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曹禺戏剧艺术特点.doc

浅析曹禺戏剧艺术特点：曹禺剧作的艺术特色 总的说来，曹禺剧作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抒情性。 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表现在： 1、 如《雷雨》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剧情却浓缩在24小时内； 2、 地点集中：故事在周公馆展开； 3、 人物集中：以周朴园为中心，以周、蘩为明线；周、侍暗线，由血缘关系使矛盾冲突尖锐，且使整个剧情波澜起伏。 人物性格鲜明： 《雷雨》、《日出》、《北京人》中塑造了蘩漪、周朴园、陈白露、李石清和曾文清、愫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蘩漪、陈白露、愫方更是个性鲜明，具有美学价值。 语言的个性化表现在： 1、 人物语言不仅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等，而且符合剧情规定的场景和人物心态； 2、 《北京人》里的含蕴隽永、抒情写意的台词，就是动作性和抒情性融合在一起的个性化的语言，剧中人物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性格特征，推动剧情的发展； 3、 《北京人》第三幕瑞贞和愫方的那大段台词，在平淡中迸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感情冲击力量。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著作书目]
　　雷雨（剧本）1936，文生
　　日出（剧本）1936，文生
　　原野（剧本）1937，文生
　　编剧术（理论）1940，正中
　　黑字二十八（剧本）与宋之的合著，1940，正中
　　蜕变变（剧本）1940，商务
　　正在想（剧本）1940，文生
　　北京人（剧本）1941，文生
　　家（剧本）1942，文生
　　艳阳天（电影剧本）1948，文生
　　曹禺剧本选1949，文生
　　明朗的天（剧本）1956，人文
　　迎春集（散文）1958，北京
　　胆剑篇（剧本）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1962,戏剧
　　王昭君(剧本)1979,四川人民
　　论戏剧1985，四川文艺
　　曹禺论创作（理论集）1986，上海文艺
　　[翻译书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美国莎士比亚著，1944，文生
　　[研究资料书目]
　　曹禺论（肖赛）1943，成都燕风出版社
　　曹禺研究资料汇编 1960，山东师院中文系编版
　　曹禺剧作论（田本相）1981，戏剧
　　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1984，上海文艺
　　曹禺论（孙庆升）1986，北大
　　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1987，人文
　　曹禺传（田本相）1988，十月
　　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1988，四川文艺
　　周朴园是《雷雨》悲剧的罪魁祸首。他专横自私、冷酷虚伪的性格特征和蘩漪、侍萍以及鲁大海之间的矛盾冲突，形象地反映了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与罪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杂的阶级矛盾在家庭中的折射，也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特点。周朴园的失败预示了旧制度的崩溃和灭亡。
然而，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
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逼她喝药的细节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参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变态，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
艺术特点
 1.《雷雨》的结构，是戏剧的“闭锁式”结构的杰出范例。
它时间集中，全部故事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地点集中，三幕在周家，一幕在鲁家；登场人物经过严格的选择，一共八人。作家把一个有三十年长度的故事，取其高潮和结局部分，放在舞台画框中表演，而故事的开端和发展，则用回顾的方式随剧情的发展逐步交代出来，并迅速推动剧情的进程。这样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阅读剧本，我们不难发现，剧作家把一个有头有尾、过程漫长的故事题材作了三分处理：
第一部分，放在舞台上演出的部分——动作最强烈、冲突最尖锐、最能吸引入的部分，经过一天的种种冲突，结果玉石俱焚：四凤、周冲、周萍死去；侍萍、蘩漪发疯鲁大海出走，周朴园成了孤家寡人。
第二部分，放在舞台上交代的部分——周鲁两家在这一天前三十多年的经历：周朴园对侍萍的玩弄、摧残；蘩漪被圈在周家十八年，同样受着摧残和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她抓住周萍不放；周萍厌恶这种关系，与使女四风相爱等。
第三部分，幕后处理的部分，与戏剧发展无直接关系的情节，如侍萍离开周家所受的苦难(带着儿子跳河自尽；为了生活嫁了两次人；无奈嫁给人格低下的鲁贵；远离家乡去济南做工等等)；周朴园与富家小姐的婚姻及欺骗蘩漪的情节。
.《雷雨》的抒情风格也是格外浓郁的。
精湛、优美的戏剧语言，是《雷雨》在艺术上的又一突出特点。 简析《雷雨》、《日出》的结构特点和曹禺戏剧结1、《雷雨》是属于锁闭式结构。时间集中，从第一幕到第四幕时间不到20小时；地点集中，三幕都在周家客厅；剧本巧妙地以明线、暗线交织布局，以幕前情节推动现在的剧情。2、《日出》则是人像展览式的结构，“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没有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让陈白露将一个个人物引出。每个角色都占有相等的轻重，交相陪衬，共同烘托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结构联系的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一基本观念，用的是“横断面的描写”。 分析《北京人》的主题《北京人》通过描写曾家的腐朽、没落来表现埋葬旧生活、走向新生活这一主题。这一主题是通过虚实结合手法写现在、过去、未来的“北京人”而得到表现的。
1现在的北京人是实写。主要人物有封建家长曾皓，儿子曾文清、儿媳曾思懿。曾皓自私、吝啬、怕死，总是表现自己衰老多病，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寿材。曾文清是封建家庭培育出来的废物，外表温文儒雅，但什么事都不想做不会做，还抽鸦片，性格是“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在妻子的逼迫下，他决心离家出去做事，但最终因找不到现代生活中的位置，而自杀了。曾思懿自私、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她强送曾皓去医院为了怕曾皓死在家中房子卖不出去；逼迫曾文清离家却又说我没逼你做事；对愫芳视为眼中钉又装出同情的样子，谋划让愫芳做曾文清的小老婆好一辈子侍侯她。这一群现代北京人空虚、怯懦、腐朽，随着封建家庭的败落，表现了埋葬旧生活的主题。愫芳是剧中最感人的艺术形象。她出身名门，受封建士大夫文化熏陶，但父母早亡，只得寄人篱下。她爱曾文清，是精神上的苦恋者。她性格温柔文静，忍受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受着曾皓、曾思懿对她的精神折磨。她性格中最具美学价值的是：宁愿牺牲自己，但愿能使别人快乐的道德情操。她自愿留在曾家就是希望曾文清在外面成了“人”。最后她跟瑞贞一起出走，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表现了埋葬生活，走向新生活的主题。她们又是未来的北京人，未来是虚写。分析《北京人》的戏剧冲突《北京人》的戏剧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曾思懿与曾皓之间。曾思懿与曾皓的冲突是封建家庭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剧中共有3次冲突：曾思懿策划了一场中秋讨债的戏，目的是使曾皓被迫交出存折。曾思懿不顾众人反对，强要送曾皓去医院。名为救人，实是害怕曾皓死在家中，房子买不出去。寿材抵债。曾思懿与曾皓之间揭示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封建家长的权威也荡然无存，这是封建制度末世的特征。二、曾思懿与曾文清、愫芳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是性格冲突，又夹杂着感情纠葛。曾思懿与曾文清是貌合神离的夫妻，但两人性格对立。两人冲突表现为曾思懿没有一天不给曾文清气受，曾文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一再忍让。愫芳与曾文清精神上的相爱使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复杂曲折。曾思懿总是对曾文清、愫芳笑里藏刀，给愫芳以精神折磨。她视愫芳为眼中钉，却又装出关心愫芳的样子，又盘算着让愫芳做曾文清的小老婆，好侍侯她一辈子。愫芳对她总是忍让，但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却有坚强的一面，并最后出走。 简析《北京人》的艺术特色 在日常家庭生活画面中展开尖锐的戏剧冲突。在曾家内部日常家庭生活中表现人们勾心斗角的紧张气氛和尖锐冲突。对人物性格、心理的细腻刻画，把人物的兴趣、心态等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审视，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虚实结合、对照、象征等手法。实写现在的北京人，虚写过去和未来的“北京人”。以棺材为象征，表达封建阶级早晚要进棺材的寓意。他促进了话剧从“案头剧”向“剧场剧”的发展，曹禺以前，多数剧本主要以阅读欣赏为主。曹禺的《日出》等剧作，具有极好的舞台效果。《日出》是以 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它暴露了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面，控诉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侮辱，“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小职员黄省三走投无路毒死自己的孩子后自尽被救发了疯，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的善良、忠厚和倔强的性格。《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更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作者利用陈白露的"休息室"和翠喜的"宝和下处"有限的空间，召来了三教九流，全声色地表现了魑魅魍魉盘据的旧世界，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使《日出》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在艺术上，作者"试探一次新路"，他舍弃了《雷雨》中"太象戏"的结构和"用的过份"的"技巧"，采取了与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横断面的描写"。用"片断的方法"，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的技法，写出"社会的真实感"，因而《日出》具有纪实性的特点，开放、真切、自然。人物形象的刻画，仍是《日出》最成功之点。对于陈白露和李石清，作者主要是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和他们被窒息被毒化的心灵历程。而对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福生等形象的刻画，则是着眼于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用夸张、重复、强调的手法，使它更突出，更鲜明，如：胡四的"贱"、顾八的"俗"、张乔治的"洋奴相"。翠喜的刻画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与客体描写高度有机的融合。他写出了一个老妓女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人生哲学和感情表达的方式，没有人为美化她，但却写出了与粗俗的外表形成对比的"一颗金子的心"，使这个悲剧形象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四幕话剧《日出》是曹禺先生的代表作。剧本以陈白露和方达生为中心，展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在艺术创作上，该剧采用了横断面的描写，力求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剧本《日出》的节选部分主要表现了潘月亭与李石清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人物对话当中鲜明地表现出两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李石清掌握了潘月亭已将资产全部抵押出去的抵细，自鸣得意。看到潘月亭对他的退让后，更是步步紧逼，（再顶一句）“的的确确行里不但准备资金不足，而且有点周围不灵。金八爷这次提款不就是个例子吗？”他抬出潘月亭不敢得罪的金八爷再打一打潘月亭已落了一半的气焰。看到潘月亭有些不安，李石清便抢了一句：“可是，经理，自从您宣布银行赚了钱，把银行又要盖大丰大楼的计划宣布出去，大家提款的又平稳了些。”这一“顶”一“抢”，使李石清觉得自己已操了一半的胜券。他进一步暗示潘月亭：“我总是为经理服务的。呃，呃，最近我听说襄理张先生要调到帝的地方去？”李石清乘潘月亭之虚而入，使潘月亭就范，他急功近利的心理此时已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但是，一时的占上风并没有给队带来好运气。潘月亭在他踌躇满志勾勒银行的美好前景时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解雇了他。李石清恼羞成怒，在潘月亭离去后愤恨地说：“我要宰了你，宰你们这帮东西”，显赫几日的李襄理就此从上层社会中消失了。他自作聪明、急功近利、卑鄙、自私，最终落得悲剧结局。
潘月亭在辞退李石清之后，也难逃破产的命运。曹禺在剧中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和腐朽糜烂，表现了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揭露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本质。曹禺《日出》中陈白露的形象分析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说过：人生最大的苦痛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在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日出》中陈白露的人生悲剧，无不诠释着这样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陈白露是半殖民地大都市中的交际花，一方面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她在精神上又厌恶这种生活。《日出》的悲剧意义在于揭露了金钱物欲世界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使一个美丽聪明的年轻女性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激起人们对金钱社会的憎恶。 陈白露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有着自己活泼、纯真的“竹均”时代，渴望有一个意中人和幸福的家庭，她独自到社会上闯荡，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聪明才能，能在身会上闯出一条路来，但却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论为一名交际花，过着寄生的生活。按理，她如果自甘堕落，一直麻木下去，凭她的美貌，她的聪明，即使是潘月亭破产了，也许会有李月亭、王月亭及金八爷之类的有钱、有权的人来赖以委身，直到灯枯油尽。可她偏偏是清醒的,每当奢华过后,夜深人静时她就感到一片空虚,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她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厌倦上流社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腐蚀；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自己残酷的折磨,但又无法自拔；她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但又离不开这个丑恶的地方；她虽然不能自拔,却还想救人,当她亲眼目睹“小东西”等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摧残、被蹂虐,痛苦地在生活中挣扎,而想有所反抗，尤其是当她知道小东西打过金八,便连声自语：“打的好！打的好！打的痛快”。陈白露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所缺乏也希望有的东西。她承认太阳要出来了,但太阳不属于她，她只能沉没在黑暗中,所以,当她赖以寄生的银行家潘月亭破产,巨额债款无法偿还时,她只得在日出前服毒自杀。
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剧作家。在四十年代，曹禺的剧作已经被搬上了韩国的舞台，并受到观众欢迎，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曹禺剧作的演出在韩国遭到了禁止。随着中韩文化交流的加强，从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韩国研究界对曹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本文系统梳理了从四十年代以来曹禺剧作在韩国的演出实践，以及从八十年代以来韩国的曹禺研究现状。通过对曹禺剧作在韩国的舞台演出和研究现状的考察，形象地展现了阻碍和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政治原因，以及对于一个异国剧作，本国民众的接受历程。同时，本论文还探讨了曹禺的代表作品《雷雨》、《日出》、《北京人》的人物形象，以及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成因以及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这对于韩国研究界全面的了解曹禺具有一定的帮助。 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一、《雷雨》和《日出》的发表，是中国话剧创作艺术成熟的标志。剧作戏剧冲突尖锐复杂，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独特，富有典型意义；戏剧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和抒情性。剧作的这些特点，是话剧创作成熟的标志。二、促进了话剧从“案头剧”向“剧场剧”的发展。曹禺以前，多数剧本主要以阅读欣赏为主。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具有极好的舞台效果。三、促进了大型多幕戏剧的发展。曹禺以前，现代剧作多数为独幕剧和中型戏剧。《雷雨》等剧作，都是大型戏剧，演出时间2、3小时，剧情比较复杂，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广泛。《雷雨》《日出》以后，现代大型戏剧创作多起来了。
故事梗概】
　　陈白露是一个纯洁的少女，因生活所迫，只身走进大上海十里洋场，成了名噪一时的高级交际花。她终日周旋于潘月亭、张乔治等巨商富贾身旁，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旧时恋人方达生的到来，唤起陈白露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她虽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已无力摆脱奢侈的生活。然而，方达生的劝说，对陈白露毕竟还是有所触动。一日，陈白露从流氓黑三手中救下一个小女孩——小东西，并认她做了干女儿。她竭尽全力保护小东西，但小东西仍未逃出黑三的魔爪，被卖入妓院。在那里，虽有好心的妓女翠喜照应，但小东西终因不堪凌辱，上吊自尽。陈白露和方达生闻讯赶到，见到的只是破席裹着的尸体。面对号啕痛哭的翠喜，陈白露感到恍惚和凄凉。潘月亭做投机生意，栽倒在黑社会头目金八爷手里破了产，陈白露的欠帐单也越积越厚。当她得知金八爷已为她付清了一切债务，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换了主人。从小东西和翠喜身上，陈白露看到自己的影子，她麻痹痛苦的心灵在复苏。她不愿再做上流社会的玩物，在茫茫的黑夜中，陈白露静静地吞下安眠药，悄然离开了人世。虽然曹禺在写《北京人》时，比《雷雨》、《日出》更具批判精神，正如作者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说的：“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但是，当曹禺在刚刚创作了反映抗战生活的《蜕变》之后，一下子又回到他开始话剧创作时的封建大家庭的旧题材的时候；当郭沫若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等“战国史剧”，阳翰笙、欧阳予倩、陈白尘等分别写出了《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大渡河》等“太平天国史剧”等一大批借古讽今的醒世之作的时候；当大家都盼望着曾给中国话剧带来殊荣的剧坛高手曹禺，能更深刻更尖锐地揭示出社会现实的根本矛盾的时候，盼来的却是一部与抗战现实几乎无关的作品，其失望之情可想而知。因此，人们将《北京人》看成是作者“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批评他“转换了方向”，“唱起了他悲哀的旧调”等等，既可看作是时代的要求，也可以看作是时代的局限。《北京人》阅读提示与指导 在阅读曹禺剧作时，仔细琢磨和品味每个人物台词背后的潜台词，既是一项必须的工作，也是一件令人十分愉悦的事情。
为愫芳说媒，肯定应该由曾思懿开始，而肯定不应该是别人。她一上来就说：“媳妇听说袁先生不几天就要走了，不知道愫妹妹的婚事爹觉得——”，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听就知道她别有用心：她是“设计”将愫芳嫁出去。这里还应注意她的措辞，自称“媳妇”，亲切地称愫芳“愫妹妹”，对公公“爹”也叫得十分自然，一点毛病也没有，让谁也不能拒绝或回避这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话题。 曾皓必须应战，但他先从袁任敢下手，一句“这个人”，就充分表明了他的态度，不用作者提示“江泰早猜中他的心思”，大家都明白他是属于反对派的。然而，他不愿愫芳嫁人，却不愿自己说出来。所以，他不让愫芳离开，想利用愫芳的害羞心理，让她自己说。 这时，愫芳仍然想回避，她当然不愿当着众人的面讨论和决定此事。于是，她说了这场戏中的仅有的两句话中的第一句：“我要给姨父煎药去。”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但立即让同样也主张她出嫁的江泰抓住话柄：“这药您还没有煎够？”话虽一针见血，理由也很充分，却没有说到愫芳的心里，因为他不明白愫芳的心思。 曾皓没理由反对江泰的阻拦，但他心中有数，他知道愫芳会拒绝，所以十分自信地问愫芳：“你觉得怎么样？”希望愫芳一口回绝。 愫芳却不愿随他的愿，低声不语。
曾皓竟恬不知耻地说：“不要想到我，你应该替自己想，我这个当姨父的，恐怕也照料不了你几天了”。究竟是谁照料谁？大家心里十分清楚。但他接着要先摧毁袁先生在愫芳心中的形象，这就让曾思懿再也按捺不住了。她不能让公公的阴谋得逞。因此，她连忙接着公公的话头说：“是呀，愫妹妹，你要多想想，不要屡次辜负姨父的好意，以后真是耽误了自己——”表面上两人说的是一个意思，但各人的心思却南辕北辙。 曾皓怕曾思懿真的把自己的意思说透，只好不顾长辈的身份，“也抢着说”，而且话仍然说得十分漂亮：“这是她一辈子的事，答应不答应都在她自己”。这时，瞎操心的傻女婿江泰跳了出来，历数袁先生的好处。这正是曾皓最害怕的，他其实也不明白愫芳的心，好象江泰把袁先生说得跟真的一样，愫芳就会同意。在“少安毋躁”的神色掩饰下，终于“焦急”起来，一点一点地露出了自己的心机，却慌不择言，刚说出“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也一样养么？”就让曾思懿抓了把柄，可她话锋一转，变成了“嫁不了的女儿”。谁愿意是“嫁不了的”？ 事情发展到此时，已经有些火药味了。开口闭口“嫁不了的”，这不是在侮辱愫芳吗？因此，真正的关键人物不得不出场说话了。这个人物就是愫芳心中的偶像，也是真正能决定愫芳态度的曾文清。然而，他虽然“再也忍不下去”，却没有开口说话，而只是“只好拔脚就向书斋走——”。真是“废物”，眼看着这群野兽出卖自己心爱的女人，却不敢说一句话。 为了达到自己目的，在对付曾文清的事情上，媳妇和公公倒是站在了一条战线上，都要阻止曾文清回避。曾思懿当然对自己丈夫与愫芳的事十分敏感，也十分看重，而当着丈夫的面逼她的情敌表态，是再好不过的事。这一切，都应该早在她的“设计”之中，她怎么能够轻易地让丈夫逃走呢？然而，她的话却首先遭来了公公的打击，不等她说完，就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的话。没有了她说话的权利，她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愫芳自己身上了。
对自己丈夫江泰一直盲目崇拜的曾文彩，虽然没有听明白嫂子导演的这场戏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见自己丈夫支持愫芳出嫁，也跟着瞎起哄。作者在这样紧张激烈的唇枪舌战中，还不忘捎带一笔，让大家看看这对夫妻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中，一句“猝然”的“你少说话”，就让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默然”。而江泰与曾文彩的这一打叉，更令本来就不想表态的愫芳决心不再说话，因此，即使她知道姨父殷切地希望她能够说出自己的意思，她在这场戏中的第二句话，也就只能是“我没有意思”了，就是有什么“意思”，在这样的场合，她还能说吗？如果她说了什么，她也就不是愫芳，而成了思懿或者文彩了。
《北京人》与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一样，每个人都有着非常复杂与丰富的性格，如果再通过各种人物关系的分析，都可以写出一篇精彩的“人物论”。比如，在写“愫芳论”时当然离不了她与曾文清的关系，同样，也不应忽视她与曾皓、曾思懿，以及其他人物的关系。
三、田本相：《〈北京人〉论》摘要 四、钱理群：《〈北京人〉：生命的诗》摘要 曹禺《原野》的创作《原野》只是写了仇虎的复仇过程，那不过是重复了一个陈旧而又陈旧的故事。曹禺的独创之处，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另一种路子”，就是把这个复仇过程着重地写成是仇虎的心理，甚至他的潜意识的演变过程。这方面，它把性格发展同心理过程演变交织起来，是相当深入而细腻的。而这些，就深刻地写出仇虎那种很强烈很原始的复仇观念，这就从仇虎的内心冲突、激化、演变中反映出千百年来封建文化，是怎样沉积在一个农民身上的。当然，也有农民的狭隘的意识，是怎样在啃啮着他的灵魂。仇虎的强烈仇恨，无疑有着他的现实的根由的。焦阎王把他的父亲活埋了，土地霸占了，心爱的人被夺去了，妹妹被拐进妓院。这被压抑的灵魂，以扭曲的形态出现了。当他最初出现在人们面前，就是一个奇异的人物：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袢的蓝衣褂，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下面围着‘腰里硬’——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前面有一块很大的铜带扣，贼亮贼亮的。他眼里闪出凶狠、狡恶、讥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 这雕像似的刻画，给人很深的印象。仇虎的奇异的色彩，奇异的性格，奇异的肖像，是他强烈的仇恨和扭曲的灵魂的外化，透视出环境的折磨和压迫，把人变成了“鬼”，连那种复仇的强大的力量也是奇异的。 最后一幕，黑林子里，黑幽幽潜伏着原始的残酷和神秘。粼粼的水光，犹如一个惨白女人的脸，突起的土堆，埋葬着白骨。“这里蟠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里潜藏着，像多少无头的饿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这的确是够人惊异而恐怖的了。奇异的人物就在这奇异的环境里活动着。如果按照《雷雨》、《日出》来衡量它，就觉得它不是原来那种写实的路子。 就是这样一些奇异的人物在这样奇异的环境里展开着种种冲突。人物之间纠葛的色彩也是奇异的。仇虎和焦母，一个要报仇，焦阎王死了，偏偏不杀焦母，而杀她的儿子；一个在那里警惕着恶狠狠地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