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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以一个粤西农村社工站的发展历程为例任 敏 郑先令摘 要 社会工作的发展从“嵌入”走向“嵌合”。对“嵌合”这一新概念还需进一步进行内涵界定及机制分析。文章描述了 C 社工站与基层（镇）政府的关系发展，二者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社工站缺失合法性、相互质疑、行政干预专业到彼此信任与支持、合作共赢的演化，经过这个“交互吸纳”的过程，社工站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也从嵌入步入了嵌合。基于该案例，文章分析了嵌入与嵌合两个发展阶段在主客体关系、关系本质等方面的区别，并总结出“嵌合”发展的内涵。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嵌合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社会工作在实践场域致力于谋求实现互为主体的多重关系。其中，互为主体的在地服务关系为条件，互为主体的专业协同关系为推力，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是关键。该案例启示，达致嵌合的机制包括外部条件机制和实践场域内部的行动机制，前者是指从各级社会工作发展的支持性制度建设到具体项目中的政社协作体系设计为社会工作嵌合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本研究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基金资助项目“城乡基层治理研究创新团队建设”成果之一，亦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HUST：2019WKYXZX008）。任敏，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先令，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22 级博士研究生。操作空间，后者是指社会工作在服务场域谋求构建起多重互为主体关系的行动。关键词 嵌合 互为主体 嵌入 政社关系 社会工作发展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已逾三十年，其共同体规模越来越大。不论是就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和社会工作机构的规模而言，还是从社会工作拓展的服务领域，抑或是从国家出台政策支持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服务的力度来看，社会工作都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2020 2021 年对社会工作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的国家领导人讲话或中央文件有：2020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中提及要发挥社会工作者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专业优势；2021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将“五社联动”服务机制纳入常态的社会治理；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提出“十四五”期间“乡镇（街道）社工站将实现基本全覆盖的目标，构建完善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可以说，这三份文件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从“落地生根”向“茁壮成长”的阶段 “遍地发芽”期过渡。不同阶段当有不同的发展策略和存在状态，新的阶段，社会工作将谋求什么策略，这是我们在这个过渡期当思考的重要问题。社会工作在恢复重建与发展之初，面临一个依附于相关传统体系而生存下去的问题，由此，“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关系议题凸显出来。所谓专业社会工作，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李晓慧，2015）。专业社会工作者则是经过这门学科成体系的价值、理论、64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截至 2022 年 9 月，全国共有 92.9 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各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有 1.5 万余家，社会工作行业组织有 1500 余个，全国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 2.3 万余个。参见 中国社会报 官方微信公众号，https：/ 呈现的是一种客观结构（社会事实），B 构成一种行动场域或情境，A 在 B 中行动，A 受到 B 的影响和制约，或说 A 从属于 B。“嵌入”概念被中国的社会工作引入并被作为行动的指导策略或客观形态描述。如熊跃根（2006）用“体制嵌入”的观点阐释了专业教育嵌入现行福利服务体制的策略是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解决专业发展问题的重要选择。在具体的社会工作救灾行动中，徐永祥（2009）认为社会工作嵌入灾后的行政体制是其介入灾后社会重建的前提条件。王思斌（2011）将“嵌入”概念上升为一种社会工作的发展范式 “嵌入式发展”，即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通过嵌入传统社会服务体系（本土社会工作）来实现的，并系统性地论述了嵌入的主体、客体、过程、空间及效果。综合观之，社会工作中 A 嵌入 B 不仅是一种 A 受制于 B 的客观结构（社会事实）描述，还代表一种行动倾向，意味着 A与 B 的主动结合，与之发生联系，即 A 谋求进入 B 中并获得特定的位置，以获取后者的“理解、信任、认可和支持”（徐永祥，2009）。总结起来，从其内在逻辑观之，“嵌入”概念自提出后，在两个面向上得以被推进讨论，一为横向多维铺展，二为纵向细分阶段。横向铺展是指学者们关注社会工作“嵌入”发展的社会空间拓展及其概74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念内涵的丰富，这包括：（1）多领域“嵌入”，包括 a.嵌入各个体系/制度，如嵌入原有的福利体系（熊跃根，2006）、嵌入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崔珂、沈文伟，2015）、嵌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文军、丁金宏，2015）、嵌入党建体系（徐选国、黄景莲，2020；赵迪、张伟、张志鹏，2021），或者 b，除了嵌入传统的服务领域（王思斌，2011）之外，又如嵌入妇女工作（谢建社，2009）、灾害救助（韦克难、陈晶环，2019）、学校教育（许莉娅，2012；方劲，2011）、城市治理（张微、卢时秀，2019），以及嵌入公共危机事件治理（王思斌，2020b；杜立婕、吕静淑，2021）；（2）多向度多层次“嵌入”，如专业社会工作向本土社会工作的单向嵌入到二者间的双向嵌入（尹阿雳、赵环、徐选国，2016；汪鸿波、费梅苹，2019；周永康、李欢，2020）、层级嵌入（陈伟杰，2016）、双重嵌入（徐选国，2016；Wei&Tsui，2018）等；（3）“嵌入”行动或策略的分类，如依附性嵌入与主动性嵌入（王思斌，2011）、软性嵌入（张大维、郑永君，2015）、增量嵌入（赵环、尹阿雳，2015）等。“嵌入”研究的纵向分阶段是指学者们从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角度展开讨论，其中又分两类。一是在嵌入性概念中梳理或讨论“嵌入”内的阶段性发展，如赵琼（2016）从嵌入性发展目标的视角提出了嵌入发展的四个阶段：专业参与、结构性融入、互惠式建构和专业互构。徐选国（2019）认为嵌入是从嵌入系统向嵌入生活演进。二是试图超越嵌入性发展阶段，提出社会工作发展新阶段的新概念，如王思斌（2020a）提出从嵌入性发展到协同性发展，再到融合性发展；后又提出，从嵌入性发展到嵌合性发展（王思斌，2020b）。如开篇所述，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正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对接下来的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对应发展状态的讨论无疑十分重要。本研究试图在这个议题下，沿着“嵌入”讨论文献脉络的纵向维度的第二类继续拓展研究，即探讨中国社会工作嵌入发展之后，嵌合发展的相关议题，尝试推进关于这个新概念的讨论。嵌入议题之所以引发热议且经久不衰，部分是因为它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中所造成的实践及理论张力。一方面它是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策略选择，另一方面也因在嵌入格局下，社会工作发展的弱专业自主性情形引发了学者们的反思和批判。一些学者认为这种84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依附型发展对专业发展造成损害。如朱健刚、陈安娜（2013）认为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下的社会工作嵌入导致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等问题；罗强强（2018）认为嵌入式发展约束了社会工作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专业性，导致专业发展形式化；徐盈艳（2019）认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项目制导致社会工作追求标准化指标的完成，难以做到“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和“需求为本”，损害专业价值。一方面，中国社会工作在嵌入实践的张力（既被桎梏又得到支持发展）中快速发展，而学者们也在其理论的张力（既批判质疑又寻求突破）中持续探索，如在“嵌入”框架下提出增量嵌入、主动嵌入、软性嵌入等腾挪型策略。聚焦当前，我国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谋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时期，社会工作自身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本土专业知识的建构、职业体系的发展、社工队伍专业能力的提升、社会层面的认知度都已今非昔比。中国社会工作新一阶段的发展或许需要探索新的策略，学术界或可提出新概念。如李伟、张星（2015）提出的专业与行政的“相互融合”，彭小兵、李文静（2020）提出的党建引领与社会工作“互嵌”，王思斌（2011，2020a）先后提出深度嵌入、融合性发展等概念，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这一背景下，又提出“嵌合”发展的概念（王思斌，2020b），旨在指出社会工作参与公共事件治理的机制和特征，涉及多元主体、合作、协同等内涵。他同时指出：“如果对嵌合概念和适用范围做一些拓展的话或许嵌合可以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和发挥作用的一种模式”（王思斌，2020b）。随后，有两篇文献在两个方向上对“嵌合”概念继续有所讨论。一是杜立婕、吕静淑（2021）沿着王文中的“例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事件，进一步阐释“嵌合”作为社会工作“嵌入”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体系的机制，“嵌合”被定义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以政府的专业需求和社会工作的主动参与为基础进行的双方协作。可见该文将嵌合视作嵌入在特定领域中的特殊形态。二是任敏、韩婧怡、刘媛（2021）则在“拓展适用范围”的方向上探讨了“嵌合”，在提出“五社联动”这一社会工作专业支撑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时，观察到在中国中部地区历经十几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而形成的“社工-社区（两委）”关系基础，将新一阶段社区与社工的关系定义为“嵌合”，即目标一致、思路互学、协同行动，且指出二者间形成嵌合关94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系的基础为“互信”。总之，选择什么样的概念来描述当前及下一阶段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之间，即恢复重建三十多年的社会工作与各个既有体系/体制/制度/服务领域之间的关系状态，并指导中国社会工作继续发展的行动策略，应是社工界在研究“嵌入”多年后确定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深度嵌入”“相互融合”“互嵌”“融合性发展”“嵌合”等多个概念中，经过比较，我们亦认为“嵌合概念有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探索和研究”（王思斌，2020b），是能够涵盖更多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不同主体间关系的概念，更具理论包容性和实践指导性。总之，基于以上所述文献脉络，本研究试图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探讨框架下，以“嵌入”研究为参照，继续推进“嵌合”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以下相关问题：何为“嵌合”；“嵌合”与“嵌入”究竟有何不同；如何实现嵌合发展，即达致“嵌合”状态的可能机制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华南地区某村 C 社工站在地的发展历程之个案来回答这些问题。二 研究方法与个案介绍（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方法，在描述分析 C 社工站（下文又称“社工站”）如何实现“嵌合”发展之历程的基础上，揭示“嵌合”概念的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在具体资料收集方法上，研究前期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后期围绕研究主题通过开展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法获取数据。本文第二作者于 2020 年 7 9 月对 C 社工站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作为专业实习生深度参与到社工站的各项工作之中，观察其服务行动及与协同者（督导）、社区、基层政府（C 镇镇政府，下文称“镇政府”）的互动关系，在与社工站社会工作者的交流中了解05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广东省社工“双百”计划（以下简称“双百”计划）采取“师徒制”“传帮带”的协同督导模式，强调督导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因此，将督导称为“协同督导者”、“协同行动者”或“同行者”。本文所指“政社关系”，主要是基层政府与社会工作（C 社工站）之间的关系。社工站发展历程及其如何处理政社关系、政府对社工站的看法变迁等。后在确定研究主题后，我们制定访谈提纲，对社工站发展过程中涉及的一线社会工作者、协同者展开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深度访谈是指就某个主题研究的多次访谈，如对其中的核心访谈对象 C 社工站的副站长的访谈达到 9 次，包括围绕研究主题所开展的有计划的正式访谈 3 次和情境触发所展开的非正式访谈 6 次。此外，我们在广东省相关政府网站搜集社工站建设及运营相关政策文件，并经社工站同意，获取了社区调查报告、年度工作计划、社区共治发展等资料。以上资料皆进入分析。表 1 本文所援引的主要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姓名（首字母）身份性别入职年份HLY副站长女2017QQX一线社工女2018WCY片区督导女2019 注：文中对援引访谈对象的编码规则为“受访者身份-姓名首字母-访谈日期”。其中，受访者身份的编码规则是，S 表示协同者（督导），W 表示一线社会工作者。例如，W-QQX-20200919 表示一线社工 QQX 在 2020 年 9 月 19 日接受的访谈。（二）个案介绍C 社工站是广东省社工“双百”计划第一批建设站点，在 C 镇注册为社会团体，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入驻 C 镇 D 村。D 村有三个自然村，距离 C 镇 3.5 公里，有一所小学，村内常住人口 1400 多人，以种植业（水稻）、养殖业（鸡、鸭、鱼）和进厂务工谋得主要生活来源。相较于周围村落，其经济相对落后，弱势群体较多，五保户 41 户，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较多，存在卫生环境差、宗族矛盾、思想观念落后等方面的问题，但在历史文化、社区能人、奉献精神等方面具有资源优势。15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调研中也有访谈 C 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计划，但因人事变动，且当事人不再分管社工站相关工作，未能实现访谈。文末对此有具体说明。2016 年，广东省民政厅发布的关于做好粤东西北地区“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的申报通知（粤民函 2016 1862 号）指出，从 2017 年到 2021 年连续五年资助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等建设 200 个镇（街）社工服务站。社工站入驻 D 村时共有 4 名一线社会工作者，均与 C 镇镇政府签订人事合同，行政和人事工作归镇政府，专业方面接受“双百”计划项目办和地区中心的督导，即实行“行政归行政、专业归专业”双线管理制度。工资由省级与地方（市、县两级）以 6 4 配比供给，社工工资每年递增 5%。该社工站最初的办公地点设立在 D 村村民委员会办公楼 2 楼，2018 年某村民将位于 D 村中心地带的闲置空房免费给社工站作为办公。2017 年社工站入驻之初，镇政府对社会工作一无所知，将其当作一般行政任务推动，社工站备受政府质疑和支配。到 2018 年底，社工站与镇政府关系好转，双方开始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重大传统节日活动、娱乐活动、生计发展、妇女儿童服务方面开展合作，呈现协作发展的关系态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政社关系从相互质疑到尊重协作是何以实现的？该社工站的发展个案对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策略选择可能有何启发？这直接刺激形成了本研究的议题。三 从嵌入到嵌合：C 社工站的行动历程2017 年入村之时，社工站即意识到自己缺乏情境合法性，村民不知道社会工作，更重要的是深受基层镇政府的制约之困。社会工作的服务“落地”要以建立好在地的关系为基础，包括与环境中的权力主体（subject with power）和服务对象建立关系。其中，典型的权力主体包括具有考核权的行政主体、资源供应者以及文化权威等。在 D 村，对社工站有重要意义的关系是政（政府）-社（社工站）关系和社-服（服务对象）关系。相比之下，因为镇政府作为资源供应者，且与上级部门（县民政局）共同行使对社工站的考核权，他们决定给予社工站多大的自主服务空间，所以在地的政社关系成为社工站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有鉴于此，亦考虑到分析的简约性，我们对社工站在地关系建设历程的梳理以政社关系为主线。总体而言，社工站与基层政府之间经历了社工站情境合法性缺失、相互质疑、行政干预、彼此信任与支持、合作共赢的阶段性演化，最终经过一个“交互吸纳”的过程，达到新状态 我们称之为“嵌合”的发展状态。25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一）落地困境：情境合法性的缺失C 社工站落地的一大困难是缺乏情境合法性。情境合法性是指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具体项目时获取到的来自服务对象和基层精英的认可与支持；与之相对，将一个组织或团体获得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称为这个组织或团体的总体合法性（邓燕华，2019）。作为广东省民政厅推行的重点项目，C 社工站获得了来自省级行政权力给予的总体合法性，在行政压力之下，市、县、镇（街）承认其实践权。但是，在镇政府及 D 村村民对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理念、工作方法、专业知识不甚了解的情况下，驻村之初，C 社工站并没有获得基层精英和服务对象的支持与认可，即缺乏情境合法性。刚开始没怎么管我们，他们（政府）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工作）是干吗的，就让我们自由发挥。（W-HLY-20200919）分管领导跟我说“你有空就下来（村里）”，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不用每天都下来，我也不管你们，你们随便”。（W-HLY-20201216）虽然他（C 镇镇政府分管领导）不怎么管我们，如果有事情不向他们汇报，又会觉得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所以十分矛盾。（W-HLY-20200919）。由此可见，社工站情境合法性的缺失主要表现为镇政府管理角色的选择性扮演。一方面，镇政府拒绝履行指导性职责，以自身对社工不了解为由，将业务指导的责任推脱给当地协同中心，使协同者（督35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启动阶段有关工作的通知 指出，将“双百”计划作为广东省民政厅“十三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予以推进。参见“中国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https：/ 政府在一次大型社区活动中，在 C 社工站与镇领导商量人手不足问题时，H 社工提议招募志愿者。镇领导回应道：“免费来做志愿者，没有人来的，不可能的。”（W-HLY-20201216）对比之下，C 社工站倡导调动服务对象、家庭以及社区的参与，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不断挖掘社区资源，激发村民潜能，注重为服务对象创造能力提升之机会（Saleebey，1996；张和清等，2008）。他们运用敬老活动、人文艺术课程等项目或社区活动培育社区组织，激发村民对社区问题的关注以及集体合作精神、共同协商与决策的能力，让他们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人，社工作为引导者或协助者。价值差异会产生行动冲突。在一次镇政府工作人员与社工同行探访时，镇政府工作人员对 Q 社工说：“你们一个上午就只能探访两户，我们这边搞完十几户了。”对此，Q 社工说：“我们（社工）都是要深入探访的，一个上午可能就做几户，就是真的和他们深入交谈的，不是送完东西拍拍照就走的。”（W-QQX-20201221）由此可见，在与居民打交道的工作方式上，基层政府注重效率，而社工则注重对居民进行深度的关怀和建立人格化的关系。当一起工作时，基层政府常常对社工的工作效率产生怀疑，而社工也抵触基层政府的工作方式。（三）行政干预：自由裁量权的不利影响自由裁量权是行政干预专业服务工作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行政任务时，普遍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Barak，1989；Vinzant，Denhardt，&Crothers，1998）。政府对社工站的自由裁量权表现为在多45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重约束和规范下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社工站做出相关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权力（左宏愿，2021）。在本案例中，镇政府拥有人事、行政或工作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会对社工站的工作产生行政干预。第一，模糊的制度提供了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空间。政策执行者使用的各种行为策略本质上是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周雪光，2008）。一方面，在 关于做好粤东西北地区“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的申报通知 中，关于基层政府如何管理社工站仅有“镇（街）事务办负责社工站行政管理工作”的概化描述，而怎么管、如何管等都不具体，制度的模糊性给予镇政府执行过程的一定自由性。另一方面，市、县两级政府对社工站建设并不重视，这也影响了镇政府的重视程度。第二，组织任务和绩效压力激发了镇政府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利用人事应用的自由裁量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事多、人少、压力大。在不了解社工站的专业价值也不尊重其专业自主性的情况下，镇政府将社会工作者当作政府合同工看待，为保证其绩效考核工作完成，自然地就将行政体系内部的压力外溢转移给社工站，调用、指派社会工作者协助开展行政事务工作。第三，被管理者的“妥协”致使自由裁量权扩大。驻村社工站在自身的情境合法性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面对镇政府指派的行政任务对工作的干扰，不得不遵从行政权威的意志，表现出“妥协”，而这又致使镇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扩大。按照政府的逻辑，本来基层政府就有很多的工作，人手是非常不够的，这样一个项目（“双百”计划）安排下来后，那些人（社工）到了，他们（政府）就惯性地去自由调配。所以社工很自然地就会被抽到他们政府里面去工作。（S-WCY-20201230）镇政府对社工站人力的过度占用对社工站造成人力挤占，干扰了社工站专业服务的开展，这些干扰包括专业外干扰和专业内干扰。前者体现为镇政府给社工站分配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任务，例如发传单、民政系统更新录入数据、撰写扶贫材料等。后者是指镇政府在其与社会工作服务有交叉的任务上，将其自身那部分工作也完全交由社工站完成，例如，“创文创卫”、县城先锋文明志愿岗值班等相关工55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作。这两种干扰都对社工站专注于专业服务供给形成阻力。（四）信任与支持：服务成效促动关系转变经过一年的探索运行，直到 2018 年底，社工站逐渐获得了村民的认可，镇政府也逐步对社工站的专业性有所认可，并对他们产生了信任。一方面，社工广泛地与村民建立起关系，在村里的服务成效开始凸显，且获得了各项荣誉；另一方面，国家和当地对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镇政府面临更大的行政压力；与此同时，随着促进基层工作队伍专业化的相关政策出台，镇政府工作人员被要求开始学习社会工作的知识。1.服务成效带来的情境合法性一方面，社工站在村民心中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回归到了专业身份。入驻 D 村之初，社工们以发动村民跳广场舞为切入点初步与村民建立了的关系，村民将社工称为“广场舞老师”。后来，C 社工站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下简称“三同”），在与村民一起割草、砍柴、插秧、摘豆子、种菜、收割稻谷的过程中与之“打成一片”，为民政保障对象（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等）、老人、留守儿童和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专业支持和服务，村民们认为他们是政府工作人员或协作者。社工们继续通过平日走访、“四点半课堂”、小学生第二课堂、参加“北帝诞”等习俗活动和链接广州公益资源入村等与村民接触，逐步取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至 2018 年冬，村里人终于改口称他们为“社工”。经过这个称谓上的改变，社工们的专业身份通过服务终得到认可。另一方面，服务成效、政策导向等因素使社工站获得了基层政府方面的承认。镇政府看到了社工站入驻 D 村前后村里的变化，社工不仅通过广场舞、链接乡贤资源、开展敬老活动等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且激发出社区志愿等内生动力，社工站所获的多项荣誉也成为镇政府政绩的一部分。镇政府逐渐认识到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及其价值。“（从那以后）他们（镇政府）说，无论是在志愿服务还是在村里的一65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2018 年，C 社工站先后荣获“双百”计划“优秀团队”“优秀社工站”“核心示范点”等称号，副站长获得“双百”计划“优秀副站长”荣誉称号，些公共事务上，社工都可以大有作为的”（W-HLY-20201216）。如，镇政府逐渐地将叛逆青少年和被家暴妇女的个案转介给社工站，并邀请社工站参与一些民政和社会治理的工作会议。另外，2017 2018年，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更加注重发展社会工作，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有关引入社会工作服务的文件逐年增多。我觉得他们（政府）现在还是希望社工站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能为了我们社工的发展，主动看 Z 老师的书，也会去理解（什么是社工）。（W-QQX-20201221）社工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成绩）出来，然后令他们（政府）开始有这种（听取社工意见的）意识。所以就邀请社工参加政府那些中心工作会议吧，例如乡村振兴啊、“三清三拆”呀，或者有大型的一些活动和任务啊。（W-HLY-20210310）。所以，在政策导向与社工站服务成效的共同作用下，镇政府的分管负责人员开始通过杂志和书籍了解社会工作，并主动与督导或专家交流学习。当然，社工站获得来自基层政府的认可也跟社工站采取的“嵌合”策略性行动有关，即社工站主动选择将与专业服务重合的行政任务纳入站内工作计划，为后续专业成果的展示打开了通道。2.层级支持：情境合法性获得后的有利影响社工站获得了镇政府的认同，随之也获得了来自政府的资源支持。一方面，镇政府在并无上级部门要求的情况下主动为社工站设立专项服务经费，自 2019 年开始每年拨款 3 万元用于社工站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镇政府和 X 县政府相关部门为社工站开通临时活动经费申请75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广东社工“双百”计划总督导。2017 年，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 2277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实施方案（粤委办 2017 55 号），将“三清三拆三治理”作为重点内容，俗称“三清三拆”。在推动该工作的过程中，社工站以志愿服务队为平台，动员村民参与垃圾清理，发挥社区“达人”优势，加强村民与政府的沟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得到了镇政府的信任和赞扬。通道。如，2020 年 10 月镇政府就“特别”地为社工站拨付 9000 元，资助开展敬老和智慧助老活动。镇政府在管理方式上也表现出对社工站的发展性支持。一方面，政府逐渐减少了对社工的专业外干扰，减少了其协办政府行政性事务的频率，保证了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提升专业能力、优化专业服务的时间。另一方面，从专业内干扰转向支持专业优势发挥。政府开始关注社工站的工作重点和优势，引导而非命令社工站协助提升村干部的社区治理能力和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五）合作共赢：在交叉空间中磨合政府对社工站的信任、支持以及与之开展合作的过程是交融的，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合作产生的共赢提升了信任度和支持度。双方开始以服务交点为切入口，在提高村民福祉的共同价值基础上，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社工搞活动比较扎实，是真真切切的一些成效。是他（政府领导）自己说的，“政府搞活动可能比较片面化，就是发一下礼品就走了，不如把经费支持给社工站”。（W-HLY-20201216）第一，合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站在 D 村培育志愿服务队的做法引起了镇政府的关注，在“创全国文明城市”背景下，镇政府希望与社工站合作在其他村孵化社区志愿者队伍，推动各村的志愿服务。第二，在绿色减贫与田地丢荒问题解决上协作整合。D 村土地丢荒是个大问题，社工站通过“义田”项目来协助解决农田丢荒、生态环境保护和低收入、五保户的生计等问题。“义田”的基本理念是以绿色生态的方式回应生计问题，所以社工站将搭建公平贸易平台的想法与镇政府举办“农民丰收”活动相结合，与镇政府共同举办了“义田丰收节”。第三，整合开展康乐性项目。社工站与镇政府在提供康乐性服务方面存在交叉之处，例如，春节晚会等。镇政府与社工站合办此类活动，既能保证活动质量，也能通过村民积极参与组织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社工站与镇政府的合作以交叉任务空间的存在为前提，以磨合为85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特征。如，社会工作的综合性特征与政府部门的条块设置存在张力。社会工作的服务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政府部门中对社会工作较为了解的仅有民政口以及团委、妇联、残联等。所以，社工站在与其他条线进行对接和沟通时，存在认知上的碰撞。四“交互吸纳”的行动过程与“嵌合”的内涵纵观社工站的发展历程，前三个阶段，社工站从初入（植入）D村，工作被政府质疑、被行政干预，受支配，其困境本质上正是陷于如诸多文献里所揭示的“嵌入”困境。而在第四、第五阶段，社工站与政府之间基于社工站的工作绩效、专业体现，政府工作人员对社会工作知识的学习，经历合作更加相互理解、信任，政府对社工站的态度从质疑转向支持，本质上二者关系就走向了嵌合。基于这个案例，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在嵌合过程中需要有什么样的行动特征；二是这个过程体现的嵌合与嵌入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嵌合”的内涵是什么。（一）政社互动过程中的交互吸纳根据案例的启示，嵌合的过程中，社工站与政府之间需要经历一个“交互吸纳”的行动过程。行政-专业实现合作共赢，这既是因为社工站选择性地将部分行政任务与专业服务融合在一起，协助政府“漂亮地”完成工作，也是镇政府开始吸纳社会工作中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的结果。由此可见，二者互动态势转好呈现了两大重要特点：第一，彼此承认又相互吸纳各自的优势；第二，共同致力于交叉领域的服务。正如 Q 社工所表述的那样：感觉（现在）已经是在找共赢的阶段，你把你的优点，我把我的优点都拿出来，共同进步的样子。（W-QQX-20201221）社工站与镇政府的“交互吸纳”即“行政吸纳专业、专业吸纳行政”（见图 1）。“交互吸纳”不同于强调政府为主导对社会工作的行95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政性吸纳。在社会工作发展语境中，行政性吸纳就是政府对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机构或社工站），进行行政功能的延伸，入侵并挤占专业的活动空间，使其无法独立。在交互吸纳中，是双方在承认彼此不同、相互尊重、地位相对独立情况下的相互学习，在共同任务领域互取所长，协同合作，并皆有成长（变化）。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策略性地吸纳基层政府的目标并将其与自身的任务和目标进行融合；另一方面，随着基层政府对专业社会工作理解的加深及其专业服务绩效的显现，便开始吸收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和方法。所以，我们将这种“交互吸纳”的互动称为政社互为主体的“嵌合”形态。图 1 交互吸纳：社工站谋求“嵌合”的探索过程（二）多元主体、主体性与嵌合嵌合不同于嵌入，也不是深度嵌入，嵌合与嵌入的本质区别在于嵌入体是否具有主体性上。“嵌入”的主体是社会工作教育群体、机构及其活动和作用，其对象是本土社会工作原有的服务领域，即由人民团体、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开展的服务活动空间（王思斌，2011）。嵌入概念包含了进入对象（在其中）与受制的内涵，有主客体之分。社会工作的组织、机构、活动等嵌入本土社会工作原有的服务领域、体系、制度是为了获取资源，从而促进自身的生存和发06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展，但根据组织学的资源依附原理，资源提供者对资源依赖者产生权力，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难以避免地因资源依赖而受制于后者，从而缺乏行动的主体性，或说导致主体性的丧失。因而，社会工作主动嵌入发展的逻辑为：社会工作作为嵌入的主体，进入别的领域或体系，却被嵌入的对象“反客为主”客体化了。而“嵌合”强调的是社会工作可以与合作方处于平等地位，拥有与行政体系或福利体系“议价”的能力，有足够的自我决定与自我组织的空间及能力，主体间存在“相互学习”“交互吸纳”“协同服务”等行动要素，我们称之为“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工作既能够突破其他主体的牵制，足够自主地开展专业服务，也能够因为联合其他主体而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因理解、吸纳其他主体的行动逻辑而促进自身的本土知识体系和价值的发展。嵌入关系的平衡（双方在权力格局共识下展开合作）可经过磨合达到，而嵌合的关系诉求是双方或多方是互为主体的，关系的形成要经过吸纳型磨合才能达到，即经过一个相互吸纳的过程，形成基于彼此认可、尊重的态度而展开的有边界的合作关系。总之，嵌合既不同于一方进入另一方并受制于另一方的“单向嵌入”，也不同于彼此在形式上/制度层面进入对方体系开展工作、彼此掣肘的“双向嵌入”，而是彼此在经历一个相互吸纳、共创绩效过程后摸索出的一种合作状态，即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在合作领域各取其长，彼此吸纳，最终在工作思路和价值理念上实质性地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嵌合概念更接近于“融合性发展”（王思斌，2020a），但是融合性发展不如嵌合概念那样更能凸显其中的主体性 如王思斌（2020b）在提出“嵌合”概念时所剖析指出的，嵌合首先是“两个”物件的组合，这代表物件是彼此独立存在的。融合的结果可能是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主体了，我们用嵌合概念则是要坚持各个主体的独立性，强调不同主体间既各自保持独立也存在较大程度的交叉，形成一种新的行动或新的行动空间。即，不同于“融合”走向合二为一，如果是两个行动主体间的嵌合，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二合生三，彼此保持独立再加一种新的合作性行动和新的行动空间。其中，“吸纳”被理解为“嵌合”实现的行动特征，“吸纳”是双向的行动，彼此认识、理解、认可、尊重，相互学习、吸收长处，最终输出新型的合作行动。161互为主体的社会工作“嵌合”发展及其机制分析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嵌入”指称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如在制度层面专业社会工作向本土社会工作的嵌入，在实践层面社工机构向基层政府的嵌入。但是我们需要提醒的是，在社会工作的任何体系中都不应忽略、摒除我们的服务主体，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属性的根本体现。甚而，基于以优势视角看待弱势案主，假定他们是有能力自决的人等专业价值观考量，社会工作的研究者当向下关注在地的实践，有意识地将服务对象作为研究议题中的焦点主体，而不是仅向上注意到制度结构、权力格局、资源获取及其约束。当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在坚持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工作原则，在重重困难中勠力前行，艰难而又创造性地发展出拓展服务空间的技术和方法时，社会工作研究的关注却严重失衡地囿于宏大的议题、宏观的结构。相比之下，服务对象在我们的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出场频率、被关注度与本专业的价值宣称可以说是极不相称的。服务对象作为主体当在专业理论建构中得到更多关注。所以，基于对此前研究现状的省思，我们在将“嵌合”定义为新一阶段社会工作发展的策略时，特别强调将服务对象作为一个主体性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即将传统的嵌入脉络下的“政（政府）-社（社会工作）”关系格局拓展为“政（政府）-社（社工工作）-服（服务对象）”多重关系。嵌合是多元主体间的嵌合，在实践场域至少包含了以社会工作为中心的这三大主体间的关系，这是对王思斌（2011）对嵌合概念进行词源学阐释时视其为两个物件互嵌为一体之理解的一个拓展之处。嵌入和嵌合概念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嵌合也着力考察社会工作这一核心主体内部的层级性。既有的众多以嵌入为主题的研究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将社会工作视为一体，而忽略了社会工作内部层级之间也存在一个层级间主体的协调问题，如高级督导与一线社工之间、专业与非专业从业者之间。我们认为，嵌合概念相比嵌入概念更具有有机性，是多重多层主体间相互吸纳和协同行动的关系，因此在后文的嵌入机制分析框架中，我们纳入了对社会工作内部分层的考量，即我们不是天然地假定社会工作体系就是一个统一行动体，而是认为那也是需要经过一个行动的过程才能达致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对其的争论颇多，其共识性内涵是相对于客体而存在的主体在社会认知或实践活动中所拥有的独立自主、261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一辑自我决定、自我意识、能动性等展开行动的能力（钱宁、王肖静，2020；张法，2010）。根据米德对社会组织心理基础的研究，外部组织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组织，其实质是人们的自我概念与角色意识等心理过程的客观化（刘少杰，2006）。那么，作为组织内的个体，在以组织名义展开的行动中，个体主体性通过组织形式来彰显和实现，而组织的主体性情况又影响着个体能动性的实现。因此，主体性不仅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也关注组织的自主性问题。基于此，结合主体性的内涵和社工站的实践，我们将社会工作嵌合发展的互为主体性理解为，社会工作是一个由个体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组成的组织或群体，实质上是一个组织行动者（在实际工作中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工作者也因其带有组织身份行动而被视为组织行动