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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一个显现人文精神的时代

当先秦诸子停息了他们的高谈阔论，悄然躲在历史的高空俯瞰人间的时候，秦汉的喧闹和威势使他们恹恹欲睡，突然，一群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魏晋人士跃入眼帘，使他们眼睛一亮。一种久违的风采让先秦诸子颔然一笑：一个时代——一个重新显示自我，个性飞扬的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人文精神显现的时代，是以人为主题的时代。他们承袭了先秦诸子的洒脱，延续了先秦诸子的思辩，认为要使有限的人生过得充实，要么追求肉体的感官享受，要么追求精神的审美超越。他们继承并弘扬了道家 “贵生、保身、全身”的思想，注重从主体角度、从自身个性去探究人的生存发展的意义，探究人生的价值，这种人生理论，突破了先秦两汉着重从外在社会规范来影响制约人的思想行为的模式。他们不是去探究人怎样适应社会，而是探究人本来应该如何生活。他们摆脱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压抑，在没有了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开始自由而开放了，没有了大量的铺张陈设，没有了人为的歌功颂德，自我被重新关注，个人的情感、意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他们感叹人生，重视品貌，风流潇洒，构成特有的魏晋风度。
一、 感喟人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随着两汉大一统的终结，经学的迷信和宿命不再支配人们的思想，魏晋的文人学士们把目光转向现实，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然而人生无常，欢少悲多，长相思，生别离，苦怀乡，重友情，悲命运。于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离。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做了皇帝的曹丕也禁不住感慨“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对生命的感叹沉郁而悲凉。戎马一生的曹操也在战斗的间隙叹一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飘若浮云，骄若惊龙”的王羲之也在挥洒笔墨之际，思考“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陶潜“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悲叹，哀怜，几于颓废。这是完全清醒前的迷茫，这看似消极厌世的背后，却深藏着对人生、命运、生活的热爱，“恨之深，爱之切”，悲叹命运，恰恰是留恋生活，感慨人生，恰恰是对人生的强烈欲求。
为什么他们能发出如此的感叹？而两汉时期的司马相如为什么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班固的《两都赋》又是如此的华丽？同样的才华横益，同样的聪明睿智，是“大一统”的思想钳制了他们的个人思考，还是专制的统治扼杀了他们的独立特行？总之，帝王将相的爱好即是他们的喜爱，统治者追求的铺张繁华即是他们的文笔所向，不若然则去之。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有凌云之气”的司马相如终归不达。文人学士们深藏于帝王之后，淹没于对“儒术”的迷信之中，重命运，讲德操，崇拜权威。然而，魏晋之时，没有了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了经学的唯一信仰，使他们从重压下伸展了腰肢。可是正如黎明前的黑暗，他们却痛苦万分，这是由束缚到自由之间的转换，是松绑之际的临时麻木，带着些许的忧伤，将目光转向自己，“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于是，在深深的感叹之后，追求享乐，华服美酒，便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二、 重貌之风
没有哪一个时代能象魏晋那样看重人的容貌，也没有哪一个时代能象魏晋那样关注人的举止。魏晋之人，讲求及时行乐，他们着丽服，啖美食，善装扮，对人评头品足。翻查《世说新语》，会发现有许多关于士族名士相貌的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桓温“眉如紫石棱”；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支遁“双眼黯黯明黑”。更有甚者，肤色白皙者在社会上大受欢迎，称为“玉人”。王衍在与人清谈时，常执玉柄麈尾，以示他的手同玉柄一样白皙；裴楷仪容出众，“见裴叔则（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如此重视美貌，不免有人刻意为之，男子化妆便盛行不止，大诗人曹植在大热天澡后，也必修饰傅粉。王羲之惊叹杜弘治“天姿国色，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便时常仿效。世风如此，连曹操这样的旷世英雄也不能免俗，为自己身材短小而苦恼，匈奴使者来，请伟岸英俊的崔琰作替身，自己却提刀立于床头，于是，便有了“曹操捉刀”的故事。
其实，关注品貌的背后是魏晋人士注重自我的态度，既然人生短促，何不秉烛夜行，让自己无愧于这一生一世呢？既然生于世，就要伟岸地立于天地之间。一个洒脱、注重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时代，注定要有注重个人行为的风气。然而，他们并不就此而止，他们清谈并不避世，玄思并不隐忍，注重品貌更注重德行，无所为而无不为。清谈玄思的背后，更有对世事的关注。诸葛武侯，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清高傲世。然而，终于出山，成刘备一代伟业，风流永存，名士风采。
三、 名士风流
正如白莲出于污泥，禾稼长于粪土，这种美丽潇洒、卓尔不群的风度产生于血污的动荡年代，皇朝更迭，生杀予夺，人伦倒丧。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专制、野蛮、无父无君。于是，他们用自己的不合作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用自己美奂美伦的仪表，映衬现实的丑恶，用不合常情的怪举，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惊世骇俗，一代风流。
狂士祢衡，曹操蔑之，让其作击鼓手。于是击鼓《渔阳三挝》，满座宾客为之动容，然按规矩须沐浴更衣方能击鼓，当武士上前呵斥时，祢衡脱下旧衣，裸体而立。曹操骂其“庙堂之上竟然这般无礼？”祢衡对曰“欺君罔上，才是无礼，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举世皆浊，唯我独清。
酒鬼刘伶，酗酒无度，仗着酒性，宣泄心中的不平，他常常出门，坐着破旧的小板车，带着酒壶，边喝边闲逛，后面跟着抗锄头的仆人，“死便埋我”。
名士阮籍，也常常独自一人，驾一辆破车在旷野中游荡，只要是路，便一直走下去，从不问走向哪里，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便号啕大哭，原路返回。
他们是如此的轻视世事，他们的内心，又是如何的哀伤啊！他们唾弃礼法，任性而行，魏晋士人就是这样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拒绝。任诞之极，实是一种幽默，这里所说“幽默”并不是一般修辞意义上的“幽默”，而是人生姿态。叔本华说：“幽默依赖了一种主观的，然而严肃和崇高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在不情愿地跟一个与之极其牴牾的普通外在世界相冲突，既不能逃离这个世界，又不会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叔本华《意志与表象》）魏晋风度无疑带有叔本华所说的这种“幽默”的意味，强烈的矛盾冲突，造成一种人生姿态的尴尬和困扰，既无可逃遁，又深感无聊，只好以游戏人生的形式抒愤泻郁，表达无可奈何的情绪与对人生的执著的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合作的派逆精神，即可称得上一种人文精神。他们永远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一肚子的玄想怪论，在心灵深处，自有一种高贵的傲气，使得他们能凌驾于统治者之上，被世人关注。然而，他们更像一根根火柴，短暂的生命，换来剧烈的亮光，照亮人间。
一曲《广陵散》，惊醒天下文人学士，叛逆的嵇康，便成了一座不畏权势恐吓、坚守操守和信仰的丰碑。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蔑视功名利禄，宁愿归耕田园，“田园将芜胡不归”，在质朴的农居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和寄托，一切的人生感叹和政治忧伤得到了安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是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超然事外，平淡冲和。    
历史唤起了人的个性的觉醒，促使人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人格的尊严和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然而现实社会并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他们是对生命的哀叹，也是对生命的颂扬。正是他们，代表着魏晋风度，伟岸屹立，任性潇洒。让世人记得有那么个时代，一个关注自我又关注世事，崇尚个性又悲感现实的时代。

参考文献

     鲁 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李泽厚《美的历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宗白华《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郑小江《中国人生精神》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警世通言》第六卷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