗击西北的契丹、西夏两个强敌。范仲淹的《渔家傲》和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两首词的出现表明，到北宋中期，宋代文学的三种主要形式——诗、文、词都已经渗入了民族忧患意识。北宋中期民族忧患意识之深广和普遍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由于真宗、仁宗时先后与契丹、西夏达成了妥协，以巨额钱财换来暂时的边疆安宁，北宋中期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感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屈辱，因此他们的诗文作品常常借古讽今，含蓄地对当局的对外妥协政策进行谴责。这种讽刺与谴责的广度和深度，是北宋前期所不曾见到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北宋中期大量吟咏王昭君的诗歌的涌现。有学者检索历代诗词中用王昭君事的数量，发现宋代多达146次，大约相当于宋以前各朝的总数的两倍。宋诗人咏王昭君成风，其中规模最盛大、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1021—1086）等一群人的“明妃曲”唱和了。当时，王安石首唱，作《明妃曲》二首，后有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韩维等人相继赓和，一时传为佳话。尽管这些作品立意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在悲悯王昭君远嫁匈奴的不幸和谴责汉帝“计拙”这两点上则是大家一致的。北宋诗人对王昭君事的咏叹，实际上是当时宋朝廷与契丹、西夏妥协媾和之事在他们心灵上的投影。显然，北宋以巨额银绢换和平而永远失去塞外故土的事实，正如同王昭君为汉廷“结欢万里外”[22]的和亲之举，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一个的结果[23]。
借古讽今，谴责宋廷对外妥协，在北宋中期诗文中不乏其例。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1009—1066）的政论文《六国论》，通篇论证的是战国时“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表面上看来未尝有一语涉及现实，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暗讽宋廷以银绢求得国家暂时安宁的愚蠢行为。同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也颇多借汉说宋的针对现实之作，这里仅举刘敞、彭汝砺、黄庭坚的诗歌各一首为例：
贾谊求为典属国，终军愿得使匈奴。和亲不及当时策，慷慨犹为大丈夫。百年强敌轻中国，一世奇功悲腐儒。闻道边民尚严警，异时回首恨江湖。（刘敞《读汉书》）[24]
太平天子不言兵，拥节来经右北平。论将无人思李广，笑谈尊俎倚儒生。（彭汝砺《过右北平》）[25]
汉皇勤远略，晚节相千秋。不足中原地，犹思一战收。圣朝方北顾，斜日倚东楼。妙算知无敌，寒儒浪自愁。（黄庭坚《次韵公定世弼登北都东楼四首其四》）[26]
四、北宋后期：党争与社会腐败环境中民族忧患意识的变异和发展
所谓北宋后期，指哲宗、徽宗、钦宗三朝（1086—1126），为时约四十年。这是北宋王朝由于内部党争、朝政腐败、社会动乱及外敌趁机入侵等多种矛盾的综合作用而走向灭亡的时期。与北宋中期相比，这一时期宋朝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情还得追溯到宋仁宗后期。那时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促进了由改革家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的出台；新政的夭折，激起了嘉祐年间改革呼声的继续高涨。于是后来有了神宗倚重王安石而实行的“熙宁变法”。熙宁、元丰近二十年的变法改制，虽曾局部地收到了理财的实效，但就整体而言，却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宋王朝不但未能找到摆脱生存危机的出路，更在士大夫中间引发了无休止的恶劣党争。先是元祐“更化”，次是哲宗“绍述”，再后是徽宗、蔡京立“元祐党人碑”之举，新旧两党轮番上台，互相倾轧，报复打击，无所不为，变法之争完全演变为争权夺利的火併，以致加速了朝政的衰朽和社会的腐败，引起了内外矛盾的总爆发。宣和年间宋江、方腊的武装起义刚被扑灭，北方新兴的金国的强兵悍马又动地而来，畏敌如虎的统治集团无心抗战，一味乞降，终于导致了汴京沦陷、徽宗、钦宗父子被掳的覆亡结局！
北宋后期这场导致国家走向灭亡的恶劣党争，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和文人士大夫心态影响极大。诚如属于元祐党人的范纯仁所言：“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以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27]本来，在北宋中期，在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的带动和影响下，文人士大夫表现出了浓厚的参政热情，对内政、外交各项大事积极发表政见，民族忧患意识亦呈高涨的态势。就像欧阳修于庆历五年（1045）所描述的：“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镇阳读书》）可是自神宗熙宁、元丰以后，众多的文人士大夫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相互攻讦、迫害的残酷党争之中，他们心系天下、关注国家安危的热情消退了，全身远祸、因循墨守之风渐染士林。北宋后期著名文臣李清臣就曾指出：“古者之用人也，视成不视始，责大而不责细；……今者之用人，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而气折，大臣慑怯，小臣凌竞，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朝廷大计，生民实患，卒无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万官之富，而常若无其人。”[28]在这种反常的政治环境中，受到打击最惨烈的，自然是那些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忠愤者”。于是许多人被迫对军国大事三缄其口，文学创作的主题倾向遂由原先的忧患天下国家转而为忧患人生。在北宋后期，文学创作中民族忧患意识的呈现大大地减少和削弱了，虽然不时有所流露，但比起前一时期来明显地发生了变异，其表现方式也隐晦多了。
让后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尚有少数虽受残酷党争之牵连，仍不改其忧国忧民之初衷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还能用文学作品顽强地呈现其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比如，苏轼的门人张耒，虽非苏门弟子而曾蒙苏轼赏识荐举的贺铸，以及苏轼的小儿子苏过，就是这样的人。这几位文学家的生平、思想及政治遭遇，无须详叙，我们只看看他们的有关作品，就能证明他们身上仍具有像范仲淹、苏轼那样的忧国忧民的可贵意识：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1054—1114），是在北宋后期那种晏安享乐的社会环境中少见的力主加强武备以保证国家安全的一位有识之士。其人少负大志，终生都期待着能有匡时济世、一展抱负的机会。他的同门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在遭受残酷的党争打击之后，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都改变了主题倾向，转而以咏叹个人不幸身世为主了，唯有他仍然不时发出忧虑军国大事的声音。可以说，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在苏门文人中是最为强烈的。他的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直到垂暮之年仍未稍减。比如他在组诗《岁暮书事十二首》中这样顽强地自我表白道：
壮心常许国，平日讨论兵。天地身将老，山河意欲惊。病多缘痛饮，吟苦更伤情。斗酒新丰市，何人问马生？（其七)
陈叶不肯堕，冻醪凝未融。寒林晴有影，霜日冷无风。许国片心壮，劳生双鬓蓬。功名任愚智，万事古今同。（其十）[29]
所谓“许国片心壮”、“壮心常许国，平日讨论兵”等，指的是他早就立志献身于国家，因而常常思考军国大事，忧虑国家的安全，平日都在研究和与别人讨论同契丹、西夏打仗的问题。不过，张耒的民族忧患意识在他的诗里表露不是太多，他更喜欢在一些政论奏疏文章里系统而带理论色彩地陈述自己对军国大事的正确见解。这类文章在《张耒集》中不下十余篇。兹举一例：哲宗元祐八年（1093），李之仪（字端叔）应苏轼之辟去河北定州担任签判，张耒写了一篇《送李端叔赴定州序》相赠。由于定州是当时与契丹相邻的北边州郡，处于国防之要冲，张耒遂借题说事，在文章的主干部分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陈述自己对边事的意见，尖锐地批评了朝廷上下苟且偷安、唯求输纳岁币以求暂时和平的现状，表达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